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有所医当问谁

跳着唱x1 2009-05-04 0

成一体系的评论集。

左思 2009-04-02 0

2009-04-02，周其仁对医改的评论是到现在为止最为中肯的，其从制度角度研究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的思路值得借鉴。

元非 2014-04-22 0

1. 公办医疗费用增长易超乎预期（所以常见病不可纳入医保，否则每个人花钱所有人承担，支出要爆炸）。 2. 行医门槛须降低，不能学发达国家因公共选择原因做错的一面。 3. 靠社区首诊引导分流，需有经验的医师而非实习生承担，报酬不可压低。

海若 2009-07-21 1

叩问医疗体制系列，分析的透彻入骨，网上有在线全系列，很精彩

我用一生去死 2014-07-28 2

写的很浅显易懂，最主要是n年前的评论拿到现在看还不过时，可见医疗改革真是毫无建树，进展慢的要死

我用一生去死 2014-07-28 2

写的很浅显易懂，最主要是n年前的评论拿到现在看还不过时，可见医疗改革真是毫无建树，进展慢的要死

海若 2009-07-21 1

叩问医疗体制系列，分析的透彻入骨，网上有在线全系列，很精彩

跳着唱x1 2009-05-04 0

成一体系的评论集。

左思 2009-04-02 0

2009-04-02，周其仁对医改的评论是到现在为止最为中肯的，其从制度角度研究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的思路值得借鉴。

元非 2014-04-22 0

1. 公办医疗费用增长易超乎预期（所以常见病不可纳入医保，否则每个人花钱所有人承担，支出要爆炸）。 2. 行医门槛须降低，不能学发达国家因公共选择原因做错的一面。 3. 靠社区首诊引导分流，需有经验的医师而非实习生承担，报酬不可压低。

随记

aierlanhisocc 2012-12-15 0赞

因为我爸爸也是医生，所以我在捡书本的时候自然会捡一本比较熟悉的看。
书里说的问题都是映照在我的心里，跟我心里所想无不契合。
中国人为什么看病贵，在我看来，还是政府公立医院的垄断造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放开社会办医院的限制？这是会受到很大阻力的。因为社会办医院要经由卫生部批准，而卫生部的那些头头们都是从公立医院升上去的。在此情况下，办社会化医院会对公立医院的经营情况产生冲击。
以上是书里的情况。其实在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变化。以我爸爸同事为例，他对医院的现状十分不满，所有人都在浑浑噩噩的混日子。于是，他跳槽到了一家更好的医院。那家医院好像就是私立的。我父亲之所以不想跳槽，一来是他年龄已经大了，快要退休了。二来是他的科室很不错，在单位里算最好的了。
国家一边要求医院投入大量的资源在高级干部的医疗上，记得以前一个教授说过：中国85%的医疗资源都投入到了高干的医疗上。一方面给医院划拨的经费又不够支出。双重的夹击使得医院只能一切向钱看。这样，医院少，医院挣钱的需求又大，导致看病贵。
未完待续，因为我突然发现我没有把我所有看书时候的想法保留下来。我必须对每篇文章都有一个记录，我需要重看，重批。现在这些想法太肤浅了。

市场化是医改大方向，医改的问题是市场化不够

左其盛 2014-12-29 0赞

周其仁著。2006-2007年连载于《经济观察报》。当年断断续续看过。最近拿出来再翻翻。七八年过去了，这本书依旧没过时，因为政府总体的医疗政策基本没变化，依旧是试图管理公立医院但又不愿意给钱，也不愿意让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这个市场。

作者认为医疗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市场化，好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政府应该负责的是私有化做不好的部分比如防疫。

如何开放、动员和激励更多资源进入医疗服务领域

Tina 2012-08-13 1赞

其仁这组医改系列评论是在《经济观察报》上的连载集结出册。原文地址http://zhouqiren.org/archives/category/zhengfu/page/3整理摘录如下：

一、比起其他民生行业，中国医疗市场是最不市场化的
市场化即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讲来讲去就是这两招：第一，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动现实需求的东西；第二，通过市场的进入或退出门槛调度资源供给。

二、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在需求猛增的情况下，资源动员能力十分低下
最近八年来，源源不断培养出85万后备医生，可是，他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医生职位连年减少的就业市场！就拿2005年讲，全国医生人数低于历史最高水平！

