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的经济分析

笔记

骑象人 2011-11-03 0赞

张五常的佃农理论通过地主类比获得了类似于国家税收对生产函数的影响，使用边际效益的变化和市场工资的引入，能够直观的看出和税收制度一致的扭曲。税收制度的曲线是有双向性的，在高于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影响税收收入，佃农理论里面使用从价税来表述分成，会提前降低劳动积极性。
同样的，如果地主不进行收税，那么农民会像无管制的高山牧民一样对土地或者牧区产生外部性，而导致土地失去耕作价值。如果土地具有可测量均质性，那么就可以通过单位土地降低的耕作能力向地主付费。
那么政府为环境污染征税，是因为当地环境属于政府，而企业需要支付外部性产生的费用吗？
我们假设这种征收不会产生任何成本，外部性是可以测量的，比如污水多少吨，收多少的税。同时分配这些税收该用于哪一方面？
问题是，假设政府是全权拥有这些公共环境，那么为了创造利益，他会不时的提高这些环境的可使用价值，而获得更高的利益。那么税收应该全部用作污水处理，这样才能招商引资。从而使得交易是有效的。
但是事实上，因为这些环境是公有的，而政府是为了生活在这个环境的其它人征收费用。这部分外部性的税收是作为罚款而征收的，其目的是使得企业停止缴纳这部分费用。所以，罚款的部分不可能用于治理污水。就好像果农偶然抓到小偷偷苹果，向其征收大额罚款，其目的不是为了让果园变得更吸引小偷一样，它会把这部分金钱购置成防止小偷再次进入的篱笆。而政府在这里所做的更可能是，成立监管部门和设备（这一部分才是真正产生成本的地方），防范企业私自排污。
这里面的两难在于，政府依赖企业的其它税收，维护其体系的运行并且制造一个更适合企业生存的环境，而惩罚性税收没有回馈企业的这一部分，在污染不可避免时，势必增加企业成本，而减少企业支付的税收，而损失的这一部分用于唯一成立的新部门-监管部门。而不是用于提高环境质量。

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

panda 2014-03-01 1赞

General 1: 在巴泽尔的产权理论里，“交易费用”概念已经不再起主要作用了。起主要作用的是“公共领域”概念。而博弈论也许是描述公共领域里寻租者们行为及其结果的最好工具。巴泽尔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博弈”概念，但他的案例分析充满着博弈论的描述。也正因此，汪丁丁把这本书当成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的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General 2: 经济意义上的产权比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概念更延伸。人们对资产的权利（包括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不是永久不变的，它们是他们自己直接努力加以保护、他人企图夺取和政府予以保护程度的函数。法律上的产权应该只是单独地指政府予以保护程度这一方面。
经济意义上的产权是很难完全界定清楚的，因为完全界定所需要的成本太高。这主要是因为一件商品总是具有很多属性，这些属性经常会属于不同的人所有，而要完全界定清楚所需的测量、监督等成本往往都太高，所以从经济意义上来说，一个人往往是不可能对一件商品具有绝对的所有权利的。而在界定清楚商品某个属性所需的成本大于带来的收益时，该属性就会处于公共领域之中，可以被一部分人攥取。比如虽然法律规定公交车属于公交公司，但公交车总是有一部分属性属于公共属性，司机和乘客可以攥取（比如司机对公交车的性能是否过度利用，乘客对公交车卫生环境以及设施的爱护等，而在现实中这些监督都是需要成本的）。
除非产权得到完全界定——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这是永远做不到的——部分有价值的产权将总是处在公共领域中。
而在瓦尔拉的完全竞争模型中，权利是完全界定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所以在瓦尔拉模型中，不需要成本决定的价格足以解决所有的配置问题；而有成本的交易却需要非价格的配置方法和相应的组织。

Part 1: 书中的排队配给和价格控制的分析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交易的复杂性，市场参与者除了价格和数量之外，还有许多可供调整的边际。最大化意味着这些边际要被利用，而利用的方式是可以预测的：人们将利用约束条件下他们所能采用的成本最低的方法来获取由管制置于公共领域的价值。这种行为的结果使得由管制产生的浪费减少到最低限度。就70年代的汽油价格控制情况而言，调整所采取的形式有：尽可能地降低汽油的辛烷值水平，尽可能缩短营业时间（对提供服务的加油站来说）以及频繁地给汽车加注润滑油。
排队只是另外一种价格支付而已。由此我在坐公交时想到，公交车的低价其实是在均衡价格以下，相当于价格管制，所以坐公交的人除了车价外还需要付出排队的时间成本，而公交则降低服务水平，比如更拥挤等。穷人的时间成本更低，所以公交的低价相当于是对穷人的补贴。
在黑车给出的价格水平，总是有一部分人觉得他们付出公交车的价格加上排队的时间成本大于黑车给出的价格加上黑车为了满员的等待时间以及坐黑车额外承担的风险，所以会选择去坐黑车。

Part 2: 合同是对于责任的特定分配，将商品的不同属性分配给不同的所有人，但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里，总是会有一部分属性被置于公共领域。
因为考虑到界定商品产权要付出很高成本，所以某些价值已定的商品属性会被他人所窃取。因此为了在交换中获益，人们必须付出代价，为商品建立产权。这样他们在签订交易合同时就会字斟句酌，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会慎重选择计量单位、交易的具体方式、属性等。比如冰箱出售之后，还会有售后合同条款的约束，厂家仍具有对冰箱这一属性的产权；厂家也会对用户做出一些限制约束防止其过度使用或者谋利等。
而纠纷的产生是因为：在一个完全被拥有的商品（或者完全被拥有的属性）和一个置于公共领域的商品这样极端的情况下，当它们的价值改变时，这两个商品将仍然分别被拥有和不被拥有。而在居于这两者之间的情形中，就有可能产生纠纷；就是说，当对于签合同时价值似乎很小但在合同期满之前价值有所增长的属性，合同当事人并未在合同中作出规定时，就有可能产生纠纷。
如果交易双方都想从这种价值量变动中最大限度地扩张自己的财富，就应遵守一条原则：在正常情况下，价值量的变动对谁的影响最大，谁就有权左右这种变动。比如冰箱出售之后，发动机的保修年限比掉漆的保修年限更久，就是因为发动机是厂家生产，掉漆更多的是与用户使用相关。

Part 3: 传统研究产权的经济学家通常都不赞成对产权施加约束，认为任何约束都会稀释产权。他们认为，每个人利用财产获利的能力大小，取决于其产权的实现程度。这种程度包括使用权（以及排他权）、转让权、收益权等等。排他权可以保证自己的财产不沦为共同财产，转让权及收益权则使自己从交换中得到收入。而施加各种约束，一般来说，都会限制个人的行动自由；对个人的产权施加约束，将减少个人财产的价值；因此似乎这些约束都是有害的。
但其实对所有权实行的某些限制，能够防止人们染指非其所有的（商品）属性，不会稀释产权。一般而言，产权界定越明确，财富被无偿占有的可能就越小，因此产权的价值就越大。

