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迪逊大道之王——“我每次考试都不及格”

当奥格威的父母收到这张写有老师意见的报告单时，文中的当事人才9岁： 他有一颗十分具有独创性的头脑，并且很善于用英语表达自己。他有点喜欢与老师们争论，并试图说服他们，自己是对的，书本是错的。但这也有可能只是表现出他将来可能的独创性。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坏习惯，最好能劝阻他，我希望他以后能在这方面尽量控制自己。 他的数学老师表示同意：“他学这门课很认真努力，但总是喜欢探索一些超越老师所教授的解题方法。” 一颗有明显的独创性的大脑没能使他在学校总是表现良好。奥格威的正规教育始于低评价并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他6岁时，他的苏格兰父亲送他去了伦敦的一家幼儿园。他穿着苏格兰裙子，觉得很不好意思，而这遭到同学们的戏弄和嘲笑，他就打了其中一个肇事者。后来在母亲的建议下，他学会了用舌头而不是拳头攻击他未来的敌人。 他学生时代最恐怖的经历来自8岁的时候，在臭名昭著的圣西普里安学校--它位于英国的南部海岸，苏塞克斯的伊斯特本。其他曾就读于圣西普里安的学生--包括作家乔治·奥威尔、西里尔·康诺利，以及时尚摄影师塞西尔·比顿证明，并不是只有奥格威拥有这段受伤的经历。 圣西普里安是英国典型的寄宿学校，创建于1850年，当时英国人被送往印度和其他遥远的地方，以充实大英帝国驻扎海外的军队和公务员队伍。父母被派去了国外，儿子（9~14岁）则被送回英国接受教育。这些只招收男孩的寄宿学校，大多设在乡村别墅里，准备日后将学生输送到伊顿公学、哈罗公学等顶级“公立”（美国是私立）学校深造。除了提供良好的教育，学校还肩负着塑造学生性格的使命--责任、纪律、服务和对帝国的尊重。通常由校长，更经常是由校长的妻子经营学校。这有点儿像狄更斯笔下所描写的情境。许多时候，如果妻子很有主见而当校长的丈夫不那么有主见时，这位妻子常常能高效地经营着这所学校。如果这位妻子是温和母亲型的，奥格威这个孤独的男孩就会觉得有母亲在照顾自己；反之，他就会过得很糟。 这是种幸运抽奖，而奥格威很不走运。圣西普里安①以前被L·C·沃恩·威尔克斯先生--学生起绰号叫他“三宝”（不知道为什么），以及他的妻子西塞莉·埃伦·弗拉迪尔菲亚·沃恩·威尔克斯两人掌管。学生暗地里叫威尔克斯夫人“弹跳”（因为她发达的胸部，当她在走廊走动时会明显地弹跳）和“妈妈”。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政治讽刺小说《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这一人物，据说一部分是以威尔克斯夫人为原型。她无情地污辱了男孩，而她的丈夫只是提醒他们避免浪漫后遗症，并且靠自慰以不沾染妻子的身体。 奥威尔将这个学校描写为“一个不可能让我变好的世界”，并把他的怨恨发泄在一篇具有讽刺意味标题的文章《这样，是这样的快乐》中，由于有太多中伤的文字，这篇文章在他死后才得以发表。塞西尔·比顿回忆说：“教室里气味难闻而且尘土飞扬，游泳池的水污浊发臭，卫生间又寒冷又潮湿。”他也提到了威尔克斯太太，“最后离开’弹跳‘，离开圣西普里安，是我早期职业生涯的一座里程碑。” 就读圣西普里安对于刚刚陷入贫困的奥格威一家来说费用额外昂贵，但是学校同意减免学费的一半，希望奥格威入校后可以续写父亲在剑桥的荣誉。但奥格威对学校的看法很快就与奥威尔达成了一致。 最恐怖的是威尔克斯太太，也就是校长的老婆。这个恶魔一样的女人将关于阉割的画推崇为完美之作。像一个国际象棋大师同时与几个对手比赛一样，威尔克斯太太饶有兴致地与学校里的每个男孩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每个人都轮流受宠或被厌弃，就像凡尔赛的侍臣。像我这样父亲既不是艺术家，也不富有的同学总是被厌恶，四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被排斥的阴影之下。 奥格威记得有一天威尔克斯太太不让他买桃子吃，并提醒说他很穷，靠奖学金才得以上学。 “你怎么敢！”她喊道，声音大得足以让全校都听见。“你父亲穷得叮当响，你到这儿来上学几乎什么都不用交，一个乞丐的儿子有什么权利买桃子这么奢侈的东西！” 他的父母没有钱给他买生日蛋糕，也负担不起四年来哪怕看望他一次的路费。