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参天——这就是第一印象，那时我甚至还没有注意到大河。陆地像毯子一样在眼前铺展开来。轿车停在新马德里以北密苏里雅克码头法院大楼前，我下了车，觉得有一丝眩晕。我手扶车门，克莱门特•杜查姆一定以为我在犹豫，因为他用手托起我闲着的胳膊把我从车门边拉开。我比他高两英寸有余，他似乎因此而骄傲。只要出现在公共场合，他坚持要我穿高跟鞋。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他为我一双接一双地买鞋子，全是高跟，露出脚趾，而且往往系着细带子、钉着充满风情的小钻石钮子。初浴爱河的我对于爱情深信不疑。 马路上疲惫的农场主来来往往，愁肠满腹，因为纳税和赎回权的丧失、也因为那些没有到手的钞票。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日子，除了我们，大家都穷困潦倒，没有人停下来说些什么。 棉絮在空中漂浮着，时高时低，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潮汐在镇上冲刷着，附在门窗玻璃上，落在一盘盘的豆子、玉米面包和新鲜土豆上。一开口讲话，它又黏在舌头上，弄得你发现自己老是舔着发出每一个音节，好像你用舌头擦着前牙又吞咽着蹦出一个脏字来。 沿着被脚打磨了八十多年、已经出现凹槽的旧石板，我们踩着凹陷的灰色花岗岩台阶来到绿色大理石的圆形中庭。克莱门特指着头顶三层楼高的天花板——一朵彩色玻璃镶嵌的绿玫瑰——让我歪着脑袋看右边修理好的玻璃。 “北方联邦的加农炮干的。”他说。 实际上我很快就发现是比利•夏特——南部联邦的入侵者干的。市镇被占领后没多久发生了一场短暂的冲突，比利的来复枪开了火。 拱顶上的灯发出绿光，夹着些乳白色，有一会儿我在考虑要不要把眼镜戴上。这是当初我保留的唯一秘密——我眼力不济，看不清面前的文字或细节。 但是我看到了绿色光柱里漂浮的灰尘和他灰色马甲肩膀上的棉绒。无情酷热里，收割很早，收成微薄。他在农场庭院里留下一辆小小的装得半满的货车带我去镇上。临行前他刮了胡须，在下巴上留下一道伤口。我一定要解释一切吗？十七岁上母亲让我离开家，姐妹们袖手旁观。接下来的十年里她们不欢迎我回去，十年后我也回不去了。 我未婚夫耐心地站着，太阳晒得他脸发红，又生出雀斑，焗了油的橘红色头发垂了下来，有一绺垂在右边，看起来好像是用剃刀剃出来的，头路上的头皮是鲜红的。他设法剪了一个不是锅盖的头发，在耳垂下面可以看到一抹月白色。就算放牧的时候他也保持整洁，他把指甲擦洗干净，显得洁净甚至有点纤柔了。每天晚上他都用盐和一段光滑的河柳树皮清洁口腔。牙齿在树皮两端固定住的小点之间滑动。结婚仪式过去几个星期以后，我就会对他说：“你的牙齿白得像小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