Part 4: 对于组织的解释，其实任何组织的功能可以同样地归结为各种不同的权利由一个与它有关的个人向另一个人的让渡。

Part 5: 对于解释非市场机制（即政府）行为，政府是由人来管理的，政府的行为最终也只能是追求最大个人利益的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的行为都遵循着个人最大化的含义是：不论何时个人察觉到某种行动能增加他们权利的价值，他们就会采取这种行动。
私人产权对私有制成分与公有制成分是同样必要的，因此这二者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存在着私人产权。他们的区别在于采用何种组织形式，特别是给予生产者何种刺激和报酬。在私人经济中，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得到自己行为的全部直接结果；在政府经济中，这种机会就比较少。所以在私人产权条件下，这两种经济体制都能把追求最大利益的人们的行为后果反应出来，因此都必然讲求效率，只是有效的结果不同。
只要产品的边际成本不等于其边际收益，无论二者相差多少，总会产生一种平衡的力量使之趋于相等。人们为了得到最大的利益，必然会对交易成本做额外的调整；一旦做出这种调整，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之间的差别必然会消失。但是，这种均衡与政府施加限制时所达到的均衡不同。后者，由于调整成本将会非常之高，最终产量将大大低于市场调整下的产量。

交易费用让产权落入公共领域

辛兀 2012-04-21 2赞

这本书陈述的基本道理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拥有一件商品的产权。总有一部分权利因为确权成本过高被所有者投入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之中。为了尽可能缩小公共领域的范围，人们采取了各种看似稀释产权实则提高权利的方式，如限制、分割、分成等。

我的小理解

广宇 2013-01-13 1赞

由于交易费用不为零且任何一项产权都包括很多个方面（或者是属性）。所以，完全的界定一项产权的代价是奇高的，理性的经济人在界定的收益小于代价的时候，就不会去完全的界定产权，这样产权的一部分属性就会不会界定而落入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产权属于公共物品，无主物品，这样必然有人会去争夺，就可能造成过度需求或者是过小供给的情况。而这样时候，就需要一定的限制，而限制是需要组织的，而组织是用合约来约束的，合约是用“实力”保证的，实力包括：自己保护产权的实力，他人夺取产权的实力和第三方的实力。当然，这是外话。所以，产权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演化的，伴随着各方“实力”而演化。从上分析，还可以知道，产权的价值越高，就越被证明争夺，而争夺的结果就是产权得到更多的界定。当某些没有被界定的产权的属性，随着社会的演化而价值增加时，就会引起纠纷，而纠纷是要靠各方“实力”来最终平息的，平息了产权就界定了。
综上所述，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产权不可能完全界定；既然不能完全界定，那么就不能断然说私有和公有的区别，私有产权又公共部分，公有产权也存在其私有主人，只要加以适当的限制，是可以达到经济效率的。

作者是以例子来讲道理，这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他们都是先讲道理，再以例子来支持。所以，讲的很意思，平常中显出了不平常的道理，作者的观察力可谓牛逼。

价格管制，不一定会有排队。因为价格管制低于均衡价格（就这样假定）就会有这部分的价值落入公共领域，消费者用货币+等候时间购买物品，而物品有很多属性不能界定，比如汽油的型号，商家就可以用以次充好的卖以配合其较低价格，或者用没有价格管制的物品打牌出售来“抵制‘价值管制，而对时间评价高的人，就不会去排队。所以，买房卖房都会行动，去减少总的成本并降到最低，达到经济效率和均衡。

用产权看世界

飞骑斥候 2013-12-26 0赞

       周其仁说过，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科斯用交易费用看问题，张五常用合约看问题，巴泽尔则是用产权看问题。

       巴泽尔的问题意识来源于一些产权与合约的问题。
       为什么卖冰箱的要承担保修责任？
       地主为什么要选这种合同而不选那一种？
       奴隶既然完全是奴隶主的财产，怎么还会有奴隶赎回自己的情况发生？
       尤其是最后一点引人入胜，有产权意味着有全部的使用权、收益权，那奴隶应该完全存不下个人财产，怎么又有钱来赎买自身？

       巴泽尔发现，除了卖完概不退货的，没有所谓“完全拥有某物的产权”这一说法。事实上，一个物品有很多属性，在交易中，这些属性并非是一个人完全占有。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交易了之后直接把所有权利给对方不好吗？
       当然好，科斯说了，产权明确界定是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前提条件。可是有约束存在，无法完全交易。
       这个约束是效率最大化假设。这是一切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假设（说稀缺也很好），所以要在交易过程中收益最高，成本最低。
       收益方面，还是之前的冰箱，为什么要把保修的责任给厂家？因为厂家对修理的知识更专业，消费者花钱，将“可能损坏”这一属性给厂家去承担，是双方都获利的事情，如果让消费者去承担，评估成本高，交易价值差。
       成本方面，就是交易成本了。巴泽尔的定义是权利的获得、保护和转让成本。他对交易成本的定义很清晰，没有那么宽泛，我很喜欢，很多经济学家的定义都太宽泛了，没有解释力。交易成本中有一项就是考核、监督成本。因为对物品的一些属性测度成本太高，被迫放弃这一属性，将之放入“公共领域”，一旦放入公共领域，就会引起对方的赚取。
       比如，奴隶主是拥有奴隶的劳动力，但他对于如何测定奴隶工作是需要成本的，所以不可能随时看着奴隶，奴隶也就有可能偷懒，用一些劳动力积累财富以赎回自己。

       转让方面对这种情况当然不能无动于衷，而要采取限制措施。这就要用到合同了。如果说产权清晰是最大化的前提，那只要一方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责任就可以达到产权明晰。合同就是靠着对责任的分配来做到这一点的。
       比如，为什么快餐行业用计时工资，流水线用计件工资？显然是因为快餐业是集体作业，每个人对产出的贡献不好量度，就采取计时；流水线计件是因为产量和产出贡献直接相关，很好测度。
       这也就是不同合同的由来，一组交易就产生了一组合同，而对这组交易和合同进行管理的就是组织了。所以，巴泽尔是不赞同企业和市场两分法的，在他眼中，企业和市场都是一组合同罢了，至于为什么有的组织表现为企业，有的表现为市场，那就是交易成本问题了。
       之前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拿我学的广告来说。为什么有的企业有广告部，有的用广告公司？我想可能是因为广告是创意的工作，不像生产捆绑在一起更好，它需要特别的激励，即剩余所有权的激励，才能发挥最大作用，而且企业也可以“比稿”，使效益最大化。

       合同在分配风险的时候秉承什么原则？巴泽尔引入了变化性和剩余索取权。他认为谁对变化性影响更大，谁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句话也可以说是，谁对最后收益影响更大，谁获得更大剩余索取权。
        比如，地租合同。如果土地是均质的，劳动不确定，那就使用固定租金合同，让佃农承担更大的变化性；如果劳动是确定的，土地是均质的，那就使用工资合同，地主承担变化性。

       张五常说，理论是要简单而有用的。巴泽尔显然用这本透彻有力的小册子做到了这一点。巴泽尔的思路力透纸背，给我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所有权和产权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要想弄清现实世界，还需要看到底是谁在行使这个权利，这种权利结构是通过什么来确定的，又是怎么确定的，为什么要这么确定。这些都极为重要。

深远的经济学革命——再读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

John电视台 2013-03-30 1赞

声明：文章为本人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P.S.本人是CCER经双13届学生，如果你也在CCER修经双，copy此篇文章作为读书笔记作业上交会被认定为抄袭，所以师弟师妹们作业一定要自己写。

上次的读书笔记将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这本书的脉络梳理了一遍，结合平时的观察和自己的理解，对作者的思想进行了归纳，但是后来觉得还不够，总感觉应当顺着这个思路再进行一些挖掘。于是便有了这篇《再读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

