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轻重 2016-11-29 0

全书体例清晰：理论搭建+历史回顾+综合。最大的收获有三：1.第三章“新古典派的国家理论”换了一个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警惕官僚制的弊病；2.分析两次经济革命的视角令人眼前一亮；3.分析英/荷/法/西四国国家制度和产权制度的毫厘千里对我理解法国革命也有一定的帮助。但诺思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存在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混淆了“生产力-技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制度”两组概念，从而导出以人口变动为主要因素的资本存量变动是制度变革的主因、制度变革引发技术变革的结论。这一结论适用于生产关系严重滞后于并阻碍生产力发展时，因此诺思没有打到点上。

觅 2013-12-28 0

这种书读得太累。。。

李狗蛋2333 2013-03-09 0

没时间细细看，但思想很棒，史料的处理略囧...

Q.E.D. 2013-08-29 0

以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下的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来看待经济史的发展。其实应该内化在博弈论的框架下为妙···

柏林灰 2013-11-27 0

学生时代读的最后一本书

半缘君 2015-03-11 0

必须承认，经济学面对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傲慢是有底气的

淡定的但丁 2016-06-15 0

新古典经济学想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修补加入了交易成本、国家与意识形态概念核心仍然是交易成本意识形态的意义就在于更低成本的维持交易成本产权是交易的前提也有助于削减交易成本更有助于削减技术创新的社会效益与个人效益之差推动创新国家制度维系产权。在变革方面提出来白搭车问题并在十四章详细描述了美国的变革历程；也浅析了一二两次经济革命的原因。就是篇幅还是过薄了一些，论述还可更详细。

A. Francis 2017-04-25 0

两份给翻译，翻译的太烂了，看了三分之一就看不下去了

☁️☁️ 2017-04-11 0

白搭车问题。。

仰望星空 2009-09-26 0

好书，但只是读了一半。

炜明 2012-09-16 2

翻译不好

woodstock 2014-09-09 1

写作非常清晰

Oleg the Kafir 2009-04-15 1

翻译质量有待提高

Rhinover 2011-09-20 1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模型确实可以解决一部分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分析中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它用看似巧妙的“阶级”的概念模糊了人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因此掩盖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例如，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搭便车的行为。

Tyger Tyger 2012-12-25 1

读书会近二周的指定书目，粗粗看了第一部分理论编，对制度经济学略有了些极粗浅的了解。。。

大呆 2011-03-20 1

翻译的不怎么好。这本书从体系上讲也不如《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那么清晰明了，合编的论文是比不过一气呵成的论著的

Craaane 2013-08-08 1

给翻译跪。。。。。。

轻重 2016-11-29 0

全书体例清晰：理论搭建+历史回顾+综合。最大的收获有三：1.第三章“新古典派的国家理论”换了一个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警惕官僚制的弊病；2.分析两次经济革命的视角令人眼前一亮；3.分析英/荷/法/西四国国家制度和产权制度的毫厘千里对我理解法国革命也有一定的帮助。但诺思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存在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混淆了“生产力-技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制度”两组概念，从而导出以人口变动为主要因素的资本存量变动是制度变革的主因、制度变革引发技术变革的结论。这一结论适用于生产关系严重滞后于并阻碍生产力发展时，因此诺思没有打到点上。

觅 2013-12-28 0

这种书读得太累。。。

李狗蛋2333 2013-03-09 0

没时间细细看，但思想很棒，史料的处理略囧...

连接书中的几个名词

渐离 2009-04-19 0赞

知识技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但为何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一个有着先进技术的国家却无法在经济上获得增长？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行为主体的技术创造无法使他的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近，由于产权界定不明，很多人搭上了其他人创造物品的便车从而白白获益，这种情况抑制了人们继续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意愿。所以，诺斯的观点是国家应该从制度出发保护个人的劳动成果，界定产权，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规范经济人的行为，在刺激行为主体继续创造的同时减少搭便车现象的发生。这样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芝麻饼（武汉） 2010-12-27 0赞

自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总是热衷于谈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收益，但却忽视了交易成本。诺斯指出，这种分工越精细，交易成本就越高，就越需要制定一套有效的产权形式以降低交易成本。诺斯给出有效率的产权形式的概念：在一系列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在稀缺和竞争世界中达成最小成本的产权形式就是有效率的。有效率的产权是竞争性的或排他性的。可见，产权的演进和制度的变迁是按照降低交易成本的路径来实现的——正如诺斯在这本书的最后写的：“在分工收益与分工成本间不断发生的冲突，不仅是经济史中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的根源，而且也是现代政治、经济实绩问题的核心”。

诺斯认为产权是由国家决定的，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合作结果”，“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由此可见，国家是诺斯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将国家理论与产权理论结合起来，在诺斯之前是没有过的，正如他说的：“不幸的是，在解释经济史中的长期制度变迁时，这一重要基石却被人们忽视了”。

结合产权理论，诺斯在他的国家理论中建立起了制度变迁理论。诺斯认为，资本存量的变化是导致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资本存量变化的原因首先是人口的变动，其次是知识的变动。资本存量通过以下途径来诱导制度的变迁：一是相对价格的变化影响委托者与代理者之间的谈判地位；二是军事技术的变化影响国家的规模和统治者与选民及其他统治者的谈判地位。“资本存量的变化越快，现存制度体系越不稳定”。此外，委托者（统治者）终有一死也使得制度不断发生变化。委托者死后，其继任者的谈判能力是与前任不相同的，那么这会影响到产权结构的再界定。诺斯指出由于技术的变化、更有效率市场的开拓等原因，相对价格与选民的机会成本是不断改变的，因而国家的增长过程是不稳定的。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斯完整地建立了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人类从农业起源到20世纪这1万年的西方经济史，使“理论与历史被溶为一炉”（陈郁语），经济史不再像以前那样支零破碎，第一次有了一个一以贯之的脉络，这在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引入了国家理论，使得经济学家们重新思索人口、知识存量、军事技术等一些以往被忽视的因素在制度变迁中的巨大作用，从而大大拓展了对经济史的解释能力。此外，诺斯以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为基础、融合了新制度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其严密的逻辑体系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

但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的制度变迁理论并不是尽善尽美。在他的理论中，国家居于核心，国家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和界定产权、意识形态和制度；制度创新来自统治者而不是民众，因为后者总是面临搭便车问题。这是一种 “建构理性主义”，不仅与哈耶克及一些博弈论经济学家所主张的根据资源禀赋来考虑交易成本的高低并通过动态重复博弈来型构产权结构的理论相左的，而且与中国的经济实际也不符（中国的制度创新大多是从下至上，是自发的，如农村土地改革、乡镇企业改革）。在当代中国，如果遵循诺斯这一理论，会不会像以前设计计划经济一样走上“设计市场经济”之路呢？

写于2003年

札记

魏风骨 2012-04-22 0赞

【http://blog.sina.com.cn/leiwon】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当中，诺思等人提出了工业革命和近现代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在于一些国家建立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而在本书当中，诺思寻根究底，梳理了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在解释经济增长方面显现出来的局限性，以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构筑了一个理解经济史上结构和变革的分析框架，从原始社群时期一直讲到二十世纪，最后得出了“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不仅是经济史上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这一结论。本书是《西方世界的兴起》的扩展和延续，贯穿其中的工具依然是成本—收益计算和边际分析，但在内容上远较上一部著作来得宏大和丰富，如果深究每一个章节，都足够形成单独的理论著述。在最后一章，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出现了萌芽般的表述，如同美剧在每一季末尾留下的悬念一样，相关问题将留待下一部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去解决。

【应用案例】：小时候大家都粗略学习过“四大文明古国”的历史，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都无一例外地发端于大河流域呢？根据本书关于“第一次经济革命”的分析，定居农业时代，对灌溉系统的依赖要求决策协调和一体化，灌溉系统的不可分性助长了国家规模的扩大。用今天的话来说，借助水利事业发展农业生产对于古人来说是比较高难度的工作，好在古人能够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了一系列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安排，同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知不觉地相互促进并有机结合起来，最终造就了“四大文明古国”的辉煌历史。

制度变迁过程

Apeiron 2013-03-01 0赞

       诺斯在本书中试图建立一套能够解释决定经济绩效的经济结构以及这种结构的变革过程的理论。
       诺斯保留了新古典关于人的行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并加入了交易成本、衡量费用等概念。诺斯强调产权的重要性，认为不同的产权结构会对人的行为产生不同的激励。国家规定了一组产权，并通过强制手段保证产权的实施。国家规定产权的目的是使统治集团获得的租金最大化，在保障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情况下致力于减少交易费用。租金最大化与交易成本最小化这对目标经常互相冲突，产生引发制度变革的不稳定因素。通常，统治者通过代理人来实现控制国家的目的，但是统治者的利益与代理人的利益常常不一致，统治者对代理人的控制程度与实施这种控制所需要的费用有关。统治者经常面临竞争者的威胁，竞争者可能来自国家的外部，也可能源自本国。选民在统治者与其竞争者之间的选择视其面对的机会成本而定。选民面临的相对价格是决定选民选择哪一个统治者的关键因素。因而，在存在竞争的国家，统治者常常实施一组减低选民所面临的相对价格的从而保证自己的统治。由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税收方面的便利，统治者可能选择一组效率较低的产权，这就使得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导致经济增长的产权结构是相互冲突的，进而导致的经济结构的不稳定。诺斯还指出“所有权结构与实现技术变革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利益是不相容的”，因为“由于技术变化和更有效率的市场的扩展将改变相对价格和选民的机会成本，并可能最后导致与所有权的基本所有权结构发生冲突，所以，后果必然是不稳定的。最后说明一点，军事技术和地理位置对国家的组织结构也有很大的影响。
       不同的交易费用和衡量费用决定了经济组织采取的具体形式，而这些又与产权的结构和衡量的技术有关。经济在等级组织和市场之间的选择主要取决于等级组织由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收益和其遵循费用之间的比较。在下一章中作者又谈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和搭便车的问题。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使得许多变革的个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因此，许多变革便无法实施。但是，与此相反，我们观察到许多个人从事着与他们自身并无多少利益关系的事，于是就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对其进行解释。意识形态的主要作用是改变维持一种产权结构的成本。意识形态由人的生活经验产生，因此，分工造成的人的异化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作者认为一种成功的意识形态是由一种有内在联系、通观世界的看法构成，而且必须是灵活的。我对这一部分的理解还比较混乱，只是根据自己模糊的印象臆断作者的意图。
       理论部分结束。我不打算像流水账一样记录第二编每一章的主要内容，而是挑几个我认为值得记录的片段。
       第一次经济革命起源于人口压力和资源变动导致的狩猎与农业相对生产率的变动，这使人类逐渐开始了定居农业的生活。引起相对生产率变动的因素一方面包括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另一方面则包括了产权结构对生产的激励。狩猎用地公共资源的性质导致了过度开发的结果，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而农业用地拥有专一的排他性产权，从而有效避免了过度开发，同时对提高农业用地上的投资产生有效的激励。
       通过实施一组产权使创新的个人收益接近于社会收益有效地激励了创新活动，从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是由于科技创新导致了经济增长进而引发制度变革，而应该是制度的变革刺激了科技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增长。科学技术的创新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直到通过制度提高了个人在创新中的收益率时，创新才大量涌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各国君主筹集税收的方式极大地影响了各国的发展路径。

经济史变迁的要素分析

tTIME~皆随风 2013-09-07 0赞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技术变革角度来分析经济的变革，即产业革命（生产力）的改变使得既定的制度构架（上层建筑）不再适用，从而导致了制度变迁。这一分析的疏漏在于忽视了资源禀赋的变化，在中古社会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这一资源禀赋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长和土地存量的矛盾。如果考虑资源禀赋这一约束关系，清晰界定的排他性土地产权就变得至关重要，在存在积极激励的前提之下，产业革命的新技术才能迅速得益应用，英国的崛起和西班牙的衰落和地权的积极界定有着很大关系。
   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边际理论和弹性概念）至今仍是微观、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手段，而新古典的基本精神也是当今经济学的主流。但相比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新古典主义者忽略了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对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譬如清晰界定的产权、意识形态、偏好的嬗变，而传统的成本-产出分析虽然可以很好地解释搭便车行为，但却不能解释精神感召下的群体行动。制度学派的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正是减少执行制度的交易费用的首要原因，否则，无法解释人们为什么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搭便车行为。