虽然家离学校只有50英里，但他们没有汽车，奥格威只能“可怜巴巴地想家”，期盼着家人的来信，期盼着能与同学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过周末。他最好的朋友约翰尼·罗瑟拉姆，后来成为了皇家空军少将，约翰尼的姐姐简是奥格威12到15岁时的最爱。 在圣西普里安，《圣经》被安排了密集的学习课时。学生们必须每天学习一篇并在早餐时背诵诗文，如果在背诵中出现超过两次的错误就会在当天的吃饭时间罚站。“因此在这四年中我将《圣经》的许多部分牢记于心”，奥格威说，虽然自己完全没有信仰，但是他比身边熟识的大部分基督徒还熟悉《圣经》。 奥格威写道，威尔克斯太太为了多赚钱而克扣伙食费，使得全校90个男孩挨饿。她赚的钱是如此之多，足以令她能在夏季到来时去苏格兰禁猎的沼泽地打松鸡，并送儿子去伊顿公学。“她和她丈夫从来不吃我们的食物，但是那些有权在吃饭时坐在威尔克斯先生旁边的人，就可以从这个心不在焉又怕老婆的人的盘子里夹过些吃的来。”有一次，奥格威因为说拿破仑是一个荷兰人，被罚不许吃晚饭。有的晚上，他偷偷地从一个雀巢炼乳罐上的小漏洞里吸吮着炼乳（“味道就像妈妈的乳汁一样”），或者吸吮那些已经用完了的牙膏免费样品，就这样入睡了。 一个独自离家的男孩，公然被羞辱为是靠救济上学，而且饿着肚子睡觉。这段可怜、孤独的经历，不仅使幼年的奥格威饱尝无助，而且几乎摧毁了他对于长大成人的信心。 奥格威的下一所学校有一位虚构的学生，秘密特工詹姆斯·邦德。在他的间谍惊悚片《雷霆谷》中，伊恩·弗莱明透露，邦德小时候离开了令他不快的伊顿公学。邦德的姨妈试图让他进入费蒂斯（“他父亲曾就读的学校”），认为那里的加尔文主义氛围，以及严格的学术和运动的纪律，会引导邦德走上正途。 费蒂斯中学紧邻爱丁堡，奥格威13岁开始在这里就读。那些既是英国绅士，又在苏格兰接受了教育的人，似乎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体。因为在那时候，苏格兰的教育系统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费蒂斯又是苏格兰顶尖的公立学校。费蒂斯恢宏壮观的哥特式主楼，及其错综复杂的石雕，被J·K·罗琳作为她笔下《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霍格华兹魔法学校的建筑原型。 费蒂斯的要求就是--“家庭作业，家庭作业，家庭作业”，一位曾就读于此的学生说道。在奥格威那个时候，十几岁的学生们戴着大礼帽，穿着燕尾服去小镇的教堂，他们还穿巧克力色与洋红色相间的条纹运动夹克上课，参加每日必修的礼拜。20世纪50年代，费蒂斯还是一个有着严格的公立学校传统美德的地方--早上有冷水浴，下午作运动，还有体罚和“做苦工”（为高年级的学长做杂务），一位以前的学生说，这些都是能锻造优良品格的东西。 上过圣西普里安学校后，去任何学校几乎都称得上是改善。奥格威一直津津乐道费蒂斯的食物：“美味的苏格兰粥每天三次，还有苏格兰烤牛肉、烤羊肉和苏格兰馅饼。这以后的五年我生活得就像一只斗鸡一样精神抖擞。”他喜欢宏伟教堂里传教士的布道和歌唱，觉得一切都是那么鼓舞人心。 在费蒂斯也要依靠奖学金，他的父亲没有别的选择。由于在伦敦股票市场的损失和在阿根廷共和国铁路投资上的失败，原本就不多的收入减少了近90%，还有5个孩子要养活。费蒂斯学校在某种程度上曾由奥格威家族主持工作，这明显是奥格威能获得奖学金的原因。奥格威说，“这已渗入我的血液中。”他是继哥哥、父亲、祖父之后进入费蒂斯的。他祖父是在费蒂斯自1870年建校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进校的。他了不起的叔叔--格兰克斯的英格利斯男爵是最早的学校董事会成员，并且担任了48年校长，后来被他的女婿接任。 奥格威家族的前辈是学校的“奠基人”，意味着他们的学费可以由费蒂斯基金支付。“他们是大款，”奥格威说，“他们赢得了几乎所有的东西，我记得第一学期的时候一个男孩说’你不可能是弗朗西斯·奥格威的弟弟‘，这令我很沮丧。”他的父亲曾担任校长和橄榄球队队长，并在板球和壁球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此外还曾赢得四项基金奖励；他的哥哥弗朗西斯也是学校的风云人物，不仅是橄榄球队队长，同时还是校射击队队长，是射击比赛冠军和两次加弗纳奖的获胜者。 