首先，我发现，对于作者书中描述的买卖双方在“公共领域”的争夺，我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感觉并不陌生，这让我不由想到，周老师在上课时说的：我国古代不是没有市场。我想，中国作为一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市场在很早以前就很完善了，市场中买房与买方、卖方与卖方竞争的激烈程度也许并不亚于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比如，“黄牛党”这类人群，虽然道义上为人们所不齿，法律上为公权指控，但是我认为，他们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中国市场的发达——因为有人对价格做出反应，“攫取被置于公共领域的利益”。这说明黄牛的交易成本（包括获取这些信息的成本）很低，这是现代较为发达的市场的一个标志。林毅夫老师在其《中国经济专题》的课上也以翔实的历史记载论证了这一点，诚如布伦代尔所说，资本主义不是市场产生的，因为完全竞争市场利润为零。市场自古就有，资本主义恰恰是反市场产生的。所以，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并非因为没有市场，而是因为没有向反市场的方向行进。

上述结论或许有些牵强。但是在一段相对长的时间内，市场既有“聚”的倾向，又有“散”的倾向，后者即布伦代尔所说的“反市场行为”，亦即资本主义的起源。我奇怪的是，基于我自己对于中国市场的观察，为什么中国的市场“聚”的倾向大于“散”的倾向？如果说西方的繁荣是因为“散”的倾向大于“聚”的倾向，从而产生了大公司、大企业的话，中国市场总是停留在同质化严重的小作坊、小地摊的竞争中。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从早先的服装批发、到后来的家电红海，再到最近的电商“掐架”，似乎都可以看做“聚”的倾向的一种表现。我想，周老师在第五讲最后对我们的教诲在这里同样富有启示：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在加剧竞争，而正确的方式是加剧交易对方的竞争。

其次，我在重读《产权的经济分析》时发现，这种经济分析方法对现代政治同样有很重要的启示。既然产权既不是“一无所有”也不是“拥有全部”，那么国家主权是否也并非像一国所声称的那样完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未被完全界定的主权所引起的争端就引入注目了：二战以后，国与国的主权争端通常有国际法和联合国大会调和，但是这种制约作用相当微弱。在很大程度上，主权争端的胜负一般还是由国家的强弱决定。但是当两国实力相近以致难以预测“鹿死谁手”时，我们可以引入巴泽尔的分析方法：总的原则是，对资产平均收入影响倾向更大的一方，得到剩余的份额也应当更大。价值量的变动对谁的影响最大，谁就有权左右这种变动。当两国开始主权争端时，总要思量一下拥有这份主权的收益和放弃这份主权的成本。那么如果一国放弃主权所带来边际影响极大的话，那么这一国就有极大的愿望赢得这份主权。而另一国放弃主权边际损失较小，如此一来，两国的主权争端很有可能在拉锯战中渐渐倾向于对这份主权更为迫切的一方（受益最大者）。比如这次中日钓鱼岛争端，两国实力相近，但是钓鱼岛出于日方实际控制下，而且，一旦钓鱼岛被中方控制，日方的海上运输线几乎会被中国控制，这将对日方的海上石油运输安全大大不利，日方国土狭小，很多资源要靠进口，如果这条被日方视为“海上生命线”的航线被切断，无疑是日方不能被接受的。所以，在这次争端中，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总是最积极的那一个，而中国相比之下有些被动。当然，很多专家，包括政府，还是秉承尽量克制的原则，这还是符合我们的分析的，因为，当两国之间实力的天平有所倾斜的时候，也就是打破沉默的时候。中国正处于一个较快的上升空间内，而日本已步入下降的轨道，时间站在中国的一边。所以，按照巴泽尔的分析方法，只要不触及根本利益，韬光养晦的政策是正确的。

除了给其他学科带来的启发，产权的经济分析方法对经济学本身带来的影响也是革命性的：在我看来，它几乎推翻了宏观经济学。因为人们虽然会朝着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差距缩小的方向做出调整，但是有时候并不会到达均衡的一点。很难保证一系列的非均衡的叠加会是均衡的结果，而且产权界定的模糊性带来了交易中一部分价值流向公共领域，即使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里面还存在可以竞争的空间，于是价格难以反映每次交易的实际价值，那么宏观经济学中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就存在很多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微观的分析中，目前的模型无法度量因为价格变化导致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的变化，于是，宏观经济学就丧失了其微观基础。还有，现代企业竞争的要诀已经不再是成本之争，就像巴泽尔在书中所讲的那样，“争夺用户比发明者之间的竞争更加重要”。资本的力量可以让企业在争夺用户阶段忍受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亏损，而在完全竞争分析中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模型预测这种企业不能存活。同样受到削弱的还有货币论，货币量的增加或减少必然伴随着产权的重新界定，而这一过程一定会使一部分利益流向公共领域，从而加剧了人们对于“似乎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部分价值”的争夺。比如在恶性通胀时期，人们会以实物或外币代替本国货币，从而抵消了一部分通胀的效果。如此的话，宏观经济模型虽然指出了经济变化的潜在方向，但是其所作出的种种预测结果值得怀疑。有时候，它的预测精度甚至不如使用产权的分析方法做出的预测。

包括产权分析方法在内的新制度经济学正在引发经济学领域的又一次的重大革命，这门学问还对很多其他学科有十分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而目前相当一部分西方经济学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经济学以往赖以为生的基础已经动摇，风靡全球的“黑板经济学”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十分有限，就像周老师转述科斯的演讲：“我不曾在高深的理论中有所创新⋯⋯我只是改变了经济学的基础。”我想，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必定会对经济学这一年轻的学科做出重大贡献。

读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

John电视台 2013-03-30 3赞

声明：文章为本人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P.S.本人是CCER经双13届学生，如果你也在CCER修经双，copy此篇文章作为读书笔记作业上交会被认定为抄袭，所以师弟师妹们作业一定要自己写。

