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国富论与民富论：“五有之乡”的国家伦理

没有面向社会的分红，不把国民视为股东，国企只能说是浪得虚名。任何一个标榜执政为民的政府，更不能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钱越多越光荣。 相信许多人都听过一则比较中美两国市长的故事：中国市长敢请美国市长来中国，为其报销来去一切费用；而美国市长说他没有钱请中国市长去美国，因为他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同样是嫖娼，有些中国官员会“开发票”，而在2007年底陷入嫖娼丑闻的德国市长安德里亚·兰格却因为嫖娼入不敷出不得不在妓女那里抵押自己的电脑。 2008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如既往地强调民生政治：这一年中央对教育投入将由前一年的1076亿元增至1562亿元、财政对合作医疗补助每人从40元提高到80元、中央财政新增167亿元用于卫生事业、中央新增17亿元用于廉租房建设等等。就在此前一天，《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公布。民生政治与现代行政之所以相继被着重提出，并且一起指向2020年，正是因为民生与现代行政密不可分。 应该看到，尽管在谈到民生问题时人们多寄望于政府有所担当，但这并不意味着解决民生问题事事都要仰仗政府的亲力亲为，因为社会更应有大作为，更应成为推动时代变迁的主角。现代政治理论认为，一个有希望的社会政府当追求“责大权小”。所谓“责大”，从本质上说，就是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政府必须担起更多的民生责任，让那些生活于底层者不因时代迁延而被抛弃，即使是最穷的人也能够享受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基本权利；所谓“权小”，就是政府应该谦卑地使用手中的权力，不仅要受到社会监督，而且要充分放权，使社会有尽可能多的自由去创造财富和享受生活，让个人和家庭有机会通过独立或者合群的奋斗直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间接地从整体上促进全社会民生的改善。 上世纪八十年代，崔健的《一无所有》唱出了一个时代的心声。如今的中国人已经从整体上告别了贫穷，而社会也在不断地分化与裂变中重组意义。继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目标后，十七大报告将“民生”具体概括为让全体国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和住有所居”。而这五个“有所”亦被概括为“五有之乡”而为人们寄予厚望。 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中国重建国家伦理的三十年。走过风雨征程，人们渐渐达成的共识是，为建立一个公正、开放、文明、富庶的社会，必须在政治建设方面还权于民，使一切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经济建设方面还利于民，政府不再身兼运动员和裁判员、与民争利；在社会建设方面允许社会成员充分自治和自组织，视社会组织为政府组织之必要救济；在文化建设方面赋予社会充分的创造自由。惟其如此，今世纪朴素无华的“五有之乡”的理想才不至于再次沦落为“乌有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