他们与奥格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卫形容自己脾气古怪又不受欢迎，并因为哮喘不参加任何体育运动。一度他病得特别严重，以至于被从校医院送上了“亡车”。不过后来他康复了，还可以在阳光明媚的田径场上奔跑，当校足球队（英式足球）队长将他放在球场上的重要位置时，他突然间成了上帝的宠儿。其实他一点儿也不擅长这个--但他和队长发现彼此之间在诗歌方面趣味相投。 音乐是他在费蒂斯的生活中心。他在乐队演奏低音大提琴，而他最好的朋友演奏小提琴。音乐大师亨利·海弗格尔夫妇都对年轻的奥格威很有兴趣，他们60多年来一直是朋友。奥格威喜欢历史，老师是耶特曼·塞勒（Yeatman Sellar），《自1066谈开去》（1066 and All That）的作者，在当时的英国学校中以授课风格活泼著称。奥格威领导着辩论社，任命自己为首席勤务员和家庭行政区长官，声称这是第一个不许打小男孩的行政区。但是他说自己太懒了，无法出席古典文学研究课并跟上他父亲和哥哥的步伐，而且他憎恶费蒂斯的贵族特权。 费蒂斯灌输给奥格威两兄弟的一项生存技能就是：坚实的写作基础和清晰的谈吐。这样一个主流的“传统”学校，有着才华横溢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师，并没有把英语作为一个孤立的课程，不论教授什么课的老师都可以去教英语。一位前校长解释道，费蒂斯没有用计划好的固定模式去教学生们写作，在写和说出每个字的时候，都要感受到“高兴和重要”的氛围。另一位前任校长说，每个学校的经典课程都应该是英语课、历史课、地理课和让学生学会为生活制定标准。费蒂斯的标准很高，轻微的违规行为要处以“行”的惩罚--抄写《圣经》或古典著作，每一页抄25、50或100行。写出来的必须得精确--少说也得行与行紧挨，顶着页边。一位数学大师曾被罚过12。5行。 “如果你真的想成为英语文学的学者，”前校长卡梅伦·科克伦说，“你必须在学校学习古典文学，也许现在写作和口头表达中对英语的这种马虎凌乱的滥用是由于如今学习拉丁文的学生越来越少，而希腊语已几乎没人学了。”巧舌如簧的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就是一个得益于费蒂斯教育的校友。 当奥格威后来回到学校为庆祝建校日致辞的时候，总结了在费蒂斯的5年。他利用这个机会苛责费蒂斯学校不收女生（现在招收了），并且提醒大家他在学校的时候并不是大款。 我不是学者，在做游戏时是个笨蛋。我憎恶那些管理宿舍的人，我是个无可救药的反叛分子--跟这个环境格格不入。简而言之，我是个废物。和我一样的废物们，记住了！学校里是否成功与你在生活中是否成功是毫无关系的。 他在1974年被邀请回学校，提出了一系列对树立学校的独特形象有建设性的意见：雇用一名法国大厨；培养一流管道工、木工、电工、油漆工和园丁；聘请一名舞蹈大师，让男孩们以后能和老板的妻子跳舞；教打字和速记（他都会）；让每个人都能就班级事务发表意见；让男孩们进课堂之后再付学费（“这样就会使教得好的老师拿钱多，而那些讨厌鬼们被饿死”）；与爱丁堡大学建立“后备军”关系；在法国开设一家分校（他退休后居住的地方）。 他还建议修改整个对于理论和实践的指导。 老师们让你死记硬背所有知识，才能通过那些白痴考试。这就像硬从鹅的喉咙塞进玉米以期撑大它的肝脏一样，也许你能得到美味的鹅肝酱，但鹅肉再也不好吃了。 一所伟大学校的任务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那些事实，好在几周后的考试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是激发探求学识的爱好，这将会持续你的一生。波茨博士激发了我父亲的这种爱好--他直到临终的那一天还在洗手间读贺拉斯（Horace）①。 在进行这种带点挑衅意味的谈话时，奥格威很放松地就如何营销“费蒂斯产品”提出意见。后来，校长给这位“阔气的老顽童”大卫·奥格威写信：“我亲爱的大卫，你都富得发臭了。我们需要一辆小面包车，这将花费你7 000英镑。”奥格威寄出了支票，并附上一张便条：“你这混蛋！给。” 1955年，奥格威得为他12岁的儿子在美国选择一所学校，他说他怀疑没有哪位老师能以他的高标准教学生们读和写。“这就是大多数美国学校的问题所在--他们教出来的学生训练有素却是文盲，而费蒂斯刚好相反。” 奥格威1929年离开了费蒂斯，在重返校园之前，他在爱丁堡贫民窟的一家男孩俱乐部工作过一小段时间。从费蒂斯毕业时，他的努力赢得了现代研究课的优异成绩和“优秀品格”的评价。