“产权被完整界定时，产品信息一定可以不费代价低获得，（有关的）交易成本也一定为零”巴泽尔在第一章开宗明义地论述道。然而一个经济物品，其产权并非都是清晰的，相反，其产权通常都是模糊的，而且不同的物品产权界定的模糊程度还是不同的。在我眼中，产权的清晰程度有一个光谱，从界定最清晰的一直到界定最不清晰的物品依次排列在这个光谱中，而产权界定最不清晰的通常被我们定义为“共用品”，因为界定或分离其有价值的属性成本高昂，如空气、阳光等。还有极少部分物品产权界定几乎是完全清晰的，产生收入流的物品通常来说界定起来难度更低一些，多数物品在乎于这二者之间。但是这本书讨论的并不是产权界定的问题，因为巴泽尔认为将产权完全界定可能是徒劳的，或者“成本高昂的令人却步”。这本书着力讨论的是在现实中，这种产权不能被完全界定的事实如何影响人的行为以及资源配置。他认为，“总的原则是，对资产平均收入影响倾向更大的一方，得到剩余的份额也应当更大。”
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在这里依然成立，巴泽尔举的买樱桃的例子我在现实中也观察过，在中国的农贸市场里面，很多水果的小商贩是不允许顾客挑选的，通常他们的解释是：“你把好的都挑走了，坏的我卖给谁？”可以想象，如果政府或农贸市场的监管者规定顾客有挑选水果的权利会发生什么，利用巴泽尔的分析，我们可以预测，商贩一定会提高价格，把剩下不好的樱桃卖不出去的损失算在提高的价格中，以减少自己的损失，同时“攫取被置于公共领域的利益。
巴泽尔对价格控制的分析引起了我的共鸣，教科书中的均衡分析忽略了调整的可能性，由于管制的办法很难做到滴水不漏，加油站在价格控制的情况下会利用调整边际来“获取似乎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部分汽油价值”，如减少服务、将营业时间从24小时改为白天、频繁添加润滑油、尽可能降低辛烷值水平等。
同样的例证还可以从10年方便面涨价事件中观察到，为了“保民生”，发改委约谈了几大方便面厂家，要求他们不能涨价，方便面厂家虽然没有在名义上涨价，却在暗地里将每盒方便面的净含量减小了，这在实际上减小了一盒方便面的成本，由于方便面的市场价格是以盒为单位计算的，所以厂家逃避了有关部门的监管，达到了涨价的目的，所以这个“约谈”的结果实际上是失败的。
巴泽尔对佃农合同天才般的分析堪称本书的华彩。他指出，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无论是固定租金合同、工资合同还是分成合同，都会导致效率的损失。分成合同存在监督土地和监督劳动的成本，“其遭受扭曲的边际包括其他两种合同下的所有边际”，但是这种边际并非成比例降低，在工资合同中，佃农对自己劳动的边际产量支付100%的税收；在固定租金合同下，佃农有滥用化肥的激励，其在土壤的自然肥力上得到100%补贴，而地主为合同期内土地的改良缴纳100%税收。“前者存在对劳动的不精心利用，后者存在对土地的不精心利用”。而在分成租金（假设是50：50）下，这两种扭曲分别被降低到原来四分之一的水平，总福利只减少了50%。
这个分析的推论对实际分析更加有用，分成合同实际上是固定租金合同和工资合同之间的过渡形式，当获取土地产量信息的成本提高时，合同制定会向工资合同的方向滑去，因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风险全部由地主承担，如有新的农作物的引入，此时土地不是均质的，劳动是均质的。当获取劳动能力信息的成本提高时，合同制定会向固定租金合同的方向滑去，因为类似的风险转而由佃农承担，如有移民产生，此时劳动不是均质的，土地是均质的。
巴泽尔在第五章中再一次强调，产权既不是“拥有全部”，也不是“完全没有”，很大程度上，产权介于这二者之间，产权中的某些属性其实并没有得到完全界定。而且原先未被发现的价值属性被发现之后，当拥有产权的收益超过了界定的成本时，界定工作就发生了，原先被置于公共领域的财产倾向于转变为私有财产。而这一过程有时会伴随冲突。另外，监督的成本相应的增长，且没有证据表明其增长速度比财产收益的增长速度慢。
对于公共财产的管理，巴泽尔的论述和达尔曼的观点与我们上课讲的内容不谋而合，通常要想不酿成“公地悲剧”，公共资产要被当做私产管理，以至于不被过度利用，通过投票来控制生产决策，土地可以避免过度放牧和砍柴。
降低公共领域所产生的成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利用度量本身的规模经济，另一种是防止重复度量。上文提到的水果的小商贩可能会把品质参差不齐的水果码放得很均匀，让买主随机挑选，那么消费者所承担的成本会低于挑选所耗费的成本。
界定产权导致的监督成本将巴泽尔的论述延伸到了对奴隶制的思考中，奴隶主要想得到对奴隶完全的所有权，即榨干其所有的劳动，是要付出极其高昂的监督成本的，以至于这种成本有时候变得不能承受。而“奴隶主既想监督奴隶的劳动，又想节约这种监督的成本，这就使得他对奴隶所拥有的所有权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界定。而奴隶就可借机占得一些未被界定的权利”。于是奴隶才有机会为自己赎身。巴泽尔还暗示，一个国家废除奴隶制度并非因为其国民素质高到了一定程度以至于蓄奴时良心受到谴责，而是保护这样一种制度的成本超过了其收益。
有时候，“限制商业性使用可以降低无偿占有所造成的浪费”，巴泽尔举出了一个电冰箱厂家为了限制过度使用所作出的调整：即保证冰箱压缩机的保修期，而缩短冰箱漆皮的保修期。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惩罚电冰箱的过度使用者。
在美国，政府为了限制水资源的过度使用，对“水”这一产权做出了稀释，但是这并没有降低水的价值，反而增加了水的价值，因为它“对产权做出了更加明确的界定。政府降低保护产权成本的例子还可以在宅地法中看到，把土地交由私人保护比政府直接出力保护的成本更低。
有效界定的所有权通常能避免合同中的检测成本，克莱斯勒将改装车顶外包给另一家公司，在实际上就将修理车顶的责任也一并交给了这家公司，从而避免了这家公司逃避责任的可能，也大大降低了自己的检测成本。这种类型的纵向联合我在读这本书之前也没有仔细思考过，但巴泽尔的分析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们对习以为常的现象重新审视。
以上种种分析都可以和本文第一段最后一句话作对照，确实可以发现，关于产权的“全部决策都是由受益最大者做出的”。
然后，巴泽尔将讨论延伸到了非市场领域，他指出，产权分析方法是很多非市场领域能够依靠的理论，在这些领域，“瓦尔拉模型失效了”，而“产权分析方法却大显身手”。而且“价格机制也不总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法”，如投票、义务捐献等。我想这也是新制度学派在中国流行开来的原因，中国的市场并不完善，很多课本上的经济学模型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而包括应用产权方法在内的新制度经济学却能够有很大的说服力。
巴泽尔还指出：私人产权时刻存在，不可能完全消除；政府并非无用。这两句话堪称是通篇的画龙点睛之笔。公共交通是共用品，但是其中却存在着“特殊的私人产权”，否则它应当会由于放任自流而垮掉，或是没有任何人有权利使用它。公共汽车的驾驶、调度、保养都需要订立合同，而这些合同的基础就是产权，因为合同本身就是一种产权的交换。如同本文第二段所述，“人们为了最大化利益，必然会对交易成本做出额外的调整”，以缩小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之间的差别。
“争夺用户比发明者之间的竞争更加重要”这句话不仅指明了现代高科技企业之间的竞争秘密，而且为很多不明就里的企业家提供了指导。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有很多企业是先积累用户群，然后走上并购新型企业之路的，他们自己本身并不从事很多发明（至少并不像他们声称的那样），而是利用他们的用户群，将购买来的新发明推广，从腾讯QQ、人人网到百度无不外乎都是这样，这是我的一个观察。
最后，巴泽尔重申了“产权从来不可能被充分界定”这一事实，这也是他整本书分析的基础，从这一点演化出人们的行为相应地做出各种调整，使得课本上的模型变得相对无用。但是我观察到，无论是传统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设还是成立的：1、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2、人们会朝着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差距缩小的方向做出调整，尽管有时候并不一定存在均衡的确定一点。3、价值量的变动对谁的影响最大，谁就有权左右这种变动。在我看来，巴泽尔以及包括张五常在内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指出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1、与其研究市场，不如研究产权及其中的属性。2、与其研究企业，不如研究合同以及权责转移。3、与其研究均衡，不如研究行为上相应的调整。在以上三点中，后者都是前者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概括，而且，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分析都不能忽视一个重要事实，即交易是有成本的。我认为，这为经济学以后的发展指明了一个重要方向。

