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天赋自由——你有多聪明？

每次当我对一群人演说的时候，我还会让听众做另一件事，那就是给自己的智力打分，从1分到10分，十个等级，10分为最高级别。特殊情况下，会有一两个人给自己10分，当他们举起手的时候，我会建议他们：回家去吧，别在这里听讲座了，你们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除了这几个10分的以外，还有少量的人给自己9分，给8分的人再多一点，毫无例外的是，无论在哪儿演讲，大部分的听众都会给自己7分或者6分。我承认我从来没有把这个调查做完，通常在2分的时候就停止，以免真的有人给自己1分，避免他们在大众面前承认所带来的尴尬。为什么总是这种结果（结果的分布形态为钟形曲线）呢？我相信这是因为，对于某些智力，我们总是将它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没有进一步去开发。 有趣的是绝大多数人都举起了手，给自己打了分，却没有从这个提问本身来发现一些问题。只有很少的人对这个提问方式表示质疑并询问我所指的是什么意义上的智力，我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想到的一点。为什么许多人低估自己的真正能力，也不能找到自身的天命呢？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理所当然地接受了通常意义上的智力定义。 通常的定义是这样的：我们一出生，我们所拥有的智力水平就已经固定了。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特征，比如蓝色眼球或者绿色眼球，修长的四肢或者短小的四肢。而智力又通过一些特定的活动形式展现出来，特别是通过数学以及我们运用文字的能力来展现，所以简单的纸笔测试就能测量我们的智力水平，并进而划分出一定的等级。这就是通常的逻辑。 实话实说，我认为这个定义并不可信，但最关键的是，这个令人质疑的智力定义却遍及整个西方文化，并且在一些东方文化之中也能找到它的身影。它深入我们教育体系的核心，还影响着全世界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培训企业，这些企业都是依赖于现行教育体系而生存的。它也是学术能力概念的核心，是大学入学考试的中心内容，是学科等级划分的基础，并且还是整个IQ思想的基石。 在西方文化中，这种对于智力的定义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而在近代则繁盛于17、18世纪的文化运动，即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哲学家与其他学者希望建立人类文化的坚实基础，从而终结那些有关人类存在的迷信与神学学说，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学说压抑了先辈们的思想。 启蒙运动的一大思想支柱就是坚信逻辑与批判推理的重要性。哲学家们宣称，任何不能通过逻辑推理来证明，特别是不能用文字和数学方法来证明的知识，我们都不能接受。问题是，如果不是首先理所当然地将某些事物认为是符合逻辑的，又从哪里开始这一论证呢？哲学家笛卡尔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那就是：他唯一认为理所当然的是自身的存在；否则，他也不能有这些思想。他的论点是：“我思，故我在。” 启蒙运动的另一思想支柱就是越来越坚信证据对支撑科学理念的重要性-可以通过人类感觉发现的证据-而不是迷信或者传闻。推理和证据这两大支柱成为改变西方世界面貌与成就的智力革命的基础。它导致了科研方法的丰富，引起了各种见解、分析方法以及对思想、学科和科学现象分类研究的巨变，从而使人类的认识与研究深至地底、远至太空，也促进了应用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从而导致了工业革命的产生，并促成了这些思想在政治、商业以及教育领域的绝对主宰地位。 逻辑与证据的影响远不只在“硬”科学领域，它们同时影响了人文科学理论的形成，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医学。在19世纪、20世纪兴起的公共教育也是以这些有关知识和智力的主流思想为基础。当大众教育成为迎合工业革命日益增长的人才需求的工具时，一种简单快捷的人才筛选和评价机制成了时代必需品。新兴的心理科学开始着手研究如何测试与度量人类的智力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智力被定义为语言以及数学的推理能力，当然还会有一些程序对结果进行量化，其核心就是所谓的IQ。 久而久之，我们开始相信真正的智力就是逻辑分析能力，相信经得住推理的想法优于感觉和情绪，相信真正的思想一定能用语言或者数学证明。此外，我们还相信，我们能测量智力，依靠IQ测试或者SAT①之类的标准测试就能判定我们中的某人是否真的聪明，是否值得更好的待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IQ测试的发明者之一，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曾故意让测试显示出相反的结果。实际上，他最初设计这个测试（遵从法国政府的命令）是为了区分一些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以便让他们能得到更为合适的教育，他从来没打算将它用来测试智力或者“精神价值”的水平。事实上，比奈曾说过，他所发明的那套测试“不能用于智力测试，因为智力的特征并不是重合的，所以不能用这种线性测量方式来衡量。” 而且，他也从没有说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不能变得更聪明。“最近一些思想家，”他说，“断言个人的智力水平是固定的，不会随着时间增长。我们必须抗议并反对这种野蛮的悲观主义，并且必须尽力去证明这是毫无事实依据的。” 然而，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医生们仍在荒谬地滥用-并将继续滥用IQ测试结果。