奥格威申请了牛津大学，“这样就可以避免与我父亲、哥哥弗朗西斯，还有家族里其他在剑桥上过学的人竞争。”他的申请论文引起了牛津主考官的注意，并因为这篇文章被授予了牛津大学历来极少发放的历史奖学金。这项奖学金只给那些表现出极大发展潜力的人，而不是仅仅在考试中取得优秀成绩的人。 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是他的选择，“因为从这里走出去的首相、印度总督、坎特伯雷大主教比其他学院加起来的还要多。” 基督教会学院通常被称为是牛津大学所有学院里最气派、最富贵族气和最有教会思想的学院，同时，它还是非常传统的。学院矗立在高街上的那一幢幢令人惊叹的建筑物沿着泰晤士河整齐排列，属于牛津大学里最好的建筑。在《哈利·波特》电影前两部中出现的大饭堂，陈列着13位曾在这所学院接受教育的首相，以及学院的创立者--亨利八世国王的画像。 奥格威1929年以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进入基督教会学院，这意味着他必须接受考试以谋求资金支持。吃饭时，奖学金获得者们坐的位置要比占据了大量空间的普通学生们稍微高一点。这是一种学术等级制度，教师们坐得要更高一些。正规学术着装，深色西装礼服上着袍，被称为“树荫下”--晚餐、辅导和讲座时也必须正规着装。奥格威这样的奖学金获得者们穿长长的黑袍子，以便与穿短袍的普通学生区别开来。一周四次，学生们要穿晚礼服吃晚餐，在特殊场合戴白领带。 英格兰那时的风气还是很势利的，基督教会学院更是如此。一个同学说奥格威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以前是在一个好学校读书吗？这样的人并不多。”“他很温和、友善，还有一点古怪。”马戈·威尔基说，这位曾在牛津上学的美国人，后来与奥格威成了一生的朋友。“他不是普通的牛津毕业生，他爱好广泛，十分有意思。我记得有次和大卫还有其他几个年轻人坐在一个人的寓所里，有个侍者负责把所有东西拿进来，这对美国女人来说是印象深刻的。他常常带我们去划船。那时候他很年轻，我十七，他十八，我也像其他人一样觉得他有点不牢靠，就一点点。” 他在第一位导师的辅导下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位导师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有趣和有力的人”。但是，他在浓厚的学术氛围里总是觉得不自在，而且有时会反抗。他上课永远迟到。一次在一个大型露天剧场，他在教授正演讲的时候走了进去，教授停止发言以提醒他注意他的迟到，在一片寂静中奥格威打破了沉默：“如果你再羞辱我，我就再也不来上这门课了！” 而他的学习缺乏方向。第二学期的时候，他从现代史转到医学，决定要像他祖父一样当个外科医生。“他总是自吹自擂。”马戈·威尔基说道，他记得曾和奥格威一起靠在壁炉旁边闲聊，那时奥格威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这听起来似乎很罗曼蒂克。奥格威强调自己的苏格兰血统，认为成为一名苏格兰外科医生才是真正的职业。他的家族有那么多位医生，他也将成为他们的追随者。后来，当他在一家法国餐厅的厨房里工作时，他给威尔基写信说：“好吧，我曾以为能在人的身体上做点什么，但我现在却在切割着鸡和鸽子。” 奥格威的导师对于他在学习上的转换持怀疑态度。“他完全是从头开始学，不过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如果他能强迫自己在这一领域变得更加专业，他可能会有很好的成就。现在他宁愿活在乌云下，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只是一名有趣的业余爱好者。”他的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一学期更加严重，就像他导师所说的，“他觉得转型期非常困难和痛苦，而且对自己的财务困境非常担心。”另一位导师说，“他漫不经心地脱掉了自己的外套去打工，我猜这个是因为抗拒他学识良好的先辈们，他在长假里就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第三位导师对他发出了警告，“我非常怀疑他能不能通过化学课考试。他学习很努力，但是我不认为自然科学是他的强项。