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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以前，奥格威一直兼任英国政府在美国公众意见方面的顾问，同时在盖洛普工作。1942年，美国参战，他从ARI辞职，在位于华盛顿的英国军队情报机构全职工作。他称这场战争为“希特勒战争”，并称能够预知战争的发展。1937年他在美瑟-克劳瑟公司的第一位客户是德国犹太人理事会，该理事会为处于希特勒死亡威胁下的难民筹集资金。奥格威以自己辞去美瑟的工作相要挟，阻止公司将希特勒的大使作为客户接待。他和梅林达住在普林斯顿期间，曾资助了英格兰难民的4个孩子。 他间谍生涯的新老板，威廉·斯蒂文森先生，是英国安全协调处（BSC）的负责人，也是将英国和美国卷入战争并在随后几年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秘密行动的中心人物。英国安全协调处负责西半球所有的英国情报事务。 斯蒂文森有着引人注目的个性，他是伊恩·弗莱明笔下著名的秘密特工007的原型。弗莱明说，“人们常问我，惊险小说中的’英雄‘詹姆斯·邦德与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秘密特工有多相似？”弗莱明在英国海军情报处工作，对隐密的特工世界十分着迷。邦德实际上并不是英雄，弗莱明解释说，而是将一个真实的间谍经过高度的浪漫主义加工后产生的--而且邦德与斯蒂文森不是一类人，斯蒂文森是个“超级优秀的”男人、超级间谍和符合“任何评判标准”的英雄。 弗莱明将斯蒂文森的情报活动提炼成了许多邦德故事。百慕大汉密尔顿公主酒店（BSC的一处基地）的一只巨型鱼缸，成了将邦德与诺博士的爪牙们隔开的玻璃墙。在纳粹占领法国后，为使马提尼岛的黄金不被德国人染指，由BSC策划的抢夺马提尼岛黄金的计划，演变成了《金手指》。邦德凭借射杀混入洛克菲勒中心（BSC纽约密码破译基地）的一名日本密码特工，而赢得了他的双“O”代号。BSC的特工薇拉·阿特金斯是M（007的上司）的秘书莫尼小姐的原型，她批露说邦德的马提尼食谱就来自斯蒂文森：“他会调制最浓烈的马提尼酒。用货摊上买来的又烈又干的杜松子酒做主料，加入少量苦艾酒，放入挤好的柠檬皮，然后摇晃，不要搅拌。”弗莱明很欣赏斯蒂文森的马提尼酒，每每喝的时候都是用一夸脱容量的玻璃杯。 美国是如何参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中的来龙去脉仍然没有广为人知。日本袭击珍珠港肯定是最终的导火索，随后是德国宣战。其实，早在1940年的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国际大楼二层，在斯蒂文森的秘密情报活动中，美国便已介入了。当时，虽然纳粹德国已经入侵捷克和波兰，并向欧洲其他地区进军，但罗斯福总统对于美国在世界和平方面的探索，一直被势力强大的孤立主义集团、公众意见和《美国中立法案》所压制。 在英国，不但兵力和供给短缺，还面临着被入侵的危险，绝望的温斯顿·丘吉尔对儿子伦道夫说，只有一种解决办法--“我要把美国拉进来。”早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前，斯蒂文森就一直负责英国在美国的秘密行动，是丘吉尔安插在美国的秘密武器。此前，他是一位成功的加拿大商人兼发明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次旅行中他机警地发现，德国的钢铁行业正转向制造军备，此举是对《凡尔赛条约》严重而可怕的违反。丘吉尔是当时唯一一位听取了他的意见的人，除了立即向英国政府发出警告，还在“英国护照管理”的标准外交掩护之下，给了斯蒂文森一份协调英国与美国之间战前非正式关系的工作。 奥格威将斯蒂文森描述为“安静、无情、忠诚”--这个有着一对锐利的蓝眼睛、意志坚定的小个子男人肩负起了这一困难的工作，将谋求英国利益的宣传与情报活动、反间谍活动结合起来，还有最为复杂的，在《美国中立法案》的限制下作出美国情报活动安排。