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工作

斑点香蕉 2014-11-09 0

怎一个看不懂了得

本质dudurian 2013-12-05 0

对于花900刀作出这么牛的博士论文表示非常服，问卷设计体现了整本书的思路，几乎每道题都在point上。全书的精华都在导论了，研究对象选择的理由、如何抽样、研究缺陷的解释部分对于论文写作很有启发。

也良 2016-06-16 0

讲的点很全面，有些很专业的东西看的不是很懂，不过总的来说启发很大

恒月 2012-11-27 0

一个经典的研究，翻译得挺别扭。#毕业论文准备#

不二 2016-10-03 0

工具性的书名…

葡萄子子 2010-11-10 0

有限的资料里扒拉出大量信息，跟大师学科研

盒中甲虫 2011-04-11 0

条例清晰的实证研究，劳动力市场研究的经典范式

药山 2017-02-21 0

一篇严谨的职涯领域论文

阳志平 2012-12-25 1

另一位社会网络分析名家所作。也就是传说中的弱联系概念提出者。记住了，就是在这本书中，作者发现了，只有30%的人是通过熟人找到新工作的。剩男剩女们也要小心了，你肯定不是那30%！

斑点香蕉 2014-11-09 0

怎一个看不懂了得

本质dudurian 2013-12-05 0

对于花900刀作出这么牛的博士论文表示非常服，问卷设计体现了整本书的思路，几乎每道题都在point上。全书的精华都在导论了，研究对象选择的理由、如何抽样、研究缺陷的解释部分对于论文写作很有启发。

也良 2016-06-16 0

讲的点很全面，有些很专业的东西看的不是很懂，不过总的来说启发很大

恒月 2012-11-27 0

一个经典的研究，翻译得挺别扭。#毕业论文准备#

不二 2016-10-03 0

工具性的书名…

葡萄子子 2010-11-10 0

有限的资料里扒拉出大量信息，跟大师学科研

盒中甲虫 2011-04-11 0

条例清晰的实证研究，劳动力市场研究的经典范式

我想说两句

简单记录下

盛昂 2016-08-11 1赞

不是书评，曾写过一篇旧文可惜找不到了，个人觉得关于“找工作”问题需要记录梳理几个问题。
1。“工作/职位”的财富分配，我认为个人财富的流通获取可以归纳为三个渠道，一是法律达成的权益如公民平等而获得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合法馈赠等，二是出让劳动的工资收入，三是财产性收入，也就是富余财富（指相对个人的消费需求）成为资本投资而再获取的财富。

这里可以看到劳动/工作是个人收入的一种渠道。劳动权在法律中被承认保护，并且要求政府致力于解决失业问题，公民在失业状态有权获得相应的就业服务和生活保障。

2.“人力资源管理理论”，首先将劳动者看作资本，指责其充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狭隘并不过分。而且配合拿来主义生硬的运用在中国，就形成了资本的分配不尊从市场逻辑，权力的逻辑不尊重市场而形成兜底的保障制度，而劳动者却被当作商品严格遵从自由择取，“人比人要死”，没有劳资平等合理的议价机会的残酷景象。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作为一种经济、工商管理方法论，用以提升管理现代化，工业生产效率，但却不能忽略其适用环境——公平开放的政治环境和已经具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不然对劳动者机械般的要求异化，而对“不合格者”弃之不顾，只能累积社会矛盾。

3.再之，第二点算是批评“现代性的不足”，然而可笑的是我们需要返回来，首先发问“我们的劳动机会分配是现代化的、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么？”
差强人意。众所周知，首先民营资本只在有限的经济部门的有位置。次之，企业管理的前现代化，都令人力资源交易市场的规模有限。当一个毕业生抱着“学历+履历”的模型期以为实现自己的志愿价值时，可能发现这个市场的盘面是有限的，有些领域是在是市场之外的，不依照市场逻辑而分配的。换做通俗的说法，人们依靠市场大范围的进行沟通是后期的，而人们首先是依据亲缘、地缘等等逻辑进行分配的，（人际）“关系”往往比”规则“更便利。
这些往往决定了一个普通人，其社会流动和财富获取上的天花板。

就像其他经济部门一样，人力市场的不发达（层次低，效率低，服务差）既让完全市场中的企业头痛，更让准中产阶级，依靠教育——技术劳动者——消费标定自我定位的人群恼火，因为他们很难依靠有效的就业和跳槽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和生活品味。

4.最后再说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
我认为在一个首先无征询意见、参与而未免公平的社会，人有权选择这样的态度，既然彼方不顾”合法性“来源，那么此方亦可不依照”合法“而待之。
我给找工作的普通人的建议就是，既然对方喜欢简历如何写，那不妨就如何编造，只要投机成功。
首先，一个公民a活着，b活的体面，c活的有价值感是基本的正义。这里对应的是a保障，b合理分配，c职业理想，而相应的困难是a无人权，b无议价权、被压榨，c劳动异化。
对于个人讲，很难指望A，而b的首先问题就是就业被拦截了，就业无门。
动辄“985”/“211”，若干经验，各种就业歧视，总所周知的无工会劳动者权益保障，以及可笑的指标招聘，对于企业来说是发展层次的问题，对于宏观经济是分配效率的问题，对于求职者却是眼前吃饭的问题。
如此紧迫，我提倡的办法就是既然他们的资本来源，运作过程本身就不遵从市场规范，而劳动者何必遵从什么市场规范呢？理论上讲，简历相当于产品说明说，当然要诚信属实，然而在这里这种逻辑却成为不必要也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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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补充下，经过我的观察，我发现国内各行各业就业其实就一个特点【只要熟练工】，而且其实不在乎什么技术含量，但却在乎是否体能熟练，也就是不用脑子，而手脚麻利就是了，包括任何文教创意行业，所谓【搬砖】是也。其主要的决定因素是热钱心态，资本主导者的低劣导致的，当然大环境也是不允许价值投资，市场逆向淘汰。

而现在的一个现象是，只要熟练工理解 ——熟练工却找不到——宁可空着（更大地耗损），而不拔一毛利天下——这批你国人从来是吃香如此难看，就像护食之肥猪一般——有解释，开了例外就不好再维系寡廉鲜耻的惯例——说到底还是懦弱、无能，无力主导，抱头鼠窜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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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在一个非完备的社会，渠道决定一切。找工作，找对象，找组织，找商机，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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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单要做正数，而且还要避免负数——各种陷阱。就拿找工作来说，不单寻求理想工作，还要避免各种骗子、虚假信息、无效平台、各种套路等等。
这个社会的恶劣也可见一斑。