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国家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云际007 2013-12-12 0赞

读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科斯的几篇简短的论文开启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大门，经济学家们通过分析制度设计中的产权制度和交易费用来重新思考国家、企业和市场。诺斯则把产权制度和交易费用的分析运用到经济史的分析中，让人们重新思考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规律。

我们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技术的进步，但作者通过分析狩猎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古罗马奴隶制度过渡到封建骑士制度以及近代两次工业革命得出，人口的增加才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每一次制度变迁都是人口的膨胀和旧制度下边际生产力的下降之间的矛盾引起的。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社会分工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化。狩猎社会只有打猎、兽皮缝制、石器制造这些分工。到了农业社会，就有了农民、铁匠、石匠、建筑师、商人等较多的分工，再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则出现了门类繁多的工业以及丰富多样的服务业。

之所以分工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化，主要的动因是人口的增加，随着人口的增加，旧有的制度下会出现边际生产力下降，通俗一点说，人口的增加将使狩猎不足以维持生存，所以只能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则又引起了农业人均生产力的下降，则必须发展商业和工业。马尔萨斯担心人口的增加会引起资源的不足，最终导致世界的崩溃，事后看来，人口的增加并没有导致世界崩溃，反而促成了经济的繁荣。哈耶克揭示出，在马尔萨斯的年代里，分工比较单一，人口的增长确实会引起资源的不足，但是马尔萨斯没有预见到，人口的增长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复杂化，同时分工的深化和复杂化又促进了技术的进步，经济没有崩溃，反而越来越繁荣。

上面的逻辑主要是说的是分工，但分工自然的隐含一个问题，那就是交换，没有交换就不可能分工，没有分工也没必要交换。交换则涉及一系列问题，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用于交换的产权是否受保护，二是交换的契约是否受保护。如果没有保护，则交换将面临很大的风险，也即交易费用较高，如果受到保护，则交易费用将降低。

什么因素影响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呢？毫无疑问，国家的法律、规则等一系列制度是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的基础，所以，国家的制度设计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经济衰退的关键，对国家的分析成为经济史的结构和变迁分析的钥匙。

传统上，对于国家的理解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剥削理论，一类是契约理论。剥削理论主要是马克思及其信奉者持有的，利用阶级分析法分析国家的本质属性，认为国家是某一阶级实现暴力专政的工具。而契约论则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奉行的观点，认为国家是社会公约的履行者。作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他认为国家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种博弈的规则，这种规则通过法律、制度等来明确规定。国家的目的有两条，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使得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税收增加。通俗一点说，国家就是制定一套界定产权的规则，这套规则肯定不是削弱国家的作用，而是加强国家的作用，比如不动产登记制度，就是国家作用的强化，同时国家通过立法保障私有产权和市场交易，促进经济发展，这样才能增加税收。要理解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两条是关键。

要想理解作者的主要观点，则仔细阅读他关于两次产业革命的分析至关重要。我们一般理解认为产业革命缘于蒸汽机和其他一系列重大发明的产生，但是，这种想法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促成了那么多重大的发明问世？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积累是一方面，但是基础研究并不一定会导致技术发明。作者认为正是西方社会中出现的专利法、版权法和商标法等法律界定了发明者的产权，能够使发明者获取发明收益的较大份额，才激发了发明的积极性。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促使国家制定专利法、版权法和商标法呢？则源于人口的快速膨胀和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必然提高专业化水平，专业化是技术创新的前提。

这就是作者分析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采用的理论框架：人口的增长促进分工深化，分工深化要求交换的便利，交换的便利则要求交易费用的降低，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是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而国家的制度设计是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的基础。所以，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国家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读书札记

张校长没走心 2013-12-30 1赞

　　由于以往的经济学家们在构造模型时忽略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产生的费用，然而这些交易费用是决定一种政治或经济体制结构的制度基础，诺斯的问题正是由此引出，他在本书中集中考察制度在决定交易费用——交换所必需的考核、监督和实施费用——中的作用。
　　诺斯在本书中将分析的重点放在这样三个变量上：（1）对经济活动产生动力的产权（2）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单位——国家（3）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意识形态。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由此成为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产权的界定和行使取决于成本和收益，国家的兴衰也受制于斯，甚至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是为了使收益最大化，三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由此，本书也从经济学方法的视角带给我们看待政治、法律等问题的诸多思路，这基于制度经济学对于分析人类社会的许多历史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的有效性。在分析问题的结构方面，本书提供了一个一般框架，这个框架包含三个组成部分：人口变化理论、知识社会学理论、制度理论。
　　在第一篇理论部分当中，诺斯回顾了新古典主义模型——决定产出的资本存量是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知识存量的一个函数，并指出这种分析模式存在的缺陷，即忽视了制度因素的作用，诺斯认为，解释历史中的经济实绩需要人口变迁理论，需要知识存量增长理论，也需要制度理论，这个制度理论围绕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而展开论述。紧接着在分析经济结构理论这一部分，诺斯从人口资源马尔萨斯压力这个经济史的核心问题引出——关于人口与资源关系的论战——马尔斯萨斯压力的解决方式（自然的生理的方式、改变资源基数的经济制度）——资源技术的扩张依赖于技术进步（知识存量）——但面临知识产权的界定、新技术收益递减等问题，而且知识和技术存量只规定了人们活动的上限，并不能决定在这个限度内人们如何实现经济效益——因此提出了一个经济实绩以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速率其实是由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的，合作与竞争形式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的执行体系才是经济史的核心，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与非激励系统，还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然而，这种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的基础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在这两个决定因素中，又因为国家界定产权结构，所以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国家界定和产权进而分别形成了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然而二者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即无论是在委托者之间，还是在委托者与代理者之间，规则和条例限定了交换的条件，宪法、法规、产权证书、工会契约都包含着行为的制约——但无论是以规则的形式进行约束还是发现违反规则的程序，都需要设计得使委托者收益在交易费用约束下实现最大化——接下来的2、3章讨论国家和经济组织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模型的要素。
另外，对于最大化行为高昂的约束成本客观上也要求政治和经济制度结构理论要与意识形态理论相结合，作者在第5章中进行了探讨。接下来的3章，分别阐述国家理论、产权理论（经济组织）、意识形态问题。
　　首先关于国家理论，诺斯认为国家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国家为取得收入而以保护和公正的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一个不同的集团设定不同的产权；三是，面临其它国家或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此，国家有两方面的目的，它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便使全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然而，这两个目的是相互冲突的。也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冲突并导致相互矛盾乃至对抗的行为出现，国家由此兴由此衰。
　　政治学中关于国家性质的学说主要有两种：掠夺论和契约论。掠夺论认为国家是统治者掠夺和剥削被统治者的工具；契约论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它要为公民服务。但从理论的推演角度看，国家带有掠夺和契约两重性。在此之上诺斯提出关于国家的暴力潜能分配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型国家；若这样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便产生了掠夺型国家。
　　接下来，作者围绕意识形态与搭便车问题展开论述，包括意识形态的本质、意识形态的变化和成功意识形态的特点、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含义，指出新古典模型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忽视，正因此，新古典方法和马克思模式都没有解答搭便车问题。
在诺斯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的世界观，同时它与人们道德和伦理方面的评判交织在一起，一旦人们发现其经验与他不符，人们就会试图改变其意识形态，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本身。意识形态具有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而且，意识形态可以成功地克服 “搭便车”问题，说明意识形态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是强有力的。
　　在理论部分的最后，诺斯解释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即提出并强调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在经济史中的结构性作用，简言之其逻辑如下：人口扩张——解决公地悲剧问题——建立排他性产权——扩大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出现国家去界定、裁决和行使产权——意识形态起到了使产权结构和收入分配合法化的作用。
　　在批判和继承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诺斯回顾了历史的经验，首先阐述了第一次经济革命及其组织结果。诺斯认为，第一次经济革命即从狩猎到定居农业，并用激励机制的变迁来解释过去一万年人类所取得的迅速进步和漫长的原始狩猎采集时代发展缓慢的原因。他认为当某些资源的公有产权存在时，对获取较多技术和知识很少有刺激，相反，对所有者有利的排他性产权能够提供对提高效率和生产的直接刺激。第一次经济革命导致了一系列组织与政体的变迁，如：古代社会——第3节分析国家的演变；第4-7节考察集权式的埃及新王国和分权式的波斯帝国、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通过埃及、波斯、希腊和罗马的经验，诺斯认为逐渐完善的国家制度组织会导致交易费用的下降、地区专业化的发展和市场的拓展。
第9章中作者回顾了古代世界经济的变迁与衰落，提出围绕财富分配展开的斗争是经济变迁与衰落的根源，这里以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来解释，认为当罗马帝国军事优势逐渐消失，而且大型国家不再提供产权保护和执行产权时，罗马帝国生存的理由也就完全消失了。第10章中作者分析了封建主义的兴衰，他认为，在封建主义兴衰的结构转变中，人口变化、军事技术、经济组织起着关键作用。（P143）第11章中主要以法兰西、西班牙、荷兰、英格兰（p176）为案例，阐述了近代欧洲的结构与变迁，其路径为：经济结构变迁——导致代议制发展的不同结果——进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国家。

　　在第12章和第13章中，诺斯着眼于产业革命再认识以及对第二次经济革命及其结果的分析。他指出以往研究产业革命的经济学家着眼于把技术变化视作这一时期主要动态的因素，然而，他们常常不能回答是什么引起了这一时期技术变化率的提高（p218）。他们常常假定技术进步是无代价的和自发的，但事实上，技术进步率的提高既缘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出自发明者有能获取他们发明收益的较大份额的可能性。诺斯认为产业革命是创新率的加速器，而产权改善了要素和产品市场，结果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与劳动分工，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而组织的变迁旨在降低这些交易费用，结果，市场规模扩大、发明的产权得到更好的界定，创新成本得到根本性的降低。这样一系列变化为技术革命铺平了道路。14章中以美国为案例分析器经济的结构与变迁，诺斯认为“委员会政府”的建立对于美国经济的结构变迁起了要作用，以为数不多的委员会取代了庞大的麦迪逊式的政府机构大大境地了利用政治程序变更产权所花的费用。利益结构的压力在结构转变中起了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变化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中，诺斯结合理论回顾与历史经验，用制度变迁理论解释西方经济史。在这一理论中，如其所定义，“结构”指的是制度框架，而“变迁”指的是制度的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进而强调制度在经济结构变迁中的作用——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资本存量、物品与劳务产出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即制度在各要素之间起支配作用，诺斯贡献正是在于发现产权结构方面的变革制度的变迁才是历史演进的源泉。

诺斯的制度经济学笔记

蜘蛛也会飞 2014-02-01 3赞

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斯开宗明义就提出了：“政治和經濟組織的結構決定著一個經濟的成就及知识和技術的成長速度。人發展的合作與競爭形式，以及組織人活動之規則的體制是經濟史的核心。”而政府与财产权，由此也被放到了中心位置。因为“解釋人為降低交易成本和促成交換而組成的經濟組織，財產權是必要的。”而“因為是政府界定財產權結構，所以政府理论是必要的。”

诺斯认为，国家先于财产权而形成，而对于国家之起源，诺斯探讨了政府起源的两种理论：契约(contract theory)與掠夺或剥削(predatory or exploitation theory)，并认为 “ 並非全不一致，正是「暴力潛能」(violence potential)的分配可以使两者合併起来。契約假定民眾間潛能的分配平等，而掠奪則假定分配不平等。①这揭示了政治学中一个关键的特征：利益冲突。资源的不同配置以及不同的社会决策和政策产生了输家和赢家。

在诺斯的以財富或效用極大化的統治者為中心的新古典政府模型中,政府提供保护并收取税收,并"採取一個歧視性垄斷者(discriminating monopolist)的行动，區分出各個民眾集團，並為每一個集團处理財產權，使政府收入極大化。"同时提供公共品,降低交易成本。统治者在其活动中受到或多或少的约束，大小取决于其选民在下面一些情况上所面临的困难：( a )移民到另一个有较好生活条件的国度的成本(“退出” ) 。( b )罢免现在的统治者，而推举另一个许诺给选民提供更好服务的竞争者上台(“发言权”)所需的成本。