所有联系都要保密，甚至对美国国务院。“如果孤立主义集团知道了英美之间的秘密联盟，”罗斯福的演讲稿撰稿人（剧作家）罗伯特·西尔伍德后来评论道，“他们对总统的弹劾就会像大地上空的惊雷一样炸响。” 丘吉尔认为代号名称应该恰如其分，而且，将美国拉进来的这个人必须具有勇敢无畏的精神。“叫不屈不挠？”他斟酌着。然后，他对斯蒂文森说，“你必须是--’无畏‘。”“无畏”就成了斯蒂文森的代号和作为英国安全协调处负责人的电报挂号。斯蒂文森不是专业间谍，他招募进来的许多人也不是。他这个看上去不大可能完成任务的小组包括了演员莱斯利·霍华德、大卫·尼文和加利·格兰特、导演亚历山大·科达、作家罗尔德·达尔，以及诺埃尔·克沃德--诺埃尔·克沃德其实是个假名，“名人身份是再好不过的掩饰”。奥格威在秘密情报处任职，而他的朋友，前AGA老板“雀斑”雷恩则掌管着BSC位于伦敦的保安机构。 “奥格威可能是加入BSC的年轻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哈佛·蒙哥马利·海德在其解密BSC的著作《3603房间》中写道。1941年，奥格威30岁生日后不久，他被斯蒂文森招募了进来。后来他说，斯蒂文森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他认为斯蒂文森是一个“具有超常能力的人……曾有11个秘密特工跟踪他”。 奥格威脆弱的健康状况使他无法像哥哥那样在部队服役，弗朗西斯加入了皇家空军并升至机长。后来当大卫被批评没有服役时，弗朗西斯站出来为他辩护：尽管大卫外表强壮，行为狂暴，但他的体质是C-3级，甚至更糟。从婴儿时期开始他就是个慢性病患者，糟受多种病痛折磨，尤其是哮喘。他的一只耳朵因为患有乳突炎，致使那一侧的听力损失了85%--让他去服役和参加战斗是绝对不行的。从9岁起开始的哮喘，一直伴随他的余生。 在大卫为BSC工作的同时，弗朗西斯也在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在苏格兰的一次任务中，他的一举一动令人印象深刻。海德说弗朗西斯“戴着黑帽子，穿着条纹裤，到达了苏格兰的一处偏僻村庄，询问邮政局长他是否可以取走两个包裹，很快他便被警察逮捕”。在警方解除拘留之后，他继续活动，改为担任一个不那么显眼但更有影响力的角色。1940年丘吉尔成为首相后，对下属人员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拥有良好的写作能力，他从众多候选人中挑选了牛津大学的一位英语教授，以及“撰写有关轰炸情况报告的那个人”--丘吉尔曾阅读过弗朗西斯的报告。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多数时间里，中队长弗朗西斯·奥格威都住在位于地下的战时工事，距离唐宁街10号不远，每天晚上都要值班。正如他所描述的：当你在极度困倦的时刻刚刚阖眼后不久，“那个老头”会下来摇醒你并口述他的意思--不是像对秘书那样逐字逐句口述，而是概述他想表达的意思，再让译员做实际的写作工作。丘吉尔可能会说，“我想给罗斯福发个电报”，还要抄送给斯大林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他还会概述他的想法，并要求“明天早餐时给我”，而且文章还必须具有丘吉尔风格。一开始做这份工作时，弗朗西斯说他觉得自己可以胜任，每个人也都这么认为。“后来我意识到我办不到。但这时候丘吉尔已不再冲我大喊，并开始教我怎么做，最后我想，也许我是可以办到的。” 通过参加103官方特别训练学校第十营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课程，大卫开始了他的新工作，那是位于加拿大安大略湖北岸的一处绝密的英国培训学校。他说自己已经学会了这种职业的技巧--如何跟踪而不被察觉，如何炸掉桥梁，如何赤手空拳杀死一个人。那些认为他羸弱的人会觉得这些话很好笑，而且认为他声称学过如何抓住警犬的前腿、撕扯它胸前的肌肉而将其弄残废也是说笑。