弱关系里寻好运

西闪 2015-03-17 12赞

——再评《找工作》
西闪/文
由于信息传播的主要动力之一乃是社会互动，因此一个人要找工作，他的社会关系往往比正式渠道更有用。格兰诺维特的这个见解看上去很像是对常识的理论包装，然而他所揭示的事实远多于此。
关键在于，格氏所谓的关系（Contacts）与我们理解的关系（Guanxi）不是一回事。前者指一个人的社会联系，而后者只是其中相当特殊的一种：因实际的功利目的而使用的社会联系。
根据彼此见面的频率高低，格兰诺维特将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分为强关系（Strong ties）与弱关系（Weak ties）两种。照此划分，强关系很好理解。家庭关系显然属于此列，频频见面的朋友同事也是。可是弱关系就有些微妙了。它的特点就是广泛、多元和松散。弱关系可能是偶尔碰面的熟人，可能是工作中广泛接触的联系人，也可能是羽毛球馆里定期见面的对手、酒吧里常打招呼的熟客或者微博上相互点赞的彼此关注者。
正是在对弱关系的研究中，格兰诺维特以及之后的社会学家们发现了一些有悖于常识却非常有趣的事实。
在我看来，其中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那些通过弱关系找到工作的人，往往比利用强关系找到工作的人收入更高，工作更好。换句话说，拥有更多社会关系的人，运气更好。
重点依然是信息。相对于强关系，在弱关系的网络中传播的信息，无论质量和数量，都要更多更好。仔细想想也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只得到招聘市场去找工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只有信息相对同质的家庭关系或者同学关系。只有当他步入社会多年，建立起一个联系更广泛信息更多元的社会关系，情况才会发生变化。
信息的数量自不必说，弱关系提供的信息质量也更高。一个并不常见的朋友提供的信息也远远多于条件明确的招聘简章——未来的同事是否好相处，老板是否有些神经质，公司处于上升还是停滞阶段，整个行业究竟面临何等前景等等。反过来，即使基于间接的弱关系，作为需求方的雇主对他的潜在雇员也能做出更可靠的评估。
在《找工作》一书中，格兰诺维特列举了不少他亲自做的调查案例来说明弱关系的强作用。譬如一家私立医院的儿科医生劳伦斯•F。他找工作的经历如下：
某医院决定设立儿科，想找一个医生来做领导。于是医院咨询一位曾经给他们提供意见的医生有无合适的推荐。那位医生表示不认识这样的人，不过他建议医院去咨询他的一位朋友。那个朋友在一所医科大学任教。结果那个朋友向医院推荐了曾经在他手下接受培训的劳伦斯。劳伦斯接受了这项工作。
还有下面这个案例：
诺尔曼•H即将获得土地经济学的博士学位。这时候波士顿的一所大学获得了一家基金会的资金，准备聘请几个大学教师。校方问这家基金会的一个到访代表，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候选者。这个代表建议他们联系他的一个熟人。此人是另一所大学的经济系主任，比较熟悉年轻毕业生的情况。系主任推荐了本系的诺尔曼。经过面试，那所大学聘请了他。
更好玩的是这几个例子：
一个生物学专业的博士后向一家研究机构提交了求职申请。之后机构回信称：“并无职位向具有你这种资格的个人开放”。然而当这位博士后的博士导师在那里获得职位后，他就一并获得了一份研究助理的工作。研究机构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来表达他们对这个年轻人的满意之情。一个心理学的助教有类似的经历。当初他询问目前从事的职位时，校方甚至没有给出任何答复。没想到几个月后一个过去的同事来电话，问他对那个职位有没有兴趣。而那个同事并不知道他以前就递过申请。
我想，将那些美国人的姓名换作中国人的名字，不会影响以上案例的可靠性。实际上，在我认识的人中间，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比如我的朋友Z，数年前他通过某旅行网与一群素未谋面的“驴友”去藏区登山，结识了一家银行的职员L。当时L正为自己的未来犯愁，Z了解情况后鼓励他报考某大学的人类学博士。L听从了Z的建议，顺利读完了博士。当L即将毕业找工作之际，另一位驴友S向内地某校推荐了L，帮助他找到一份助教的工作。两年后，L的硕士导师转到沿海某大学任教，推荐L在该校获得一份教职。如今，L已经是副教授。
与弱关系的强作用形成鲜明对比的，恰恰是强关系的“弱作用”。这种作用如此负面，以至于格兰诺维特用“令人震惊”来形容。例如这一则故事：
维克多•O是一位化学工程师。当他从军队退役后，一个大学同学帮他找到了某小公司的岗位。他在那里干了18年，直到公司被兼并，他的岗位被取消，他的大多数同事也失业了。之后，他通过亲戚朋友和招聘广告寻找工作。他向115家公司寄出了求职信，只收到过四五封面试的邀请函，并且一无所获。最后，他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请他帮忙写一份求职的推荐信。维克多发现，熟人想要的那个职位，自己也合适，于是他也提出申请。后来，他成功应聘，但长期的挫折感使他对现状感到不满。如今他一直在向其他公司投寄求职信。
很明显，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在同一岗位上长期建立起来的强关系非但无益于他的职业生涯，反而阻碍了他培养更有价值的弱关系，并且直接导致他无法拥有更好的未来。格兰诺维特说，像维克多那样的人，在他的调查案卷中并不少。而在运气之鱼的眼中，这样的人，大概都是不擅长织网的人吧。
如果说工作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那么婚姻也是。在《找工作》里，格兰诺维特还提到了找工作与找对象在理论上的相似性。所以，在这两方面都有困扰的年轻人，读读这本书如何？