读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

John电视台 2013-03-30 3

声明：文章为本人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P.S.本人是CCER经双13届学生，如果你也在CCER修经双，copy此篇文章作为读书笔记作业上交会被认定为抄袭，所以师弟师妹们作业一定要自己写。

“产权被完整界定时，产品信息一定可以不费代价低获得，（有关的）交易成本也一定为零”巴泽尔在第一章开宗明义地论述道。然而一个经济物品，其产权并非都是清晰的，相反，其产权通常都是模糊的，而且不同的物品产权界定的模糊程度还是不同的。在我眼中，产权的清晰程度有一个光谱，从界定最清晰的一直到界定最不清晰的物品依次排列在这个光谱中，而产权界定最不清晰的通常被我们定义为“共用品”，因为界定或分离其有价值的属性成本高昂，如空气、阳光等。还有极少部分物品产权界定几乎是完全清晰的，产生收入流的物品通常来说界定起来难度更低一些，多数物品在乎于这二者之间。但是这本书讨论的并不是产权界定的问题，因为巴泽尔认为将产权完全界定可能是徒劳的，或者“成本高昂的令人却步”。这本书着力讨论的是在现实中，这种产权不能被完全界定的事实如何影响人的行为以及资源配置。他认为，“总的原则是，对资产平均收入影响倾向更大的一方，得到剩余的份额也应当更大。”
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在这里依然成立，巴泽尔举的买樱桃的例子我在现实中也观察过，在中国的农贸市场里面，很多水果的小商贩是不允许顾客挑选的，通常他们的解释是：“你把好的都挑走了，坏的我卖给谁？”可以想象，如果政府或农贸市场的监管者规定顾客有挑选水果的权利会发生什么，利用巴泽尔的分析，我们可以预测，商贩一定会提高价格，把剩下不好的樱桃卖不出去的损失算在提高的价格中，以减少自己的损失，同时“攫取被置于公共领域的利益。
巴泽尔对价格控制的分析引起了我的共鸣，教科书中的均衡分析忽略了调整的可能性，由于管制的办法很难做到滴水不漏，加油站在价格控制的情况下会利用调整边际来“获取似乎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部分汽油价值”，如减少服务、将营业时间从24小时改为白天、频繁添加润滑油、尽可能降低辛烷值水平等。
同样的例证还可以从10年方便面涨价事件中观察到，为了“保民生”，发改委约谈了几大方便面厂家，要求他们不能涨价，方便面厂家虽然没有在名义上涨价，却在暗地里将每盒方便面的净含量减小了，这在实际上减小了一盒方便面的成本，由于方便面的市场价格是以盒为单位计算的，所以厂家逃避了有关部门的监管，达到了涨价的目的，所以这个“约谈”的结果实际上是失败的。
巴泽尔对佃农合同天才般的分析堪称本书的华彩。他指出，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无论是固定租金合同、工资合同还是分成合同，都会导致效率的损失。分成合同存在监督土地和监督劳动的成本，“其遭受扭曲的边际包括其他两种合同下的所有边际”，但是这种边际并非成比例降低，在工资合同中，佃农对自己劳动的边际产量支付100%的税收；在固定租金合同下，佃农有滥用化肥的激励，其在土壤的自然肥力上得到100%补贴，而地主为合同期内土地的改良缴纳100%税收。“前者存在对劳动的不精心利用，后者存在对土地的不精心利用”。而在分成租金（假设是50：50）下，这两种扭曲分别被降低到原来四分之一的水平，总福利只减少了50%。
这个分析的推论对实际分析更加有用，分成合同实际上是固定租金合同和工资合同之间的过渡形式，当获取土地产量信息的成本提高时，合同制定会向工资合同的方向滑去，因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风险全部由地主承担，如有新的农作物的引入，此时土地不是均质的，劳动是均质的。当获取劳动能力信息的成本提高时，合同制定会向固定租金合同的方向滑去，因为类似的风险转而由佃农承担，如有移民产生，此时劳动不是均质的，土地是均质的。
巴泽尔在第五章中再一次强调，产权既不是“拥有全部”，也不是“完全没有”，很大程度上，产权介于这二者之间，产权中的某些属性其实并没有得到完全界定。而且原先未被发现的价值属性被发现之后，当拥有产权的收益超过了界定的成本时，界定工作就发生了，原先被置于公共领域的财产倾向于转变为私有财产。而这一过程有时会伴随冲突。另外，监督的成本相应的增长，且没有证据表明其增长速度比财产收益的增长速度慢。
对于公共财产的管理，巴泽尔的论述和达尔曼的观点与我们上课讲的内容不谋而合，通常要想不酿成“公地悲剧”，公共资产要被当做私产管理，以至于不被过度利用，通过投票来控制生产决策，土地可以避免过度放牧和砍柴。
降低公共领域所产生的成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利用度量本身的规模经济，另一种是防止重复度量。上文提到的水果的小商贩可能会把品质参差不齐的水果码放得很均匀，让买主随机挑选，那么消费者所承担的成本会低于挑选所耗费的成本。
界定产权导致的监督成本将巴泽尔的论述延伸到了对奴隶制的思考中，奴隶主要想得到对奴隶完全的所有权，即榨干其所有的劳动，是要付出极其高昂的监督成本的，以至于这种成本有时候变得不能承受。而“奴隶主既想监督奴隶的劳动，又想节约这种监督的成本，这就使得他对奴隶所拥有的所有权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界定。而奴隶就可借机占得一些未被界定的权利”。于是奴隶才有机会为自己赎身。巴泽尔还暗示，一个国家废除奴隶制度并非因为其国民素质高到了一定程度以至于蓄奴时良心受到谴责，而是保护这样一种制度的成本超过了其收益。
有时候，“限制商业性使用可以降低无偿占有所造成的浪费”，巴泽尔举出了一个电冰箱厂家为了限制过度使用所作出的调整：即保证冰箱压缩机的保修期，而缩短冰箱漆皮的保修期。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惩罚电冰箱的过度使用者。
在美国，政府为了限制水资源的过度使用，对“水”这一产权做出了稀释，但是这并没有降低水的价值，反而增加了水的价值，因为它“对产权做出了更加明确的界定。政府降低保护产权成本的例子还可以在宅地法中看到，把土地交由私人保护比政府直接出力保护的成本更低。
有效界定的所有权通常能避免合同中的检测成本，克莱斯勒将改装车顶外包给另一家公司，在实际上就将修理车顶的责任也一并交给了这家公司，从而避免了这家公司逃避责任的可能，也大大降低了自己的检测成本。这种类型的纵向联合我在读这本书之前也没有仔细思考过，但巴泽尔的分析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们对习以为常的现象重新审视。
以上种种分析都可以和本文第一段最后一句话作对照，确实可以发现，关于产权的“全部决策都是由受益最大者做出的”。
然后，巴泽尔将讨论延伸到了非市场领域，他指出，产权分析方法是很多非市场领域能够依靠的理论，在这些领域，“瓦尔拉模型失效了”，而“产权分析方法却大显身手”。而且“价格机制也不总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法”，如投票、义务捐献等。我想这也是新制度学派在中国流行开来的原因，中国的市场并不完善，很多课本上的经济学模型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而包括应用产权方法在内的新制度经济学却能够有很大的说服力。
巴泽尔还指出：私人产权时刻存在，不可能完全消除；政府并非无用。这两句话堪称是通篇的画龙点睛之笔。公共交通是共用品，但是其中却存在着“特殊的私人产权”，否则它应当会由于放任自流而垮掉，或是没有任何人有权利使用它。公共汽车的驾驶、调度、保养都需要订立合同，而这些合同的基础就是产权，因为合同本身就是一种产权的交换。如同本文第二段所述，“人们为了最大化利益，必然会对交易成本做出额外的调整”，以缩小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之间的差别。
“争夺用户比发明者之间的竞争更加重要”这句话不仅指明了现代高科技企业之间的竞争秘密，而且为很多不明就里的企业家提供了指导。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有很多企业是先积累用户群，然后走上并购新型企业之路的，他们自己本身并不从事很多发明（至少并不像他们声称的那样），而是利用他们的用户群，将购买来的新发明推广，从腾讯QQ、人人网到百度无不外乎都是这样，这是我的一个观察。
最后，巴泽尔重申了“产权从来不可能被充分界定”这一事实，这也是他整本书分析的基础，从这一点演化出人们的行为相应地做出各种调整，使得课本上的模型变得相对无用。但是我观察到，无论是传统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设还是成立的：1、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2、人们会朝着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差距缩小的方向做出调整，尽管有时候并不一定存在均衡的确定一点。3、价值量的变动对谁的影响最大，谁就有权左右这种变动。在我看来，巴泽尔以及包括张五常在内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指出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1、与其研究市场，不如研究产权及其中的属性。2、与其研究企业，不如研究合同以及权责转移。3、与其研究均衡，不如研究行为上相应的调整。在以上三点中，后者都是前者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概括，而且，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分析都不能忽视一个重要事实，即交易是有成本的。我认为，这为经济学以后的发展指明了一个重要方向。