进一步需要注意的是，对保护支付的价格是高昂的。为了提供保护,必须有一定的公共手段。为了这些手段可得，公民需要提供钱财和不同类型的个人服务(包括献出生命)。在这里可能会出现搭便车和其他机会主义行为。然而诺斯认为搭便车也有其“优点” ,即它阻止了历史中的大规模群体运动的发生，从而有助于国家的稳定。因此制度创新来自于统治者而不是选民；革命一般是宫廷革命或是由列宁主义小集团所发动的。一般地，规则的连续性避免了间断性的变化。根据North的观点，这就是历史中国家结构稳定或变化的原因。②

与之相对应， McGuire　和Ｏlson(1996)认为统治者自利行为的结果不必像想像的那样坏。他们用独裁和民主特例严格地说明了“有一只隐藏的手引起了包容性和稳定的利益，同时在一个显著的和令人吃惊的程度上,不容置疑的强制性权力的行为，居然也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甚至包括受他们权力影响的那些人在内。”

同时，政府对选民承诺就有个可信度的问题。如同唐斯所言，”政党制定政策是为了赢得选举，而不是为了制定政策而赢得选举。“按照唐斯的理性选择模型，如果政治结果是非排他的，那么民众将有理性冷漠特征。这是对诺斯所说制度稳定性的又一论证。

达龙·阿塞莫格鲁在《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中，用博弈论框架分析了民主转型问题，并“将体制过渡问题置于分配冲突的框架之中，提出民主的创立是一种承诺”。在危机发生时，政府可能为了暂时性的缓解危机而做出再分配承诺，但这一承诺不一定得到履行，因为危机不可能是持久的，政府就会有动力去”欺骗“。于是，掌握中产阶级支持的政府可能选择民主制度，作为可信的承诺。

诺斯探讨了西方经济史的制度变迁，提出了
(1) 史上存在著两個重要的人口與資源比的轉折。我稱之為第一次和第二次經濟革命。
(2) 在两次革命之間，存在著馬爾薩斯的人口压力，這種压力有時靠社會的相應調整克服，有時則靠能夠改變資源基底的經濟制效的改進克服。

而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诺斯再次强调：”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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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诺斯对于西方世界兴起描述：

第一次经济革命，是從狩猎和採集向定居農業的轉變，此时期，排他性財產權讓所有者得到報酬，從而提供直接的誘因去提高效率和生產，或者基本而言，促進獲取更多的知识和新技術。
繁榮國家，或者為討好入侵者，或者為增加軍費，成本日益增加。增加的稅負在那些政治影響最弱的團體上，實際上，賦稅和強制徵收改變財產權結構，以致低從事生產性活動的誘因。這樣一種情節可以稱之為「野蠻人上門」。第二種情節——內部腐化。自耕農至少開始時對國家當時的統治者很少有影響。財產權的重新界定會排除自耕農和無地農民得到土地的可能，而在實際上使財富的再分配有於大地主。

羅馬帝國在西元五世紀的混亂狀態中消失了；大致上的歷史編年將一千年後的西元1500 年定為封建制度結束的時間。在此期間，西歐逐漸從羅馬帝國秩序崩潰後的無政府狀態中崛起，而建立了足以帶來秩序與穩定的政治經濟結構。再接著從政治經濟的秩序與穩定引發一些變遷，導致了該政治經濟結構的崩潰，並預設了民族國家的產生，以及持續至今四個世紀的經濟發展。

是教會把古代世界的文化遺產傳延到了中世紀，教會是知識的貯藏所─孤立的文明中心。在中世紀，修道院常常是最有效率的農耕中心。

在刻畫這一千年的結構時，我們可以說，這是一個日耳曼制度與羅馬制度融合的時代，這種融合是經過不斷的戰爭、入侵和變亂所造成的不斷消長的狀態。加罗林帝國的興起以及在查理曼(Charlemagne)大帝的統治下，它看起來似如羅馬帝國在西方的再現；但是在維京人(Vikings)、馬扎爾人(Magyars)和回教徒入侵的影響下，它又很快瓦解了。

十世纪。随着加罗林帝国的覆灭，其时西欧许多社会已形成了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木制的或土垒的城堡、骑士以及相对自给自足的庄园乃是对秩序瓦解及北欧人、穆斯林和马扎尔人频繁入侵的最有效的反应。封建主义为这一四分五裂的社会提供了一种稳定和秩序的措施。凡是安全有保障的地方，人口便开始再度增长。一旦人口增长使庄园有人满之患，总有新的土地开垦出来，并在新领主的保护下耕作。

十一和十二世纪贸易和商业的恢复不仅促使市镇激增，而且带来了一系列旨在减少市场不完善的制度安排。新市镇发展了自己的具有行政和保护职能的政府，因而它们必须逐渐形成一套法律来裁决因这些新情况而引起的争端。随着人口和贸易的不断发展，北意大利、中德意志和佛兰德的市镇已经成了繁荣的商业中心。

十三世纪，变化越来越明显。土地短缺，劳动力增长，劳动密集产品在价格上相对于土地密集产品下降。新经济条件使领主在与农奴商议新的契约协议时有较大的“谈判”实力。
农民生活水平经历了无情的下降。贸易和商业扩张，以威尼斯为首，意大利城市把它们的贸易路线延伸到整个地中海，甚至远达大西洋海岸，直抵不列颠。法国的香槟集市，佛兰芒的羊毛贸易，德国的采矿业和商业中心，对于商业发展都起过积极作用，从而促进了银行业和商业制度协定的改善。
由于农业劳动收益递减，人口增长一直超过产量的增长。第一个显著后果是酿成了一三一五年至一三一七年期间遍及各地的饥荒。但后果更严重，持续时间更久的还是瘟疫，一三四七年至一三五一年间鼠疫和肺炎在欧洲蔓延。人口下降显然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土地再次变得相对丰裕，而劳动力则短缺不足。庄园制的主仆关系逐渐消失了。租约延长，农奴开始获得对其土地的专有权。

到十四世纪后半期人口重新开始增长时，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经瓦解。而这一侵蚀过程是在下一轮人口扩张和对资源的马尔萨斯压力中完成的。

十六世纪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实际工资下降，它是这方面的第十三次重复。但现在出现了重要的差异。
探险活动在新世界的发现和殖民中达到顶点，演变中的所有权结构（特别在荷兰和英国）已成为在其间形成生产性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结果十七世纪马尔萨斯循环（马尔萨斯循环：指人口变动与实际收入变动成反方向的变动，在土地供给相对固定的条件下，土地收益是递减的，人口的增长引起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从而引起实际收入降低。）反作用远远少于在十四世纪的危害，因为向新世界的移民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两个方面都对农业报酬递减有所缓和。
十六世纪同样是商业扩张的时代。美洲（新世界）的财富（白银）源源涌入。养育了这一正在成长的国际市场。股份公司和那些旨在应付资金筹集和风险以减少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便创立并推广开来。而后采取了另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发展一套法规以便为无形资产的所有和交换提供更有效的所有权。

贸易的增长已经成为欧洲每个君主至为关切的大事。在封建社会转变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充斥着种种欺诈现象。出现的国家种类则取决于君主在宣布政府的垄断权时可以运用的实力，这反过来又在发展经济的结构上留下了痕迹。
在法国和西班牙，君主制逐渐夺取了代议制机构的权利，发展了一套税收制度（和标准），这套税收制度提高了地方性和地区性的垄断，抑制了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导致生产性经济活动在法国相对下降和在西班牙绝对下降。在荷兰形势的变化导致商人寡头制的出现；在英国，国会在内乱年代之后享有了对王权的支配地位。而在这两个国家，持久的经济增长都起因于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它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的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

十八世纪，已经造就使私人收益率相当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基本形势。生产率的增长致使荷兰和英国（以及在北美新大陆）的制度得以创建。在下一个世纪上述地区的这些条件导致了一场逐渐蔓延到欧洲其它许多地区以及海外殖民地的技术革命。

工業革命是以前一系列事件演進的結果。真正的革命出現較遲，要至十九世紀後半。工業革命時期發生的技術大致上與基礎科學的發展無關。從作業中學習的效果(learning by doing) 可以解釋工業革命中的技術發展，但只有科學實驗才能解釋核能和石化工業的發展。過去一百年技術的突飛猛進是有賴於科學的革命；科學與技術的結合造就了第二次經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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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aelchen 《历史哲学笔记附录二:经济学视野下作为契约的国家》: “对应于这两种设想，国家可以设想成满足全部成员的集体需要，或者满足于部分成员的需要。另一种解释方式是，第一种需要对应于配置效率的实现，第二种解释对应着资源的再分配。而对效率及平等的不同侧重点的强调，区分出英文世界的右派和左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区别出某种计划市场经济和某种计划经济。在这一意义上，国家的起源及解体的立场问题，是一个试金石。在经济学中，这对应于福利经济学两大基本定理，第一基本定理说：完全竞争假设下的任何一般均衡状态都是帕累托最优（Debreu《价值理论》），或者说，市场出清时候，经济处于Debreu “技术有效率”的状态。第二基本定理说，给定任何一个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必定存在资源禀赋的初一初始配置，使得从这一初始配置出发所实现得一般均衡得资源配置，恰好就是给定得那个帕累托最优。”

②借此，诺斯分析了罗马帝国的衰落：關於羅馬帝國的崩潰，實際上有兩個問題要回答：(1)它為什麼會崩潰？(2)它為什麼沒有被另一個西方的帝國取代？從共和時期的龐貝(Pompey)和凱撒到西元三世紀，羅馬的軍事優勢極為明顯。甚至在五世紀，小型的羅馬分遣部隊還能打敗野蠻人的大軍。但是優勢的差距小了許多，而且野蠻人日益精良的軍事力量降低了羅馬人的比較優勢。當軍事優勢相對衰落加上帝國對官僚控制的成本增加時，顯然結果就會發生不均衡，隨之而來的就是加劇地方獨立和閉關自守。

羅馬帝國在萊茵河和多瑙河上游的防線帶來的財政負擔越來越重。但稅基則正受侵蝕。那些有良好政治關係的人不須繳稅，因此更重的負擔就落在那些得不到政治優惠的人身上。逐漸地，越來越多的鎮民和農民對於羅馬人和野蠻人鬥爭中究竟誰輸誰贏並不在乎了。越來越多的部分羅馬地區發現，從當地政府那裡所得到的保護要比從飽嘗內憂外患的羅馬政府那裡得到的保護要多。短期結果是，他們無疑地不再承受羅馬政府的稅負；但長遠的後果是，地方自給自足的程度加劇，因缺乏對長距離貿易的保護以致貿易衰落，以及經濟結構出現根本的更動和轉型。

