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注意到,假如人们按照旧制度存在末年的样子去描绘旧制度,那么绘出的将是一幅比真容更美却又不太像的肖像。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北美战争并未减慢这一飞跃发展;国家因战争虽然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二十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不过,经济繁荣的背后,不满的情绪也在积聚。国民在精神层面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而且,后来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地区,恰恰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如果研究法兰西岛旧财政区留下的档案,就不难发现,正是在邻近巴黎的地区,旧制度最早最深刻地进行了改革。在那里,农民的自由和财产,已比任何其他财政区受到更好的保护。相反,没有什么地方的旧制度像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谁知却是在那里点燃并滋养了内战战火,那里对大革命反抗最激烈,时间最长久。以至于有人会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雨果小说《九三年》里反抗革命的人,便是出自布列塔尼地区。 托克维尔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的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让人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动。” 与此同时,旧制度的弊端也显露无遗。这就是财政上的捉襟见肘,1788年法国又一次面临财政危机。和前两次财政危机(1720年和1763年)很快化险为夷不同的是,在权利意识方面已经觉醒的法国人此时已经对王室彻底失去了耐心和信心。虽然路易十六也在改革,但是他的改革没有跟上社会的节奏。托克维尔将这场浩劫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一个悖论: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了自己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