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六讲——谨言慎行的民族

从动物的舌头，到青铜器上的吐舌图像，再到听不懂的语言，酝酿出了这篇奇怪的小说《舌头考》。 这篇作品也牵涉苏联解体和现代中国处境等政治问题，同时我塑造了一个人物叫做吕湘，一个湖南的人类学者，借他来阐述从楚墓里挖出来的吐舌怪物以及我对语言的兴趣。 我在小说中杜撰了一个考古的发现：联合国文教组织里的一个考古小组在南美高地发现一具距今一千七百万年前的雌性生物遗骸。这具骸骨出土后，人类学家要断定它是动物、猿人或者人类；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类的脊椎直立，偏偏这具遗骸的脊椎直立，又有一点点尾椎，有点像袋鼠后腿站立、用尾巴支撑身体的姿态。 这项发现在世界各地引起热烈的研究，包括一位来自波罗的海爱沙尼亚的人种学教授乌里兹别克，当他在芝加哥的学术讨论会上，以他左派的唯物史观认定这是一具人类最早的母性遗骸时，全场哗然。这个情况有点像《小王子》里，土耳其的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行星，但因为他在发表时穿着土耳其的传统服饰，太不符合学术界的规矩，所以没有人相信他。 我们会发现学术界里有一些外在的规矩，如同语言一般，流于一种形式，它不是检定你的创意、论证的正确性，而是一些外在架构。参加过论文口试的人就会知道，口试委员所关心的往往是论文的索引、参考资料，而不是论文中你最引以为豪的创意。这又是一种荒谬，一切都是很外在的，包括语言，变成一种外在的模式符号，其内在的本质完全被遗忘。 在《情欲孤独》里，我提到了儒家文化不鼓励孤独，而这个巨大的道统其实也不鼓励人们在语言上做精细修辞。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他认为“仁”是生命里最善良、最崇高的道德，而一个语言太好、表情太丰富的人，通常是不仁的。孔子的这句话影响了整个民族，变成说话时少有表情、语言也比较木讷。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受到的训诫：不能随便讲话。客人来时讲太多话，父母会认为有失身份，等客人走就要受处罚。但小孩子哪里知道什么是有身份的话，什么是没有身份的话？最后就变成了不讲话。 语言和文化习惯有很大的关联，在希腊文化中有修辞学、逻辑学（logos），后者更是希腊哲学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你可以看到柏拉图的哲学就是《对话录》，即是语言的辩证。在西方，语言训练从小开始，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国会议员说话时，常常会让人觉得叹为观止，然后纳闷：“怎么搞的？我们的‘立法委员’怎么不会有这样的表现？” 相对的，孔子要求人的内在多于外在，如果有人讲话讲得很好听，就要进一步“观其行”，行为若不相符，他是无法接受的。 东西方对于语言的训练，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这是一个人如何去处理自己语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