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斯开宗明义就提出了：“政治和經濟組織的結構決定著一個經濟的成就及知识和技術的成長速度。人發展的合作與競爭形式，以及組織人活動之規則的體制是經濟史的核心。”而政府与财产权，由此也被放到了中心位置。因为“解釋人為降低交易成本和促成交換而組成的經濟組織，財產權是必要的。”而“因為是政府界定財產權結構，所以政府理论是必要的。”
诺斯认为，国家先于财产权而形成，而对于国家之起源，诺斯探讨了政府起源的两种理论：契约(contract theory)與掠夺或剥削(predatory or exploitation theory)，并认为 “ 並非全不一致，正是「暴力潛能」(violence potential)的分配可以使两者合併起来。契約假定民眾間潛能的分配平等，而掠奪則假定分配不平等。①这揭示了政治学中一个关键的特征：利益冲突。资源的不同配置以及不同的社会决策和政策产生了输家和赢家。
在诺斯的以財富或效用極大化的統治者為中心的新古典政府模型中,政府提供保护并收取税收,并"採取一個歧視性垄斷者(discriminating monopolist)的行动，區分出各個民眾集團，並為每一個集團处理財產權，使政府收入極大化。"同时提供公共品,降低交易成本。统治者在其活动中受到或多或少的约束，大小取决于其选民在下面一些情况上所面临的困难：( a )移民到另一个有较好生活条件的国度的成本(“退出” ) 。( b )罢免现在的统治者，而推举另一个许诺给选民提供更好服务的竞争者上台(“发言权”)所需的成本。
进一步需要注意的是，对保护支付的价格是高昂的。为了提供保护,必须有一定的公共手段。为了这些手段可得， 公民需要提供钱财和不同类型的个人服务(包括献出生命)。在这里可能会出现搭便车和其他机会主义行为。然而诺斯认为搭便车也有其“优点” ,即它阻止了历史中的大规模群体运动的发生，从而有助于国家的稳定。因此制度创新来自于统治者而不是选民；革命一般是宫廷革命或是由列宁主义小集团所发动的。一般地， 规则的连续性避免了间断性的变化。根据North的观点，这就是历史中国家结构稳定或变化的原因。②
与之相对应， McGuire 和 Ｏlson(1996)认为统治者自利行为的结果不必像想像的那样坏。他们用独裁和民主特例严格地说明了“有一只隐藏的手引起了包容性和稳定的利益，同时在一个显著的和令人吃惊的程度上,不容置疑的强制性权力的行为， 居然也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 甚至包括受他们权力影响的那些人在内。”
同时， 政府对选民承诺就有个可信度的问题。如同唐斯所言，”政党制定政策是为了赢得选举，而不是为了制定政策而赢得选举。“按照唐斯的理性选择模型，如果政治结果是非排他的，那么民众将有理性冷漠特征。这是对诺斯所说制度稳定性的又一论证。
达龙·阿塞莫格鲁在《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 》中，用博弈论框架分析了民主转型问题，并“将体制过渡问题置于分配冲突的框架之中，提出民主的创立是一种承诺”。在危机发生时，政府可能为了暂时性的缓解危机而做出再分配承诺，但这一承诺不一定得到履行，因为危机不可能是持久的，政府就会有动力去”欺骗“。于是，掌握中产阶级支持的政府可能选择民主制度，作为可信的承诺。
诺斯探讨了西方经济史的制度变迁，提出了
(1) 史上存在著两個重要的人口與資源比的轉折。我稱之為第一次和第二次經濟革命。
(2) 在两次革命之間，存在著馬爾薩斯的人口压力，這種压力有時靠社會的相應調整克服，有時則靠能夠改變資源基底的經濟制效的改進克服。
而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诺斯再次强调：”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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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诺斯对于西方世界兴起描述：
第一次经济革命，是從狩猎和採集向定居農業的轉變，此时期，排他性財產權讓所有者得到報酬，從而提供直接的誘因去提高效率和生產，或者基本而言，促進獲取更多的知识和新技術。
繁榮國家，或者為討好入侵者，或者為增加軍費，成本日益增加。增加的稅負在那些政治影響最弱的團體上，實際上，賦稅和強制徵收改變財產權結構，以致低從事生產性活動的誘因。這樣一種情節可以稱之為「野蠻人上門」。第二種情節——內部腐化。自耕農至少開始時對國家當時的統治者很少有影響。財產權的重新界定會排除自耕農和無地農民得到土地的可能，而在實際上使財富的再分配有於大地主。
