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社会化与资本化：资本时代的自由

若问今日世界最流行什么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恐怕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二者的折衷，是“社会资本主义”。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社会化与资本化的进程已经启动，并且小有所成。过去，无论是推崇社会主义，还是反对资本主义，最后都是主义挂帅，既表现为“主义压倒社会”，同时又表现为“主义压倒资本”。其结果是，现实社会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相去甚远。 社会主义经典理论集中批判资本主义的资本化将资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主张社会主义要搞社会化，应将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然而，时至今日，当意识形态的执迷被时间吹散，人们蓦地发现，在权力、社会与资本这三大要素之间，最令人不安的既不是资本的贪婪，也不是社会的自由，而是有组织的权力的不受约束，是社会化与资本化都让位于权力化，并导致权力吞噬一切。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化的深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全面资本化的过程，即“财富”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如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所指出，与以英国为肇端的工业革命一样，金融革命同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举，许多现代发达国家都是受益于这一百五十多年来的金融革命而迅速发展与强大起来的。一百年来美国的繁荣，其动因有三大支柱：工业革命、科技创新以及金融革命或经济的“资本化”。 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所经历过的金融化发展，也是美国过去一百五十年来金融化发展的一个缩影。相较而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土地、自然资源为国有且不能出让使用权，不具备资本价值；企业为国有、集体所有，它们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也不可以交易，不能买卖，更何况这些产权也没清楚界定过；而公民作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中的“螺丝钉”，个人的劳动力与智慧也属于国有财产，所以公民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而三十年来，中国不断将以上三种资源做渐进的资本化操作，已为社会提供了大量资本。第一阶段是从1978至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选择与买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即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此后特别是1998年之后则进入“资本化”阶段，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资本，把死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变成随时能变现、变成可以花的钱。 陈志武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谈到市场与资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改变：在过去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能力又极其有限，温饱总是最主要的挑战，所以，儒家主张以血缘家族为基础来实现人际间的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并给它配以“三纲五常”文化价值和名分等级社会秩序，那可能是过去两千多年里相对最优的一种安排，使中华民族能够繁荣昌盛。在那种社会秩序下，“三纲五常”和名分等级秩序的刚性当然阉割人的个性，却可以使人际间的交易风险大大降低，节省交易成本，所以，牺牲一些个人自由和权利似乎是当时生产能力低下的条件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加上当时的人口流动少，世世代代是左邻右舍，这也使儒家依赖的道德约束多少能行得通。 可是到了今天情况已大不一样，人口的广泛流动，市场范围的扩大，已大大削弱了道德的约束力。再加上今天金融市场已经在许多方面取代了家庭的保险以及其他经济交易功能，没必要再把亲情和经济利益交换混在一起，也没必要再接受“三纲五常”对个人自由的约束。换句话说，今天为这些约束所要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所能得到的好处，所以儒家主张的约束已不合算，而自立和个人自由的价值更高。 据陈志武理解，中国过去三十年经历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从1980年代先是市场化发展，把各地区间的市场整合到一起，包括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劳动力开始跨地区流动，在哪里工作、生活逐步跟你在哪里出生、长大脱离关系，中国人和产品也开始大量出国。与此同时，他们的私有财产也在增加。到1990年代，人们开始接触现代金融产品，先是各类保险品种，然后是养老投资、基金品种、按揭贷款品种，慢慢地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金融产品的好处，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金融产品让你能把自己未来的各种经济需要、保险和养老安排好，让你在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需要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保证你总有独立的人格尊严。经济上的自足历来是人格独立的基础，而金融又是保证未来经济自足的工具。 此外，陈志武看到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过去二三十年里市场发展和金融发展已经改变了中国人很多的文化价值观。 “当你观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里父母亲与他们的孩子交流的方式时，你会发现，它正变得越来越像在典型美国家庭观察到的那样，也就是，父亲通常不会试图在孩子面前摆出一副威严、一副不可亲、不可近的样子，已经不是一种从上至下的、单向的、命令式的姿态。相反，你会看到，更多父母以一种非常平等的方式与他们的孩子沟通，试图进行一种心对心的对话沟通。” 当父母不再把孩子当做他们的养老保障、当做他们的投资载体时，他们没有必要担心“天啊，如果我的孩子现在就不听话，他将来怎么会孝顺？我在他身上的投资怎么会有回报”？于是，他们也就没必要处处打骂孩子、压制阉割孩子的个性，迫使孩子时时听话。这些父母为自己买好保险品、退休品、养老基金等等。此后，从经济上，他们就没有依靠儿女的必要。当然，这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只见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在中国更广阔的西部与农村，依旧流行“养儿防老”。 除了陈志武所说的这种改变之外，还有一个重大变化是：在过去，被体制驱逐的才子佳人往往不得不面临窘迫的命运，而现在他们照样可以在社会上谋得一份待遇优厚的差事，或者通过手中的财富与资本过上有尊严且有自由的生活。 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文版（2002）序言中所说：“中国仍然远不是一个自由社会，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居民要比在以往更为自由及富有——除了政治以外，在各个方面都更为自由。在政治自由方面甚至有了一些初步的、微小的增长的征兆，具体的表现为日益增多的农村干部的选举。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它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