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迪逊大道之王——在美国的收获

1935年，奥格威以培训生的身份、每周9美元的薪水开始在美瑟-克劳瑟公司工作，这家机构是由他哥哥经营的。大卫那时24岁，这是他涉足广告业的第一段经历，公司的每个部门他都去过。他最初的任务之一是给以前的雇主，联合金属有限公司，也就是将军炉具（AGA）的制造商作一份市场分析。他的分析写在一本精装簿子里，建议这家公司缩减其大范围生产的炊具和炉灶，将生产集中在有限的几种商品上。 接手第一个广告时他还不太稳健，即便对方是熟悉已久的AGA。而为他带来启示的，是公司“广告的传统大师”系列画作中陈列的一幅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的复制品，画中描绘了一个裸体女人和两个衣冠整齐的男人在草地上野餐。他曾试图去理解这幅画的含义，它的出现曾令当时的人们大为震惊，因为打破了常规，十分新颖，而AGA炉具的“革新”也是这样。当公司说这个广告是“开创性”的时候，他立刻就会因为联想到这幅画而窘迫不已，然后极少再提起它。 在伦敦，大卫和妹妹克里斯蒂娜共用一处位于苏活区的公寓。他还去听音乐会，参加持续到黎明的舞会，与女孩儿们嬉闹，参加下议院的辩论，脑袋里匆匆闪过竞选议会席位的想法。他打扮时髦，穿着晨礼服去工作，扣眼里还别一朵鲜花，像公司里的一些高层经理一样。一个看见他这样穿着的美国人并没有对他印象深刻：“我的上帝，幸亏我没有在一家每天早上都得穿着晨礼服上班的公司工作。” 终于，他准备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了。他向芝加哥发去了订阅剪报的申请，这样他就可以从美国得到所有新的广告系列，然后为他的英国客户拷贝那些最好的。他狂热地研究广告业务，阅读一切他能找到的东西。仅仅一年以后，他就有足够的知识写作营销计划了，这些是他后来在纽约向其搭档叙述的。 在广告业的经历证明了两件事情： A。 25岁的我极其聪明； B。 在随后的27年里我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 奥格威的优点之一就是，他毕生都在弹奏着同一支曲子。他的这种专注源自从前上门推销时的目标明确。 广告诙谐风趣对于业余者是加速器，但却是广告公司的诅咒。永久的成功很少建立在轻浮妄动上，人们是不会从小丑手里买东西的。 1938年，奥格威还没有获得巨大的成功，然而他已经做得足够好，被提升为业务经理，并且说服哥哥送他到美国学习广告技术。他会在一年后回来并且详细地告诉哥哥，他们在哪里做错了。 在这段有限的国外休假期间，兄弟俩以数量惊人的通讯往来保持着联系。他们互相之间一周写好几次信，有时候一天两封，单倍行距打印的信件①，两三页长，有时多达7页。至少有那么一次，弗朗西斯给大卫写了长达14页的信（单倍行距打印），内容有很多主题，但主要是关于广告。 在奥格威的想法和计划中，伦敦是他去往最终目的地--美国--的旅途中的一站。第一次去美国是1934年，他23岁的时候，在蒙大拿州农场度假。很多年过后，他为自己有兴趣去美国找了一袋子的理由--冒险精神、对罗斯福新政的一种敬佩，和通过阅读薇拉·凯瑟②、伊迪丝·华顿③和辛克莱·刘易斯④所燃起的对北美（据他说是“热烈”）的兴趣。他说（带点儿夸张），自己每年都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⑤，并渴望沿密西西比河划着木筏漂流而下。 光这些还不是他最终的理由。他想通过自身的努力证明自己，远离哥哥的影子，当然还有赚钱。“据我计算，同样的努力放在美国，跟狭小的英国相比，会产生出三倍的收益。”不论是由于童年的贫困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钱这个词从来没有在奥格威的词典里消失。在这方面他有时候是惊人的直接，他向一个大广告集团的老板提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公司）挣多少钱？你（公司）值多少钱？”他向一个颇有声望的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打探：“你挣钱多吗？”他对当年牛津的一个同班同学是怎么靠当教授的工资养活一家人而感到真心好奇。 