职业生涯的运气问题

西闪 2015-03-17 9赞

西闪/文
如果从16世纪的意大利赌徒吉罗拉莫•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算起，近500年来，人类一直试图用概率论和统计学编织的巨网一劳永逸地解决运气问题。然而，运气不是一条硕大无朋的蓝鲸，而是一团行踪诡谲的鱼群。它们在洋流中追逐自己的目标，时时变换方向，意向不明。再耐心地捕捞，再细密的巨网，仍有漏网之鱼。而那些脱网逃逸的鱼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才是最重要的运气。
譬如研究收入问题的社会学家杰克斯（Christopher Jencks）就认为，有些运气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人们承认的程度。特别是那些富人，他们之所以有好工作，有高收入，未必是因为他们够聪明够努力，仅仅是因为他们交上了好运。
是的，从统计学的角度看，人们的收入水平有赖于他们的家庭背景、智力水平、教育层次乃至职业选择。这个判断大体没错。然而这样的宏观判断，并不能帮助一个人预测自己，或者推断特定某个人的收入高低。就像杰克斯所言，偶然的因素太重要了，尤其在职业生涯中。运气促成的成百上千个意外，往往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碰巧，你选择了这个而不是那个工作；碰巧，一场台风摧毁了你的城市；碰巧，新地铁的出站口开在你的餐馆边上；碰巧，你所在的社区需要某些新工种，等等。总之，在你一夜暴富或永无出头的人生之间，难以测量的运气都在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有些学者认为杰克斯的看法太悲观了。在他们看来，找工作跟找旅店、找房子没什么两样。假如一个游客在深夜里寻找歇息的酒店，他只需抬头看看一幢幢大楼上的霓虹招牌，心中考虑两个因素就成：一个是成本（譬如时间和体力），另一个是收益（譬如卫生程度或者舒适度）。至于其他，对他来说并不那么重要。
经济学家就是这么认为的。按照理性选择的预设，他们将找工作看做一个搜寻信息的过程，只需考虑成本和收益。当求职者付出的搜寻成本与其期望的边际效益相等，他就会停止搜寻，或者说，算他找到了理想的工作——这就是工作搜寻理论。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给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总体而言，在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匹配问题上，工作搜寻理论是成功的。它像一份随时更新的地图，在上面，求职者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位置，找到了称心的工作，获得了满意的收入。
但是，就像一个游客无法拿着世界地图去找酒店，一个求职者也休想通过工作搜寻理论得到好运。那是宏观的尺度，仅适用于市场分析或政策制定。它忽略的许多细节，对于具体而微的个人命运而言，极可能是最重要的。
首先，找工作与找旅店真不一样。在一张软硬适度的床上入梦，不大可能改变你的人生，一份工作却会。因为职业乃是人生的一部分，其意义有时候是决定性的。特别是一个人的第一份工作，往往对他的人生有着启示般的作用。
求职与旅游的另一个重大区别在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匮乏程度都更加显著。对于找工作的人来说，像酒店霓虹灯那样醒目的信息往往意义甚微，而价值不菲的信息偏偏藏在阴影当中。
恰巧在这个问题上，工作搜寻理论遇到了麻烦。依照成本-收益的道理，价值不菲的信息本应属于那些积极搜寻信息的人，可是一个经验现象却提醒人们，不少找工作最不主动的人，却出现在了高收入的职位上。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统计，数据表明，相当一部分人在得到新工作之前并未积极地搜寻工作信息。更奇怪的是，相较于那些积极搜寻工作信息的人，那些不经搜寻就轻松获得新工作的人，往往收入更高，也更满意自己的职位。这真有点儿像传说中姜太公钓鱼的故事了。
怎么回事儿？除了裙带关系或者潜规则之类的可能，这里面还涉及到信息传播的动力学假设。经济学家认为，信息流动的动力就是搜寻。这种假设妨碍了他们去理解上述现象。相较而言，社会学家的认识明显贴近事实。他们认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动力不是搜寻，它只是社会交往的附带效果。更准确地说，绝大多数的有用信息都是在相互认识的人之间，像细菌传播那样流动起来的。
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他的经典著作《找工作》里探讨的就是这种信息传播现象。他认为，找工作——也就是经济学家说的“劳动力流动”，社会学家讲的“社会流动”，一般的研究方式都有缺陷。因为总体性的方式，比如利用统计学的手段进行宏观意义上的描述，或者微观层面上的、高度个人化的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动机阐释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工作机会的信息究竟是如何获得和传播的。
格兰诺维特认为，实际上，即使是在一个将个人从特定社会环境中解放出来，置于普遍化、程式化的制度中的现代化社会，个人依然高度依赖他的社会关系来找工作。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大众媒介、招聘广告等提供的信息远不如个人的关系网络有用。别看58同城、赶集网或者智联招聘的广告铺天盖地，真正找到满意的工作，还得靠自己的社会关系。当然，此关系（Contacts）非彼关系（Guanxi）。前者指一个人的社会联系，而后者乃是其中特殊的一种：因功利目的而使用的社会联系。
在《找工作》里，格兰诺维特汇总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数据。所有研究都表明，求职信息往往有赖于一个人的社会关系。蓝领工人的“职位配置的正式机制至多不超过全部配置的20%。与此相比，60%-90%的工作是通过非正式渠道找到的，主要是通过朋友、亲属和直接申请获得的。”专业技术人员，比如航天工程师、大学教授，他们的工作更少花费搜寻成本。在一项调查中，26%的大学教授表示，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就被录用了。”在格兰诺维特的调查里，有29%的专业管理者说，他们在获得现有职位之前，并未积极地找工作。只有普通白领，特别是女性文员，他们更经常地使用中介机构、广告方式以及直接申请等正式渠道求职。
从求职者的年龄划分也能看出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格兰诺维特注意到，随着年龄增长，一个找工作的人越不依赖搜寻。因为很明显，相对年轻人，年龄较大的人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关系。
在《找工作》的后记里格兰诺维特说，在哪里工作，怎样工作，它们构成了大多数成年人生活的最大一部分。而这一部分的人生命运，往往取决于人们如何嵌入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
这样的网，究竟能不能捕到那些从统计之网脱逃的运气呢？《找工作》里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细说。

如何不被“无用的幽灵”纠缠？

伯恩斯李 2009-08-28 43赞

　　1998年，全国高校招录新生的规模是一百零八万人；翌年是高校扩招元年，这个数字迅速地增长到一百五十三万人。此后几年，扩招愈演愈烈，到2009年，教育部制定的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安排多达六百二十九万人，足足是扩招第一年的四倍。随之而来的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度的加大：自从2003年首批扩招学生毕业以来，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不再是稀缺资源，找工作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乃至到了今年夏天，竟然传出令人瞠目结舌的“被就业”奇闻。

　　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解释有很多，有些归咎于高等教育水准的下降，有些认为新增岗位不足应该负责，有些呼吁大学生到农村和中西部落后地区去寻找机会，但这些解释采取的都是局外人的角度，很少有人关注找工作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哪些因素关系到求职的成败，就业难将会给社会整体带来什么影响，更没有人提出如何才能避免被就业的建议。两本社会学著作有助于我们回答后面这四个问题。

　　

　　在当代社会学界，尤其是经济社会学界，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发表于1973年的论文《弱关系的力量》和1985年的论文《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初探》对后来的劳动力市场研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格致出版社去年底翻译出版的《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其实是《弱关系的力量》的扩充和进一步发挥。

　　在《弱关系的力量》中，格兰诺维特关注的是求职过程的起点：如何获得工作信息。格兰诺维特发现，由家人、好友构成的强关系在工作信息流动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很有限，反倒是那些长久没有来往的同学、前同事，或者只有数面之缘的人能够提供有用的求职线索。内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强关系的组成者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弱关系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因此能够使信息流行起来。

　　《找工作》继续分析了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格兰诺维特把求职方法分为四类：通过正式渠道（比如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或者职业介绍所）找到的，通过个人关系找到的，直接向就业单位申请找到的，其他方法。格兰诺维特的抽样调查结果是这样的：“个人关系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约56%的被访者使用了这种方法；18.8%使用了正式的方法（9.9%使用了广告，8.9%使用了其他正式方法），18.8%使用了直接申请，6.7%属于混合类型（包括‘不确定’）。”（第7页）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求职者往往不知道哪里有合适的岗位，即使实际上有很多组织的空缺岗位找不到人来填补。对于雇主而言，有两个因素促使他们采用个人关系来招聘员工：第一，可以节省招聘成本，无须支付广告费用或者中间人（职业介绍所或者猎头）服务费；第二，可以更详细地了解应聘者的情况；当招聘的岗位很重要时，比如说是财务工作人员或者销售主管，雇主就更有可能使用这种方法。

　　在《找工作》的第二章，格兰诺维特对关系进行分类，他发现，在通过关系找到工作的人当中，通过强关系（亲朋好友）的只有31.4%，通过职场上培养的关系高达68.6%（第31页）。这也再次证明了“弱关系的力量”。

