我读——《七十年代》Ⅰ酝酿在70年代

《七十年代》Ⅰ酝酿在70年代 80年代并不是突然之间在真空里面爆发出来的，它前面一定有一个背景，而这个背景从时间上讲自然就是70年代。70年代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60年代文革刚刚爆发，文化大革命运动达到最火热、最高潮的时候；80年代是开放思想，文化热，整个中国进入一个解冻、花开的时期。夹在中间的70年代貌似比较平淡，但今天在我们国家很多重要领域里面的中坚分子其实都是经历过70年代，从80年代开始踏上社会的舞台，他们身上一定烙着70年代留在身上的印记。所以为了要追溯这样的一个历史轨迹，给大家介绍一本新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的这本《七十年代》。 这本书的概念看起来跟《八十年代访谈录》差不多，可是诗人北岛跟评论家李陀主编的这本《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访谈录》不同的地方是它不是一本访谈，它是邀请了几十个人，一人写一篇回忆，一人写一篇自述。在这些回忆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回忆和自述，不同的人对那个年代的感觉、印象是不同的。这里面绝大部分的人都有过知青下乡的经历，但是知青下乡体会到的东西也有不同，尽管如此，我还想从这里面找出一些共性跟大家来谈一谈。 什么共性呢？70年代到80年代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那种一帮人聚会的状态。在70年代，这种聚会尤其令人觉得好奇，每一个人都提到当年的聚会，我们知道那种聚会是有风险的，所以私下聊些什么？看些什么？听些什么？交换一些什么样的灰皮书、黄皮书？交换一些怎样的唱片、讯息？这些都是我所好奇的问题。 这里面张朗朗的《临近的地平线》写道："70年代我听说许多人在全国各地的草棚里头、油灯下，一肚子理想，满脑门子深刻，在写着、画着、唱着，做着文艺梦，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层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在那个年代，表面上看是个文化贫瘠的时代，他们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在地下交汇着、涌动着，所以到了80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的勃发。" 朱振林也说，那些知青下乡的村子，原来是隔绝的，管得很严的，但是到了1976年，已经实现了村村通。村村通后，朋友已经意识到表达权利对于思想自由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于是就发生了一件当年很有名的事情。当时有几个写诗的朋友到北京，把自己创作的诗歌贴在北京街头，后来索性成立了启蒙社；接着又有几个画画的朋友到北京街头举行了一个飞行画展，被称为"五人画展"；还有一个人只身到天安门广场站了几天，身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的是要求继邓小平访美之后他要访问美国。70年代末，这些人到底搞什么呢？其实这背后有很深的政治含义，用大白话讲，他要求的就是"公民旅行"，或者说是公民出国的自由。 这些人在70、80年代的时候，如此活跃地跑来跑去，天天谈那么多事，到底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北大中文系李零的这段回忆，标题叫做《没电话怎么约会》。他说起沙龙："有件事对我很神秘，怎么也想不起来，就是我们大伙儿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呢？他说回忆就是痛苦的回忆，还是想不起来，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电话普及已经是90年代的事了，那时候这些人怎么约见面有很多种说法。李零问过，有人说是这回约的时候顺带约好下回；也有人说直接串门，挨家挨户串，那时候大伙儿怎么能够一起骑车到百里外凑到一块儿去始终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我觉得这些问题对做知识分子史研究很重要，不要把它当成鸡毛蒜皮的事，必须要搞清楚，这里面可能说明了一种社会网络，这种群体之间的联系，他们出现跟结合、消息流布的机制是怎么样的。这些小型的沙龙，你也不要把它想成像法国启蒙时代那种很文艺、很高雅的沙龙，他无非就是大伙儿凑一块儿，可能在某一个人的家里，聚一聚、聊一聊，有的时候甚至可能只是发生在一些批斗的场景中。 韩少功说他第一次看到手辑本，也就是手写的文学，是有一回去抄家。当时他们是红卫兵，抄走一个老人，那个人是老南洋华侨，当过美军翻译，抄了他的书。一见他的模样就知道要挠到哪儿是痒处，因为这个人老跟他们讲故事，他们逼他交代，其实是想认真地听他说故事。