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

水草狗 2014-05-09 3赞

诺斯在这一著作中试图通过经济史上的重大问题，解释西欧为什么产生了有效的制度安排而多数国家没有。其分析工具主要是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成本-收益分析，成本分析的内容包括人地比例、地理环境、意识形态、交易成本等等。全书对西方世界从远古到现代的经济发展史做了梳理，以其研究框架对五个重要问题进行解释：第一次经济革命的产生、古代国家的产生与消亡、封建制度的兴衰、民族国家的兴起、工业革命和第二次经济革命的出现。
基于对国家作为资源掠夺者和交易保护人的双重理解，该理论就是关于统治者在增强自身收入和提供保护之间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决策模型。他强调国家通过确立和强化私有产权收集资源。这一过程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收集资源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附属臣民丧失忠诚的机会成本。当交易成本很高时，国家采取减小交易成本的制度；但是当附属臣民丧失忠诚的机会成本很高时，比如竞争者强大，私人产权的发展就会收到限制。
对于第一次经济革命，即狩猎采集向农业的发展，诺斯综合之前的人类学解释，将其成果置于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在这一模型中，人口不断增长，在超过一定阈值后导致了狩猎的边际收益下降，与此同时，农业方兴未艾，边际收益保持静止，最终超过狩猎的边际收益。诺斯提出，在这一过程中，排他性产权的存在是变革主要原因，由于缺乏排他性产权，采集将继续到耗尽在个人所有权下已经得到的全部稀缺资源为止。，而存在排他性产权的农业很容易检查其成员的劳动以避免土地资源利用过度。
古典国家理论（公元前16世纪-前1世纪）致力于解释公元前古代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该理论认为国家的出现是以排他性产权为前提的。国家的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决定了组织的政治形式的革新和演进，并由此产生了相应的产权结构。国家之所以不能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有两个原因，一是所谓“蛮族叩门”，即国家受到竞争者威胁，需要行贿和维持军队，增加政治影响力最小的群体的税收；二是交易成本效应，通过殖民和征伐邻国，缓解内部政治结构压力。埃及高度依赖于其灌溉体系，导致权力集中于作为调度者的中央，并形成一套官僚体系和庞大的常规军进行管理，由此产生的税收需求使得国家垄断所有权，而阻碍了私有土地产权的产生。波斯帝国则建立于分权基础上，行省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由此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同时，由于总督是国王潜在的竞争者，国王无法过高征税压榨选民，因此波斯帝国出现了私有土地产权。希腊的政治体制取决于其地理环境，多山的地形使得小型城邦政体的存在成为可能。持续的生存斗争使得扩大选举基础成为其生存的必要条件，国家因而受到选民利益的制约制定出尽量减少交易费用的经济组织形式，以私有产权支持自由的国内市场。罗马帝国通过万民法承认土地私有，以收税人和私有承包商向外省人征税，从而保障了其产权制度。
封建制度的兴衰（公元1世纪-15世纪）被理解为劳动力合同转向货币租佃合同的过程，也即在商业兴起之后，庄园之外出现交换市场，导致在庄园经济中货币收入的重要性上升的过程。诺斯认为，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劳役、农奴制和条状土地，劳役之所以得以建立，是因为在没有专业化和交换时，形成有组织的市场需要极高的交易费用，而劳役可以极大规避交易费用。农奴制作为一种契约制度，领主的权力受到有效限制。而分散条状地或者是为了便于领主监督生产杜绝机会主义，或者是为了保持大地产实现规模经济，总之是减少交易成本的一种方式。随着人口增长，庄园经济的收益递减。虽然存在移民和技术选择，但马尔萨斯陷阱仍然不可避免。8世纪加洛林王朝建立后，以重装骑士压制内部斗争，对抗北欧海盗等外敌，建立封建等级集权结构，促使地方秩序和经济扩展的恢复。在战争技术巩固封建制的同时，经济活动则削弱了这一结构，因为货币经济的发展促使兵役免除税的出现，雇佣兵成为替代性的兵源，陪臣的权力通过雇佣兵而扩大。帝国不得不建立常备军，并因此扩大了战争规模，后果是税收需求的上升。13-15世纪，随着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人口逐渐上升，劳动力价值下降，土地价值升高，增强了改变所有权的刺激，由于税收需求，对私有权的保护逐渐成为国家行为。但税收占用了农业生产率发展的红利，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1347年黑死病爆发后，欧洲人口急剧减少，因此国家无法通过加征农业税缓解其危及，将财政重心转向对外贸易税，以产权换税收，将产权转让给有能力付税的团体，使得行会和税务代理人兴起。在这一过程中，佃农地位上升，成为自由劳动力，从而瓦解了西欧的封建制度。
民族国家的兴起（16-17世纪）在很大程度上是封建时代的再现。欧洲的第二个经济增长周期导致的人口增长超过了生产率，经济在17世纪开始萎缩，在这一过程中，荷兰和英国的经济没有收到影响，反而确立了更为有效的所有权，而法国和西班牙则趋于停滞和衰落。法国由于百年战争（1337-1453）而建立庞大的雇佣军，受诺曼底和勃艮第的限制，查理七世不能征收高额农业税，因此以所有权换税收，保护行会换取纳税金，同时建立完善的官僚制度，市场扩大的增益被巨额交易成本牺牲，人口增长因而快于经济增长。西班牙则由于收复失地运动（718-1492）而需要高额税金，由于国内羊毛业发达，西班牙成立牧主团增加税收，同时赋予牧主团管理境内迁徙羊群的特权，牧主团因而反对私有土地产权。在费迪南和伊丽莎白执政期间，王室获得征税权，垄断、高税率和地产充公抑制私有产权和商业发展。而荷兰一看是就反对建立商业城市的行业垄断，并通过议会保护私有权，商业贸易成为其经济的原动力。英国由于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的开支，通过扶植商人获取税收，王室、羊毛出口商和国会在长期斗争中达成妥协，王室获得税收、议会获得裁定权、商人垄断出口，由于经济上以来羊毛出口，征税的交易成本低，英国不需要复杂的官僚体系。同时，王室竞争限制了王室的权力，使得国会掌握转让所有权的权力，坚持私有制和反对王室垄断。
诺斯格外区分了工业革命和第二次经济革命，他认为工业革命仅仅是一次技术革新，并引起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大范围的专业化及社会分工。真正革命性的事件是第二次经济革命，即科学与技术的结合。诺斯认为，工业革命导致市场交易成本骤增，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发生组织变革，扩大的市场规模和保护发明收益权的所有权提高了创新的收益。在论及市场的崩溃时，诺斯认为市场内在的具有不稳定性，因为市场倾向于促进官僚制和专业化，因而会提升交易费用，利益集团和国家对市场的控制会加剧这一不稳定性。但对于市场对人的异化问题，诺斯认为意识形态的分歧可以在国家层面瓦解。
诺斯这本书出现了不少因果性方面的问题。比如诺斯认为在定居农业和狩猎采集的竞争中，排他性产权对保持农业的边际效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事实上，人类学研究表明定居农业是排他性产权产生的原因而非结果，而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也能够发展处排他性产权。书中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这是诺斯的新古典主义倾向造成的，他认为经济学是一种选择的理论，选择的主体是国家。国家和制度就有了完全意义上的同构性。但事实上，制度并非供国家遴选的选项，而是不断适应变化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条件，被不断生产的独立主体。事实上，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前，以国家力量之弱，也根本不足以决定制度。
诺斯的新古典主义倾向使得制度演变成为一个黑箱，在模型外部是人口和技术，在模型内部是制度选项。诺斯认为脱离于社会结构存在的人口和技术是具有外生性的。人口变化和技术发展相比于社会结构变化确实具有更大的偶然性，但总体来看人口变化和技术增长仍然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从欧洲人口史的角度看，除了14世纪后半夜由于黑死病的影响人口下降严重以外，欧洲人口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而14世纪的人口危机到15世纪上半页也基本化解。有理由相信，即使没有黑死病，欧洲土地私有制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诺斯理论因为中国案例而受到攻击也是因为过分依赖于人口和技术因素的外生性。
迈克尔曼在分析封建晚期私有产权的确立时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少数人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把持住私人资源，最终成为资本家；而大众如何丧失了财产权，最终成为失去土地的劳动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私人产权的确立视为选择市场而放弃封建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将其视为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曼的理论描述的是封建的领主和农民、庄园和乡村、农业与贸易等多元力量角逐，催生出市场，而封建的市场却反过来打击了封建制度。私有所有制之所以确立，不仅仅是因为领主权力的缩小，更在于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已经使领主的社会属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领主自身受到市场经济的诱惑。
诺斯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的努力，试图说明在没有第三方强制的情况下，个人的理性行为会使实现最优制度。但是制度恰恰是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各种博弈的第三方强制。制度嵌入于历史进程中，在形塑行动者行为的同时受到社会行动的改变。诺斯理论对第三方的拒斥使其只能成为对历史进行合理化而非真正展开解释。

皇帝新装的故事多得不得了。

白石岩 2006-09-27 2赞

　皇帝新装的故事多得不得了。
　　
　　在很多历史书中，都认为蒸气机是天上掉下来的；荷兰人民很伟大，所以能从大海手中抢回了广阔的生存空间等等。
　　
　　在诺斯眼里，羊毛才是导致英国率先实现民主的真正原因；产权得到保护也才是荷兰人拦海造田的原因。
　　
　　现在据说已经进入了知识爆炸时代，但是汗牛充栋的经济学教科书还是不习惯去解释事物发展背后的原因，浮在面上玩数学不亦乐乎。贻害莘莘学子。
　　
　　诺斯的这本书展现了经济学被异化前的美丽。

捉虫记

withinbeyond 2008-08-29 24

【转载】原文请见：
http://kph.ycool.com/post.3072621.html

快要崩溃了，上来吐槽。

阅读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是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的作业，因为我之前带了中文本（但是由于觉得过于晦涩，囫囵吞枣读了一遍就放下了），所以索性就对照着中文本看。不看不知道，一看气死人，我说怎么看中文看不懂呢，就算是我只看英文本，大概也比看中文本要明白很多。句法结构上的西化痕迹严重也就罢了，关键是很多内容简直不知所云，让人觉得译者究竟是不知道许多经济学界约定俗成的名词，还是原本就对经济学理解颇为有限。例如：对于margin这一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概念，文中大多数翻译为“差额”，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边际”更妥当。另外，对于同一个概念的同一中用法，即便在前后两页中也会有不一样的翻译，例如同一个incentive, 第七页第四段中翻译为刺激，第九页第三段中则翻译为激励，事实上两者都应当翻译为激励。

最可笑的错误出现在第十页，“粮食销售者发现，按原有的价格会有更多的人需要他的食物，于是，他会把食物用光以便提高价格”。对照原文是“a seller of foodstuffs finds that at the old price more people will want his food and thus he will run out of food so he raises the price.”……无语了吧？能完全无视时态变化而翻译出“把食物用光”，因果关系完全混乱……我简直快要喷饭了……

比这个更荒谬的句子暂时没有找出来，但是语法不通、句法不顺、看得人稀里糊涂的地方比比皆是。天晓得这本书怎么出版的，上帝啊，难道我以后每读一本中文书都想要重新看一遍原文么？英文的还好说，其他文字的怎么办？真的要去学那么多语言仅仅为了避免被翻译者背叛么？…

还有就是涉及感情色彩和转折关系的句子，翻译完全都没有把握住原作的脉络。举例说，12页中“然而，马克思主义积极分子本身提供了证明这不是标准行为的最好根据，正是他们把莫大精力贡献出来，试图使无产阶级确信能像一个阶级那样行动”。对照原文的“The best reevidence that this is not standard begavior comes from Marxist activists themselves who devote enormous energies to attempting to convince the proletariat to behave like a class”，非但那种优美和嘲讽的含义完全没有了，而且句子因果关系也因为缺乏这样的感情色彩而变得莫名其妙。

另外，根据个人经验推断，翻译者自以为是地运用半文半白的语言的时候，常常是并不明白原文从而试图通过拽文来蒙混过关的时候。比如12页“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不为选举所惑”，原文为“it can explain why people do not bother to vote”……这分明全然是两个意思……人家就是说解释了老百姓为啥懒得去投票……

还有一些细节上的把握影响到了整个句子的含义，从而可以看出作者完全没有明白原作的意思。紧接着上一段那一句的“people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group actions where the individual gains are negligible”，居然可以翻译作“在个人利益受到忽视的地方，人民之所以不参加团体活动的原因”……夹带私货也不带这样的吧？……至少也应该是“个人获益微乎其微”，对不对？另外一个问题在于，就在同一段的上下文里面，下文中有用词稍微变化但是完全是同义反复的内容，翻译就对了……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13页这个太不像话了，这是中文么？这是汉语么？“在从事一项非法活动前，个人提出高于其机会成本的酬金是对他合法（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考虑）提出的价值的一种衡量。”这是在说什么呀？？？原文是“The premium that an individual places above his opportunity cost before engaging in an illegal act is a measure of the value he places on legitimacy（an ideological consideration）.”那两个“提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居然把premium翻译成“酬金”……

好了，第一章看完，还没有把所有的不通顺和不妥当的地方都写出来，已经快崩溃了……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月之仙者 2009-10-15 15