奥格威将自己“穷困潦倒”的主题延伸到了一次采访节目中。“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很穷。从小就很穷，我父母有五个孩子，而他们的收入一年还不到1 000美元。”他的文案总监戴维·麦考尔也在这个节目中出现，却置疑这种说法：“大卫又说他如何穷。在我的印象中他出身于良好家庭，虽然生活条件一度有所降低，但是离贫穷还差得很远。”不管别人怎么说，至少有一点很清楚，与他早年的同龄人相比，他确实很穷。虽然他后来终于可以买下并供养一处不错的乡间宅邸，贫穷却依然是持续的主题。还有，像王室成员一样，他很少带现金，希望别人能替他处理这些锁事。 当进入广告业挣钱时，他必须变得对业务本身感兴趣，而且是着了迷一般的感兴趣。他说自己已经读过了关于广告的所有书籍，而且有理由相信自己擅长这个，并会喜欢上这个。由于美国的广告业早已比其他任何地方领先了很多年，所以他决定要去做得最好的地方学习。 1938年，奥格威乘轮船到了美国（乘坐三等舱）。当看到曼哈顿的天际线时，他兴奋得眼眶都湿润了。虽然带着许多有用的介绍信，但口袋里还是没有钱。NBC广播公司的节目让他听到了美国现实中的广告，而他只能常常在麦迪逊大道打转。“当我看见扬雅（Young & Rubicam）的广告，或听到他们的广播时，我就敬畏地坐着。那些山咖（Sanka）咖啡广告！我完全被它们冲昏头脑了。” 他的表妹丽贝卡·威斯特的一封介绍信使他周末被邀请去亚历山大·伍尔科特在佛蒙特州伯莫新湖上的岛屿休养所，智慧和英俊令他在那里很受欢迎。作为纽约最有影响力的戏剧评论家和亚冈昆圆桌会议的领袖，伍尔科特是1930年百老汇戏剧《前来就餐的男人》（The Man Who Came to Dinner）中言语尖刻的谢尔丹·怀特西德的原型，喜欢邀请人们到一个他可以指挥大家行动的地方。奥格威到访伍尔科特岛屿的一幕被女演员鲁丝·戈登这样描述： 船队的汽艇到达了码头，一个有着火红色头发的高个子男人下了船，行李放在早餐桌旁的走道上。 “我猜你是从利文斯通来的，”伍尔科特说着转身朝向桌子，“这是大卫·奥格威。大卫，这是寄生虫们。” “早上好，”这位新来的客人说，“这儿有写字台吗？” “这是什么讨厌怪异的问题？”伍尔科特问，“坐下来喝点儿咖啡，比你或你的任何政府要值得。” “谢谢，但我首先必须写信给佛蒙特州铁路中心主席投诉那次可耻之旅。” 伍尔科特来了兴趣，“什么可耻之旅？” “这个国家必须为铁路路基做些什么了。能给我一张纸吗？我想写下我的投诉。” “你是不是习惯写下一切让你感到烦恼的事？如果打算在这个国家生活，你会需要比已故的詹姆斯·博斯韦尔更多的钢笔。” “寄生虫们”包括（在不同的时间里）：女演员埃塞尔·巴里莫尔、剧作家罗伯特·舍伍德和乔治·考夫曼、喜剧演员哈波·马克斯、《纽约客》杂志老板拉尔·弗雷舍曼，以及当时文学界及娱乐界的其他名人。嘲弄别人是岛上的一项活动。在吃饭时客人们的交谈声中，伍尔科特大声说，“奥格威，你是一个没有天赋的苏格兰中产阶级。”这是在开玩笑。伍尔科特成了奥格威的朋友，常常去看他，直到去世。埃塞尔·巴里莫尔是奥格威的最爱之一，夜晚时分他们曾在湖上划船。在纽约期间，他被引见给了有趣的市长菲奥雷·拉瓜尔迪亚，后者曾在海地公司工作。 大卫被引见的一个重要人物是罗瑟·里夫斯（Rosser Reeves），后来成为了他的第一位导师。里夫斯是一个勇于探索的父亲式的人物，自我认知力很强的英雄崇拜者。除了里夫斯，奥格威后来还提到克劳德·霍普金斯（Claude Hopkins）和约翰·卡珀斯（John Caples）也是对他有关广告的想法最有影响的人--这些观点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丝毫没有改变。 除担任广告文案之外，这三个人都是理论家，并且都通过写书来宣扬自己的理念。奥格威甚至还为其中两人的书籍的新版写过前言，并且热情地赞扬了第三个人。里夫斯后来成为达彼思广告公司（Ted Bates & Company）的老板，当他于1993年当选进入广告名人堂时，奥格威讲述了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 当我58年前在美国开始工作时，我是我们那一代典型的英国广告人--一个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离开埃利斯岛的几天后，我见到了罗瑟·里夫斯。