交易费用让产权落入公共领域

辛兀 2012-04-21 2

这本书陈述的基本道理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拥有一件商品的产权。总有一部分权利因为确权成本过高被所有者投入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之中。为了尽可能缩小公共领域的范围，人们采取了各种看似稀释产权实则提高权利的方式，如限制、分割、分成等。

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

panda 2014-03-01 1

General 1: 在巴泽尔的产权理论里，“交易费用”概念已经不再起主要作用了。起主要作用的是“公共领域”概念。而博弈论也许是描述公共领域里寻租者们行为及其结果的最好工具。巴泽尔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博弈”概念，但他的案例分析充满着博弈论的描述。也正因此，汪丁丁把这本书当成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的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General 2: 经济意义上的产权比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概念更延伸。人们对资产的权利（包括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不是永久不变的，它们是他们自己直接努力加以保护、他人企图夺取和政府予以保护程度的函数。法律上的产权应该只是单独地指政府予以保护程度这一方面。
经济意义上的产权是很难完全界定清楚的，因为完全界定所需要的成本太高。这主要是因为一件商品总是具有很多属性，这些属性经常会属于不同的人所有，而要完全界定清楚所需的测量、监督等成本往往都太高，所以从经济意义上来说，一个人往往是不可能对一件商品具有绝对的所有权利的。而在界定清楚商品某个属性所需的成本大于带来的收益时，该属性就会处于公共领域之中，可以被一部分人攥取。比如虽然法律规定公交车属于公交公司，但公交车总是有一部分属性属于公共属性，司机和乘客可以攥取（比如司机对公交车的性能是否过度利用，乘客对公交车卫生环境以及设施的爱护等，而在现实中这些监督都是需要成本的）。
除非产权得到完全界定——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这是永远做不到的——部分有价值的产权将总是处在公共领域中。
而在瓦尔拉的完全竞争模型中，权利是完全界定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所以在瓦尔拉模型中，不需要成本决定的价格足以解决所有的配置问题；而有成本的交易却需要非价格的配置方法和相应的组织。

Part 1: 书中的排队配给和价格控制的分析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交易的复杂性，市场参与者除了价格和数量之外，还有许多可供调整的边际。最大化意味着这些边际要被利用，而利用的方式是可以预测的：人们将利用约束条件下他们所能采用的成本最低的方法来获取由管制置于公共领域的价值。这种行为的结果使得由管制产生的浪费减少到最低限度。就70年代的汽油价格控制情况而言，调整所采取的形式有：尽可能地降低汽油的辛烷值水平，尽可能缩短营业时间（对提供服务的加油站来说）以及频繁地给汽车加注润滑油。
排队只是另外一种价格支付而已。由此我在坐公交时想到，公交车的低价其实是在均衡价格以下，相当于价格管制，所以坐公交的人除了车价外还需要付出排队的时间成本，而公交则降低服务水平，比如更拥挤等。穷人的时间成本更低，所以公交的低价相当于是对穷人的补贴。
在黑车给出的价格水平，总是有一部分人觉得他们付出公交车的价格加上排队的时间成本大于黑车给出的价格加上黑车为了满员的等待时间以及坐黑车额外承担的风险，所以会选择去坐黑车。

Part 2: 合同是对于责任的特定分配，将商品的不同属性分配给不同的所有人，但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里，总是会有一部分属性被置于公共领域。
因为考虑到界定商品产权要付出很高成本，所以某些价值已定的商品属性会被他人所窃取。因此为了在交换中获益，人们必须付出代价，为商品建立产权。这样他们在签订交易合同时就会字斟句酌，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会慎重选择计量单位、交易的具体方式、属性等。比如冰箱出售之后，还会有售后合同条款的约束，厂家仍具有对冰箱这一属性的产权；厂家也会对用户做出一些限制约束防止其过度使用或者谋利等。
而纠纷的产生是因为：在一个完全被拥有的商品（或者完全被拥有的属性）和一个置于公共领域的商品这样极端的情况下，当它们的价值改变时，这两个商品将仍然分别被拥有和不被拥有。而在居于这两者之间的情形中，就有可能产生纠纷；就是说，当对于签合同时价值似乎很小但在合同期满之前价值有所增长的属性，合同当事人并未在合同中作出规定时，就有可能产生纠纷。
如果交易双方都想从这种价值量变动中最大限度地扩张自己的财富，就应遵守一条原则：在正常情况下，价值量的变动对谁的影响最大，谁就有权左右这种变动。比如冰箱出售之后，发动机的保修年限比掉漆的保修年限更久，就是因为发动机是厂家生产，掉漆更多的是与用户使用相关。

Part 3: 传统研究产权的经济学家通常都不赞成对产权施加约束，认为任何约束都会稀释产权。他们认为，每个人利用财产获利的能力大小，取决于其产权的实现程度。这种程度包括使用权（以及排他权）、转让权、收益权等等。排他权可以保证自己的财产不沦为共同财产，转让权及收益权则使自己从交换中得到收入。而施加各种约束，一般来说，都会限制个人的行动自由；对个人的产权施加约束，将减少个人财产的价值；因此似乎这些约束都是有害的。
但其实对所有权实行的某些限制，能够防止人们染指非其所有的（商品）属性，不会稀释产权。一般而言，产权界定越明确，财富被无偿占有的可能就越小，因此产权的价值就越大。