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 接着，到了期中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虽然他迫切地学习，但总被疾病所困扰。”他的导师写道。哮喘使他晚上无法睡觉，只能趴在枕头上。这还不够，他还遭受着风湿热和痛苦的双侧中耳乳突炎，使学习和阅读都非常困难。在进牛津之前，他曾在剑桥寄宿了一年，做了两次乳突手术。他的房东阿佩·塞维尔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后来和他成了朋友（也是他哥哥的第一任妻子）。在那些与抗生素为伴的日子里，医生常常使用一把小凿或木槌刮去耳朵后面那块乳突骨的感染。虽然是经过麻醉的，可能是用乙醚，以减少敲击对大脑的影响，但是这肯定是一段非常可怕的经历。当切口里的感染被清除后，奥格威就得缠一圈头巾一样的纱布在脑袋上。手术在他的左耳后面留下了一个大洞，终其余生，都被他长长的卷发遮住了。这还影响了他的听力，当有人在他左边时，他就得转过整个身子才能听清对方在说什么。 身体上的各种疾病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学习，不过他很少因此而松懈。“我认为他这学期的现代研究课肯定会通过，”他的导师写道，“当然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对他这学期的学习很满意。” 虽然牛津要求严格，学生们仍然可以找出时间娱乐。奥格威把这些时间用来撰写书评；到布莱尼姆参加马尔伯勒公爵的生日宴会；辅导一位美国百万富翁的儿子，直至该男子的法国情妇试图勾引他；在一位巫师的提示下赢得了德比大赛；听过阿斯特夫人反对饮酒的宣讲，后来她却改变了这种观点（三周后），与他畅饮并成为一生的朋友。 问题是，在这六周的时间里他没有完成学校安排的任务。那可不是假期，学生们要阅读大量书籍，写好论文带回学校。奥格威没有这样做，威尔基说，“他是个社交活跃分子，不学习。他年轻，血气方刚，精力充沛，才华横溢却很迷茫，没有将他的才华用在常规的道路上。”两年后的1931年，他离开了牛津，带着深深的沮丧--没有拿到学位，称自己是“朽木不可雕”。 “也许是因为对学术的不耐烦和对谋生的迫切需要，也许是我脑子不够用，不论原因是什么，每次考试我都不及格。” 他说自己被“抛弃”--被学校开除了--并且说这是他人生真正的失败。“我本想成为牛津大学的明星，结果，我被扔了出来。”但学校档案并没有明确记载他是被开除的或者每次考试都不合格，展现出的是一个不安分的年轻人被金钱和健康所困扰，改变了自己的方向，渴望更加刺激和多变的未来。能够实现这一点的更好方式可能就是离开学校。 “你知道抛弃是什么意思吗？”他后来问，“我似乎到了一个什么也理解不了的阶段，觉得什么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也不关心，这非常不好。我一直想成为西班牙贵族--也不知道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但我就是这样想的。我研究现代史，用它得到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最后却被开除了，这很令我的家庭失望。但至少我可以说，我曾经在那里读过书。” 但有一点很清楚，和爱因斯坦、富兰克林、比尔·盖茨及其他成就卓著却没完成学业的人一样，他不知停歇，准备继续前进。这段经历曾一度使他屈服。一位当地的旅馆老板兼朋友是这样评论他的转变的：从牛津的“一个爱凑热闹的英俊小伙儿”，仅仅18个月后，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安静、爱思考的家伙”。 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一直保留着学校的成绩报告单以提醒自己做得更好。他敬重学术上有成就的人，特别是哈佛大学贝克学者奖得主。他也很为自己获得艾德菲学院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而感到骄傲。但是不论奥格威在事业上成就有多么大，都不是正规学校教育的结果。他觉得自己在学校的那段日子很失败，渴望重新开始。离开学校后，他的教育才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