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民间是个好东西：关爱之川，隐于地下

同样，在《NGO：细胞的作用比口号更坚实》一文中，“自然之友”的创始人之一梁晓燕回忆了该组织的源起及中国NGO的发展。梁晓燕指出1980年代就有公民自由结社投身公共事务，只不过刚开始时人们是本能地去做，还没有给它一个明确的历史定位。 “1990年代初，整个社会的公共领域非常沉寂。在北京，相当多的人对国家、社会、公共事件有关怀，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凝聚起来。我和当时的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先生聊天，讨论我们能做点什么，谈及环境保护，觉得这是一个不少人关心又适于表达的问题，而且便于在政协这样的公共场合大声说话。梁先生对我说，不能光我们两个人，要有那么一群人。你和年轻人熟，能不能找几个人一起来筹划筹划。我就找了杨东平和王力雄。1993年3月，我们第一次聚会，希望能通过这件事更大程度地凝聚公共关怀。这就是‘自然之友’的雏形……很多人觉得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确实，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不通畅的社会言论状况，急速打破了约束这个社会的原有道德，而新的道德建设过程极其缓慢。但同时也要看到，人心是不死的。总有那么一些人对这个社会做出良性反应。有了这一些人，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公民社会组织就会壮大起来。” 梁晓燕由此强调，在中国关爱之川隐于“地下”，需挖一道明渠将其汇聚。至于汶川地震时中国志愿者的精神与表现，更令她无比感动： “灾难突然而来，志愿者的热情也是突然而起。哪个地方被媒体报道，大家就跑到哪儿去救灾。一窝蜂去，一窝蜂走。如果志愿者形成民间组织，保持常规化活动，遇到突发事件做事就会更有计划，更有方向，更有效率，更少盲目性。这次抗震救灾表明，中国人不缺少志愿者精神，不缺少慈善资源，不缺少公益热情，但缺少良好的自组织功能，不能形成横向的有机联系。这需要长时间的构建，更需要能令民间组织正常发育的制度环境。过去对民间社团合法登记的限制太严了，经过抗震救灾，口子仍然没有敞开。参加援助的NGO不少是在战战兢兢地组织募捐，组织活动。灾民的需求和当地政府的需求不一定全部一致。志愿者是为满足灾民的需求而行动，万一和政府的需求不吻合，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另外，志愿者为灾民服务还有很大空间，远远没有填满，但遇到一些行政管制的阻力。同时，从有效和持久的角度看，NGO和志愿者的自组织能力和干实事的能力也离期望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