我们形成了每周一起吃次午饭的习惯，这期间，罗瑟不停地说话，我听着。罗瑟的话改变了我的人生，他教给我广告的目的就是为了销售产品，而且他教我如何去销售。有些人会告诉你，我和罗瑟是对手--甚至敌人。我是他的弟子。祝福你，亲爱的罗瑟。你教会了我关于这个行业的一切。 “这个漂亮的男孩出现了。”里夫斯回忆他们的第一次会议，里夫斯后来成了达彼思广告公司的广告文案。“那时候，大卫看起来很像拜伦勋爵。由于他和我们不存在任何竞争，我们的大门都向他敞开，并告诉他我们知道的所有事情。”（“里夫斯错了，”大卫在后来对此进行了更正，“我看起来像鲁珀特·布鲁克。”） 奥格威或许从心底里把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功劳归于更多的人。对于里夫斯来说，这种感谢毫不存在任何夸张的成分，正是他进一步强化了奥格威原本就重视销售的观点，并向他介绍了克劳德·霍普金斯的思想，借给他当时尚未出版的霍普金斯的著作《科学广告》一书的原稿。 奥格威说，霍普金斯之于广告好比埃斯科菲耶①之于烹饪，是他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广告文案撰稿人。他为洛德-托马斯公司（Lord & Thomas）的客户促进销售量的能力太具有价值了，以至于这家公司的老板阿尔伯特·拉斯克付给他（相当于今天的）400万美元。拉斯克考虑到《科学广告》太具有价值而不能公开，因此为了安全起见把手稿锁了20年。在1966年此书重新出版发行时的前言中，奥格威写道： 在任何程度上，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从事一切有关广告的事，除非他能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上7遍。每当我看见一个烂广告时，我就对自己说：“写这则广告的人没有读过克劳德·霍普金斯的书，如果读过他的这本书，就再也不会写出--也不会赞同一个烂广告了。” 让奥格威如此赞赏的内容，在霍普金斯著作的开篇语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要正确理解广告甚至是它的雏形，应该从正确的概念开始。广告就是推销术。它的原则就是推销的原则，两者成功或失败的原因都是相同的。因此所有关于广告的疑问都应该由推销员的标准来加以解答。 有人会看见那个AGA炉具推销员按着门铃。霍普金斯写了关于在广告中提供服务的重要性，要将销售放在首位，要具体、完整，特别是从邮购广告中学到的，“错误的理论像阳光下的雪花一样，即刻就会融化”。 约翰·卡珀斯，那个时代杰出的邮购广告写手，被奥格威描述为比任何人都了解邮购广告的现状。在约翰·卡珀斯再版的《经过测试的广告方法》一书的前言中，奥格威写道： 经历告诉我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邮购广告上下足工夫，可以媲美所有的广告形式。但是大多数公司，还有几乎所有的顾客，都不知道这个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毫不相关的聪明才智的泥泞表面上，绝望地走下坡路的原因。他们在烂广告上浪费了几百万，而好广告会产生出19。5倍的销售量。① 霍普金斯、里夫斯和卡珀斯告诉奥格威的东西更加证明了他已经学会了上门推销--广告应该由其功能而不是其娱乐性加以评判，它应该建立在研究过消费者想要什么的基础上。对于纸媒广告而言，它应该有一个能告知消费者并让其受益的标题。这个标题常常得依靠包含了大量事实的长篇大论。（“说得越多，卖得越多。”） 在美国待了一年后，奥格威回到伦敦，已经准备好将他了解到的当时美国与英国广告的区别告诉在伦敦的伙伴们了。“我让弗朗西斯·梅内尔先生吃了一惊，他那时已经是美瑟-克劳瑟的创意总监了。”他回忆道，“虽然对他身为出版商和诗人这一点我很钦佩，但我认为他的广告却是虚假狂妄的无稽之谈。我那时27岁，还没开始写我的第一则广告。” 梅内尔向他发起了一场辩论。“我带着一些慷慨，甚至屈尊，安排这明亮的火花（这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与我在全体员工面前来一场正式的辩论。”一位当年的公司员工还记得，从奥格威的陈词开始，在场的所有人就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充满了智慧和技巧的壮举。 