恰恰是政府主导决定性的影响了我国医疗卫生系统的资源动员能力如此低下：1、我国绝大多数医院院长及其领导班子的任命权都集中于政府手中；医疗机构数目、新增科室、专业等都需要行政审批；3、医生护士人事编制名额由政府把控；4、医疗服务药品价格由政府价格管制。政府牢牢管控医疗服务然而其卫生预算下调不少，政府出钱少却管的多，既然政府预算不够，为何不肯扩大民间办医？其实法律上也没有禁止民间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只是，政府办医是非营利性机构不用上税；民间办医视同工商企业，税收伺候；加之投资回报率日渐增高，鲜有民间资本进入。如此一来，中国的医疗服务成立一个关起门来放手让非营利机构赚钱的场所！

纵观其他国家的公立医院，看病难，排队久的现象也不乏有之，那是因为公立医院相比私立医院便宜，所以等候的成本就在其中，然而，看病贵，同时又看病难的公立医院，恐怕全天下就只有中国有这个特色了吧！难道，国内就真的没有“看病超级便宜”这回事吗？这就得隆重介绍我们的“公费医疗”体制了。

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提供了一组数据：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视为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40万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500亿元。（见人民网06年9月19日）

公费医疗绝少要求个人支付相应的比例，可见，公费吃喝比起公费医疗来只是小巫见大巫。作为一个法定的非营利组织，无从向政府报销医院投资和营运的费用，却要招呼既不受患者个人开支约束，又不受货币购买力约束的高端公费医疗需求。种种公费医疗的超标准享受，只要不是来自财政开支追加的补贴，就一定来自医院对普通患者的“宰割”。既然国家的医疗预算并未明显增加，那么，是谁在补贴这些高干的高端医疗享受，就不言自明了。
(见天价医药费案http://www.storychina.cn/main2.asp?id=29354&tablename=sitesearch)

在尚存“公费医疗”的特权范围内，高干准高干们“看病太便宜”一直过多的占用普通民众医疗资源，那么，为什么医疗服务就不能提高开放度呢？是当局害怕新开的民营医院把老医生好医生挖走吗？然而，在引进最新最贵的医疗技术、设备和仪器方面，医疗部门的开放程度又实在高得离谱！

三、为红包正名
作为中国人感恩文化的象征，红包其实古来有之。从送匾到写感谢信，进而发展到红包言谢，双方你情我愿又无伤他人利害，没什么大不了的。况且众所周知，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红包作为医生服务价格的调剂补充，纠正严重比价失调的劳动报酬市场，有何不妥？

严厉打击红包行为不但不能完全杜绝私下受贿行为，反倒染一批仁心寨后、缺乏胆量的医护人员身心惧疲，无心工作。

四、因为医药回扣，是以药价虚高
回扣是药商们市场竞争下对消费者的让利，然而以药养医的医院将降价的好处悉数通吃，拿着回扣，却让患者承担一大堆价格虚高的药品，怨不得中国是世界上未经医生处方直接在药店购买药物最多的国家之一。

五、药监局的集权大统
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腐败案
见http://news.hexun.com/2008/zxyfbn/
其权力租金就是来源于药监局官员对制药企业的准入批文。天下本没有纯粹的市场，真实的市场从来依赖于资源利用的权利界定。没有高度集权又不受有效监督的国家药监局的药品审批权，就没有我国药厂竞相付给药监局巨额“批件回扣”；没有医生的处方权，就没有药商给付巨额药品回扣。权利界定是什么样的，市场就是什么样的。

