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重新发现社会：社会动荡与社会溃败

面对政府反复提到的“稳定压倒一切”等“维稳”思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在他看来，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得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 孙立平注意到，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呈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三十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这种失控表现为，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一些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更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与此相关的是，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关于这一点，只需看看书店里有多少书在教人做好狼和狐狸；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 有人的地方未必有社会 中国人常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按照管理学家德鲁克的说法，有人的地方却未必有社会。“没有人会把船只失事时一群无组织、惊恐奔跑的人叫做一个‘社会’。那儿尽管有一群人，但并不存在社会。事实上，这种恐慌的直接原因便在于社会的崩溃；而克服这种恐慌的唯一途径，是要用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纪律、社会权利和社会组织来重建一个社会。”照此说法，你在公共场所看到“龙的传人”竟然不会排队，打成一团，甚至还有人提刀在春运窗口买卧铺票，这些也都算是零星的“社会崩溃”了。 德鲁克笔下的沉船与恐慌为世人展示了一幅“社会崩溃”的图景。“人类作为社会和政治的存在，必须要有功能正常的社会，正如人类作为生物的存在，必须要有空气以供呼吸……”正因为此，我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泰坦尼克号》最震撼中国人心的不仅是爱情，更有旅客与船员在大难临头时的有序逃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发生在新疆克拉玛依的那场大火以及当时“让领导先走”的壮语豪言。 民主并不只是选举，更不是几年赶一次集匆匆投票了事，自由也不只是简单的各行其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中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时，人们同样看到，没有对民主与自由价值的弘扬，就不可能有功能正常的社会，而没有“社会”，“社会主义”就无从谈起。 民主国家社会力量的强大是有目共睹的。以美国为例，除了由国家政党、总统政治以及官僚机构等操持的“政治”外，还有一种广泛存在于街坊邻里之间的民主。如果说前者是吸引眼球的“华而不实的想象”，它使公民成为旁观者而不是脚踏实地的参与者，那么后者则更像是“后院里的革命”，虽然悄无声息，却在一点一滴地哺育这个国家，小河有水大河满。 社会民主无疑是民主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政党政治一起构成民主生活的两翼。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贵族制度把所有的公民，从农民到国王，结成一条长长的锁链，而民主制度则打断了这条锁链，使其环环脱落。当社会进入散兵游勇般的陌生人状态，没有人能够单枪匹马维护自己的自由。社会必须在独立中合群，重新组织以求自治。正因为此，我们看到今日美国活跃着百万余非营利性组织，它们的活动不仅为美国贡献了十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而且成为美国最大的“就业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