Part 4: 对于组织的解释，其实任何组织的功能可以同样地归结为各种不同的权利由一个与它有关的个人向另一个人的让渡。

Part 5: 对于解释非市场机制（即政府）行为，政府是由人来管理的，政府的行为最终也只能是追求最大个人利益的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的行为都遵循着个人最大化的含义是：不论何时个人察觉到某种行动能增加他们权利的价值，他们就会采取这种行动。
私人产权对私有制成分与公有制成分是同样必要的，因此这二者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存在着私人产权。他们的区别在于采用何种组织形式，特别是给予生产者何种刺激和报酬。在私人经济中，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得到自己行为的全部直接结果；在政府经济中，这种机会就比较少。所以在私人产权条件下，这两种经济体制都能把追求最大利益的人们的行为后果反应出来，因此都必然讲求效率，只是有效的结果不同。
只要产品的边际成本不等于其边际收益，无论二者相差多少，总会产生一种平衡的力量使之趋于相等。人们为了得到最大的利益，必然会对交易成本做额外的调整；一旦做出这种调整，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之间的差别必然会消失。但是，这种均衡与政府施加限制时所达到的均衡不同。后者，由于调整成本将会非常之高，最终产量将大大低于市场调整下的产量。

我的小理解

广宇 2013-01-13 1

由于交易费用不为零且任何一项产权都包括很多个方面（或者是属性）。所以，完全的界定一项产权的代价是奇高的，理性的经济人在界定的收益小于代价的时候，就不会去完全的界定产权，这样产权的一部分属性就会不会界定而落入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产权属于公共物品，无主物品，这样必然有人会去争夺，就可能造成过度需求或者是过小供给的情况。而这样时候，就需要一定的限制，而限制是需要组织的，而组织是用合约来约束的，合约是用“实力”保证的，实力包括：自己保护产权的实力，他人夺取产权的实力和第三方的实力。当然，这是外话。所以，产权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演化的，伴随着各方“实力”而演化。从上分析，还可以知道，产权的价值越高，就越被证明争夺，而争夺的结果就是产权得到更多的界定。当某些没有被界定的产权的属性，随着社会的演化而价值增加时，就会引起纠纷，而纠纷是要靠各方“实力”来最终平息的，平息了产权就界定了。
综上所述，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产权不可能完全界定；既然不能完全界定，那么就不能断然说私有和公有的区别，私有产权又公共部分，公有产权也存在其私有主人，只要加以适当的限制，是可以达到经济效率的。

作者是以例子来讲道理，这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他们都是先讲道理，再以例子来支持。所以，讲的很意思，平常中显出了不平常的道理，作者的观察力可谓牛逼。

价格管制，不一定会有排队。因为价格管制低于均衡价格（就这样假定）就会有这部分的价值落入公共领域，消费者用货币+等候时间购买物品，而物品有很多属性不能界定，比如汽油的型号，商家就可以用以次充好的卖以配合其较低价格，或者用没有价格管制的物品打牌出售来“抵制‘价值管制，而对时间评价高的人，就不会去排队。所以，买房卖房都会行动，去减少总的成本并降到最低，达到经济效率和均衡。

深远的经济学革命——再读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

John电视台 2013-03-30 1

声明：文章为本人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P.S.本人是CCER经双13届学生，如果你也在CCER修经双，copy此篇文章作为读书笔记作业上交会被认定为抄袭，所以师弟师妹们作业一定要自己写。

上次的读书笔记将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这本书的脉络梳理了一遍，结合平时的观察和自己的理解，对作者的思想进行了归纳，但是后来觉得还不够，总感觉应当顺着这个思路再进行一些挖掘。于是便有了这篇《再读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

首先，我发现，对于作者书中描述的买卖双方在“公共领域”的争夺，我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感觉并不陌生，这让我不由想到，周老师在上课时说的：我国古代不是没有市场。我想，中国作为一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市场在很早以前就很完善了，市场中买房与买方、卖方与卖方竞争的激烈程度也许并不亚于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比如，“黄牛党”这类人群，虽然道义上为人们所不齿，法律上为公权指控，但是我认为，他们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中国市场的发达——因为有人对价格做出反应，“攫取被置于公共领域的利益”。这说明黄牛的交易成本（包括获取这些信息的成本）很低，这是现代较为发达的市场的一个标志。林毅夫老师在其《中国经济专题》的课上也以翔实的历史记载论证了这一点，诚如布伦代尔所说，资本主义不是市场产生的，因为完全竞争市场利润为零。市场自古就有，资本主义恰恰是反市场产生的。所以，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并非因为没有市场，而是因为没有向反市场的方向行进。

上述结论或许有些牵强。但是在一段相对长的时间内，市场既有“聚”的倾向，又有“散”的倾向，后者即布伦代尔所说的“反市场行为”，亦即资本主义的起源。我奇怪的是，基于我自己对于中国市场的观察，为什么中国的市场“聚”的倾向大于“散”的倾向？如果说西方的繁荣是因为“散”的倾向大于“聚”的倾向，从而产生了大公司、大企业的话，中国市场总是停留在同质化严重的小作坊、小地摊的竞争中。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从早先的服装批发、到后来的家电红海，再到最近的电商“掐架”，似乎都可以看做“聚”的倾向的一种表现。我想，周老师在第五讲最后对我们的教诲在这里同样富有启示：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在加剧竞争，而正确的方式是加剧交易对方的竞争。

其次，我在重读《产权的经济分析》时发现，这种经济分析方法对现代政治同样有很重要的启示。既然产权既不是“一无所有”也不是“拥有全部”，那么国家主权是否也并非像一国所声称的那样完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未被完全界定的主权所引起的争端就引入注目了：二战以后，国与国的主权争端通常有国际法和联合国大会调和，但是这种制约作用相当微弱。在很大程度上，主权争端的胜负一般还是由国家的强弱决定。但是当两国实力相近以致难以预测“鹿死谁手”时，我们可以引入巴泽尔的分析方法：总的原则是，对资产平均收入影响倾向更大的一方，得到剩余的份额也应当更大。价值量的变动对谁的影响最大，谁就有权左右这种变动。当两国开始主权争端时，总要思量一下拥有这份主权的收益和放弃这份主权的成本。那么如果一国放弃主权所带来边际影响极大的话，那么这一国就有极大的愿望赢得这份主权。而另一国放弃主权边际损失较小，如此一来，两国的主权争端很有可能在拉锯战中渐渐倾向于对这份主权更为迫切的一方（受益最大者）。比如这次中日钓鱼岛争端，两国实力相近，但是钓鱼岛出于日方实际控制下，而且，一旦钓鱼岛被中方控制，日方的海上运输线几乎会被中国控制，这将对日方的海上石油运输安全大大不利，日方国土狭小，很多资源要靠进口，如果这条被日方视为“海上生命线”的航线被切断，无疑是日方不能被接受的。所以，在这次争端中，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总是最积极的那一个，而中国相比之下有些被动。当然，很多专家，包括政府，还是秉承尽量克制的原则，这还是符合我们的分析的，因为，当两国之间实力的天平有所倾斜的时候，也就是打破沉默的时候。中国正处于一个较快的上升空间内，而日本已步入下降的轨道，时间站在中国的一边。所以，按照巴泽尔的分析方法，只要不触及根本利益，韬光养晦的政策是正确的。