    花了半个月才看完一本书，速度确实够慢的，中间有个十一长假，在北京各个角落逛了一下。不过说起来单纯看书的速度还是可以的，从昨天下午一直看到今天下午，一天多一点儿的时间就把手头的这本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看完了。作为新制度主义和新经济史学的大师，诺思在这本书中提出了研究经济史的一个新的框架，即强调了制度结构及其变迁在经济史上的重要作用。而原有的经济史研究要么是基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而注重史料搜集和事实陈述，要么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指导下将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强调土地、资本和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家基于理性人的假设，认为人们追求福利最大化，在交易费用不存在的情况下，会做出合适的选择，进而取得理想的效益。诺思本人也深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但他在经济史的分析中超越了新古典假设，指出“解释历史中的经济实绩”还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理论和制度理论，并且这三者存在密切的联系。在诺思在其经济史的研究著作中，突出了“结构”的重要性，即“那些我们相信是决定实绩基本因素的社会特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具体的说诺思所认为的结构包含了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技术、人口及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当然，在这本《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以及此后的其他著作中，诺思最关注的还是制度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同时，诺思还明确指出，制度理论的基石是“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以及“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等同，并忽略了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以及不确定性，因此这一假设与现实存在很大的距离。而要充分的解释现实世界，就必须为这一假设增加更多的贴近现实的变量，并对之做出解释。真实的世界总是存在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效地提供激励就必须明确产权，提高私人收益率。而界定并保护产权需要一个第三方，最合适的自然是国家，只有国家才能普遍地提供保护和合法性界定。当然，什么是合理、什么是公平等主观判断离不开人们的现实经验，离不开受到的文化教育，总之离不开社会化过程，这就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诺思在本书的一大特色就在于突出了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尽管这个问题很难衡量，作者在本书中也没有对之进行衡量而仅仅是概述和分析，但这仍不能因此就否定意识形态在人们表露观点、作出选择等方面的重要性，许多难以解释的原因，特别是新古典理论不能解释的原因，很多情况下都跟意识形态有关。具体的说，在解释现实问题时要考虑到，在构成合作和交易的过程中要实现利益最大化，需要更有效的获取信息并降低交易成本，这就需要通过建立组织结构来实现内部合作，从而减少交易费用。科斯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企业通过使生产和交换过程内部化，降低了交易的成本，从而提高了经济利益。当然，这个观点也存在问题，因为企业扩大之后随着分工的细化也相应提高了对每个环节进行监督的成本，并且组织规模的扩大也带来了官僚化现象，这都会造成效率的损失。历史上劳动分工造成的生产率提高和组织内部的监督成本的提高常常两相抵消，到底能否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要看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占主要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之所以产生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契约理论，一种是掠夺理论，当“暴力潜能”平均分配的时候，国家的产生就可以被看作是人与人之间订立契约形成了国家，当部分社会成员的“暴力潜能”超过其他社会成员的时候，国家就会成为这部分人掠夺另一部分人的工具。但无论如何，国家都是维护统治者的工具，差别仅在于维护者是谁及数量多少而已。既然国家具有这种性质，那国家就有逐利性，它要代表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实现利益，具体表现为扩大税收收入和促进他们利益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还要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来扩大税源。当然，增加收入有时候是以提高交易费用为代价的，这也就产生了国家与其他社会集团的矛盾和冲突。另外，统治者也面临着其他问题，国家功能的实现依赖于代理人的行动，代理人也是利益追求者，他们在行动过程中也有自己的利益，这就导致统治者的利益和代理人的利益难以完全重合，因此如何监督代理人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监督的行为也增加了交易的成本。除此之外，各种形式的组织都面临着集体行动的问题，如何解决搭便车的难题是每个组织都要面临的困境。新古典理论自然无法对之做出解释，而诺思则指出现实中存在许多大集团行动的例子，究其原因可以发现意识心态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国家或者社会通过宣传教育来提高社会成员的认识水平，确立其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合理化”的投资，通过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
    但是，仅仅是理论的推导并不能清晰地解释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因此诺思通过8章的篇幅较为系统的介绍了西方经济发展历程，通过对这个过程的描述展示了西方经济史的结构及其长期变迁。诺思观察西方经济史得出结论说总共发生了两次经济革命，一次是一万年前的第一次经济革命，即农业的产生；一次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起始于19世纪的第二次经济革命，即科学和技术的结合并造成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组织结构的变革。在远早于1万年以前的原始社会，人类与其他动物在生存方式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主要也是依赖狩猎来维持生活，但诺思总结前人的研究之后指出，由于动植物的有限性，人口的增长会导致狩猎规模的扩大进而导致狩猎对象的减少直至灭绝，这就逐步降低了狩猎活动的生产效率，从而会降低狩猎活动的收益。而另一方面，由于原始社会土地的极大丰富性，人类会逐步转向种植和畜牧等方式谋生，这种活动具有较高且稳定的生产效率，最终会随着狩猎效率降低的趋势而超过狩猎活动成为谋生的主要活动，从而建立了以定居农业为主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之所以存在这种结构变迁的原因还在于产权的不同，狩猎活动是一种公共产权，由于所有人都可以进入也就无法限制狩猎活动，从而造成了过度的狩猎；而农业可以形成一种排他性公共产权，从而限制过度使用公共资源，也就防止了资源枯竭和生产率下降的结果。也就是说，从狩猎向农业的过度并非根源于生产方式，而是根源于产权，排他性公共产权比无限制的公共产权更有利于人口增长到一定规模的情况下实现生产的持续增长。当然，诺思在这里忽视了农业或者排他性公共产权也会面临资源枯竭和利用过度的问题，不过这种情况更多的是发生在现时代人口巨量增长的情况下，在后一种情况下需要将排他性公共产权转化为私有产权，而后者就是第二次经济革命的结构成果。农业社会建立之后西方经济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期间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两种经济形式，并且在此过程中面临着战乱、瘟疫等灾难，人口虽然在总体趋势上是增长的，但却增长缓慢并且存在下滑的时间段，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并没有出现过度利用资源的问题，并且适应这种生产形势的组织结构也能够较为稳定地延续上千年。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兴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存在组织结构在特定时间特点边界内的增长能力限度，当一个国家不能满足特定的生产需求时，就会因为外部竞争者或者内部叛乱者的挑战，而导致现有国家的灭亡和新政权的建立，至于统治者能否维持自己的统治主要还是取决于其与民众的相对价格的变动状况。另外，长期的战乱需要巨大的资金，这就需要统治采取多种措施筹集资金。而获取资金的不同方式最终决定了不同的发展路径，最终导致了不同国家的盛衰兴亡。西班牙和法国走上了一条道路，荷兰和英国则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虽然这些国家在起初采取措施的动机十分相似，但条件的不同和实力对比的差异导致了政策措施的改变。西班牙和法国主要还是通过用特权（产权）来交换资金的形式获取财政资源，统治者首先攫取了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然后将这一权利出卖给行会或者其他组织，利用他们来获得资金，虽然这种行为可以攫取大量资源，但因为它支持了封闭的组织形式，也就不利于创新和经济发展。而荷兰则更多的是统治者与议会合作，通过议会授权来征收税赋，从而获得稳定的收入，并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英国最初也像西班牙等过一样企图通过出卖特权来获得资金，但因为议会代表了商人的利益，并且岛国的特定环境使得中央集权在英国并没有建立起来，商人和贵族能够对国王的强制征税和出卖特权行为作出抗争，因此英国统治者的这一行动并未产生预期效果，反而使得议会获得了征税的唯一决定权，在以后的国王与议会的斗争中前者也失败了，这就促使英国走上了合作道路，从而为建立能够获得稳定收入的财政收入制度创造了条件。这种组织结构的建立为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这也是后来产业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诺思指出并非技术革命引起了经济增长，可以看到在技术革命之前就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比如航海领域的变革已经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且技术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量变而非质变，直到19世纪后期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才最终促进了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迅速产品化。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法则的应用，科学家与发明家的知识交流，特别是产权的演变最终导致了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可以看到，最重要的变化就私人产权的建立，具体表现就是知识产权的确立保护和促进了创新者的积极性，并使其私人收益率更加接近于社会收益率。
    当然，诺思在描述这个西方经济演进史的时候并没有做到完整而准确的展现这个历史，但他的这种史论结合的形式还是有助于更好的理解经济史，也有助于更好的从历史中发现发展规律。组织结构，也就是制度的确立和变迁，为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创造了条件也提高内在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制度的变革也是一种需求导向的，也就是说需要有需求作为前提，从而促使人们寻找合适的制度形式来满足这一需求。这里的问题是，人们并非绝对理性的，他们或许并不知道哪种选择是最优的，因此他们选择的制度形式并不一定就能解决当时希望解决的问题，因此他们的选择很可能是偶然的。并且，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能否发挥作用也取决于人们的实际能力。
    另外补充一句，如果书翻译的不好（主要指文字晦涩）加上印刷很差劲的话，那对阅读者来说是很痛苦的，并且不利于阅读者理解书中蕴含的思想。此书就正好属于这种问题，加上诺思的语言本身就不容易理解，这就加深了我对本书的理解难度。因此很难做到概括和阐释本书的观点，更遑论对之进行批判性思考了……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作者：[美]诺格拉斯.C.诺思（Douglas C.North）译者：陈郁，罗华平，等

目录：
出版前言
译者的话
中译本序
序言
第一篇理论
　第一章论题
　第二章经济结构导论
　第三章新古典国家理论
　第四章历史中经济组织的分析框架
　第五章意识形态与搭便车问题
　第六章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
第二编历史
  导言
　第七章第一次经济革命
　第八章第一次经济革命的组织后果
　第九章古代世界经济的变迁与衰落
　第十章封建主义的兴衰
　第十一章近代欧洲的结构与变迁
　第十二章产业革命的再认识
　第十三章第二次经济革命及其结果
　第十四章 1789-1914年美国经济的结构与变迁
第三编理论和历史
　第十五章制度变迁理论和西方世界的经济史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6月第一版（W.W.Norton & Company,Inc.,NewYork，1981） 189千字

读书笔记：诺思的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凯风 2010-03-03 6

诺思的国家理论及意识形态理论

一、国家理论

关于国家存在的理由，诺思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提供一种解释。他认为，国家为获取收入（税收），于是提供“保护”和“公正”作为交换；同时，统治者为使国家在相互分割的市场上收入最大化，将选民分成不同的集团，为各个集团设计不同的产权，如同垄断厂商针对不同消费者设计出“歧视价格”，以获取优于同等对待情况下的最大收入；但是，由于在民主国家，存在提供同样服务（即保护和公正）的潜在竞争者（政治上的反对派或如同列宁式的反抗精英），国家受制于选民的机会成本，即作为掌握政权的统治者要为选民提供足够多的收益，以免这些选民投向潜在竞争者。

诺思并不赞同关于国家形成及性质的契约论或掠夺论（剥削论）。契约论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掠夺论认为国家是某一利益集团的代理者。但契约论忽略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达成契约后如何调整自己的行动以获取利益的最大化，掠夺论没有考虑到产权的最初分配，即忽略了契约的最初得利。基于此，诺思提出暴力潜能分配论，但暴力在不同的组织中分配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契约论假定主体间暴力潜能的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型国家；掠夺论假定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产生掠夺性国家，由此出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对理论的探讨只能说明国家的形式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才能探寻到国家存在的缘由。如上所言，国家掌握暴力，但国家垄断性地拥有暴力并不是暴力配置的唯一形式，原始社会的氏族也曾掌握暴力，欧洲封建时期的庄园也掌握暴力，对于东印度公司这样的企业也可以掌握暴力，但暴力究竟是国家集中掌握好，还是分散在社团中好？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指出小集团难以避免搭便车的问题，当集团中的某一人为集团做出贡献时，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也能享受到这些收益，于是将会产生没有人愿意为集团出力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搭便车”行为。（当然，诺思认为这一理论并不完善，因为奥尔森没有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搭便车”的幽灵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对于那些被称为“公共产品”的物品更是情有独钟。防卫作为公共产品的典型例子，包括一个第三方受益的问题，即那些不为防卫出力的人也能享受到那些提供防卫的人所带来的安全，最有效的解决方法莫过于是政府确立权威和向一切受益者征税。也就是说，国家提供制度时可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在整个国家范围内节省交易费用。这一优势的存在使“国家自然而然地掌握了暴力，称为在暴力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并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攻击者”。