一位以前的同事说，当遇到警犬的时候，奥格威消失的速度快得像闪电。但是他或许会雇有能力的人来做这些事。 像哥哥一样，从事情报工作时奥格威也学到了一些关于写作的知识。斯蒂文森堪称撰写简短便条的大师，送给他的备忘录总是被迅速返回，顶端写有三个字中的一个：是、否、谈，谈的意思就是去见他。当被要求确定他那份“日本将会袭击珍珠港”报告的来源时，斯蒂文森的回答是：“美国总统。”奥格威后来让他公司的时事通讯刊登了温斯顿·丘吉尔1941年给海军大臣的备忘录：“今天我们为国家祈祷，写在一张纸的一面，皇家海军是如何适应现代战争环境的。”这就是被奥格威推崇的范本，简洁而明确。 正如他期待（或者，更可能是害怕）的那样，他没有被空投到敌人后方。在BSC，奥格威负责拉丁美洲的经济信息，协助机构打击那些已知的、通过给希特勒提供战略物资从而与盟军作对的商人。他帮助列出了“黑名单”，即那些有利可图的德国和意大利生意，这些生意有可能为希特勒提供资金、信息甚至间谍。在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都会有富有的德国人去参加晚宴，进门的时候他们会祝颂：“万岁，希特勒！”那个时候的墨西哥人觉得希特勒是位梦想家，于是祝颂：“万岁，希特勒！梦想家！” 奥格威与盖洛普的工作经历对于斯蒂文森来说特别有价值，他委托奥格威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准确分析美国民众对于英国的看法，调查结果反驳了孤立主义者对于英国能力的怀疑和赢得战争的意愿。奥格威的报告（一个预测平民投票结果的计划，预测人们对既定事件影响的反应，并将盖洛普技术应用到了秘密情报的其他领域）显示了民意调查对评估不同国家政治运动的真实力量是多么有用，并对英国政策多么具有指导作用。虽然当时无论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还是伦敦秘密情报处（SIS）都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但这份报告后来引起了艾森豪威尔的工作人员的注意，并像奥格威建议的那样，将民意调查成功地运用在了欧洲。 据情报专家理查德·斯宾塞说，奥格威的基本工作是丢弃或编制那些认为对英国利益有害（或有益）的民意调查信息。BSC希望调查结果是人们倾向于支持英国和战争--重点表现人们更愿意打败希特勒，而不是远离战争--并确保民意调查告诉了人们他们希望其听到的话。战时对信息的操纵是对他的调研能力的一种有利的使用。奥格威承认，间谍工作虽然有其隐蔽和刺激的一面，但实际情况还是没有听上去那么浪漫。他有时下班回家会带着一个铐在手上的公文包。 他的高效使他得以加入BSC团队，并帮助美国建立一个海外情报局，这个机构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发展成了战略情报处和今天的中央情报局。“有时我一天之内就给战略服务处（OSS）提交了大约80份报告。”奥格威说。 但是军情六处（MI6）的专业间谍们却感觉受到了来自奥格威这样的“门外汉”及其“街头智慧”的威胁。有人努力想揭穿斯蒂文森，甚至质疑他的代号是不是“无畏”。虽然奥格威为一些出版物夸大了老板的成就而感到遗憾，但他仍然是斯蒂文森的仰慕者。诺埃尔·考沃德也同意。“一方面，他（斯蒂文森）确实是詹姆斯·邦德式的男子，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精明的提线木偶大师，让他的’线人‘们分头行动。但他真正的贡献是在信息领域--有了这些关于德国下一步计划和行动的信息，我们便可以提前阻止他们。”在某些方面，考沃德与奥格威发挥着同样的作用。OSS的比尔·多诺万将军（被称为“大比尔”，以与“小比尔”斯蒂文森区别）肯定了他的贡献：“所有关于国外情报操作的事都是由比尔·斯蒂文森教会我们的。” 1943年，当奥格威被指定担任英国大使馆的二等秘书时，依然继续从事着有关经济的工作。