六、全盘“公医”的前世今生
国立中正医学院创建于1936年，也就是说，中国公开提出公医制，比英国1942年提出由政府统包医疗的贝弗里奇报告，至少早了六年。然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才真正实现全国规模的全盘公医制。
1958年9月，毛主席批准《红旗》发表“嵖岈山人民公社试行章程（草案）”，明文规定“公社实行公费医疗”，并规划“社有中心医院，能够收容一般重病号；大队有门诊所，能够诊治轻病号；生产队有保健员和接生员，能够进行预防疾病、看护病人和为产妇接生的工作”。也从那个时刻开始，“看病不要钱”就成为舆论宣传的一个重点，给广大农民带来天堂的憧憬。
然而，为什么全盘公医制的建立，并没有像其倡议人曾经认为的那样，唯一合理地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1962年3月10日，中共衡阳市委对当地卫生机关“关于整顿农村基层卫生组织”请示报告的批复。文件简述了衡阳地区医疗卫生机构的历史沿革，以及公社化后农村卫生医疗的实际状况和面临的问题。文件说，“（当前）农村基层医疗对保护人民身体健康，支援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工作上存在不少缺点，比如管得过死、过严、分配不合理、基层的力量较弱，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奇了怪也，为什么全盘公医制就很容易“管得过死、过严、分配不合理”，结果导致“基层的力量较弱，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根子就在中国公医制首创人王子玕当年所说的“由政府计划全国的卫生事业”。一旦政府计划超出了原则意见的范畴，变成事无巨细皆作详尽规定的系统管制，“计划”就因自身高昂的信息成本而脱离了实际。最基本的矛盾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医生根本不可能到人口积聚程度非常低的广大乡村提供服务。同时，传统上自发产生的、“土”的不可能符合现代标准的乡医，却再也没有资格合法行医。由此，“政府计划的卫生事业”就不断内生出一个“基层薄弱”的结局。加上统一划定的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和医护人员报酬体系，改造成公医的“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即便当时全国县和县以上城市的医护人员（约120万人）全部下乡，要改变6亿农民缺医少药的局面，也不过杯水车薪。最麻烦的是，城医下乡难以持久，即使城里的医生们有决心“扎根农村”，“城市老爷”也会把他们招回去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兴盛起来的赤脚医生，对解决当时农村和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原因首先就是大幅度降低乡医的培养成本，除此之外，国家允许允许低成本培养出来的乡医合法行医，才是赤脚医生体制真正的秘诀所在。
支撑当年农村赤脚医生的制度条件，一是降低了在农村行医的合法门槛，一是确定了“农村养得起的”乡医们的相对较高的收入分配地位。
今日农村里的乡医，主体就是毛泽东时代的赤医。为什么还没有执业资格，乡医们却已经可以“注册”、并在实际上已经从事着村庄一级的医疗服务活动呢？
赤医的经济载体是人民公社。因此不少人以为，随着包产到户和人民公社的解体，赤医也随之寿终正寝了。然而，公社解体并没有带走农民的医疗需求，而只要这种需求还在，农民养医的本质就没有变。赤医靠集体工分、乡医靠个体患者的现金。变化的是获取报酬的形式。赤医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而乡医可就不同了：肯干、能干、服务好的，与医术平平、态度又不那么好的乡医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赤医并没有随公社时代的结束而消失。整体看，他们不过转变为乡医而已。从经济基础讨论，原来的集体经济工分制，被患者交费、现金给付、以药养医、以及村庄医疗需求向乡镇和乡镇以上医疗机构集中所替代。
从“寓医”、儒医、坐堂医生、游医到巫医，构成了乡土中国的传统医疗服务网络。即使这样，引陈志潜的发现，约半数村庄里30％病死的人里连巫医的服务也得不到。从赤脚医生到今日之乡村医生，再追溯到历史上的乡村医生，我们看到任何时代，在农村动员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资源，都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古来有之。
为什么农民穷得看不起病，病了更加穷呢？舒尔茨认为“落后的”农业当然无从支持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改造传统农业，首先就要改造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转变传统农业不能靠“改造”，特别不能靠消灭农民的家庭经营。要靠现代要素的投入，靠提升农民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使他们能够应用现代生产技术。
我反复想的有一个问题：舒尔茨所谓的“现代要素”，又是从何而来？为什么不是从农业和农村内部产生，而是从“外部”输入进来的呢？“外部”输入进来的呢？
结论是传统农业集中和积聚的人口规模有限。没有人口的积聚，市场半径过小，就无法支撑分工水平的提高。没有分工的进步，不会有知识的进步，小小的村庄人口聚落，怎么可能养得起高度依赖分工的现代医学和医生服务体系？
我国医疗服务事业长期要面对的一个基本矛盾，即以城市为基础发育而成的现代医学成果，怎样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分享，如何向居住极其分散、经济文化极不发达的农村地区辐射和扩展？毛泽东不但有重视乡村和农民医疗服务的意图，而且找到了现实的途径。这就是在全盘公医制效果不彰的情形下，降低农村行医门槛，迅速动员大批农民养得起的乡村医生，有效增加了农村医疗服务的供给。
不错，在农村一定要用农民养得起的办法来搞卫生医疗。这是合乎实际的思想，也被证明是解决了问题的方针。可是，非要也用“农民养得起的办法”来办城市的医院和医学，就没有什么道理了。要知道，高度的专业分工，只有在高度积聚的城市里才搞得起来。偏不鼓励搞，非要把城里有本事的医生统统赶下乡，长此以往，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能有提高吗？
七、矫枉过正，重农轻城
虽然“指示”要求的是双管齐下，即城医下乡与扩招乡医并举，但真正大面积解决问题的，还是靠启用赤脚医生那一招，降低了农民学医和在农村行医的合法门槛，增强了为农民服务的医学资源的动员。
为了把医疗服务的重点转向农村，似乎非要以某种程度的轻视城市为代价。从626到“文革”，国家医疗卫生政策在重乡的同时，发生了轻视城市的倾向。比如把大批城医“赶”到乡下、收缩城市医院、停办医科大学、削弱医学的基础研究和高端攻关。
显然，倘若没有毛主席1965年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医疗重点不可能转向农村。当然，接踵而来停办城市医科大学的荒唐事，也同样无从想象。但是追究下去，我认为问题的根本还是全盘公医制。是“公医制”，才使医生的培养和供给皆由行政权力决定；又因为“全盘”，所以一旦政府决定了医生的培养方式和数量，社会再无其他合法途径给予更改或补充。小地方养不起大医生，让医生找病号、上门服务的成本比较低。反过来，人口集中、交通方便、救急设施够用，让病号“看医生”就更为合理了。政府不仅需要考察人口积聚程度、交通便利状况、还有医疗手段的技术性质，等等。这样看，高度行政集权的医疗服务资源配置模式，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此前，医疗服务重城轻乡，引来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965年后把医疗服务的重点转向农村，却又轻视城市、轻视高等医学教学和科研差不多达十年之久。回顾起来，重城轻乡或重乡轻城，是全盘公医的集权决策的失误，同时也是医疗服务市场封闭，竞争资源匮乏的代价。本来确立国家主权之后，大胆开放才是正道。可惜耽误了。城里合格的医生也不多，国际交流和培养又断流多少年，还要顾及占人口80％的农村，怎么做得到兼顾呢？
八、中医中药名存实亡
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教授发表医改建言，提出“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５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使科学医学（西医）成为国家惟一的主流医学”。其实，即使没有要求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激进主张，中医中药在现存的国家医疗体制内已经退得差不多了。那么，到底什么力量让中医中药早就处于“退出”的状态呢？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三大现象并存：国内合法行医的中医人数大减；欧美行医的中医人数大增；以及国内不合法行医的中医为数不少。要是在合法执业行医之外，还有一个类似“咨询和保健”的空间，那么中医执业的实质性门槛也许可以有所降低。实际上，行医门槛高得脱离了社会实际，恰恰是“非法行医”普遍发生的一个原因。
五四前后不少文化名人，对中医都持批判态度，或“贬”或“废”，根据只有一条，就是“中医不科学”。问题是，西医从来就是科学的吗？
萧伯纳在1911年写下《医生的困境》，说“在勉勉强强通过了考试、购得一个铜招牌后，医生很快发现自己开得处方无非是：为不喝酒的人开白开水，为酒鬼则开白兰地和香槟；在家中开牛排和黑啤酒，在路途上开不产生尿酸的素食食物；给老家伙的处方是紧闭的窗户、大大的火炉、厚重的外套，给年轻的时尚追求者则是呼吸新鲜空气，尽量裸露而不失庄重”!就是说，传统西医也毫无“科学”而言。