　　尽管格兰诺维特研究的是美国的情况，但也适用于中国。正如读者也许凭直觉就能猜到的，在这个人情大国，通过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比例更高：按照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边燕杰对天津的研究，那些在1993年以后上班的受访员中，有高达85%是通过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实际上，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即使被许多媒体蔑称为盲流的民工，他们的流动也并不是那么盲目：许多民工往往是通过个人关系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后才开始流动。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关系在求职过程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人的个人关系越发达，他就越可能找到工作，甚至更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就如格兰诺维特的统计结果表明的那样：通过正式渠道找到工作的人，只有30%对工作表示非常满意，而通过个人关系找到的，这个数字则高达54.2%（第9页）。

　　

　　确定关系在求职过程中的作用之后，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他们的非正式求职渠道是不完整的，大多数人只能依靠正式的求职渠道：参加招聘会、公务员考试和网上投递简历。各大城市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会总是人满为患；200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招录职位是一万三千五百六十六个，而报考人数多达一百零五万，考录比为77.4：1；许多大学生通过招聘网站发送数十份、乃至上百份简历而得不到面试的机会。

　　这些问题的症结是，通过正式渠道找到工作的求职者比例在20%以下，相应地，劳动力市场上有80%的岗位供应处于不公开的状态。对于大学生来说，就算他们能够使用强关系，他们也只能得知80%的隐秘岗位信息中的31.4%，市场上依然有55%的岗位处于他们的了解之外。

　　从这个方面来讲，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扩招造成大学生过剩，因为尽管经过多年扩招，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总体人数基数过大，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仅有6.5%，大学生远远没有到泛滥成灾的地步。

　　根据格兰诺维特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同样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上海生源的求职者比外地生源的求职者拥有更大的在上海找到工作的机会。原因很简单，本地生源可以利用父母和亲戚的社会关系，他们获知的岗位信息从理论上来讲要比外地生源多出125%。就全国范围内而言，城市生源的求职者比农村生源的求职者更容易找到工作，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目标地往往是城市，而不是在后者拥有社会网络的农村。

　　更糟糕的情况是，农村生源的求职者在申请仅占全部岗位20%的公开岗位时，他们和城市生源的求职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往往也不是平等的。因为城市生源的学生更有可能在申请公开岗位的同时动用他们父母或亲戚拥有的社会关系，从而获得更大的被录用的机会。

　　由此来看，大学生就业难将给中国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就整体而言，农村生源的毕业生和城市生源的毕业生将会由于路径依赖造成的分歧而在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上越离越远；当前农村和城市的鸿沟也将会因为这种求职过程的马太效应而被放大和加深。

　　最悲哀的是，由于大学生就业难是上述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必然后果，除非国家恢复包分配的就业制度，否则就算高等教育水平提高再多，经济发展再快，每年新增岗位再多，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也将一直存在下去；大量农村生源的毕业生如果拒绝从事高强度的低薪工作，将很难摆脱被就业的命运。

　　

　　就业难并非大学生才有的问题，也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单纯依靠这种定量的经济社会学研究，我们无法理解更深层的原因。受过十六年教育的大学生，甚至受过十九年教育的研究生，为什么还会遭到无用的幽灵（the specter of uselessness）的纠缠？

　　无用的幽灵并非现代社会所特有，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天才横溢的薄命诗人黄仲则就曾发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叹。但是我们要弄清楚的是，黄仲则在这里使用了诗歌的夸张手法，清朝读书人即使确实“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也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或者充当幕僚师爷找到工作。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惨遭无用的幽灵的折磨，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

　　在《新资本主义的文化》（The Culture of New Capitalism）中，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探讨了无用的幽灵和现代教育机构所提倡的素质教育之间的关系。

　　桑内特认为，大量的岗位，尤其是制造业的岗位，从北方国家转移到南方国家，使得北方国家许多原来在传统产业供职的工人失去了工作。自动化生产造成的影响更加严重，机器生产能够在大量提高产能的情况下大批压缩人力岗位，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的钢铁业。从1982年到2002年，美国的钢铁产量从七千五百万吨上升到一亿零两百万吨，可是钢铁工人的数量却从二十八万九千人下降到七万四千人（第92页）。这两个因素共同使许多北方国家的人面临无用的困境。

　　全球的岗位迁移和真正的自动化生产都是特殊的例子，它们影响到的更多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全球普遍性的是现代社会对技能的界定。在古代，技能的有效期几乎是终生的，但它现在变得越来越短。据估计，电脑修理工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必须三次重新学习他们的技能；医生需要的次数是相同的。法律、科研和其他行业也遇到这种情况（第95页）。

　　除了技能本身寿命变短之外，现代企业选聘员工的标准也对此产生了影响。像微软、宝洁等现代企业，它们最看重的往往不是应聘者已经取得的成就（比如说大学课程成绩），而是“潜力”。甚至连普华永道、毕马威这样从事专业性极高的业务的企业，它们在招聘的时候也根本不看求职者是否懂得基本的会计原理。所谓的“潜力”，就是能够及时学习新的知识、解决不同问题、和各式人等相处的能力。桑内特指出，这些前沿组织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它们的“道德的和示范性的力量被当成其他经济部门应该效仿的先进标准”（第10页）。

　　教育部门对这种情况的反应是越来越不重视培养实践技能，而越来越重视“素质教育”，为学生提供日后灵活应变需要用到的知识基础。在桑内特看来，这种把实践技能排除在才华的定义之外的做法是极其肤浅的，它使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现代人丧失了匠人精神。

　　匠人精神，在桑内特的定义中，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欲望（第194页）。一个有匠人精神的木匠会专注于把正在制作的家具做得尽善尽美，即使这么做影响到他的收入。一个有匠人精神的学生会精益求精地把他或她的专业知识学好，而不是浅尝辄止。素质教育理念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往往缺乏实践的技能：中文系的学生不会写公文，新闻系的学生无法独立完成采访，社会学系的学生不懂如何编制问卷，建筑系的学生看不懂复杂的设计图纸，会计系的学生做不了财务报表，诸如此类的情况屡见不鲜。

　　这种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毫无特点、毫无专长的千人一面的毕业生；即使他们真的获得了所谓的素质，拥有了所谓的能力，一旦毕业之后，他们也必将遇到无用的幽灵。因为正如桑内特指出的，普华永道、德勤、思科、高盛等前沿组织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它们所提供的职位即使全部是公开的职位，数量也极其有限。所有专业的人都去申请那些不限专业的岗位，结果自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掉下河的永远是多数。而现代社会大多数组织需要的依然是有一技之长的求职者。不懂制作财务报表的大学生也许有机会进入毕马威，但绝对没有机会进入一个需要专职会计的小型企业。

　　

　　现在可以来谈谈大学生如何避免被就业了。自从世袭制度在人类社会消失以来，人们一直拥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那就是认为先天的聪明才智比后天获取的资源更重要，生理的优秀比社会的优势更值得推崇和令人尊重。在大学里，领奖学金的永远是成绩最好、拥有最多科研成果的学生，而不是参加最多社会活动、拥有最多社会关系的学生。但正如格兰诺维特的《找工作》向我们展示的，如果你不打算毕业后继续深造，而是想要走出象牙塔，那么你的成绩越好、社会活动越少，毕业后得到合适工作的概率就越低。