战时的华盛顿是作出重要军事决定的所在，因此他见到了政界和非政界的许多顶尖人物，但工作的大部分还是运用普通的商业智能--编写关于美国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和资料，而且他很快陷入了官僚争斗之中。他曾醉心于处理机密文件和在国际舞台上与知名人士交往，但是现在却被束缚在庸碌的职责和外交政策之中。 1945年，他从大使馆辞职并谢绝了秘密情报处外事办公室的商务部门给他提供的一份永久性工作，而是继续担任定期协商的顾问。弗朗西斯也离开了皇家空军，回到美瑟公司，兄弟俩已准备回归私营企业了。 不像他生命中的其他部分，奥格威很少谈论或写到这段多姿多彩的时期，奉行所谓的“外交健忘症”。他很为自己在战时的工作骄傲，但仍然遵守着公务保密条例，遵守着间谍不能谈论其工作的规定。他批评了一份会暴露和他进行秘密调查的某同事的报告：“SIS没有危及朋友的做法。”他认为海德的书是“非常不慎重的”，自己那时的便条、日记、复印件或文件严禁翻阅，并将所有关于大使馆的文件留在了华盛顿。为避免被确定曾是其官员，在BSC的历史记录上没有他的名字，所有的档案都被焚毁，一份官方的20份复印件是仅存的历史记录。斯蒂文森保留了其中两份，但随后也被销毁了。在斯蒂文森的传记中，作者蒙哥马利·海德答谢了奥格威等BSC“内部人”的帮助，说明奥格威确实曾在BSC任职。 也许，让奥格威对此保持终生沉默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像他这样的前BSC成员不希望被戴上英国间谍的帽子，这可能会对他们战后在美国的商业生涯产生不良影响。他不去谈论曾见到过的人，比如英俊潇洒的罗尔德·达尔，他是位年轻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起初被分配到大使馆，后来到了BSC。他们成了朋友，但在战后吵翻了。奥格威称他为“大头针”（得名于达尔的“受害者们”），并说他是“傲慢的化身”。 斯蒂文森对奥格威的能力有着高度评价--“文字娴熟，分析敏锐，具有首创精神和处理极端微妙问题的才能”，“作为情报官，大卫不仅是称职的，而且很出色”。这也更加证明了弗朗西斯对他的评定：“大卫在这场战争中充分发挥了作用，而且显然发挥得很成功。”奥格威自已对战时工作的评价却不那么高，“如果我给自己后来在麦迪逊大道的工作表现打分为’A‘的话，那么在华盛顿的工作无法要求比’B-‘更高的分数了。” 像战后的许多人一样，奥格威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为盖洛普工作时，他曾在美国发现了一个地方，后来的许多年间，那里都是他的家和工作场所，是他的最爱之一。 1940年6月的一个晴朗的夜晚，在去往芝加哥的路上，乔治·盖洛普和我透过火车车窗看到了一群朝圣者模样的人。盖洛普说他们是阿米什人①。3个星期以后我和妻子骑自行车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开始寻找他们。在骑行了两天后，我们发现自己来到了郊外，他们就站在一片干净整洁的农舍的门廊上，我们还看见了一叠低顶宽边软毡帽。这是星期天的早上，阿米什人正在做礼拜。 兰开斯特的牛比人还多，一派富饶的农业社会景象；其农场建筑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奥格威1943年第二次拜访了这里，并被它迷住了。访问阿米什教派就像是访问一座巨大的农村修道院，他很喜欢它的这一特性。当地的邮递员会发现，那些收留寄宿者的家庭就是阿米什人。大卫和梅林达带着当时还是婴儿的大卫·费尔菲尔德，尽可能每个周末都在这里度过，以逃离华盛顿和大使馆。 他的阿米什女房东将这一家子介绍给了安妮·费希尔和里维·费希尔夫妇。1944年有6个月，奥格威一家都与费希尔一家住在一起，并成了终生的朋友。他们第一次抵达的那个晚上刮起了一场风暴，当地一半房屋的屋顶都被摧毁了，家家户户都忙着清理宅院，打扫厚厚的尘土。但他并没有为之动摇，第二年又回到了这里，并在1946年用继承的一点遗产在迪林格路买下一座农场，花费20 817美元。这份地产的面积有81英亩，包括一座有着白色百叶窗的红砖房。 