羅馬帝國在西元五世紀的混亂狀態中消失了；大致上的歷史編年將一千年後的西元1500 年定為封建制度結束的時間。在此期間，西歐逐漸從羅馬帝國秩序崩潰後的無政府狀態中崛起，而建立了足以帶來秩序與穩定的政治經濟結構。再接著從政治經濟的秩序與穩定引發一些變遷，導致了該政治經濟結構的崩潰，並預設了民族國家的產生，以及持續至今四個世紀的經濟發展。
是教會把古代世界的文化遺產傳延到了中世紀，教會是知識的貯藏所─孤立的文明中心。在中世紀，修道院常常是最有效率的農耕中心。
在刻畫這一千年的結構時，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日耳曼制度與羅馬制度融合的時代，這種融合是經過不斷的戰爭、入侵和變亂所造成的不斷消長的狀態。加罗林帝國的興起以及在查理曼(Charlemagne)大帝的統治下，它看起來似如羅馬帝國在西方的再現；但是在維京人(Vikings)、馬扎爾人(Magyars)和回教徒入侵的影響下，它又很快瓦解了。
十世纪。随着加罗林帝国的覆灭，其时西欧许多社会已形成了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木制的或土垒的城堡、骑士以及相对自给自足的庄园乃是对秩序瓦解及北欧人、穆斯林和马扎尔人频繁入侵的最有效的反应。封建主义为这一四分五裂的社会提供了一种稳定和秩序的措施。凡是安全有保障的地方，人口便开始再度增长。一旦人口增长使庄园有人满之患，总有新的土地开垦出来，并在新领主的保护下耕作。
十一和十二世纪贸易和商业的恢复不仅促使市镇激增，而且带来了一系列旨在减少市场不完善的制度安排。新市镇发展了自己的具有行政和保护职能的政府，因而它们必须逐渐形成一套法律来裁决因这些新情况而引起的争端。随着人口和贸易的不断发展，北意大利、中德意志和佛兰德的市镇已经成了繁荣的商业中心。
十三世纪，变化越来越明显。土地短缺，劳动力增长，劳动密集产品在价格上相对于土地密集产品下降。新经济条件使领主在与农奴商议新的契约协议时有较大的“谈判”实力。
农民生活水平经历了无情的下降。贸易和商业扩张，以威尼斯为首，意大利城市把它们的贸易路线延伸到整个地中海，甚至远达大西洋海岸，直抵不列颠。法国的香槟集市，佛兰芒的羊毛贸易，德国的采矿业和商业中心，对于商业发展都起过积极作用，从而促进了银行业和商业制度协定的改善。
由于农业劳动收益递减，人口增长一直超过产量的增长。第一个显著后果是酿成了一三一五年至一三一七年期间遍及各地的饥荒。但后果更严重，持续时间更久的还是瘟疫，一三四七年至一三五一年间鼠疫和肺炎在欧洲蔓延。人口下降显然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土地再次变得相对丰裕，而劳动力则短缺不足。庄园制的主仆关系逐渐消失了。租约延长，农奴开始获得对其土地的专有权。
到十四世纪后半期人口重新开始增长时，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经瓦解。而这一侵蚀过程是在下一轮人口扩张和对资源的马尔萨斯压力中完成的。
十六世纪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实际工资下降，它是这方面的第十三次重复。但现在出现了重要的差异。
探险活动在新世界的发现和殖民中达到顶点，演变中的所有权结构（特别在荷兰和英国）已成为在其间形成生产性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结果十七世纪马尔萨斯循环（马尔萨斯循环：指人口变动与实际收入变动成反方向的变动，在土地供给相对固定的条件下，土地收益是递减的，人口的增长引起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从而引起实际收入降低。）反作用远远少于在十四世纪的危害，因为向新世界的移民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两个方面都对农业报酬递减有所缓和。
十六世纪同样是商业扩张的时代。美洲（新世界）的财富（白银）源源涌入。养育了这一正在成长的国际市场。股份公司和那些旨在应付资金筹集和风险以减少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便创立并推广开来。而后采取了另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发展一套法规以便为无形资产的所有和交换提供更有效的所有权。