虽然国家的存在具有如此之多的优势，但国家本身也产生悖论。国家在不同的目标上难以调和，因而产生了内在的冲突。诺思认为，国家的目标有二：第一，界定产权结构以及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以便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第二，在第一个目标的基础上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前者是基于统治者的收益，后者是针对整个社会而言；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有利于整个社会的产出最大化，但这并不利于统治者的收益最大化。统治者之所以不愿意改变低效的产权制度，是因为一方面国家建立新产权耗费高昂的交易费用（如统治者对不同的集团的行动进行监督的费用，优于代理人与统治者的效用函数不一致所产生的租金耗散的问题），另一方面国家是不同利益集团的集合体，统治者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均衡者，统治集团本身缺乏动力进行产权的变革。

二、意识形态理论
待续

国家角色的变迁

白石岩 2006-10-04 5

   在本书的倒数第二章，诺斯对1870年到1914年的美国经济史进行了全新的解释，他认为这个时期国家重新控制了经济，美国在期间完成了对1776年宪法结构的修订——通过最高法院对行政立法权的认可，以及跨州商业修正案和所得税修正案。而1929年大萧条后的新政只是对这种制度变革的一个延伸而已。
    国家在短暂放弃经济控制权一个世纪之后，又伴随着大工业生产特别是铁路等工业的发展回到了历史舞台。
    美国的这一转变是通过最高法院的判例以及系列农民和进步运动来和平实现。显然这个转变是成功，这个转变使得大工业生产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冲突得到了平衡，这就为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极权主义运动中保持自由原则埋下了伏笔。
    不过，正如德鲁克在《工业人的未来》中所说，建国者们在1776年所坚持的保守主义原则在解决人类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唯一道路。如果没有被成为麦迪逊传统的三权分立原和制衡原则，美国在20世纪前后这短短几十年是很难完成如此“华丽的转身”的。
    与此趋势不同的是，吾国吾民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处于解构国家控制的斗争中。无奈的是，这个争取自由的过程与完成工业化的任务是同时展开的，因为后者有内在的加强国家控制的需求。直到现在，我们的工业化也还没有完成。争取自由的道路自然还很漫长。
    回到美国来看，虽然其已经进入知识社会，但国家控制经济的状态却依然难以摆脱。庞大的赤字足以证实这一点。当大萧条的恐慌促使人们放弃自由的信仰时，可曾料到重新回到麦迪逊传统将要付出不知高于新政效果多少倍的代价？
    在全球知识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可以预见的是，我们将与美国在重新定义国家角色的问题上相遇。这将是两个伟大的民族首次在追寻人类尊严和幸福时相遇。

诺斯的制度经济学笔记

蜘蛛也会飞 2014-02-01 3

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斯开宗明义就提出了：“政治和經濟組織的結構決定著一個經濟的成就及知识和技術的成長速度。人發展的合作與競爭形式，以及組織人活動之規則的體制是經濟史的核心。”而政府与财产权，由此也被放到了中心位置。因为“解釋人為降低交易成本和促成交換而組成的經濟組織，財產權是必要的。”而“因為是政府界定財產權結構，所以政府理论是必要的。”

诺斯认为，国家先于财产权而形成，而对于国家之起源，诺斯探讨了政府起源的两种理论：契约(contract theory)與掠夺或剥削(predatory or exploitation theory)，并认为 “ 並非全不一致，正是「暴力潛能」(violence potential)的分配可以使两者合併起来。契約假定民眾間潛能的分配平等，而掠奪則假定分配不平等。①这揭示了政治学中一个关键的特征：利益冲突。资源的不同配置以及不同的社会决策和政策产生了输家和赢家。

在诺斯的以財富或效用極大化的統治者為中心的新古典政府模型中,政府提供保护并收取税收,并"採取一個歧視性垄斷者(discriminating monopolist)的行动，區分出各個民眾集團，並為每一個集團处理財產權，使政府收入極大化。"同时提供公共品,降低交易成本。统治者在其活动中受到或多或少的约束，大小取决于其选民在下面一些情况上所面临的困难：( a )移民到另一个有较好生活条件的国度的成本(“退出” ) 。( b )罢免现在的统治者，而推举另一个许诺给选民提供更好服务的竞争者上台(“发言权”)所需的成本。

进一步需要注意的是，对保护支付的价格是高昂的。为了提供保护,必须有一定的公共手段。为了这些手段可得，公民需要提供钱财和不同类型的个人服务(包括献出生命)。在这里可能会出现搭便车和其他机会主义行为。然而诺斯认为搭便车也有其“优点” ,即它阻止了历史中的大规模群体运动的发生，从而有助于国家的稳定。因此制度创新来自于统治者而不是选民；革命一般是宫廷革命或是由列宁主义小集团所发动的。一般地，规则的连续性避免了间断性的变化。根据North的观点，这就是历史中国家结构稳定或变化的原因。②

与之相对应， McGuire　和Ｏlson(1996)认为统治者自利行为的结果不必像想像的那样坏。他们用独裁和民主特例严格地说明了“有一只隐藏的手引起了包容性和稳定的利益，同时在一个显著的和令人吃惊的程度上,不容置疑的强制性权力的行为，居然也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甚至包括受他们权力影响的那些人在内。”

同时，政府对选民承诺就有个可信度的问题。如同唐斯所言，”政党制定政策是为了赢得选举，而不是为了制定政策而赢得选举。“按照唐斯的理性选择模型，如果政治结果是非排他的，那么民众将有理性冷漠特征。这是对诺斯所说制度稳定性的又一论证。

达龙·阿塞莫格鲁在《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中，用博弈论框架分析了民主转型问题，并“将体制过渡问题置于分配冲突的框架之中，提出民主的创立是一种承诺”。在危机发生时，政府可能为了暂时性的缓解危机而做出再分配承诺，但这一承诺不一定得到履行，因为危机不可能是持久的，政府就会有动力去”欺骗“。于是，掌握中产阶级支持的政府可能选择民主制度，作为可信的承诺。

诺斯探讨了西方经济史的制度变迁，提出了
(1) 史上存在著两個重要的人口與資源比的轉折。我稱之為第一次和第二次經濟革命。
(2) 在两次革命之間，存在著馬爾薩斯的人口压力，這種压力有時靠社會的相應調整克服，有時則靠能夠改變資源基底的經濟制效的改進克服。

而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诺斯再次强调：”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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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诺斯对于西方世界兴起描述：

第一次经济革命，是從狩猎和採集向定居農業的轉變，此时期，排他性財產權讓所有者得到報酬，從而提供直接的誘因去提高效率和生產，或者基本而言，促進獲取更多的知识和新技術。
繁榮國家，或者為討好入侵者，或者為增加軍費，成本日益增加。增加的稅負在那些政治影響最弱的團體上，實際上，賦稅和強制徵收改變財產權結構，以致低從事生產性活動的誘因。這樣一種情節可以稱之為「野蠻人上門」。第二種情節——內部腐化。自耕農至少開始時對國家當時的統治者很少有影響。財產權的重新界定會排除自耕農和無地農民得到土地的可能，而在實際上使財富的再分配有於大地主。

羅馬帝國在西元五世紀的混亂狀態中消失了；大致上的歷史編年將一千年後的西元1500 年定為封建制度結束的時間。在此期間，西歐逐漸從羅馬帝國秩序崩潰後的無政府狀態中崛起，而建立了足以帶來秩序與穩定的政治經濟結構。再接著從政治經濟的秩序與穩定引發一些變遷，導致了該政治經濟結構的崩潰，並預設了民族國家的產生，以及持續至今四個世紀的經濟發展。

是教會把古代世界的文化遺產傳延到了中世紀，教會是知識的貯藏所─孤立的文明中心。在中世紀，修道院常常是最有效率的農耕中心。

在刻畫這一千年的結構時，我們可以說，這是一個日耳曼制度與羅馬制度融合的時代，這種融合是經過不斷的戰爭、入侵和變亂所造成的不斷消長的狀態。加罗林帝國的興起以及在查理曼(Charlemagne)大帝的統治下，它看起來似如羅馬帝國在西方的再現；但是在維京人(Vikings)、馬扎爾人(Magyars)和回教徒入侵的影響下，它又很快瓦解了。

十世纪。随着加罗林帝国的覆灭，其时西欧许多社会已形成了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木制的或土垒的城堡、骑士以及相对自给自足的庄园乃是对秩序瓦解及北欧人、穆斯林和马扎尔人频繁入侵的最有效的反应。封建主义为这一四分五裂的社会提供了一种稳定和秩序的措施。凡是安全有保障的地方，人口便开始再度增长。一旦人口增长使庄园有人满之患，总有新的土地开垦出来，并在新领主的保护下耕作。

十一和十二世纪贸易和商业的恢复不仅促使市镇激增，而且带来了一系列旨在减少市场不完善的制度安排。新市镇发展了自己的具有行政和保护职能的政府，因而它们必须逐渐形成一套法律来裁决因这些新情况而引起的争端。随着人口和贸易的不断发展，北意大利、中德意志和佛兰德的市镇已经成了繁荣的商业中心。

十三世纪，变化越来越明显。土地短缺，劳动力增长，劳动密集产品在价格上相对于土地密集产品下降。新经济条件使领主在与农奴商议新的契约协议时有较大的“谈判”实力。
农民生活水平经历了无情的下降。贸易和商业扩张，以威尼斯为首，意大利城市把它们的贸易路线延伸到整个地中海，甚至远达大西洋海岸，直抵不列颠。法国的香槟集市，佛兰芒的羊毛贸易，德国的采矿业和商业中心，对于商业发展都起过积极作用，从而促进了银行业和商业制度协定的改善。
由于农业劳动收益递减，人口增长一直超过产量的增长。第一个显著后果是酿成了一三一五年至一三一七年期间遍及各地的饥荒。但后果更严重，持续时间更久的还是瘟疫，一三四七年至一三五一年间鼠疫和肺炎在欧洲蔓延。人口下降显然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土地再次变得相对丰裕，而劳动力则短缺不足。庄园制的主仆关系逐渐消失了。租约延长，农奴开始获得对其土地的专有权。

到十四世纪后半期人口重新开始增长时，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经瓦解。而这一侵蚀过程是在下一轮人口扩张和对资源的马尔萨斯压力中完成的。

十六世纪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实际工资下降，它是这方面的第十三次重复。但现在出现了重要的差异。
探险活动在新世界的发现和殖民中达到顶点，演变中的所有权结构（特别在荷兰和英国）已成为在其间形成生产性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结果十七世纪马尔萨斯循环（马尔萨斯循环：指人口变动与实际收入变动成反方向的变动，在土地供给相对固定的条件下，土地收益是递减的，人口的增长引起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从而引起实际收入降低。）反作用远远少于在十四世纪的危害，因为向新世界的移民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两个方面都对农业报酬递减有所缓和。
十六世纪同样是商业扩张的时代。美洲（新世界）的财富（白银）源源涌入。养育了这一正在成长的国际市场。股份公司和那些旨在应付资金筹集和风险以减少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便创立并推广开来。而后采取了另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发展一套法规以便为无形资产的所有和交换提供更有效的所有权。

贸易的增长已经成为欧洲每个君主至为关切的大事。在封建社会转变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充斥着种种欺诈现象。出现的国家种类则取决于君主在宣布政府的垄断权时可以运用的实力，这反过来又在发展经济的结构上留下了痕迹。
在法国和西班牙，君主制逐渐夺取了代议制机构的权利，发展了一套税收制度（和标准），这套税收制度提高了地方性和地区性的垄断，抑制了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导致生产性经济活动在法国相对下降和在西班牙绝对下降。在荷兰形势的变化导致商人寡头制的出现；在英国，国会在内乱年代之后享有了对王权的支配地位。而在这两个国家，持久的经济增长都起因于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它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的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

十八世纪，已经造就使私人收益率相当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基本形势。生产率的增长致使荷兰和英国（以及在北美新大陆）的制度得以创建。在下一个世纪上述地区的这些条件导致了一场逐渐蔓延到欧洲其它许多地区以及海外殖民地的技术革命。