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他成了一个农民，虽然不完全是。他将土地和农场建筑出租给了一个阿米什农民。对于格里·雷兹[在奥格威抵达后，格里·雷兹代表《兰开斯特新时代》（Lancaster New Era）采访了他]来说，奥格威不是个农民，而是一个以农场为生的人。他是本地的一个迷。雷兹说，“一个明显拥有必需的金钱的人，一个有闲暇的绅士，文人学者中的一员，非常文雅。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或者说这只蝴蝶是从哪只茧里飞出来的。”奥格威假装透露自己来这里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调养身体以恢复健康，但他从来没有指明自己患的是什么病。 他种植雪茄烟叶，在那个地区，这是很先进的经济作物。他戴着宽边的阿米什帽子，嚼着“邮袋烟草”，留着短短的阿米什式胡须。“你最近在忙什么，大卫？” 后来，一位以前的同事在麦迪逊大道上遇到了留胡须的奥格威，这样问道。“他那时35岁，”《财富》杂志这样写道，“是一个可爱的文学艺术的业余爱好者--抑或他看起来是这样--他没有职业，也没有非常明确的前途。” 奥格威在阿米什社区很受欢迎。梅林达与当地人成了朋友，并参加了缝纫协会。奥格威很有趣--人们会恳求他唱那首老歌：“米歇尔·芬尼根--芬尼根--开始--再来。”这个自命为专家的人制定了阿米什人能做和不能做的注意事项，建议游客们遵守当地的风俗（不要直勾勾地看，不要拍照），向大家推荐儿童读物《阿米什的罗珊娜》作为该教派行为惯例的指导，并向人们咨询以阿米什为背景的百老汇音乐剧《平原与幻想》的情况。“没有魔法的迹象，没有包办的婚姻”，在他的第一个阿米什宴会上，他用这些话来逗乐，后来谈话转到了他和妻子只有一个孩子的事情上。“这令他们很震惊，因为太稀奇了，一位可敬的曾祖母年纪的老太太建议我的妻子应该’找一只新公鸡‘。”1948年，他的表妹丽贝卡·威斯特处理完《共和党费城公约》后来拜访过，她那热情的建议给当地的负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阿米什人把每个非阿米什人都称为“英国人”，不管对方是不是；奥格威是英国人，被他们称为“那个英国人”。他开着福特A型房车在镇上转悠，戴着顶布帽子。一个朋友讲述了在奥格威农舍的一次晚餐--当时点着蜡烛，随后奥格威穿着他的苏格兰短裤出现在了楼梯的顶端。他只是站在那儿，这样就能制造最强烈的效果。另一次，招待客人的晚餐仅仅在盘子里放了龙虾--没有别的，结果大家都很饿。多年以后，一位邻居回忆起奥格威开着辆大宾利忽忽悠悠地驶上车道，车子的防护板上还插着三角旗，让人不禁以为是女王驾到了。 奥格威与朴素含蓄的阿米什人之间的差异大得不能再大了。这是一个双重的悖论--他对这个教派毫不吝啬的钦佩和他们对现代生活的看法使他形成一种与简单朴素毫不相关的风格，而且仍然试图在这个社区里悠游自在。他声称对城市生活已不再着迷，而更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剃须刀，没有电话，没有汽车，没有电灯。“我爱这些人，也爱他们的生活方式。像他们一样，我宁愿驾着马车，在烛光下读书，吃自己种出来的东西，用纸条来交流信息。我爱他们那17世纪的神权观念与拉伯雷式（粗俗幽默的）幸福的结合。” 但是钦佩也是有限度的。在农场生活的想法对于一个爱出风头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但耕作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不懂得如何让谷物保持高产，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更不是愚弄了他的烟草收购商的对手，做个纯劳力也没有多大吸引力。经营农场是非常乏味的，他后来说道，“在兰开斯特郡度过的这些年是我一生中最富有的时候。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作为一个农民我无法养活自己。