除了给其他学科带来的启发，产权的经济分析方法对经济学本身带来的影响也是革命性的：在我看来，它几乎推翻了宏观经济学。因为人们虽然会朝着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差距缩小的方向做出调整，但是有时候并不会到达均衡的一点。很难保证一系列的非均衡的叠加会是均衡的结果，而且产权界定的模糊性带来了交易中一部分价值流向公共领域，即使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里面还存在可以竞争的空间，于是价格难以反映每次交易的实际价值，那么宏观经济学中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就存在很多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微观的分析中，目前的模型无法度量因为价格变化导致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的变化，于是，宏观经济学就丧失了其微观基础。还有，现代企业竞争的要诀已经不再是成本之争，就像巴泽尔在书中所讲的那样，“争夺用户比发明者之间的竞争更加重要”。资本的力量可以让企业在争夺用户阶段忍受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亏损，而在完全竞争分析中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模型预测这种企业不能存活。同样受到削弱的还有货币论，货币量的增加或减少必然伴随着产权的重新界定，而这一过程一定会使一部分利益流向公共领域，从而加剧了人们对于“似乎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部分价值”的争夺。比如在恶性通胀时期，人们会以实物或外币代替本国货币，从而抵消了一部分通胀的效果。如此的话，宏观经济模型虽然指出了经济变化的潜在方向，但是其所作出的种种预测结果值得怀疑。有时候，它的预测精度甚至不如使用产权的分析方法做出的预测。

包括产权分析方法在内的新制度经济学正在引发经济学领域的又一次的重大革命，这门学问还对很多其他学科有十分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而目前相当一部分西方经济学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经济学以往赖以为生的基础已经动摇，风靡全球的“黑板经济学”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十分有限，就像周老师转述科斯的演讲：“我不曾在高深的理论中有所创新⋯⋯我只是改变了经济学的基础。”我想，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必定会对经济学这一年轻的学科做出重大贡献。

笔记

骑象人 2011-11-03 0

张五常的佃农理论通过地主类比获得了类似于国家税收对生产函数的影响，使用边际效益的变化和市场工资的引入，能够直观的看出和税收制度一致的扭曲。税收制度的曲线是有双向性的，在高于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影响税收收入，佃农理论里面使用从价税来表述分成，会提前降低劳动积极性。
同样的，如果地主不进行收税，那么农民会像无管制的高山牧民一样对土地或者牧区产生外部性，而导致土地失去耕作价值。如果土地具有可测量均质性，那么就可以通过单位土地降低的耕作能力向地主付费。
那么政府为环境污染征税，是因为当地环境属于政府，而企业需要支付外部性产生的费用吗？
我们假设这种征收不会产生任何成本，外部性是可以测量的，比如污水多少吨，收多少的税。同时分配这些税收该用于哪一方面？
问题是，假设政府是全权拥有这些公共环境，那么为了创造利益，他会不时的提高这些环境的可使用价值，而获得更高的利益。那么税收应该全部用作污水处理，这样才能招商引资。从而使得交易是有效的。
但是事实上，因为这些环境是公有的，而政府是为了生活在这个环境的其它人征收费用。这部分外部性的税收是作为罚款而征收的，其目的是使得企业停止缴纳这部分费用。所以，罚款的部分不可能用于治理污水。就好像果农偶然抓到小偷偷苹果，向其征收大额罚款，其目的不是为了让果园变得更吸引小偷一样，它会把这部分金钱购置成防止小偷再次进入的篱笆。而政府在这里所做的更可能是，成立监管部门和设备（这一部分才是真正产生成本的地方），防范企业私自排污。
这里面的两难在于，政府依赖企业的其它税收，维护其体系的运行并且制造一个更适合企业生存的环境，而惩罚性税收没有回馈企业的这一部分，在污染不可避免时，势必增加企业成本，而减少企业支付的税收，而损失的这一部分用于唯一成立的新部门-监管部门。而不是用于提高环境质量。

用产权看世界

飞骑斥候 2013-12-26 0

       周其仁说过，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科斯用交易费用看问题，张五常用合约看问题，巴泽尔则是用产权看问题。

       巴泽尔的问题意识来源于一些产权与合约的问题。
       为什么卖冰箱的要承担保修责任？
       地主为什么要选这种合同而不选那一种？
       奴隶既然完全是奴隶主的财产，怎么还会有奴隶赎回自己的情况发生？
       尤其是最后一点引人入胜，有产权意味着有全部的使用权、收益权，那奴隶应该完全存不下个人财产，怎么又有钱来赎买自身？

       巴泽尔发现，除了卖完概不退货的，没有所谓“完全拥有某物的产权”这一说法。事实上，一个物品有很多属性，在交易中，这些属性并非是一个人完全占有。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交易了之后直接把所有权利给对方不好吗？
       当然好，科斯说了，产权明确界定是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前提条件。可是有约束存在，无法完全交易。
       这个约束是效率最大化假设。这是一切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假设（说稀缺也很好），所以要在交易过程中收益最高，成本最低。
       收益方面，还是之前的冰箱，为什么要把保修的责任给厂家？因为厂家对修理的知识更专业，消费者花钱，将“可能损坏”这一属性给厂家去承担，是双方都获利的事情，如果让消费者去承担，评估成本高，交易价值差。
       成本方面，就是交易成本了。巴泽尔的定义是权利的获得、保护和转让成本。他对交易成本的定义很清晰，没有那么宽泛，我很喜欢，很多经济学家的定义都太宽泛了，没有解释力。交易成本中有一项就是考核、监督成本。因为对物品的一些属性测度成本太高，被迫放弃这一属性，将之放入“公共领域”，一旦放入公共领域，就会引起对方的赚取。
       比如，奴隶主是拥有奴隶的劳动力，但他对于如何测定奴隶工作是需要成本的，所以不可能随时看着奴隶，奴隶也就有可能偷懒，用一些劳动力积累财富以赎回自己。

       转让方面对这种情况当然不能无动于衷，而要采取限制措施。这就要用到合同了。如果说产权清晰是最大化的前提，那只要一方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责任就可以达到产权明晰。合同就是靠着对责任的分配来做到这一点的。
       比如，为什么快餐行业用计时工资，流水线用计件工资？显然是因为快餐业是集体作业，每个人对产出的贡献不好量度，就采取计时；流水线计件是因为产量和产出贡献直接相关，很好测度。
       这也就是不同合同的由来，一组交易就产生了一组合同，而对这组交易和合同进行管理的就是组织了。所以，巴泽尔是不赞同企业和市场两分法的，在他眼中，企业和市场都是一组合同罢了，至于为什么有的组织表现为企业，有的表现为市场，那就是交易成本问题了。
       之前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拿我学的广告来说。为什么有的企业有广告部，有的用广告公司？我想可能是因为广告是创意的工作，不像生产捆绑在一起更好，它需要特别的激励，即剩余所有权的激励，才能发挥最大作用，而且企业也可以“比稿”，使效益最大化。

       合同在分配风险的时候秉承什么原则？巴泽尔引入了变化性和剩余索取权。他认为谁对变化性影响更大，谁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句话也可以说是，谁对最后收益影响更大，谁获得更大剩余索取权。
        比如，地租合同。如果土地是均质的，劳动不确定，那就使用固定租金合同，让佃农承担更大的变化性；如果劳动是确定的，土地是均质的，那就使用工资合同，地主承担变化性。

       张五常说，理论是要简单而有用的。巴泽尔显然用这本透彻有力的小册子做到了这一点。巴泽尔的思路力透纸背，给我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所有权和产权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要想弄清现实世界，还需要看到底是谁在行使这个权利，这种权利结构是通过什么来确定的，又是怎么确定的，为什么要这么确定。这些都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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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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