　　我想说的并不是当今的大学生都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参加社团和做兼职上，而是社会关系也是一种才能，而且在找工作的时候，它发挥的作用并不比知识的才能小。

　　当然，正如桑内特的《新资本主义的文化》所指出的，如果你缺乏真正的一技之长，那么即使知道了哪里在招聘，你也未必能够被录用；就算被录用，你也未必能长久保住这份工作。要甩开无用的幽灵，摆脱被就业的悲惨命运，最重要的还是拥有匠人精神，专注地、持续地掌握一门技艺（可以不必和所学的专业有关）。在提倡所谓素质教育的高等学校每年培养大批——说难听点——无用废物的今天，一技傍身（无论是精通某门计算机语言还是图书编目技巧）能让你永远不会为找工作发愁。

如何不被“无用的幽灵”纠缠？

伯恩斯李 2009-08-28 43

　　1998年，全国高校招录新生的规模是一百零八万人；翌年是高校扩招元年，这个数字迅速地增长到一百五十三万人。此后几年，扩招愈演愈烈，到2009年，教育部制定的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安排多达六百二十九万人，足足是扩招第一年的四倍。随之而来的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度的加大：自从2003年首批扩招学生毕业以来，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不再是稀缺资源，找工作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乃至到了今年夏天，竟然传出令人瞠目结舌的“被就业”奇闻。

　　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解释有很多，有些归咎于高等教育水准的下降，有些认为新增岗位不足应该负责，有些呼吁大学生到农村和中西部落后地区去寻找机会，但这些解释采取的都是局外人的角度，很少有人关注找工作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哪些因素关系到求职的成败，就业难将会给社会整体带来什么影响，更没有人提出如何才能避免被就业的建议。两本社会学著作有助于我们回答后面这四个问题。

　　

　　在当代社会学界，尤其是经济社会学界，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发表于1973年的论文《弱关系的力量》和1985年的论文《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初探》对后来的劳动力市场研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格致出版社去年底翻译出版的《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其实是《弱关系的力量》的扩充和进一步发挥。

　　在《弱关系的力量》中，格兰诺维特关注的是求职过程的起点：如何获得工作信息。格兰诺维特发现，由家人、好友构成的强关系在工作信息流动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很有限，反倒是那些长久没有来往的同学、前同事，或者只有数面之缘的人能够提供有用的求职线索。内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强关系的组成者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弱关系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因此能够使信息流行起来。

　　《找工作》继续分析了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格兰诺维特把求职方法分为四类：通过正式渠道（比如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或者职业介绍所）找到的，通过个人关系找到的，直接向就业单位申请找到的，其他方法。格兰诺维特的抽样调查结果是这样的：“个人关系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约56%的被访者使用了这种方法；18.8%使用了正式的方法（9.9%使用了广告，8.9%使用了其他正式方法），18.8%使用了直接申请，6.7%属于混合类型（包括‘不确定’）。”（第7页）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求职者往往不知道哪里有合适的岗位，即使实际上有很多组织的空缺岗位找不到人来填补。对于雇主而言，有两个因素促使他们采用个人关系来招聘员工：第一，可以节省招聘成本，无须支付广告费用或者中间人（职业介绍所或者猎头）服务费；第二，可以更详细地了解应聘者的情况；当招聘的岗位很重要时，比如说是财务工作人员或者销售主管，雇主就更有可能使用这种方法。

　　在《找工作》的第二章，格兰诺维特对关系进行分类，他发现，在通过关系找到工作的人当中，通过强关系（亲朋好友）的只有31.4%，通过职场上培养的关系高达68.6%（第31页）。这也再次证明了“弱关系的力量”。

　　尽管格兰诺维特研究的是美国的情况，但也适用于中国。正如读者也许凭直觉就能猜到的，在这个人情大国，通过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比例更高：按照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边燕杰对天津的研究，那些在1993年以后上班的受访员中，有高达85%是通过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实际上，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即使被许多媒体蔑称为盲流的民工，他们的流动也并不是那么盲目：许多民工往往是通过个人关系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后才开始流动。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关系在求职过程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人的个人关系越发达，他就越可能找到工作，甚至更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就如格兰诺维特的统计结果表明的那样：通过正式渠道找到工作的人，只有30%对工作表示非常满意，而通过个人关系找到的，这个数字则高达54.2%（第9页）。

　　

　　确定关系在求职过程中的作用之后，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他们的非正式求职渠道是不完整的，大多数人只能依靠正式的求职渠道：参加招聘会、公务员考试和网上投递简历。各大城市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会总是人满为患；200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招录职位是一万三千五百六十六个，而报考人数多达一百零五万，考录比为77.4：1；许多大学生通过招聘网站发送数十份、乃至上百份简历而得不到面试的机会。

　　这些问题的症结是，通过正式渠道找到工作的求职者比例在20%以下，相应地，劳动力市场上有80%的岗位供应处于不公开的状态。对于大学生来说，就算他们能够使用强关系，他们也只能得知80%的隐秘岗位信息中的31.4%，市场上依然有55%的岗位处于他们的了解之外。

　　从这个方面来讲，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扩招造成大学生过剩，因为尽管经过多年扩招，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总体人数基数过大，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仅有6.5%，大学生远远没有到泛滥成灾的地步。

　　根据格兰诺维特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同样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上海生源的求职者比外地生源的求职者拥有更大的在上海找到工作的机会。原因很简单，本地生源可以利用父母和亲戚的社会关系，他们获知的岗位信息从理论上来讲要比外地生源多出125%。就全国范围内而言，城市生源的求职者比农村生源的求职者更容易找到工作，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目标地往往是城市，而不是在后者拥有社会网络的农村。

　　更糟糕的情况是，农村生源的求职者在申请仅占全部岗位20%的公开岗位时，他们和城市生源的求职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往往也不是平等的。因为城市生源的学生更有可能在申请公开岗位的同时动用他们父母或亲戚拥有的社会关系，从而获得更大的被录用的机会。

　　由此来看，大学生就业难将给中国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就整体而言，农村生源的毕业生和城市生源的毕业生将会由于路径依赖造成的分歧而在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上越离越远；当前农村和城市的鸿沟也将会因为这种求职过程的马太效应而被放大和加深。

　　最悲哀的是，由于大学生就业难是上述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必然后果，除非国家恢复包分配的就业制度，否则就算高等教育水平提高再多，经济发展再快，每年新增岗位再多，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也将一直存在下去；大量农村生源的毕业生如果拒绝从事高强度的低薪工作，将很难摆脱被就业的命运。

　　

　　就业难并非大学生才有的问题，也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单纯依靠这种定量的经济社会学研究，我们无法理解更深层的原因。受过十六年教育的大学生，甚至受过十九年教育的研究生，为什么还会遭到无用的幽灵（the specter of uselessness）的纠缠？