我太担心了。我的身体不够壮实，没法干这些活；也没有足够的机械技术去修理这些机器；对饲养动物也一无所知，这是在书本上所不能学到的。” 经营农场的热情枯萎之后，广告再次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开始一夜又一夜地学习，兰开斯特图书馆为他提供了有关这一主题的所有出版物--书籍、广告、杂志--他甚至到了为那个只存在于他想象中的公司列出潜在客户名单的地步。“我记得我的祖父是如何从一个失败的农民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的。为什么不追随他的道路？为什么不开一家广告公司？”这时，他38岁。 十年前，他就开始思考让英国广告进入美国。1938年，在美国的第一次尝试--为了美瑟公司，他向公司报告说是时候考虑在纽约设立办事处了。他在信中概要说明了资金的需求、行业协会的认同、客户前景和宣传等。他建议在招募雇员时不录用英国人，而要那些品质一流的美国年轻人，那些“比他的英国同事们更雄心勃勃”并愿意冒险的类型。 但他还没有选定一个职业，为此还征求过弗朗西斯的意见。他是否应该进入一家公司去促进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双边贸易呢？他是否应该在纽约成立一家机构以代表英国利益呢？是否应该回到私营部门如盖洛普或扬雅，或者回到外事服务部，或者加入一个国际服务组织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1945年他曾与约翰·佩珀--他在英国安全协调处的直接上级创办过一家贸易公司，向美国推销英国商品。佩珀（“一个非常能干、非常冷酷的人”）担任总裁，奥格威担任副总裁兼总经理，但在三个月之后他就辞职了。佩珀留了下来并赚到了钱。 现在，进军广告业的鼓声又敲响了。奥格威观察到没有一家英国广告公司在西半球的任何地方设立分支机构，他建议美瑟考虑在纽约、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办分公司，而他扮演双重角色--运用情报能力服务于纽约公司（查阅广告，推销可能让英国制造商感兴趣的材料和技术，美瑟公司的创意来源）和为公司寻找新的业务。 从1945年开始，4年来，他与弗朗西斯几乎每周都要交流，利用“越洋邮件”，内容涉及广泛--从业务到个人问题，还顺带提到了他们的家庭。“我正第一次读《福尔赛世家》，这本书一定对我们的母亲影响深远--她认为奥格威家所有的人都像福尔赛家的人一样。” 兄弟俩大部分的交流还是围绕着纽约分公司的发展前景。 1946年，他做成了一笔交易。美瑟-克劳瑟公司任命他为公司驻美国的代表--该公司眼界开阔，就像大卫的信任一样。弗朗西斯在董事会上承认：“纽约是一个充满怪胎的城市，无论什么东西，总有一个属于它的空间。” 从这间极小的只有两间屋子的办公室（给大卫和他秘书用）里，爆发出雪片般的备忘录和文件，包括给美瑟-克劳瑟伦敦创意部的一份声明。奥格威提出了关于标题、正文、插图、设计和幽默使用的“39条规则”。他发表在《活力》（Punch）杂志夏季版的文章指出，41%的广告是“无头奇观--不论说什么都没有标题”。他的第一条规则是“每支广告的决心与胆识都在于它的B。S。P。（基本销售主张），其余一切都只是技巧。”在预计“规则”遇到的阻力时，它推断： 即使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艺术而不是科学的撰稿人和设计师，也会因为这一事实而感到欣慰，那就是，遵从奏鸣曲和十四行诗的格式并没有显著地与莫扎特和莎士比亚的风格发生矛盾。 令人惊讶的是，该公司的伦敦董事会慷慨地核准了这位新近冒出的权威的建议，还因为奥格威“贡献了三年时间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聪明才智”挖掘大西洋两岸决定广告效果的因素而赞扬了他。凭借这篇文章，奥格威得以重新定位弗朗西斯的公司，使其远离“诗、版式和胡言乱语”以及“惠顾优秀作家、现代作家和印刷工人的机会”。