1916年，斯坦福大学的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发表了比奈智商测试的修改版，即斯坦福-比奈测试（the Stanford-Binet test），现在已经是第五版了，它也是现代智商测试的基础。有意思的是，特曼对人类的能力也持有一种非常极端的观点。这是他在著作《智商测试》中的一些话：“那些劳动工人和从事服务业的女孩子，很多都是低能的。他们是世界的‘伐木人和提水工’（hewers of wood and drawers of water），并且，自从智力测试受到关注以来，测试的结果已证明了这一点……再多的学校教育也不能将他们变为真正意义上聪明的或者有能力的选民。” 在那段教育和公共政策比较黑暗的时期，特曼是一个极为活跃的角色。因为大多数历史学者对此避而不谈，所以你很可能不知道他们当时的那些荒唐行为。优生学意欲清除国家人口中某些阶层，他们宣称犯罪和贫困等一切不好的特征都会遗传，而通过智商测试就能检测出来。也许最令人震惊的运动宣言就是，要清除特定种族的人群，南欧人、犹太人、非洲人以及拉丁美洲人都在他们清除的名单之内。特曼还曾写道： 在印度人、墨西哥人和黑人中，这些特征都得到了证实，这一事实揭示了不同种族在心理特征上存在差异，有关种族差异的所有问题将不得不重新提起，并将用实验的方法加以解决。 这一种族的小孩应该被隔离到特殊的班级里，并且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适用的。他们永远不会成为主人，但大多都是效率较高的工人，能够养活自己。在当前开明的社会里，不让他们生育是不可能的，虽然从优生学的角度，他们异乎寻常的多产将对社会构成严重的问题。 事实上，优生运动成功地疏通了各种渠道，使得美国的30个州通过了《非自愿绝育法》。这意味着各州可以随意阉割那些智商低于某一水平的人，而当事人无权发表任何抗议。当然，最终各州都撤销了此项法令，这也算是各州还尚有常识与同情心的有力佐证。首先，这项法律的存在就是一个可怕的证明，它证明了，用任何有限的标准测试来衡量人们的智商和能力对整个社会都将是极其危险的。 更有甚者，智商测试居然成为一项决定生死的依据，如果一个死刑犯的智商低于70，他就不会被执行死刑。然而，依据定刑的智商分数通常会随着时间上调（调整幅度高达25个百分点），但为了保证平均分在100分，每隔15到20年都得重新设置定刑的智商分数。因此，一个犯死罪的人更可能在这个循环周期开始的时候被判处死刑，而不是在末尾。简简单单的一项测试就这么被赋予了太多的责任。 通过学习与练习，人们也能提高智商测试的得分。我最近读了一篇报道，一个原本只应判处十年有期徒刑的囚犯被判了终身监禁（他不是开枪的人，但是他所参与的那场抢劫案中死了人），在监禁期间，他参加了一系列的课程，重新测试的时候，他的IQ得分提高了10分-突然之间，他就有资格被判终身监禁了。 当然，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永远都不会身处这种情形-因为智商测试的得分较高而被下毒或者给予安乐死。但是，这些极端的事例迫使我们提出质疑，这些数据究竟代表什么？对于我们的智商，这些数据真正说明了什么呢？答案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数据都只能证明一个人在特定数学和语言推理考试上的能力。换言之，它只是衡量了某些类型的智商，而不是全部的智商。如上所述，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适应人类的发展，智商测试的基准也在不断变化。 我们对智商测试的迷恋源于我们对学校标准化测试的迷恋-更可以说是过度依赖。每学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老师们都在训练学生们为全国考试做准备，考试成绩将决定一切，小到下学期学生在班级的地位，大到学校将得到的资金援助。当然，这些考试对于发挥学生的（或者学校的）特殊才能毫无用处，也不会考虑到学生（或者学校）的真正需要，但是对于孩子们在学校的命运，却有着极大的影响。 如今在美国，对孩子们学业前途影响力最大的标准测试就是SAT。有趣的是，SAT的创造者，卡尔·布里格姆（Carl Brigham），也是一个优生学家。起初，为了军队，也为了自己的荣誉，他设计出这套测试，5年之后，他否认与这套测试的一切关系，并同时放弃了优生学说。但是，就在此时，哈佛以及其他的常春藤盟校却开始将SAT成绩作为是否接受入学申请者的一个衡量标准。近70年来，尽管大多数的美国大学都将SAT成绩（或者类似的ACT-American College Test，称为美国高考）作为学生筛选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也有一些学校开始减少对SAT的依赖。 标准化考试究竟有什么问题呢？在许多方面，SAT都是标准化考试的一个代表。SAT仅仅测量了某种特定的智商，并且完全是用一种客观的方式来测量，它企图对所有申请者设置一个共同的假设，用一刀切的方式对待那些差异巨大的大学申请者。它使得无数高中生都要花费数百小时的时间、牺牲学校的学习或者对其他爱好的追求来准备考试。《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的创办者，约翰·卡茨曼对此发表了激烈的批判：“糟糕的是，SAT跟孩子们的高中学习内容毫无关系，因此，围绕它所建立的一整套课程既不符合教育者进一步教学的需要，也不符合学生进一步学习的需要……SAT就像是万金油，既衡量学生的智商，又验证学生高中时的GPA①，还预测学生大学的成绩。实际上，对于前两项，它从来就没有准确过，对于第三项，也预测得并不怎么好。” 然而，SAT考得不好或者不是特别擅长SAT这种推理性测试的学生们就只好在大学的选择上做出妥协-这都是因为我们只接受这种数字形式的智商评价。实际上，这种智商定义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还记得我们先前讨论的那个钟形曲线吗？每次我问人们认为自身有多聪明的时候，这种曲线就会出现，因为我们对智商的定义太过狭隘，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答案，“你有多聪明？”真正的答案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