九、行医资格的国家管制
民国时期的“废止旧医案”创建了一项新制度，即行医资格要经由国家认定，行医活动要经由国家许可。之前，无论地位较高的“寓医”，还是乡间的游医、草医、甚至巫婆和神汉，都是靠自发的、世代相传的“市场声誉”吃饭。除非出了大问题，医、患双方无需见官，行医也不需要官家的认可和批准。
余云岫的提案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行医体制。他提议“施行旧医登记”，规定“给予执照方能营业”；也要求旧医接受训练，不合格者得不到证书的，必须停止营业。这些看似仅仅针对旧医（中医）的特别规定，有着重要的一般含义：行医资格不再由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决定，而必须由看得见的政府之手批准。从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氏“废案”的那一刻起，行医自由的中国传统就正式结束了。
经过“全盘西医”和“全盘公医”这两大冲击波之后，传统中国的自由行医时代就彻底结束了。从此，学医体系、行医资格和行医模式，一概受到国家法律和行政权力的严格管制，再也不是民间自发的活动。任何有关医疗卫生的理念、方针、政策取向的变化，都直接而敏感地影响到医届各种力量的相对地位，也影响到医疗服务资源的布局及其改变。
然而，市场和移民造就的人口大搬迁，造就了原计划体制难以满足的巨大求医需求，“合法行医”之“法”高得脱离实际，合法医疗服务的供给量严重不足，合法医疗服务之价格连年高扬。于是乎，更多的法外行医雨后春笋般频现，导致“严厉打击非法行医的专项行动”一波接一波。结果呢？倒霉的还是普通村民。
青海一位卫生官员抱怨说，非规定中专以上才有考医资格，可是我们那里凡合格的考上了都跑了，谁来为牧民看病？——坚持合法行医，在某种条件下就等于主张无人行医！地下半地下的巫医神汉、“老军医”等因此就要登堂入室了。严加打击吗？人手又在哪里？有一个地方招募新手查办非法行医，结果“严打人员”是不是够格又成为法律问题。
讲起来，行医的资格、许可和执照，都是必要的。但目前行政的普遍水准，也就那么高。多少民营医院，条件符合标准，但主管部门就是不批，怎么算？管医考的部门收费上瘾，越考不过，他收费就越多，又怎么算？还有广遭诟病的特权关系，全凭“人物”一句话定合法非法，还怎么算？无论怎么算，做不到依法行政的地方，讲什么合法行医说笑罢了。