他给里夫斯寄去了一个复本，以向自己的“幼儿园指导老师”表达感谢之情。 1948年，他以35 00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农场，两年里该处房产让他净赚了14 000美元，然后在康涅狄格州老格林威治买了一所房子。旅居农场的生活结束时，清新的空气发挥了功效--“接触马粪的气息”，格里·雷兹评论道--它使奥格威重获健康。那么他为什么要回到城市呢？金钱--他叹息道。 到1947年秋天，距奥格威的第一个提案已经9年了。那是关于开设美国分公司的计划，曾被热烈讨论过，他当时产生了一个看似不太可能的想法，那就是自己宁愿不是这家公司的一分子，而是继续保持独立或者干脆加入一家美国公司。新的公司会获得成功，对此他很有信心。 你们之中那些被开设纽约分公司这一想法吓住的人：英国要么出口，要么饿死。如果英国可以出口纺织品，可以出口汽车，可以出口威士忌和特许会计师，为什么不能出口广告公司？当然，现在主张简陋的、在美国运作着大部分英国广告的美国分公司强于班森有限公司或美瑟-克劳瑟公司是荒谬的，它们远远无法相提并论。 1948年初，奥格威已不再对合资机构感到难为情了，新公司为人所熟知的正式名称是“班森-美瑟公司”--其中的两个名字代表发起方的英国公司。当奥格威在皇家海军工作的时候曾见过班森公司的董事长鲍比·贝温，而且他们都在华盛顿大使馆任职。现在班森公司（最大的英国广告公司）考虑要和美瑟-克劳瑟公司（英国第五大广告公司）合资经营了--由一位前民意调查员兼间谍兼农夫担任负责人。 然而这家公司成立的驱动力，就是不让奥格威成为其领导者。不论他在勤勉的自学中学到了什么，都被英国同事们看做是在很大程度上理论化的东西，他们坚持雇用一个有经验的美国人来当老板，以支持其计划的实施。一位早期的同事说，奥格威对公司的业务“毫无头绪”。哥哥弗朗西斯的说法则略微温和一些：“如果大卫在一家公司里真正承担责任的职位上有更多的经验，我将毫不犹豫地继续支持下去，因为我对他的能力非常有信心。但我真的认为以他的年龄和经验，还是更适合做二把手。” 1939年，当还在盖洛普公司作调查的时候，奥格威曾给《尼尔森研究者》杂志写过一篇文章，提名了11位“全美空前绝后的广告代理团队”，雷蒙德·罗必凯名列第一。并说，罗瑟·里夫斯位列第12，而“他一定会进入他们的行列，否则我就不叫大卫·奥格威”。如今里夫斯成了达彼思公司一颗冉冉上升的明星，也是奥格威所在新公司主席的第一人选。“我怀疑你是否能找到一个人，对自己的广告业务有着比他更清晰连贯的概念，或是对它必然的成功有更深刻的信念。”大卫给弗朗西斯写信说，“让他来主持大局吧。”他又给里夫斯写信，“我们需要你。” 里夫斯拒绝了。在伦敦和纽约的会面后，奥格威发现了爱德森·荷威特，他是芝加哥智威汤逊公司一位经验丰富的财务主管。爱德森·荷威特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曾在海军服役，是那个时期典型的广告人，高收费且难以捉摸。他被人看做是“一个可爱的疯子”，第一个穿着流苏矮腰皮靴的人，一个会在理发的时候口授信函的人。但是他“认识每一位大人物”并精通广告这项业务，而且他一流的社会关系也很好地“低就”了奥格威。 奥格威将成为新公司的二把手和英格兰利益的代表，薪水是12 000美元--只要公司的资金周转可以支付得起。在那之前，他是英国公司在美国的代表，用他的话说就是“以供差遣”的保留人员，从美瑟领取6 000美元的薪水。 随后的一年，反攻日①到来了。英国皇家空军中校弗朗西斯·奥格威和海军上校鲍比·贝温也指挥了这次行动。由此，他们会为美国的滩头阵地（分公司）找一个具有军队风格的代号名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对成功是如此有信心，以至于选择了丘吉尔指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所用的--“霸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