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的九流十家并不是都否定语言的重要性。公孙龙、惠施的“名家”学派,说的就是希腊人的逻辑学(逻辑学其实可以翻译为“名家之学”,但我们现在用的是音译)。名家有所谓“白马非马”的逻辑辩证,可是如果现在有个人指着一匹白色的马告诉你:“这不是马”,你会觉得很不耐烦,但这就是语言学。从语言逻辑来看,白马和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你会觉得不耐烦,那么你就是很儒家。 “白马非马”探讨的是辞类的问题,在希腊文化里有严格的分别,然而在中国就变成了“巧言令色”。所以儒、道、墨、法等各家都有著述传世,名学却很难找到其经典,只有一些零散的篇章,如“白马非马”、“卵有毛”之类的寓言,都是名学学派发展出来对语言结构的讨论。 西方符号学也是讨论语言的结构,主张在检验思想内容前先检验语言的合理性,如果语言是不合理的,那么说出来的也一定是错误的,必须先将错误处标示出来,然后去找到符号学的定论。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的检验很弱,所以你可以看到政治人物的语言都非常混乱,西方的政治人物使用语言很讲究,因为随时可能会被攻击,可是我们对语言并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使语言的含义经常是暧昧不明的。 庄子的哲学里也有关于语言的讨论。庄子和好朋友惠施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对话,他们在河边看鱼,庄子说:“你看,鱼在水里游,多么快乐。”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讲,如果今天站在庄子旁边的是孔子,一定不会如惠子一般回答:“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句问话就涉入语言的修辞学、符号学,惠子的用意是要让庄子的问话接受逻辑验证。 如果你身旁有个如惠子一样的朋友,恐怕都不太敢讲话了。可是庄子回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他依照惠子的逻辑推翻惠子的推论。接下来的对话都是逻辑辩证,在儒家道统眼里是完全排斥、毫无意义的对话。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名家能够壮大的话,或能弥补儒家文化对语言的忽视。 儒家文化不讲究语言的精准性,基本上儒家的语言是接近诗的语言,是一种心灵上的感悟,把语言简化到一个非常单纯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