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爱国如何主义：加塞特的不安

“一个爱国，各种表述”。曾经被视为高尚的情感为什么渐渐沦为一种“脏话”？爱国还是不爱国，以及怎样爱国，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为什么也成为问题？ 如果站在三十年来社会成长的角度来加以审视，不难发现，这些问题的提出便已经彰显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至少，这种“精神分裂”表明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走出旧有的“国家至上”的价值体系，开始重新审视一个现代国家的价值内涵以及国民应该就此秉持一种怎样的情感。而一个国家有着怎样的未来，必首先决定于全体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国家抱持一种怎样的态度。 爱国必须讲逻辑。归根到底，国家只是全体国民缔约产生的一个组织，是国民用以谋求幸福生活的工具。在此意义上，爱国主义者真正要做的不是忙于督促每个人去爱国家，而是要让国家能够爱每一个人。不认清这一点，不对潜藏于爱国主义和国家之中的某种进攻性设限，事情便有可能走向善良愿望的反面。 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早在上世纪初，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便在《大众的反叛》一书里条分缕析，发出警告：“欧洲文明构成最严重威胁的一件事物，同其他的所有威胁一样，它也是文明自身的产物，甚至可以说，还是欧洲文明的一大荣耀--它就是尽人皆知的现代国家。”此时，加塞特已经意识到国家变成了一台可以操控一切的庞大机器。“一旦国家在社会中拔地而起，只消轻轻一摁按钮，它就可以启动无数操作杠杆，并以它们势不可当的力量作用于社会结构中的任何一个部位。” 让加塞特不安的是，国家作为人之造物，它是由某些特殊的人所发明的，并需要某些美德和基本品性来加以维持，而这些美德和品性虽然人类过去曾经拥有，但明天很可能就会消失殆尽。威胁文明的更大危险是：国家干预、国家对一切自发的社会力量的越俎代庖，因为这等于取消了历史的自发性，而从长远来看，维持、滋养并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正是这种自发性。当这种自发性被国家的干预打断，就不会有新的种子能够开花结果。社会不得不为国家而存在，个人将不得不为政府机器而存在。就这样，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又对人类生活推行进一步的官僚化，上紧官僚机器的螺丝钉无异于把社会改造成一个军营。在加塞特看来，“国家至上主义”悖谬的悲剧性就在于：为了使整个社会可以生活得更好，人们建立了作为一种手段的国家，但是，国家随即盘踞于社会之上，反而使社会不得不开始为国家而存在。同样糟糕的是，谋求同质化的国家必将压垮那些保持特立独行的个人或小群体。 大众要求同质化和极权政治一样，都会压垮每一个反对派。在《大众的反叛》中，加塞特这样谈到“大众人”（A Mass-Man）：他从不根据任何特殊的标准--这一标准的好坏姑且不论--来评价自己，他只是强调自己“与其他每一个人完全相似”。除了这种可笑的声明之外，他感觉不到任何烦恼，反倒为自己与他人的相似而感到沾沾自喜，心安理得。一个真正谦逊的人则会试图评估自己的特殊价值，努力发现自己可能拥有的这种或者那种才能，或者任何一方面的特长--尽管他可能最终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非凡的禀赋，资质平平，但他永远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大众人。 就像平常的讨论中我们经常见到的“愤青”与“精英”之争。加塞特将人分为两种，一种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与使命；另一种则放任自流，尤其是对自己。前一种人，即所谓“精英”。“精英”与“大众人”的区别，不在于禀赋，而在于对人生和周遭事物的态度。或者说，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独立思考者，另一种是想当然的附和者。按照这种区分，每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都是精英。 加塞特的洞见预言了发生在上一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同样是今天欧洲国家让渡主权，建设欧盟的一个重要精神来源。正是因为这一洞见，该书出版不久后，《大西洋月刊》称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之于二十世纪，有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于十八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之于十九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