贸易的增长已经成为欧洲每个君主至为关切的大事。在封建社会转变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充斥着种种欺诈现象。出现的国家种类则取决于君主在宣布政府的垄断权时可以运用的实力，这反过来又在发展经济的结构上留下了痕迹。
在法国和西班牙，君主制逐渐夺取了代议制机构的权利，发展了一套税收制度（和标准），这套税收制度提高了地方性和地区性的垄断，抑制了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导致生产性经济活动在法国相对下降和在西班牙绝对下降。在荷兰形势的变化导致商人寡头制的出现；在英国，国会在内乱年代之后享有了对王权的支配地位。而在这两个国家，持久的经济增长都起因于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它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的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
十八世纪，已经造就使私人收益率相当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基本形势。生产率的增长致使荷兰和英国（以及在北美新大陆）的制度得以创建。在下一个世纪上述地区的这些条件导致了一场逐渐蔓延到欧洲其它许多地区以及海外殖民地的技术革命。
工業革命是以前一系列事件演進的結果。真正的革命出現較遲，要至十九世紀後半。工業革命時期發生的技術大致上與基礎科學的發展無關。從作業中學習的效果(learning by doing) 可以解釋工業革命中的技術發展，但只有科學實驗才能解釋核能和石化工業的發展。過去一百年技術的突飛猛進是有賴於科學的革命；科學與技術的結合造就了第二次經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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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aelchen 《历史哲学笔记附录二:经济学视野下作为契约的国家》: “对应于这两种设想，国家可以设想成满足全部成员的集体需要，或者满足于部分成员的需要。另一种解释方式是，第一种需要对应于配置效率的实现，第二种解释对应着资源的再分配。而对效率及平等的不同侧重点的强调，区分出英文世界的右派和左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区别出某种计划市场经济和某种计划经济。在这一意义上，国家的起源及解体的立场问题，是一个试金石。在经济学中，这对应于福利经济学两大基本定理，第一基本定理说：完全竞争假设下的任何一般均衡状态都是帕累托最优（Debreu《价值理论》），或者说，市场出清时候，经济处于Debreu “技术有效率”的状态。第二基本定理说，给定任何一个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必定存在资源禀赋的初一初始配置，使得从这一初始配置出发所实现得一般均衡得资源配置，恰好就是给定得那个帕累托最优。”
②借此，诺斯分析了罗马帝国的衰落：關於羅馬帝國的崩潰，實際上有兩個問題要回答：(1)它為什麼會崩潰？(2)它為什麼沒有被另一個西方的帝國取代？從共和時期的龐貝(Pompey)和凱撒到西元三世紀，羅馬的軍事優勢極為明顯。甚至在五世紀，小型的羅馬分遣部隊還能打敗野蠻人的大軍。但是優勢的差距小了許多，而且野蠻人日益精良的軍事力量降低了羅馬人的比較優勢。當軍事優勢相對衰落加上帝國對官僚控制的成本增加時，顯然結果就會發生不均衡，隨之而來的就是加劇地方獨立和閉關自守。
羅馬帝國在萊茵河和多瑙河上游的防線帶來的財政負擔越來越重。但稅基則正受侵蝕。那些有良好政治關係的人不須繳稅，因此更重的負擔就落在那些得不到政治優惠的人身上。逐漸地，越來越多的鎮民和農民對於羅馬人和野蠻人鬥爭中究竟誰輸誰贏並不在乎了。越來越多的部分羅馬地區發現，從當地政府那裡所得到的保護要比從飽嘗內憂外患的羅馬政府那裡得到的保護要多。短期結果是，他們無疑地不再承受羅馬政府的稅負；但長遠的後果是，地方自給自足的程度加劇，因缺乏對長距離貿易的保護以致貿易衰落，以及經濟結構出現根本的更動和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