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六讲——抛开结局的束缚

加缪的《局外人》（L‘ tranger）中，讲述的是在法国发生的真实事件，L’Etranger这个词中文译为“局外人”，其实就是孤独者的意思。故事叙述一法国青年对一个阿拉伯人开了六枪，被当成谋杀犯送进监牢，但所有的审判都与他开这六枪无关，而是举证他在为母亲守丧时没有掉泪，在母亲的丧礼上，他未依礼俗反而打了一个花哨的领带，以及在母亲丧礼后，他便带女朋友到海边度假，并发生性关系。诸此种种便成为他获判死刑的罪证。 行刑前，神父来了，告诉他要做最后的祷告和忏悔，灵魂还有机会上天堂。这个青年骂了一句粗话，说：“我就是开了这六枪，不要说那么多了！” 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去翻这本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就会发现最后一章写得真是漂亮。青年的囚车在黎明时出发，他看见天上的星辰，他说从未感觉到生命是如此饱满，他忽然变成整部小说歌颂的英雄--从儒家和群体文化的角度来看，实在很难去认同杀人犯变成英雄的故事，这部小说在国外会得奖，但若是在国内，可能直至今日都无法获得肯定，因为它的内容违背世俗的标准。 在台湾不会有人以陈进兴为主角，最后还把他写成英雄，然而，小说的好或坏，不是结局的问题，而是生命形式的问题。这个形式里的孤独感、所有特立独行的部分，会让人性感到惊恐，应该有个小说家用文字去呈现他生命里的点点滴滴。然而，我们不敢面对，我们甚至觉得知道太多生命的孤独面，人会变坏。 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大人会说：“这本小说不能看，看了会变坏。”我认为，对人性的无知才是使人变坏的肇因，因为他不懂得悲悯。 在陈进兴这则新闻里，我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他被枪毙后尸体送去摘取器官的过程，如果我要写小说，大概会从这一段写起。他对我而言，还是一个生命，而他在死亡，是生命与死亡的关系。我也要反驳群体文化中不知不觉的约束，使这些特立独行的议题无疾而终。 我用“议题”而不是用“主角”，因为我们总认为“主角”一定是个好人。记不记得小时候看的电影，常常会在最后结局时，出现一行字：这个人作恶多端，终难逃法网恢恢。后来我再去看这些电影，发现那个主角已经逃走了，只是在当时的观念里，不加上这一句结尾，观众不能接受，因为恶人要有恶报，好人要有好报。 如果我们用先入为主的善恶观去要求文学作品要“文以载道”时，文学就会失去过程的描述，只剩下结局。我从小受的作文训练就是如此，先有结局，而且都是格式化的结局，例如过去连写郊游的文章，最后还是要想起中国大陆几亿个“受苦受难、水深火热”的同胞。 先有结局，就不会有思考、推论的过程。当我自己在写小说时，我便得对抗自己从小训练出来“先有结局”的观念，而是假设自己就是小说里的人物。这是往后我写作的一条道路，我也希望不只是我个人，而是整个社会在经历这么多事件后，足以成熟地让人民思考，而不是用结局决定一切。 或许有人会说，现在小学生写作文，已经不写“拯救”大陆同胞的八股教条了，但是不是就有思考了呢？我很怀疑。事实上，今日社会事件的报道，甚至在餐厅里听到的对话，都还是先有结局。一到选举时更明显，都是先有结局再搜罗证据，如果真是这样，人民的思考在哪里？从过去到现在，人民的思考在原地踏步，好像他忽然从一个权威的体制里跳出来，觉得过去都是很愚昧的，他气得跳脚，以为跳向另一个极端。可是你仔细看，他跳脚的方式和当年某个伟人去世时跳脚的姿态是一样的，并没有改变。他还是用同样的情绪在跳脚、在哭，只是偶像换了另外一个东西而已。如果这样的话，人民的思考在哪里？ 个体的独立性应该表现在敢于跳脱大众的语言、说出怀疑和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结局或结论。我相信，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孤独者、更多的叛逆者、更多的阮籍和嵇康，勇于说出不一样的话，但要注意的是，这不是结局；如果你认为这是结局，就会以为“他只是在作怪”，当你抛开结局的想法时，才能理解对方是在提出不同的想法。 逻辑（logic）一词源于希腊文logos，就是“不同”的意思。你从正面，我从反面，以后才能“合”，才有思考可言。而如果只有一面倒的意见，思考便无由产生。我相信，好的文学要提供的就是一种“触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