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从国家解放到社会解放：机舱寓言

应该看到，几十年来中国由封闭而开放，既暗合“社会”从“国家”体制中逐步获得解放，同样见证了“社会”从“社会主义”中被发现的过程。任何试图否定改革开放或要求国家重新集权的人，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推翻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近三十年来中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拜解放思想与解放社会之所赐。今人所谓谋求“新新中国”，即是在中国实现“国家解放”后再谋求中国的“社会解放”，而中国若要“和平崛起”，就必定要请社会“和平出山”。 笔者以为，所谓“国家解放”以及紧随其后的“社会解放”，不过是飞机起降的两个阶段。此一情形，恰似一场始于战乱的飞行。当人们拿着各自的行李物品，挤上了一架租来的救援飞机，赶往自己的逃生之地时，前一阶段，为了更好地逃生，机组人员让所有人进了飞机，以逃避外面的祸患，是谓“国家解放”；后一阶段，当飞机着陆，抵达安全地带时，人们走下飞机，每个人都有权取回属于自己的行李，是谓“社会解放”。从关紧舱门到打开舱门，事实上也是国家与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在此意义上，所谓转型就是从“国家解放”转向“社会解放”，其成败关键就在于如何使此一过程有条不紊地缩减到最短。 在机舱这一封闭环境中也可能会发生以下某些小插曲： 比如说，机组人员以外部世界仍旧危险的名义迟迟不肯着陆，抑或因为对伤病者同情，抑或出于其他美好的情意，要求所有乘客交出自己的全部物品，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平均分配。当然，这个想法多少有些乌托邦。人们注意到，在这个由商量演变为争吵的过程中，平均分配不仅未能被公正执行，而且违背客观规律，因为有些东西是不能平均分的。比如说，一把小提琴，你搞平均主义把它切成中草药碎片一般分给每位乘客，人们就不仅失去了一把小提琴，一个音乐家，而且可能从此失去了音乐。 同样重要的是，在机舱这个封闭的环境里搞平均分配，难免给人一种“幸福到此为止”的印象--这种分配着眼于分配过去，似乎忽略了乘客有朝一日走到机舱之外的所有创造。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飞机虽然已经着陆，机组人员却让飞机维持着继续飞行的假象。关于这一点，前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察在他的电影《地下》里已经有了杰出的概括。 思想自由是第一生产力 人类文明起源于人的两个本能。其一是性欲，有性欲，才有人类；其二是思想，有思想，才有文明。然而，在国家与主义至上时，身体和思想却只能处于双双没收的状态。正因为此，当历史步入柳暗花明，性自由与思想解放总是成为引领开放社会的先锋。 2006年，温家宝在与文学艺术家们谈心时谈到“钱学森问题”--“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许多人并不具备独立人格；其二，虽有思想，却缺少公共空间。即所谓“传播真理难于发现真理”。 前者，不能独立思想者，虽然以思想为业，多因不能行使自己的大脑主权而失去创造力。其结果只能是抄袭成风，人云亦云汗牛充栋。就像法国影片《新桥恋人》所揭示，一个连自己都不拥有的人，怎配拥有爱情？这种自弃难免演变为一种病态--自暴自弃的男主角渴望身边罹患眼病的女人永久失明，希望能以共同沉沦或同遭不幸的名义与其“门当户对”、长相厮守。至于后者，当归咎于当下半封闭、半垄断的文化与信息传播体制。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常给人一种“突如其来”的印象。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国经济狂飙突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自然资源和劳力资源的过度开发。然而，尽管“血浆经济”的存在表明过度开采同样牵涉到对国民身体的开发，但思想作为一种“奇妙的能源”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浪费了。 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少不了脑力资源与自然资源。不同在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使用有个透支与稀缺的过程——今日世界，从原油、铜到黄金，甚至包括粮食，能从地里刨出来的都在涨价。而人脑却是取之不尽的资源。更重要的是，脑力开发得越多，今世与后世的积累也就越多，不开发反倒被浪费。 自由思想是第一生产力。两百年前，思想家圣西门曾生动设喻：“假如法国突然失去了自己的50名优秀物理学家，50名优秀化学家，50名优秀诗人，50名优秀作家，50名优秀军事家和民用工程师……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同样表示，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既然独立思想者是一国最宝贵的财富，那么重建社会的第一步就是让每位公民都有条件、有能力拥有自己头脑的主权。国家的崛起，必先决于国民的崛起。任何致力于焕发本民族创造力的政府，理应不遗余力地促进各个领域杰出头脑的崛起，不断发现社会、培育社会，激发社会创造。而社会解放，既意味着社会努力从国家体制中尽力抽身，也意味着在自强的道路上努力前行，借此完成人之上升与社会之上升。回顾二十世纪的历史得失，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开放社会的形成，更是避免一个国家“盲目崛起”及“一崛不振”的不二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