工業革命是以前一系列事件演進的結果。真正的革命出現較遲，要至十九世紀後半。工業革命時期發生的技術大致上與基礎科學的發展無關。從作業中學習的效果(learning by doing) 可以解釋工業革命中的技術發展，但只有科學實驗才能解釋核能和石化工業的發展。過去一百年技術的突飛猛進是有賴於科學的革命；科學與技術的結合造就了第二次經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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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aelchen 《历史哲学笔记附录二:经济学视野下作为契约的国家》: “对应于这两种设想，国家可以设想成满足全部成员的集体需要，或者满足于部分成员的需要。另一种解释方式是，第一种需要对应于配置效率的实现，第二种解释对应着资源的再分配。而对效率及平等的不同侧重点的强调，区分出英文世界的右派和左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区别出某种计划市场经济和某种计划经济。在这一意义上，国家的起源及解体的立场问题，是一个试金石。在经济学中，这对应于福利经济学两大基本定理，第一基本定理说：完全竞争假设下的任何一般均衡状态都是帕累托最优（Debreu《价值理论》），或者说，市场出清时候，经济处于Debreu “技术有效率”的状态。第二基本定理说，给定任何一个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必定存在资源禀赋的初一初始配置，使得从这一初始配置出发所实现得一般均衡得资源配置，恰好就是给定得那个帕累托最优。”

②借此，诺斯分析了罗马帝国的衰落：關於羅馬帝國的崩潰，實際上有兩個問題要回答：(1)它為什麼會崩潰？(2)它為什麼沒有被另一個西方的帝國取代？從共和時期的龐貝(Pompey)和凱撒到西元三世紀，羅馬的軍事優勢極為明顯。甚至在五世紀，小型的羅馬分遣部隊還能打敗野蠻人的大軍。但是優勢的差距小了許多，而且野蠻人日益精良的軍事力量降低了羅馬人的比較優勢。當軍事優勢相對衰落加上帝國對官僚控制的成本增加時，顯然結果就會發生不均衡，隨之而來的就是加劇地方獨立和閉關自守。

羅馬帝國在萊茵河和多瑙河上游的防線帶來的財政負擔越來越重。但稅基則正受侵蝕。那些有良好政治關係的人不須繳稅，因此更重的負擔就落在那些得不到政治優惠的人身上。逐漸地，越來越多的鎮民和農民對於羅馬人和野蠻人鬥爭中究竟誰輸誰贏並不在乎了。越來越多的部分羅馬地區發現，從當地政府那裡所得到的保護要比從飽嘗內憂外患的羅馬政府那裡得到的保護要多。短期結果是，他們無疑地不再承受羅馬政府的稅負；但長遠的後果是，地方自給自足的程度加劇，因缺乏對長距離貿易的保護以致貿易衰落，以及經濟結構出現根本的更動和轉型。

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

水草狗 2014-05-09 3

诺斯在这一著作中试图通过经济史上的重大问题，解释西欧为什么产生了有效的制度安排而多数国家没有。其分析工具主要是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成本-收益分析，成本分析的内容包括人地比例、地理环境、意识形态、交易成本等等。全书对西方世界从远古到现代的经济发展史做了梳理，以其研究框架对五个重要问题进行解释：第一次经济革命的产生、古代国家的产生与消亡、封建制度的兴衰、民族国家的兴起、工业革命和第二次经济革命的出现。
基于对国家作为资源掠夺者和交易保护人的双重理解，该理论就是关于统治者在增强自身收入和提供保护之间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决策模型。他强调国家通过确立和强化私有产权收集资源。这一过程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收集资源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附属臣民丧失忠诚的机会成本。当交易成本很高时，国家采取减小交易成本的制度；但是当附属臣民丧失忠诚的机会成本很高时，比如竞争者强大，私人产权的发展就会收到限制。
对于第一次经济革命，即狩猎采集向农业的发展，诺斯综合之前的人类学解释，将其成果置于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在这一模型中，人口不断增长，在超过一定阈值后导致了狩猎的边际收益下降，与此同时，农业方兴未艾，边际收益保持静止，最终超过狩猎的边际收益。诺斯提出，在这一过程中，排他性产权的存在是变革主要原因，由于缺乏排他性产权，采集将继续到耗尽在个人所有权下已经得到的全部稀缺资源为止。，而存在排他性产权的农业很容易检查其成员的劳动以避免土地资源利用过度。
古典国家理论（公元前16世纪-前1世纪）致力于解释公元前古代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该理论认为国家的出现是以排他性产权为前提的。国家的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决定了组织的政治形式的革新和演进，并由此产生了相应的产权结构。国家之所以不能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有两个原因，一是所谓“蛮族叩门”，即国家受到竞争者威胁，需要行贿和维持军队，增加政治影响力最小的群体的税收；二是交易成本效应，通过殖民和征伐邻国，缓解内部政治结构压力。埃及高度依赖于其灌溉体系，导致权力集中于作为调度者的中央，并形成一套官僚体系和庞大的常规军进行管理，由此产生的税收需求使得国家垄断所有权，而阻碍了私有土地产权的产生。波斯帝国则建立于分权基础上，行省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由此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同时，由于总督是国王潜在的竞争者，国王无法过高征税压榨选民，因此波斯帝国出现了私有土地产权。希腊的政治体制取决于其地理环境，多山的地形使得小型城邦政体的存在成为可能。持续的生存斗争使得扩大选举基础成为其生存的必要条件，国家因而受到选民利益的制约制定出尽量减少交易费用的经济组织形式，以私有产权支持自由的国内市场。罗马帝国通过万民法承认土地私有，以收税人和私有承包商向外省人征税，从而保障了其产权制度。
封建制度的兴衰（公元1世纪-15世纪）被理解为劳动力合同转向货币租佃合同的过程，也即在商业兴起之后，庄园之外出现交换市场，导致在庄园经济中货币收入的重要性上升的过程。诺斯认为，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劳役、农奴制和条状土地，劳役之所以得以建立，是因为在没有专业化和交换时，形成有组织的市场需要极高的交易费用，而劳役可以极大规避交易费用。农奴制作为一种契约制度，领主的权力受到有效限制。而分散条状地或者是为了便于领主监督生产杜绝机会主义，或者是为了保持大地产实现规模经济，总之是减少交易成本的一种方式。随着人口增长，庄园经济的收益递减。虽然存在移民和技术选择，但马尔萨斯陷阱仍然不可避免。8世纪加洛林王朝建立后，以重装骑士压制内部斗争，对抗北欧海盗等外敌，建立封建等级集权结构，促使地方秩序和经济扩展的恢复。在战争技术巩固封建制的同时，经济活动则削弱了这一结构，因为货币经济的发展促使兵役免除税的出现，雇佣兵成为替代性的兵源，陪臣的权力通过雇佣兵而扩大。帝国不得不建立常备军，并因此扩大了战争规模，后果是税收需求的上升。13-15世纪，随着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人口逐渐上升，劳动力价值下降，土地价值升高，增强了改变所有权的刺激，由于税收需求，对私有权的保护逐渐成为国家行为。但税收占用了农业生产率发展的红利，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1347年黑死病爆发后，欧洲人口急剧减少，因此国家无法通过加征农业税缓解其危及，将财政重心转向对外贸易税，以产权换税收，将产权转让给有能力付税的团体，使得行会和税务代理人兴起。在这一过程中，佃农地位上升，成为自由劳动力，从而瓦解了西欧的封建制度。
民族国家的兴起（16-17世纪）在很大程度上是封建时代的再现。欧洲的第二个经济增长周期导致的人口增长超过了生产率，经济在17世纪开始萎缩，在这一过程中，荷兰和英国的经济没有收到影响，反而确立了更为有效的所有权，而法国和西班牙则趋于停滞和衰落。法国由于百年战争（1337-1453）而建立庞大的雇佣军，受诺曼底和勃艮第的限制，查理七世不能征收高额农业税，因此以所有权换税收，保护行会换取纳税金，同时建立完善的官僚制度，市场扩大的增益被巨额交易成本牺牲，人口增长因而快于经济增长。西班牙则由于收复失地运动（718-1492）而需要高额税金，由于国内羊毛业发达，西班牙成立牧主团增加税收，同时赋予牧主团管理境内迁徙羊群的特权，牧主团因而反对私有土地产权。在费迪南和伊丽莎白执政期间，王室获得征税权，垄断、高税率和地产充公抑制私有产权和商业发展。而荷兰一看是就反对建立商业城市的行业垄断，并通过议会保护私有权，商业贸易成为其经济的原动力。英国由于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的开支，通过扶植商人获取税收，王室、羊毛出口商和国会在长期斗争中达成妥协，王室获得税收、议会获得裁定权、商人垄断出口，由于经济上以来羊毛出口，征税的交易成本低，英国不需要复杂的官僚体系。同时，王室竞争限制了王室的权力，使得国会掌握转让所有权的权力，坚持私有制和反对王室垄断。
诺斯格外区分了工业革命和第二次经济革命，他认为工业革命仅仅是一次技术革新，并引起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大范围的专业化及社会分工。真正革命性的事件是第二次经济革命，即科学与技术的结合。诺斯认为，工业革命导致市场交易成本骤增，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发生组织变革，扩大的市场规模和保护发明收益权的所有权提高了创新的收益。在论及市场的崩溃时，诺斯认为市场内在的具有不稳定性，因为市场倾向于促进官僚制和专业化，因而会提升交易费用，利益集团和国家对市场的控制会加剧这一不稳定性。但对于市场对人的异化问题，诺斯认为意识形态的分歧可以在国家层面瓦解。
诺斯这本书出现了不少因果性方面的问题。比如诺斯认为在定居农业和狩猎采集的竞争中，排他性产权对保持农业的边际效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事实上，人类学研究表明定居农业是排他性产权产生的原因而非结果，而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也能够发展处排他性产权。书中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这是诺斯的新古典主义倾向造成的，他认为经济学是一种选择的理论，选择的主体是国家。国家和制度就有了完全意义上的同构性。但事实上，制度并非供国家遴选的选项，而是不断适应变化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条件，被不断生产的独立主体。事实上，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前，以国家力量之弱，也根本不足以决定制度。
诺斯的新古典主义倾向使得制度演变成为一个黑箱，在模型外部是人口和技术，在模型内部是制度选项。诺斯认为脱离于社会结构存在的人口和技术是具有外生性的。人口变化和技术发展相比于社会结构变化确实具有更大的偶然性，但总体来看人口变化和技术增长仍然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从欧洲人口史的角度看，除了14世纪后半夜由于黑死病的影响人口下降严重以外，欧洲人口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而14世纪的人口危机到15世纪上半页也基本化解。有理由相信，即使没有黑死病，欧洲土地私有制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诺斯理论因为中国案例而受到攻击也是因为过分依赖于人口和技术因素的外生性。
迈克尔曼在分析封建晚期私有产权的确立时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少数人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把持住私人资源，最终成为资本家；而大众如何丧失了财产权，最终成为失去土地的劳动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私人产权的确立视为选择市场而放弃封建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将其视为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曼的理论描述的是封建的领主和农民、庄园和乡村、农业与贸易等多元力量角逐，催生出市场，而封建的市场却反过来打击了封建制度。私有所有制之所以确立，不仅仅是因为领主权力的缩小，更在于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已经使领主的社会属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领主自身受到市场经济的诱惑。
诺斯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的努力，试图说明在没有第三方强制的情况下，个人的理性行为会使实现最优制度。但是制度恰恰是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各种博弈的第三方强制。制度嵌入于历史进程中，在形塑行动者行为的同时受到社会行动的改变。诺斯理论对第三方的拒斥使其只能成为对历史进行合理化而非真正展开解释。

“山寨中国”中的交易成本与搭便车问题的思考

[已注销] 2009-11-20 3

一．问题的产生
用诺斯自己的话来说，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主要研究的是“两个的而被经济史学者忽略的问题：简单有关经济结构的理论；解释这种结构的稳定与变迁。”（1980：3）他使用新古典的模型解释收入分配的经济结构，在此基础上，他也超越了传统的新古典理论。

在阅读时，我对书中关于搭便车的讨论很有兴趣，并引发了我进一步的思考，因此我这篇读书报告的着眼点想关注的问题是组织现象中交易成本与搭便车的问题。详细的说是思考什么样的组织交易成本会促使搭便车行为的产生？又该如何通过完备组织结构来抵御这一种制度上的漏洞？近日来，我们能看到网络上有很多关于“山寨中国”的讨论，令人发笑的帖子与图片后面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社会现象。在讨论这一话题之前，先对涉及的几个概念做简单的解释。

