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倒数第二章，诺斯对1870年到1914年的美国经济史进行了全新的解释，他认为这个时期国家重新控制了经济，美国在期间完成了对1776年宪法结构的修订——通过最高法院对行政立法权的认可，以及跨州商业修正案和所得税修正案。而1929年大萧条后的新政只是对这种制度变革的一个延伸而已。
国家在短暂放弃经济控制权一个世纪之后，又伴随着大工业生产特别是铁路等工业的发展回到了历史舞台。
美国的这一转变是通过最高法院的判例以及系列农民和进步运动来和平实现。显然这个转变是成功，这个转变使得大工业生产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冲突得到了平衡，这就为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极权主义运动中保持自由原则埋下了伏笔。
不过，正如德鲁克在《工业人的未来》中所说，建国者们在1776年所坚持的保守主义原则在解决人类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唯一道路。如果没有被成为麦迪逊传统的三权分立原和制衡原则，美国在20世纪前后这短短几十年是很难完成如此“华丽的转身”的。
与此趋势不同的是，吾国吾民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处于解构国家控制的斗争中。无奈的是，这个争取自由的过程与完成工业化的任务是同时展开的，因为后者有内在的加强国家控制的需求。直到现在，我们的工业化也还没有完成。争取自由的道路自然还很漫长。
回到美国来看，虽然其已经进入知识社会，但国家控制经济的状态却依然难以摆脱。庞大的赤字足以证实这一点。当大萧条的恐慌促使人们放弃自由的信仰时，可曾料到重新回到麦迪逊传统将要付出不知高于新政效果多少倍的代价？
在全球知识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可以预见的是，我们将与美国在重新定义国家角色的问题上相遇。这将是两个伟大的民族首次在追寻人类尊严和幸福时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