　　无用的幽灵并非现代社会所特有，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天才横溢的薄命诗人黄仲则就曾发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叹。但是我们要弄清楚的是，黄仲则在这里使用了诗歌的夸张手法，清朝读书人即使确实“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也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或者充当幕僚师爷找到工作。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惨遭无用的幽灵的折磨，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

　　在《新资本主义的文化》（The Culture of New Capitalism）中，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探讨了无用的幽灵和现代教育机构所提倡的素质教育之间的关系。

　　桑内特认为，大量的岗位，尤其是制造业的岗位，从北方国家转移到南方国家，使得北方国家许多原来在传统产业供职的工人失去了工作。自动化生产造成的影响更加严重，机器生产能够在大量提高产能的情况下大批压缩人力岗位，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的钢铁业。从1982年到2002年，美国的钢铁产量从七千五百万吨上升到一亿零两百万吨，可是钢铁工人的数量却从二十八万九千人下降到七万四千人（第92页）。这两个因素共同使许多北方国家的人面临无用的困境。

　　全球的岗位迁移和真正的自动化生产都是特殊的例子，它们影响到的更多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全球普遍性的是现代社会对技能的界定。在古代，技能的有效期几乎是终生的，但它现在变得越来越短。据估计，电脑修理工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必须三次重新学习他们的技能；医生需要的次数是相同的。法律、科研和其他行业也遇到这种情况（第95页）。

　　除了技能本身寿命变短之外，现代企业选聘员工的标准也对此产生了影响。像微软、宝洁等现代企业，它们最看重的往往不是应聘者已经取得的成就（比如说大学课程成绩），而是“潜力”。甚至连普华永道、毕马威这样从事专业性极高的业务的企业，它们在招聘的时候也根本不看求职者是否懂得基本的会计原理。所谓的“潜力”，就是能够及时学习新的知识、解决不同问题、和各式人等相处的能力。桑内特指出，这些前沿组织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它们的“道德的和示范性的力量被当成其他经济部门应该效仿的先进标准”（第10页）。

　　教育部门对这种情况的反应是越来越不重视培养实践技能，而越来越重视“素质教育”，为学生提供日后灵活应变需要用到的知识基础。在桑内特看来，这种把实践技能排除在才华的定义之外的做法是极其肤浅的，它使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现代人丧失了匠人精神。

　　匠人精神，在桑内特的定义中，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欲望（第194页）。一个有匠人精神的木匠会专注于把正在制作的家具做得尽善尽美，即使这么做影响到他的收入。一个有匠人精神的学生会精益求精地把他或她的专业知识学好，而不是浅尝辄止。素质教育理念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往往缺乏实践的技能：中文系的学生不会写公文，新闻系的学生无法独立完成采访，社会学系的学生不懂如何编制问卷，建筑系的学生看不懂复杂的设计图纸，会计系的学生做不了财务报表，诸如此类的情况屡见不鲜。

　　这种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毫无特点、毫无专长的千人一面的毕业生；即使他们真的获得了所谓的素质，拥有了所谓的能力，一旦毕业之后，他们也必将遇到无用的幽灵。因为正如桑内特指出的，普华永道、德勤、思科、高盛等前沿组织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它们所提供的职位即使全部是公开的职位，数量也极其有限。所有专业的人都去申请那些不限专业的岗位，结果自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掉下河的永远是多数。而现代社会大多数组织需要的依然是有一技之长的求职者。不懂制作财务报表的大学生也许有机会进入毕马威，但绝对没有机会进入一个需要专职会计的小型企业。

　　

　　现在可以来谈谈大学生如何避免被就业了。自从世袭制度在人类社会消失以来，人们一直拥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那就是认为先天的聪明才智比后天获取的资源更重要，生理的优秀比社会的优势更值得推崇和令人尊重。在大学里，领奖学金的永远是成绩最好、拥有最多科研成果的学生，而不是参加最多社会活动、拥有最多社会关系的学生。但正如格兰诺维特的《找工作》向我们展示的，如果你不打算毕业后继续深造，而是想要走出象牙塔，那么你的成绩越好、社会活动越少，毕业后得到合适工作的概率就越低。

　　我想说的并不是当今的大学生都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参加社团和做兼职上，而是社会关系也是一种才能，而且在找工作的时候，它发挥的作用并不比知识的才能小。

　　当然，正如桑内特的《新资本主义的文化》所指出的，如果你缺乏真正的一技之长，那么即使知道了哪里在招聘，你也未必能够被录用；就算被录用，你也未必能长久保住这份工作。要甩开无用的幽灵，摆脱被就业的悲惨命运，最重要的还是拥有匠人精神，专注地、持续地掌握一门技艺（可以不必和所学的专业有关）。在提倡所谓素质教育的高等学校每年培养大批——说难听点——无用废物的今天，一技傍身（无论是精通某门计算机语言还是图书编目技巧）能让你永远不会为找工作发愁。