我对于广告的想法在去年被完全转变了，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变革。现在我知道，美学对于广告没有一点帮助。广告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商品而不是展示它的技巧上。广告必须服从于销售。你们的广告最差的一点就是缺少销售冲击力。 在写广告的时候，假设一下你与买家面对面的时候会怎么做。不要卖弄，不要开玩笑，不要自作聪明，不要显得反常。以销售人员的标准评价广告，不要以娱乐标准。 他的陈述列举出了32条“好广告的标准”，第一条就是“已经证实的邮购广告准则应该被应用于所有广告活动”。它赞扬了邮购广告以样品回馈的形式检测结果的能力，描述了长篇幅文案和提供服务的好处，以及照片而非手绘图画的有效性。“在邮购广告中没有空谈，没有优秀的文笔，没有娱乐别人的企图。”奥格威概括了撰写有效标题的规则和促进销售的策略，“将读者的感受加入你的广告的规则”，并建议停止使用以下这类图片--新郎抱着新娘（“和所有色情图片”）、名人、婴儿、狗和其他动物。 “我带回来的不只是些窍门，”他说，“而从根本上就是’新政‘。所有我今晚要强调的就是基本、简单和幼稚。好广告没有什么聪明之处，这是一个有关常识、违背常理，但被证明过的一些原则问题。今晚我必须让你们知道这些原则。” 梅内尔承认自己被打败了。“奥格威打倒了我，”他在自传中写道，“他有经过仔细研究的发现，我只有现成的看法。”奥格威很肯定自己是正确的。“不管怎样，美瑟-克劳瑟公司--特别是我哥哥弗朗西斯--是这样认为的。我在那天下午点燃的烛光，在40年后依然照耀着。” 带着这次胜利，他已准备好返回纽约，用自己的力量找寻属于他的财富。因为没有钱--他说他到纽约时只有10美元，虽然住在纽约的瑞吉红塔大酒店，但他必须马上找份工作。他似乎总是与旅行过的任何地方有些关系，这一次，他被哈里·菲尔德介绍给了乔治·盖洛普--在英国创立盖洛普民意调查的人。 盖洛普在1936年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原因是他挑战了极具声望的《文摘》（Literary Digest）中关于政治民意调查的说法--阿尔弗雷德·兰登将在总统大选中击败富兰克林·罗斯福。《文摘》是通过电话进行调查，虽然电话用户群迅速增长，但依然不能遍及所有家庭，因此不具有普遍意义。盖洛普用更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正确地预测到罗斯福会赢得大选。这场戏剧性的胜利让盖洛普出了名，并且激发起了政客和商界高管们的兴趣。 盖洛普曾在扬雅公司进行广告调研。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被他称为“失败分析”的方法，找出成功广告共有的特质和失败广告共有的特质。这很不容易，一位扬雅公司的职员说，他们经过一段艰难的时间才说服自己公司的人去注意这些，更不要说是客户了。后来，盖洛普搬去了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成立了自己的受众研究所（ARI）。盖洛普对与奥格威的会面印象深刻，并且聘请他为副主管，付给他每周40美元的薪水。 到新公司后不久，奥格威有了一个进入电影产业的想法。他写信给哥哥说，想运用盖洛普的方法来检测电影明星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剧本获得成功的可能性。“电影产业存在一种忽视大众真正喜好的倾向，我发誓，这种无知和制约这一巨大产业的错误统计是可以被排除的。” 盖洛普同意了，于是他们一起去探索这一领域。乘坐火车穿山越岭，一路上总有奥格威提供笑料。盖洛普说，奥格威是他见过的最健谈的人之一，“他可以从一上车就开始讲故事，直到下车，而且从不重复。”他们到达后，奥格威会从贝佛利山酒店打电话给制片厂，说自己是盖洛普博士的秘书。有一次，盖洛普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奥格威解释说，这些人总是对有男秘书的人印象深刻，“而且他们会对带牛津口音的人留下加倍的印象”。 在好莱坞，奥格威不止和盖洛普一起出现，还带上了一封介绍信。