病有所医当问谁周其仁从经济角度看医改——不提对策，先看清现象

念未桀 2012-11-29 1赞

1、我国医疗部门改革并非已然 “市场化”，可见的现象是：没有刺激到医院，医护人数的激增（准入门槛开放程度不够！）

2、医科院校毕业生入医无门

3、现状“政府主导” ——管头管脚就是不投入钱
（民营“非营利性医院”~~合法分配投资收益难度大！）

4、“法定非营利组织”——部队医院，部属医院——招待党政干部，高干..
------“看病难看病贵 ”~~因为有人看病太便宜了

5、医院由于现行国家制度，被迫只能像 “招待所”一样 ——克扣普通老百姓

6、市场准入不自由，不方便——现象：市场无法区分不同消费层次
                                                 ——因此，“天价医药费”会伤害他人利益（具体分析，可以看那章书~）

7、为何医院准入门槛高？
    答：制度导致 “拥有”“直属医院”的政府部门同时有 “新医院的审批权”

8、医护工作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太低
~~“价格管制下”自发“以药养医”，医务人员费用低，
   然而！！！！！新药、新仪器没有过往指数变动，有利于从数据上“控制总物价”！！！

9、红包（1）小费~~作为鼓励
（2）校正过低的“正当酬劳” （多数）
（3）索要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供方垄断（卖方垄断） ——没有解决之道

10、 “卖药的回扣是药商竞争是吐出的利益” ~~医药分家是个好办法—— 前提（！！）：放开医疗服务准入&取消对相对价格（医务成本）的不当管制（市场会处理好~）

11、药监局 “批件回扣” 缺乏对于 “集中监管权”　的监管，
PS：应该考虑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行政监管（同楼上那哥们的话：ZF退到公共卫生（防疫）的地方去——后面的宿迁医改就是好例子 ~很成功）

12、作为完成交易的一种制度或者机制，
真实世界的市场依赖于资源利用的“权利界定”——“审批权”&“处方权”——后者由于高度分工的专业性较难打破，然而，我们的医改却一直不肯动前者，只是在后者的身上打主意~“红包问题”、“回扣问题”、"医德问题"~~

至此，几个突出问题：

ZF 卫生开支比例下降、服务准入限制、价格不当管制

（PS：我以为“收红包”、“大处方”是现象，补现象只会挤出另一个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是市场在帮我们纠正 “相对价格”不公平的事实，改不掉的！只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

医改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瞄错了靶心（抑或是不去正视靶心——制度），世上没有“白嫖”这么想当然的事儿，都是要还的。

要改的体制
一、财税 ~~分配
二、医药 ~~审管）

宿迁医改 “一退三负责 ”——限制条件（财力太次）下的“优先顺序”（管必要的）

~~政府退出包办医院和一般医疗服务
~~负责：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监管、建设医疗保障网（保险）