弱关系里寻好运

西闪 2015-03-17 12

——再评《找工作》
西闪/文
由于信息传播的主要动力之一乃是社会互动，因此一个人要找工作，他的社会关系往往比正式渠道更有用。格兰诺维特的这个见解看上去很像是对常识的理论包装，然而他所揭示的事实远多于此。
关键在于，格氏所谓的关系（Contacts）与我们理解的关系（Guanxi）不是一回事。前者指一个人的社会联系，而后者只是其中相当特殊的一种：因实际的功利目的而使用的社会联系。
根据彼此见面的频率高低，格兰诺维特将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分为强关系（Strong ties）与弱关系（Weak ties）两种。照此划分，强关系很好理解。家庭关系显然属于此列，频频见面的朋友同事也是。可是弱关系就有些微妙了。它的特点就是广泛、多元和松散。弱关系可能是偶尔碰面的熟人，可能是工作中广泛接触的联系人，也可能是羽毛球馆里定期见面的对手、酒吧里常打招呼的熟客或者微博上相互点赞的彼此关注者。
正是在对弱关系的研究中，格兰诺维特以及之后的社会学家们发现了一些有悖于常识却非常有趣的事实。
在我看来，其中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那些通过弱关系找到工作的人，往往比利用强关系找到工作的人收入更高，工作更好。换句话说，拥有更多社会关系的人，运气更好。
重点依然是信息。相对于强关系，在弱关系的网络中传播的信息，无论质量和数量，都要更多更好。仔细想想也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只得到招聘市场去找工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只有信息相对同质的家庭关系或者同学关系。只有当他步入社会多年，建立起一个联系更广泛信息更多元的社会关系，情况才会发生变化。
信息的数量自不必说，弱关系提供的信息质量也更高。一个并不常见的朋友提供的信息也远远多于条件明确的招聘简章——未来的同事是否好相处，老板是否有些神经质，公司处于上升还是停滞阶段，整个行业究竟面临何等前景等等。反过来，即使基于间接的弱关系，作为需求方的雇主对他的潜在雇员也能做出更可靠的评估。
在《找工作》一书中，格兰诺维特列举了不少他亲自做的调查案例来说明弱关系的强作用。譬如一家私立医院的儿科医生劳伦斯•F。他找工作的经历如下：
某医院决定设立儿科，想找一个医生来做领导。于是医院咨询一位曾经给他们提供意见的医生有无合适的推荐。那位医生表示不认识这样的人，不过他建议医院去咨询他的一位朋友。那个朋友在一所医科大学任教。结果那个朋友向医院推荐了曾经在他手下接受培训的劳伦斯。劳伦斯接受了这项工作。
还有下面这个案例：
诺尔曼•H即将获得土地经济学的博士学位。这时候波士顿的一所大学获得了一家基金会的资金，准备聘请几个大学教师。校方问这家基金会的一个到访代表，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候选者。这个代表建议他们联系他的一个熟人。此人是另一所大学的经济系主任，比较熟悉年轻毕业生的情况。系主任推荐了本系的诺尔曼。经过面试，那所大学聘请了他。
更好玩的是这几个例子：
一个生物学专业的博士后向一家研究机构提交了求职申请。之后机构回信称：“并无职位向具有你这种资格的个人开放”。然而当这位博士后的博士导师在那里获得职位后，他就一并获得了一份研究助理的工作。研究机构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来表达他们对这个年轻人的满意之情。一个心理学的助教有类似的经历。当初他询问目前从事的职位时，校方甚至没有给出任何答复。没想到几个月后一个过去的同事来电话，问他对那个职位有没有兴趣。而那个同事并不知道他以前就递过申请。
我想，将那些美国人的姓名换作中国人的名字，不会影响以上案例的可靠性。实际上，在我认识的人中间，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比如我的朋友Z，数年前他通过某旅行网与一群素未谋面的“驴友”去藏区登山，结识了一家银行的职员L。当时L正为自己的未来犯愁，Z了解情况后鼓励他报考某大学的人类学博士。L听从了Z的建议，顺利读完了博士。当L即将毕业找工作之际，另一位驴友S向内地某校推荐了L，帮助他找到一份助教的工作。两年后，L的硕士导师转到沿海某大学任教，推荐L在该校获得一份教职。如今，L已经是副教授。
与弱关系的强作用形成鲜明对比的，恰恰是强关系的“弱作用”。这种作用如此负面，以至于格兰诺维特用“令人震惊”来形容。例如这一则故事：
维克多•O是一位化学工程师。当他从军队退役后，一个大学同学帮他找到了某小公司的岗位。他在那里干了18年，直到公司被兼并，他的岗位被取消，他的大多数同事也失业了。之后，他通过亲戚朋友和招聘广告寻找工作。他向115家公司寄出了求职信，只收到过四五封面试的邀请函，并且一无所获。最后，他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请他帮忙写一份求职的推荐信。维克多发现，熟人想要的那个职位，自己也合适，于是他也提出申请。后来，他成功应聘，但长期的挫折感使他对现状感到不满。如今他一直在向其他公司投寄求职信。
很明显，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在同一岗位上长期建立起来的强关系非但无益于他的职业生涯，反而阻碍了他培养更有价值的弱关系，并且直接导致他无法拥有更好的未来。格兰诺维特说，像维克多那样的人，在他的调查案卷中并不少。而在运气之鱼的眼中，这样的人，大概都是不擅长织网的人吧。
如果说工作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那么婚姻也是。在《找工作》里，格兰诺维特还提到了找工作与找对象在理论上的相似性。所以，在这两方面都有困扰的年轻人，读读这本书如何？

职业生涯的运气问题

西闪 2015-03-17 9

西闪/文
如果从16世纪的意大利赌徒吉罗拉莫•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算起，近500年来，人类一直试图用概率论和统计学编织的巨网一劳永逸地解决运气问题。然而，运气不是一条硕大无朋的蓝鲸，而是一团行踪诡谲的鱼群。它们在洋流中追逐自己的目标，时时变换方向，意向不明。再耐心地捕捞，再细密的巨网，仍有漏网之鱼。而那些脱网逃逸的鱼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才是最重要的运气。
譬如研究收入问题的社会学家杰克斯（Christopher Jencks）就认为，有些运气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人们承认的程度。特别是那些富人，他们之所以有好工作，有高收入，未必是因为他们够聪明够努力，仅仅是因为他们交上了好运。
是的，从统计学的角度看，人们的收入水平有赖于他们的家庭背景、智力水平、教育层次乃至职业选择。这个判断大体没错。然而这样的宏观判断，并不能帮助一个人预测自己，或者推断特定某个人的收入高低。就像杰克斯所言，偶然的因素太重要了，尤其在职业生涯中。运气促成的成百上千个意外，往往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碰巧，你选择了这个而不是那个工作；碰巧，一场台风摧毁了你的城市；碰巧，新地铁的出站口开在你的餐馆边上；碰巧，你所在的社区需要某些新工种，等等。总之，在你一夜暴富或永无出头的人生之间，难以测量的运气都在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有些学者认为杰克斯的看法太悲观了。在他们看来，找工作跟找旅店、找房子没什么两样。假如一个游客在深夜里寻找歇息的酒店，他只需抬头看看一幢幢大楼上的霓虹招牌，心中考虑两个因素就成：一个是成本（譬如时间和体力），另一个是收益（譬如卫生程度或者舒适度）。至于其他，对他来说并不那么重要。
经济学家就是这么认为的。按照理性选择的预设，他们将找工作看做一个搜寻信息的过程，只需考虑成本和收益。当求职者付出的搜寻成本与其期望的边际效益相等，他就会停止搜寻，或者说，算他找到了理想的工作——这就是工作搜寻理论。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给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总体而言，在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匹配问题上，工作搜寻理论是成功的。它像一份随时更新的地图，在上面，求职者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位置，找到了称心的工作，获得了满意的收入。
但是，就像一个游客无法拿着世界地图去找酒店，一个求职者也休想通过工作搜寻理论得到好运。那是宏观的尺度，仅适用于市场分析或政策制定。它忽略的许多细节，对于具体而微的个人命运而言，极可能是最重要的。
首先，找工作与找旅店真不一样。在一张软硬适度的床上入梦，不大可能改变你的人生，一份工作却会。因为职业乃是人生的一部分，其意义有时候是决定性的。特别是一个人的第一份工作，往往对他的人生有着启示般的作用。
求职与旅游的另一个重大区别在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匮乏程度都更加显著。对于找工作的人来说，像酒店霓虹灯那样醒目的信息往往意义甚微，而价值不菲的信息偏偏藏在阴影当中。
恰巧在这个问题上，工作搜寻理论遇到了麻烦。依照成本-收益的道理，价值不菲的信息本应属于那些积极搜寻信息的人，可是一个经验现象却提醒人们，不少找工作最不主动的人，却出现在了高收入的职位上。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统计，数据表明，相当一部分人在得到新工作之前并未积极地搜寻工作信息。更奇怪的是，相较于那些积极搜寻工作信息的人，那些不经搜寻就轻松获得新工作的人，往往收入更高，也更满意自己的职位。这真有点儿像传说中姜太公钓鱼的故事了。
怎么回事儿？除了裙带关系或者潜规则之类的可能，这里面还涉及到信息传播的动力学假设。经济学家认为，信息流动的动力就是搜寻。这种假设妨碍了他们去理解上述现象。相较而言，社会学家的认识明显贴近事实。他们认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动力不是搜寻，它只是社会交往的附带效果。更准确地说，绝大多数的有用信息都是在相互认识的人之间，像细菌传播那样流动起来的。
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他的经典著作《找工作》里探讨的就是这种信息传播现象。他认为，找工作——也就是经济学家说的“劳动力流动”，社会学家讲的“社会流动”，一般的研究方式都有缺陷。因为总体性的方式，比如利用统计学的手段进行宏观意义上的描述，或者微观层面上的、高度个人化的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动机阐释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工作机会的信息究竟是如何获得和传播的。
格兰诺维特认为，实际上，即使是在一个将个人从特定社会环境中解放出来，置于普遍化、程式化的制度中的现代化社会，个人依然高度依赖他的社会关系来找工作。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大众媒介、招聘广告等提供的信息远不如个人的关系网络有用。别看58同城、赶集网或者智联招聘的广告铺天盖地，真正找到满意的工作，还得靠自己的社会关系。当然，此关系（Contacts）非彼关系（Guanxi）。前者指一个人的社会联系，而后者乃是其中特殊的一种：因功利目的而使用的社会联系。
在《找工作》里，格兰诺维特汇总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数据。所有研究都表明，求职信息往往有赖于一个人的社会关系。蓝领工人的“职位配置的正式机制至多不超过全部配置的20%。与此相比，60%-90%的工作是通过非正式渠道找到的，主要是通过朋友、亲属和直接申请获得的。”专业技术人员，比如航天工程师、大学教授，他们的工作更少花费搜寻成本。在一项调查中，26%的大学教授表示，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就被录用了。”在格兰诺维特的调查里，有29%的专业管理者说，他们在获得现有职位之前，并未积极地找工作。只有普通白领，特别是女性文员，他们更经常地使用中介机构、广告方式以及直接申请等正式渠道求职。
从求职者的年龄划分也能看出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格兰诺维特注意到，随着年龄增长，一个找工作的人越不依赖搜寻。因为很明显，相对年轻人，年龄较大的人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关系。
在《找工作》的后记里格兰诺维特说，在哪里工作，怎样工作，它们构成了大多数成年人生活的最大一部分。而这一部分的人生命运，往往取决于人们如何嵌入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
这样的网，究竟能不能捕到那些从统计之网脱逃的运气呢？《找工作》里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细说。