这回是一位他在纽约认识的人--亨利·塞尔，广告人（也是塞尔鹅肝酱的发明者）。塞尔在给女演员康斯坦丝·贝内特的信中说，“一位非常漂亮和富有的年轻人正在去往好莱坞的路上，如果你在找人的话，他会是完美的不二人选。他和一般的英国人截然不同，更具有伊夫林·沃①的气质。他有十分现代的想法，既不寻常又十分聪明。他的名字叫大卫·奥格威。”“富有？”奥格威更正道：“我那时只有400美元。” 他们的第一桩买卖是和雷电华电影公司（RKO）成交的。盖洛普小组检测电影明星的受欢迎程度，具体来说就是票房号召力，并且预测影片创意和主题的市场效果，看在一部电影放映之前有多少影迷听说过它。奥格威通过研究后发现，有些明星对票房有负面影响--海报上出现他们的名字时，赶走的购票者要比吸引来的多。“他们的为人让出品人两眼放光，令大众反应冷淡。”他将这张绝密名单命名为“票房毒药”，并声称它毁掉了这个领域里一些最为出名的人的职业生涯。好莱坞的编剧们称之为“盖世太保盖洛普”。 随后，制片人也纷纷表示出了兴趣--“大人物们，比电影明星对此更感兴趣的大人物们。”奥格威说。正是奥格威，而不是盖洛普在与他们打交道。“是我，一直在往好莱坞跑，与大卫·塞尔兹尼克②和萨姆·戈尔德温③这样的大人物打交道。我跟他们周旋，和他们秘密会面，一直与他们保持电话联系。而所有这一切，盖洛普每周仅支付给我40美元！” 奥格威将自己看做一个被忽视了的最热心观众。电影比剧院拥有更广阔的观众基础，他在一篇报告中写道：“一出戏可以凭借在百老汇或伦敦沙夫茨伯里大道的上演，证明其吸引了上层阶级。但是现在，电影产业要求银幕上的故事必须能吸引所有收入阶层。为了解市场动态，奥格威必须每周去三四次电影院--从那以后，他说自己再没去过。 二人合著的关于电影行业研究的著作，让盖洛普收获了很多荣誉和金钱，但其中的大部分工作是奥格威做的。1939年到1942年的3年中，他是盖洛普机构与好莱坞之间的联系人，撰写的报告基于467个全国性的调查。他向电影产业阐明了ARI的方法及数据，以促使美国电影的广泛普及。然而，在苏珊·奥梅尔的《乔治·盖洛普在好莱坞》一书中，奥格威只是个刚到美国的移民。 他提醒制片厂负责人，大多数美国人对那些巨头们喜爱的消遣并不买账。奥梅尔写道，”雷电华提议在赛马场的赛道上架设摄影机，奥格威对此予以驳斥说，虽然赛马是电影大亨们最喜欢的运动之一，但大多数美国人热衷的是橄榄球或棒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奥格威有着平易近人的性格。在针对影片《锦绣前程》（The Corn Is Green）的报告中，他轻蔑地写道：“我们只能如实报告那些被采访者的评论，而没有试图调整他们的口味。”他还提到了如阿博特和科斯特洛一样的“幽灵阶层”，以及乔治·拉夫特般的“无产阶级崇拜者”。 他预见了青少年市场对电影业的重要性，认为ARI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30岁以下人群购买了65%的电影票，而20岁以下人群购买了50%。在那之前，电影业对未成年人市场有所忽略。ARI的调查促进了年轻演员的职业发展，却也常常贬低那些年长的演员。当提及艾琳·邓恩要比76%的电影观众都年长时，他写道，在一场关于情感经历的戏中看她表演，“几乎等于是看某位姨妈的情感历程，从喜剧的角度，这位姨妈可能非常有趣和搞笑，但站在严肃的角度观察，她却让人十分尴尬”。奥格威是否从调研中或自己身上找到了这种尴尬，尚不明确。 报告作了类比，以反对讨好客户的企图。在1942年给塞尔兹尼克的一封信中，奥格威写道，“我们在好莱坞的职能应该和军队中的情报部门是一样的，正如情报部门能为马歇尔将军及其部下提供一系列事实，我们也必须致力于提供源源不断的事实给电影产业的客户。” 奥格威延伸了一个关于自我认同的理论，力推“男孩想看到男孩明星，老妇人想看到老妇人明星，聪明世故的人想看到凯瑟琳·赫本和劳伦斯·奥立弗”。他就影片中的外国口音和外国背景发出警告，并劝说雷电华电影公司根据畅销书《一位美国医生的奥德赛》制作一部电影，因为这本书的主角“是一位美国医生”。他坚信美国影迷想看到有着同样的美国背景的本土演员，这致使他低估了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演员的银幕吸引力，如英格丽·褒曼、查尔斯·博耶。ARI的研究也低估了女影迷的重要性，并且由于预测《凯蒂·福勒》（Kate Foyle，雷电华电影公司历史上最赚钱的影片）会败得很惨而毁掉了自己的声誉。 