谁知老人一说就说了很多，说万恶的美帝国主义怎么样怎么样，重点却是放在可口可乐多好喝，巧克力多香上。结果大伙在这个挨批斗的南洋华侨老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过去所不知道的南洋知识、海外的知识，这是一种说书，也是一个读书的过程。 本来要批斗一个人，要他交代的一个场面竟然慢慢变成了一个沙龙，变成了一个集体学习。说到兴奋处，这个南洋华侨还会跟这些红小兵们说："嗨，你们枪都不知道怎么拿，怎么去打仗啊？"这些"革命小将"们听到也并不生气，他们继续听这个老人家"教训"他们，给他们讲这世界之大。 都说六十年代是焕发理想的年代，满腔热血，但是到了70年代，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幻灭的年代，但幻灭的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却很难说。比如知识青年下乡，发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田间地头的农村生活没有之前所说的那么好，甚至还不如解放后自己出生时的城市好，能不幻灭吗？ 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像林彪叛逃、毛主席去世，对很多人来讲这都是值得回忆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标志着某种意识形态，甚至是某种信仰，在那一刻被时间停住，留给你去反思。 李陀跟北岛编的这本《七十年代》，有很多人的回忆。1976年9月9日下午，北岛在严丽、芒克这帮艺术家家里正在抽烟、聊天，芒克的母亲进屋说："下午四点有重要的广播。"那时候他们才想起来，刚刚有过"四五"天安门事件，朱德去世了，唐山大地震了，还能够发生什么大事吗？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什么，但谁也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下午四点，家家户户的窗口传出哀乐，接着是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今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他们的反应居然是"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一刻让人猝不及防"。后来他们居然还取来三个酒盅斟满，三人默默干杯，他们的笑容竟然变得舒展，好像跨越了令人尴尬的瞬间。芒克低声说："这回有戏了。"你看，这样一种描述，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反应。 再看文学评论家蔡翔，1976年10月的一个下午，有一天他经过一个街口，见到有几个人在路边刷标语，司空见惯，也不去留意。但是他们同伙之间有一个人眼尖，一看觉得不对，怎么不对？这是刷什么标语？大字报上居然写的是"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四个人名字上还照例打上了两个"××"。 "哎呀，这是反动标语吧！"（刷标语的人）一幅泰然，然后大家就学着电影里面的说法"哎呀，变天了，又变天了"。这就是所谓的变天。 我看过很多人回忆，对"变天"感受最强烈的却是因为林彪叛逃。黄子平教授说到1971年10月底，他在海南岛开一个全团大会，一大早从连里出发，气氛就有点诡异；平时集合后往团部走，一路有言笑、有歌声，这回却一个个绷着脸，会场的横额也语焉不详，聚集了2000人的一大片，寂静得邪乎，这时候他就判断一定是有什么事儿。他是这样形容和回忆的："黑洞、虚无、空白，用来支撑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整个意义系统，在那个瞬间坍塌了，革命死了，革命把自己掐死了。在我看来，所谓70年代是在那个瞬间开始的，其实90年代的重要命题告别革命，恰恰是在此时此刻开始，其中最大的讽刺是，宣布皇帝没穿衣服的人，正是皇帝本人。" 或许这正是很多人都有的经验："怎么可能是林副主席？本来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本来是主席身边的接班人，怎么一下子就叛逃了？"后来公布的《571工程纪要》更是让大家吃了一惊，甚至有人觉得里头写的还不错，有点道理，也有些奇怪。 注释：本书收录了包括李陀、徐冰、北岛、陈丹青、韩少功等30位作者，从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就一步跨入一个罕有的历史夹缝当中，并且在如此沉重的历史挤压里生长和成熟起来。这一代人在走出70年代之后，不但长大成人，而且成为20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有能量，也是至今还引起很多争议，其走向和命运一直为人特别关注的知识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