简单记录下

盛昂 2016-08-11 1

不是书评，曾写过一篇旧文可惜找不到了，个人觉得关于“找工作”问题需要记录梳理几个问题。
1。“工作/职位”的财富分配，我认为个人财富的流通获取可以归纳为三个渠道，一是法律达成的权益如公民平等而获得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合法馈赠等，二是出让劳动的工资收入，三是财产性收入，也就是富余财富（指相对个人的消费需求）成为资本投资而再获取的财富。

这里可以看到劳动/工作是个人收入的一种渠道。劳动权在法律中被承认保护，并且要求政府致力于解决失业问题，公民在失业状态有权获得相应的就业服务和生活保障。

2.“人力资源管理理论”，首先将劳动者看作资本，指责其充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狭隘并不过分。而且配合拿来主义生硬的运用在中国，就形成了资本的分配不尊从市场逻辑，权力的逻辑不尊重市场而形成兜底的保障制度，而劳动者却被当作商品严格遵从自由择取，“人比人要死”，没有劳资平等合理的议价机会的残酷景象。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作为一种经济、工商管理方法论，用以提升管理现代化，工业生产效率，但却不能忽略其适用环境——公平开放的政治环境和已经具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不然对劳动者机械般的要求异化，而对“不合格者”弃之不顾，只能累积社会矛盾。

3.再之，第二点算是批评“现代性的不足”，然而可笑的是我们需要返回来，首先发问“我们的劳动机会分配是现代化的、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么？”
差强人意。众所周知，首先民营资本只在有限的经济部门的有位置。次之，企业管理的前现代化，都令人力资源交易市场的规模有限。当一个毕业生抱着“学历+履历”的模型期以为实现自己的志愿价值时，可能发现这个市场的盘面是有限的，有些领域是在是市场之外的，不依照市场逻辑而分配的。换做通俗的说法，人们依靠市场大范围的进行沟通是后期的，而人们首先是依据亲缘、地缘等等逻辑进行分配的，（人际）“关系”往往比”规则“更便利。
这些往往决定了一个普通人，其社会流动和财富获取上的天花板。

就像其他经济部门一样，人力市场的不发达（层次低，效率低，服务差）既让完全市场中的企业头痛，更让准中产阶级，依靠教育——技术劳动者——消费标定自我定位的人群恼火，因为他们很难依靠有效的就业和跳槽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和生活品味。

4.最后再说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
我认为在一个首先无征询意见、参与而未免公平的社会，人有权选择这样的态度，既然彼方不顾”合法性“来源，那么此方亦可不依照”合法“而待之。
我给找工作的普通人的建议就是，既然对方喜欢简历如何写，那不妨就如何编造，只要投机成功。
首先，一个公民a活着，b活的体面，c活的有价值感是基本的正义。这里对应的是a保障，b合理分配，c职业理想，而相应的困难是a无人权，b无议价权、被压榨，c劳动异化。
对于个人讲，很难指望A，而b的首先问题就是就业被拦截了，就业无门。
动辄“985”/“211”，若干经验，各种就业歧视，总所周知的无工会劳动者权益保障，以及可笑的指标招聘，对于企业来说是发展层次的问题，对于宏观经济是分配效率的问题，对于求职者却是眼前吃饭的问题。
如此紧迫，我提倡的办法就是既然他们的资本来源，运作过程本身就不遵从市场规范，而劳动者何必遵从什么市场规范呢？理论上讲，简历相当于产品说明说，当然要诚信属实，然而在这里这种逻辑却成为不必要也不可能的。

--------------------------------------------
再来补充下，经过我的观察，我发现国内各行各业就业其实就一个特点【只要熟练工】，而且其实不在乎什么技术含量，但却在乎是否体能熟练，也就是不用脑子，而手脚麻利就是了，包括任何文教创意行业，所谓【搬砖】是也。其主要的决定因素是热钱心态，资本主导者的低劣导致的，当然大环境也是不允许价值投资，市场逆向淘汰。

而现在的一个现象是，只要熟练工理解 ——熟练工却找不到——宁可空着（更大地耗损），而不拔一毛利天下——这批你国人从来是吃香如此难看，就像护食之肥猪一般——有解释，开了例外就不好再维系寡廉鲜耻的惯例——说到底还是懦弱、无能，无力主导，抱头鼠窜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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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在一个非完备的社会，渠道决定一切。找工作，找对象，找组织，找商机，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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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单要做正数，而且还要避免负数——各种陷阱。就拿找工作来说，不单寻求理想工作，还要避免各种骗子、虚假信息、无效平台、各种套路等等。
这个社会的恶劣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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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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