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国富论与民富论：从“薅社会主义的羊毛”到“薅社会的羊毛”

在2008年3月22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谈到两个涉农观点：一是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二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的进口，严格控制农产品出口，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增加农产品的供给。 许多人会为政府官员以降低通胀压力为名抑制“农民工收入过快上涨”感到惊讶。事实上，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过去一年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尚未得到扭转。从整体上看，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是，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居民收入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均出现下降。一方面，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九五”末期的13.3%下降到“十一五”初期的11%；另一方面，资本利润由原来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再加上近年来财政收入的爆炸式增长，第二三产业的雇用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报酬收入并没有明显增加。相较而言，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而企业经营利润所占比重则相当于美国的三倍。 从理论上说，降低劳动力成本对降低通胀压力会有一定作用。问题关键在于，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能重蹈覆辙，像过去一样随心所欲地将国家建设与社会改革的成本转嫁给那些最没有话语权的个人和群体。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以斯大林模式为样板建立经济体制，按照苏联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尽一切可能压低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让农民几乎无条件地为国家工业化担负巨额成本。这也是建国以来中国城乡“二元分治”的肇始。所以，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说，近年来务工收入的增长充其量只是一种“恢复性上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快速上涨”。 相关统计数字亦表明，近年来城乡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2005年一个被反复引用的数据是，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薪十二年只“提高”了68元。如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通货膨胀的出现，主要与近年来信贷过多、外汇储备过多、人民币升值等国内外因素有关，而这一切皆非控制务工收入所能解决，而以控制底层社会的务工收入来抑制通货膨胀，难免像有的政协委员指责“钉子户推高房价”一样避重就轻，错瞄方向。事实上，贫富分化既会导致消费领域的马太效应，也会间接推动物价上涨。聪明如王石者不也说过，中国之所以房价高企，症结不在于有人买不起房，而在于有人买得起房。简单说，中国贫富分化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民生物资的定价。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无疑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尽管“三防”被列为2008年政府工作的重点，但任何政策的出台必须遵循社会公正的原则，而不能为了一个所谓整体利益而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否则，就难怪有人表扬现在的官员太“油菜花”了--为了刺激消费，政府就给公务员涨工资；为了抑制通胀，政府就“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 社会上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工资涨（长）得像眉毛一样慢，物价涨（长）得像胡子一样快。”在2007年，这胡子恐怕是拉登的胡子。其实，和胡子涨（长）得一样快的还有国家财政收入。如前所述，2007年中国财政税收增加了31%，占到了GDP的21%。显然，无论是与GDP的增长速度、物价的上涨速度比，还是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务工收入过快上涨”只是子虚乌有，由此“防止务工收入过快上涨”注定也是个假命题。 笔者此前曾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文章中公开反对政协委员“钉子户推高房价”一说。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为什么今日中国社会对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们提出的一些观点，会在一夜之间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对声浪。从表面上看，这与近年来的“评论中兴”或者公共空间的异军突起有关，然而我看到更多的却是中国社会权利观念的成长。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改革已是船到江心，体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博弈日益激烈。过去那个曾经由政府主导一切、国家吞没社会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细心对比前后两个时代，不乏有趣的细节：在过去是集全社会之力帮助国家（或者政府）惩治社会、防范社会，务求“大公无私”“颗粒归公”。所以，当社员们“薅社会主义的羊毛”时难免为千夫所指，公民的经济诉求会落在道德与政治层面被压制。而现在，渐渐觉醒与成长起来的中国社会因为“小私”而走向“大公”与团结。许多人，无论是否有机会在公共领域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却都在心底里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不仅要不遗余力地规范政府行为，而且不忘关注每个弱者的命运，不忘在权力面前每个人都是弱者。当政府官员想方设法、似无还有地“薅社会的羊毛”时，社会能够异口同声、正大光明地反对。 从国家（政府）反对社会“薅社会主义的羊毛”，到社会努力反对国家（政府）“薅社会的羊毛”，不只是在语义上少了“主义”二字，这个转变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收获的一个大进步，也是中国社会步步为营、节节胜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