在对电影业进行熟练预测的同时，ARI似乎陷入了一个陷阱--与纽约高管们的往来比与好莱坞及其明星、剧本和产品更为密切。基于自身所作的调查研究以及事实证据（其中很多发现都是正确的），奥格威对电影产业的想法有了转变。 在为盖洛普工作的日子里，他的时间被分摊在了洛杉矶和普林斯顿。据小乔治·盖洛普说，奥格威被认为“爱出风头”，“刻意显得古怪”，“他要确保当自己打喷嚏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他总是表现得与众不同，别人开车上班而他是骑自行车”。虽然他抱怨自己的薪水，但却居住在“曼兹格洛夫”--一栋建造于18世纪的漂亮房屋，位于有着浓郁文化气息的社区。邻居杰拉德·兰伯特后来与他成了很亲密的朋友。兰伯特曾为治愈人们的“口臭”而投资，并推荐说李施德林消毒水对此有很好的疗效。奥格威很享受乘坐兰伯特的众多游艇之一出游，每次只带一个水手。 奥格威永远都把与盖洛普一起工作描述为此生最为幸运的时刻。 如果你决定在异国他乡找寻自己的未来，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让当地的盖洛普调查机构帮助你。它会告诉你当地居民们毕生想要的是什么，对于当下的大事是如何想的。你会很快了解这个国家，远比大多数居民知道得多。 “多年来大卫一直是我得力的助手。”盖洛普说，称大卫是他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之一。奥格威感谢了他的称赞，并说盖洛普教给他的对当地消费者心理和习惯的洞察，要比大多数当地广告撰稿人教的更多。 他在盖洛普的经历将他变成了一名调研人员--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相信调研的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调研，而且成为了在一定数量消费者意见的基础上制作广告这一做法的拥护者。“也许唯一一个我会与奥格威归为一类的人，”盖洛普说，“是雷蒙德·罗必凯（扬雅的创始人）。这两个人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更好地运用了调研，这给了他们许多主意。”奥格威后来想邀请盖洛普和他一起创建一家新的广告公司。盖洛普考虑了一个星期后谢绝了，而后建立了自己的广告效果分析服务机构。 和盖洛普共同工作给了奥格威新的生活，使他感到自己有一份好工作，得以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 当奥格威遇到梅林达·斯雷特的时候，他完全被这个18岁的朱丽亚音乐学院学生给迷住了。她高个子，身材苗条，十分迷人，衣着是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大学预科生的风格，不化妆，黑头发，给人的感觉很得体。而她一见他就讨厌，觉得他傲慢自大。见面第二天她的屋子里就堆满了玫瑰，几乎都开不开门了。最后，他求得她的同意再约会一次。一周以后，仅仅4次约会，他们就订婚了。后来，他们的儿子费尔菲尔德觉得，这样的求婚过程足以证明，奥格威着实是一个极其精明的生意人。 梅林达·格雷姆·斯雷特（Melinda Graeme Street）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第一家庭，她的姐姐嫁给了罗瑟·里夫斯，因此奥格威与里夫斯是连襟。一个朋友说，“大卫和罗瑟娶了南方的最后两位佳丽，但对待她们却都很差劲儿。”另一个朋友对这个结合很是惊讶，觉得他应当娶一位更为艳丽的女人。据说梅林达安静、亲切，“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人”，而且很有幽默感。聚会上，人们都喜欢聚集在她的周围，留下奥格威独自在一旁闷闷不乐地看书--他不再是被关注的焦点。几乎每个人都爱着梅林达，有一度他也是。 如果说奥格威是为了钱财而去往美国，那么在那里，他却找到了其他东西--一个家庭，关于广告的全新视角。如果说仅仅是广告和它所带来的金钱驱使他来到美国的话，他就会在到达麦迪逊大道之前绕很多年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