二．几个概念的简单解释
什么是“山寨现象”？由于没有找到学者规范的学术定义，我百度之后，得到以下比较合理的解释，即“它们或由生产者/发明者自己取个品牌名字，或模仿已经存在的产品或事物的功能和样式；由于逃避政府管理，他们不缴纳增值税、销售税，同时不用花大量的钱研发产品，而且和原版的极其相似。通俗得说就是盗版、克隆、仿制等，一种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其主要特点主要表现为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主要表现形式为通过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成名品牌，涉及手机、游戏机等不同领域，由此衍生的词汇有山寨机、山寨明星、山寨鸟巢等。譬如山寨手机指的是沿海小厂生产的无入网许可证的手机。” （百度网络）

科斯最早提出了有关交易成本的基本思想，但他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为引起经济学家足够的重视。而威廉姆斯在1985年发表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了他的“交易成本学派”的基本理论框架。他建构的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其一是“有限理性”概念，是说人们加工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与经济学长期坚持的理性的经济人的假设有很大的不同；其二是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是说很多经济活动错综复杂，很难预料；其三是人们行为的投机性概念，即人们最求利益最大化。其四是“少数现象”，市场活动是个“少数现象”而非“多数现象”。

搭便车问题是曼库.奥尔森（1965）提出的，即大集体的出现并不会给小集团成员们带来排他性的收益，基本含义是不负成本而坐享其成。

三．山寨产品与交易成本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山寨产品与交易成本的问题。其实山寨产品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温州地区，当时以大量仿制的小商品和鞋厂而出名，它们的产生迎合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社会环境，由于社会成员手中掌握的财富有限，却又追求开始追求时髦，于是大量价廉、实用而又酷似新潮的产品应运而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秩序还未完全规范化，有关产权的保护以及消费者的品牌意识还不强烈，于是山寨产品的的市场交易成本时极低的，也就是在当时中国许多掘的第一桶金的人从中获利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开始富起来的一代。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的成熟化，这样山寨的模式却遭到了国内以及国外消费者的反感与抵抗，于是温州商人开始走出传统的“山寨版”发展模式，开始创造自己的品牌，靠家族经营迅速发展到世界各地。

由此可以看出，山寨产品的出现与极其低的交易成本是相关的，其中的成本还包括了生产成本。由于不需要支付高额的版权费，同时又不需要靠自己的品牌来盈利，这种模式如今还在被广泛的使用。如广州东莞的大朗，号称为中国针织衫第一镇，我有个亲戚也在当地经营一个针织衫厂，当我问及他们有几个设计师以及设计师的工作内容时，得到的答案是：厂里只有一个设计师，主要工作是去市场上找当季流行的衣服板式，“拿”回来把它改成针织衫的板式，而且当地的其他厂都是如此经营方式。

四．山寨产品与搭便车
“山寨明星”网络上的迅速蹿红，“山寨手机”的热销以及其他山寨产品的得利，本质上都是通过模仿真正的名牌搭便车而得益。当奥运产品热销时，各种山寨的奥运手机，奥运纪念品也一夜之间出现在各个摊贩；当《谁动了我的奶酪》占领了图书市场时，《我该动谁的奶酪》、《谁也不能动我的奶酪》等一系列跟风书也应运而生；当请不起周杰伦、成龙、谢霆锋等大牌明星的时候，导演干脆就来个彻底的山寨，请一帮山寨版明星，还自我吹捧说本片的卖点就是山寨。善于投机的企业通过这些搭便车手段获得了财富，而真正的行业领先者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山寨与反山寨”还涉及到产权的问题，为何山寨如今能红火在中国大地，以至于“山寨中国”的出现，似乎也反射出了当前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和产权保护的不合理，制度的漏洞让搭便车的人有可乘之机。

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阶级在结构变迁中的主导力量，似乎解释所有的问题，但这种观点却忽略的搭便车的问题。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思想，发展市场经济，至为关键的问题是，必须克服搭便车的问题，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体不在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这是各种主要意识形态的一个中心问题，离开上述行为都是不可能的。”（诺思，1991：59）

皇帝新装的故事多得不得了。

白石岩 2006-09-27 2

　皇帝新装的故事多得不得了。
　　
　　在很多历史书中，都认为蒸气机是天上掉下来的；荷兰人民很伟大，所以能从大海手中抢回了广阔的生存空间等等。
　　
　　在诺斯眼里，羊毛才是导致英国率先实现民主的真正原因；产权得到保护也才是荷兰人拦海造田的原因。
　　
　　现在据说已经进入了知识爆炸时代，但是汗牛充栋的经济学教科书还是不习惯去解释事物发展背后的原因，浮在面上玩数学不亦乐乎。贻害莘莘学子。
　　
　　诺斯的这本书展现了经济学被异化前的美丽。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读书札记

张校长没走心 2013-12-30 1

　　由于以往的经济学家们在构造模型时忽略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产生的费用，然而这些交易费用是决定一种政治或经济体制结构的制度基础，诺斯的问题正是由此引出，他在本书中集中考察制度在决定交易费用——交换所必需的考核、监督和实施费用——中的作用。
　　诺斯在本书中将分析的重点放在这样三个变量上：（1）对经济活动产生动力的产权（2）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单位——国家（3）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意识形态。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由此成为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产权的界定和行使取决于成本和收益，国家的兴衰也受制于斯，甚至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是为了使收益最大化，三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由此，本书也从经济学方法的视角带给我们看待政治、法律等问题的诸多思路，这基于制度经济学对于分析人类社会的许多历史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的有效性。在分析问题的结构方面，本书提供了一个一般框架，这个框架包含三个组成部分：人口变化理论、知识社会学理论、制度理论。
　　在第一篇理论部分当中，诺斯回顾了新古典主义模型——决定产出的资本存量是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知识存量的一个函数，并指出这种分析模式存在的缺陷，即忽视了制度因素的作用，诺斯认为，解释历史中的经济实绩需要人口变迁理论，需要知识存量增长理论，也需要制度理论，这个制度理论围绕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而展开论述。紧接着在分析经济结构理论这一部分，诺斯从人口资源马尔萨斯压力这个经济史的核心问题引出——关于人口与资源关系的论战——马尔斯萨斯压力的解决方式（自然的生理的方式、改变资源基数的经济制度）——资源技术的扩张依赖于技术进步（知识存量）——但面临知识产权的界定、新技术收益递减等问题，而且知识和技术存量只规定了人们活动的上限，并不能决定在这个限度内人们如何实现经济效益——因此提出了一个经济实绩以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速率其实是由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的，合作与竞争形式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的执行体系才是经济史的核心，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与非激励系统，还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然而，这种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的基础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在这两个决定因素中，又因为国家界定产权结构，所以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国家界定和产权进而分别形成了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然而二者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即无论是在委托者之间，还是在委托者与代理者之间，规则和条例限定了交换的条件，宪法、法规、产权证书、工会契约都包含着行为的制约——但无论是以规则的形式进行约束还是发现违反规则的程序，都需要设计得使委托者收益在交易费用约束下实现最大化——接下来的2、3章讨论国家和经济组织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模型的要素。
另外，对于最大化行为高昂的约束成本客观上也要求政治和经济制度结构理论要与意识形态理论相结合，作者在第5章中进行了探讨。接下来的3章，分别阐述国家理论、产权理论（经济组织）、意识形态问题。
　　首先关于国家理论，诺斯认为国家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国家为取得收入而以保护和公正的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一个不同的集团设定不同的产权；三是，面临其它国家或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此，国家有两方面的目的，它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便使全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然而，这两个目的是相互冲突的。也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冲突并导致相互矛盾乃至对抗的行为出现，国家由此兴由此衰。
　　政治学中关于国家性质的学说主要有两种：掠夺论和契约论。掠夺论认为国家是统治者掠夺和剥削被统治者的工具；契约论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它要为公民服务。但从理论的推演角度看，国家带有掠夺和契约两重性。在此之上诺斯提出关于国家的暴力潜能分配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型国家；若这样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便产生了掠夺型国家。
　　接下来，作者围绕意识形态与搭便车问题展开论述，包括意识形态的本质、意识形态的变化和成功意识形态的特点、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含义，指出新古典模型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忽视，正因此，新古典方法和马克思模式都没有解答搭便车问题。
在诺斯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的世界观，同时它与人们道德和伦理方面的评判交织在一起，一旦人们发现其经验与他不符，人们就会试图改变其意识形态，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本身。意识形态具有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而且，意识形态可以成功地克服 “搭便车”问题，说明意识形态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是强有力的。
　　在理论部分的最后，诺斯解释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即提出并强调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在经济史中的结构性作用，简言之其逻辑如下：人口扩张——解决公地悲剧问题——建立排他性产权——扩大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出现国家去界定、裁决和行使产权——意识形态起到了使产权结构和收入分配合法化的作用。
　　在批判和继承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诺斯回顾了历史的经验，首先阐述了第一次经济革命及其组织结果。诺斯认为，第一次经济革命即从狩猎到定居农业，并用激励机制的变迁来解释过去一万年人类所取得的迅速进步和漫长的原始狩猎采集时代发展缓慢的原因。他认为当某些资源的公有产权存在时，对获取较多技术和知识很少有刺激，相反，对所有者有利的排他性产权能够提供对提高效率和生产的直接刺激。第一次经济革命导致了一系列组织与政体的变迁，如：古代社会——第3节分析国家的演变；第4-7节考察集权式的埃及新王国和分权式的波斯帝国、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通过埃及、波斯、希腊和罗马的经验，诺斯认为逐渐完善的国家制度组织会导致交易费用的下降、地区专业化的发展和市场的拓展。
第9章中作者回顾了古代世界经济的变迁与衰落，提出围绕财富分配展开的斗争是经济变迁与衰落的根源，这里以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来解释，认为当罗马帝国军事优势逐渐消失，而且大型国家不再提供产权保护和执行产权时，罗马帝国生存的理由也就完全消失了。第10章中作者分析了封建主义的兴衰，他认为，在封建主义兴衰的结构转变中，人口变化、军事技术、经济组织起着关键作用。（P143）第11章中主要以法兰西、西班牙、荷兰、英格兰（p176）为案例，阐述了近代欧洲的结构与变迁，其路径为：经济结构变迁——导致代议制发展的不同结果——进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国家。

　　在第12章和第13章中，诺斯着眼于产业革命再认识以及对第二次经济革命及其结果的分析。他指出以往研究产业革命的经济学家着眼于把技术变化视作这一时期主要动态的因素，然而，他们常常不能回答是什么引起了这一时期技术变化率的提高（p218）。他们常常假定技术进步是无代价的和自发的，但事实上，技术进步率的提高既缘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出自发明者有能获取他们发明收益的较大份额的可能性。诺斯认为产业革命是创新率的加速器，而产权改善了要素和产品市场，结果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与劳动分工，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而组织的变迁旨在降低这些交易费用，结果，市场规模扩大、发明的产权得到更好的界定，创新成本得到根本性的降低。这样一系列变化为技术革命铺平了道路。14章中以美国为案例分析器经济的结构与变迁，诺斯认为“委员会政府”的建立对于美国经济的结构变迁起了要作用，以为数不多的委员会取代了庞大的麦迪逊式的政府机构大大境地了利用政治程序变更产权所花的费用。利益结构的压力在结构转变中起了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变化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中，诺斯结合理论回顾与历史经验，用制度变迁理论解释西方经济史。在这一理论中，如其所定义，“结构”指的是制度框架，而“变迁”指的是制度的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进而强调制度在经济结构变迁中的作用——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资本存量、物品与劳务产出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即制度在各要素之间起支配作用，诺斯贡献正是在于发现产权结构方面的变革制度的变迁才是历史演进的源泉。

连接书中的几个名词

渐离 2009-04-19 0

知识技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但为何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一个有着先进技术的国家却无法在经济上获得增长？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行为主体的技术创造无法使他的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近，由于产权界定不明，很多人搭上了其他人创造物品的便车从而白白获益，这种情况抑制了人们继续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意愿。所以，诺斯的观点是国家应该从制度出发保护个人的劳动成果，界定产权，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规范经济人的行为，在刺激行为主体继续创造的同时减少搭便车现象的发生。这样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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