另：为何民办非营利性医院加入这个圈子给公立医院施压（“鲶鱼效应”）更好？

答：由于医疗服务考核难（医术&医德）~~“非营利性”hospital 看起来医德好~~品牌存在，降低了 “医术医德”的考核成本~~
但是！！ “非营利性医院投资收益实现不好”导致漠视 “需方需求&成本控制”~~~以民办优先

FINISH。
My note 就这些，帮大家梳理 Point~ 节省时间~

部分感想整理

杨点点小盆宇 2009-08-30 2赞

整理一下
0.供需状况极度不平衡折射出该领域的严重市场化不足

1.行医门槛过度管制导致供给严重不足，因此价格急升，且乡村更因为行医执照问题情况恶化。

2.对于医疗服务价格的管制导致以药养医的捆绑销售，红包等问题，价格管制的标准判断之艰难徒增交易成本，且必须理解以药养医真正症结所在，不可简单的呼吁医药分离，否则在服务上的价管依然可以延伸到其他各种名目之下

3.全盘公费医疗的不现实与制度的限制，以英国NHS现状为例

4.农村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的分析，折射出农村与城市的不同需求群体，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来源于农村传统的经济结构不足以支撑养较好的医疗服务机构

5.法外行医现象存在的合理性，进一步表明管制下膨胀的需求。政府管制范围是否应该限制于“民不究，官不查”的传统智慧上？

6.医疗支出的提升要落在实处有赖于制度（监管）的完善，正所谓照搬条例简单，但是照搬限制条件就难了。并且其财政投入的增加是要有其他减少为代价，政府应讨论各个支出项目的重要性再做定夺。

------------------------------------------------------------

读过的章节：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21，24，25，38，40

政府管头又管脚，就是不出多少钱

huhuchen 2014-04-13 2赞

不是书评，只是觉得读完一本书应该记住点什么，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所以把一些重要的大概写下来。

“看病难、看病贵”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一些学者认为是这是医疗卫生领域过度市场化的恶果，作者对此却不以为然。然而作者没有去争论什么是市场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事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作者只从一组数据出发：以1978年为起点，改革开放以来的27年，增长了77倍的卫生总费用和198倍的个人卫生开支，两天斜线冲天而起；而同期所有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资源的增加，包括卫生机构和医护人员，以及诊疗人次的增加，统统不过是一条条平线！因此，作者认为要是真有市场化这回事，行医大发利市是第一反应，动员更多资源进入则是无可避免的第二反应。因为，前者是需求增长引发收入分配的变化，后者才是用价格机制重新配置资源。

那么我国医卫系统在需求高涨的情况下，为什么动员资源增加供给的能力如此低下？

问题在于政府主导了整个医疗体制，某些领域甚至是包办：卫生行政部门握有绝大数医院的人事任免权利；拥有新医院，新科室和新专业的审批权；拥有公立医院人员编制的决定权；拥有药品、服务和用品的定价权。政府管制医疗服务的权利巨大，可同时相应的卫生预算比例却不停的下降。结果是，政府管头又管脚，就是不出多少钱。

政府把医院分为盈利性和非盈利性医院：政府医院多为非盈利性医院，无需纳税，却没有合法的投资渠道及相应的投资人回馈机制，一切都是由政府包办；盈利性医院没有政策优惠，和一般的市场主体无异。难以想象盈利性医院和非盈利性医院相比有任何优势，结果是虽有政策允许，但全国96%的床位都是非盈利性医院注册的。根本看不到政府有增加医院数量的诚意。

如此种种，造成了今天公立医院的尴尬地位。

政府管制公立医院的方方面面，却不给多少钱，而同时，在本就有限的医疗资源下，这些公立医院还要承担850万党政干部的公费医疗。公立医院面对了这个体系最大的尴尬：作为一个法定的非营利组织，无从向政府报销医院投资和营运的费用，却要“招呼”那既不受患者个人开支、又不受其货币购买力约束的高端公费医疗需求。公立医院因此才变得行为尴尬。

医疗服务开放不足，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对医疗服务的强劲需求。这是医疗问题的根本矛盾所在。不幸的是，在供求失调的基础上，医疗服务和医药产品还实行价格管制。价管歪曲行为，结果进一步削弱了医疗资源的动员。

医院出于其财务上求生存的现实需要，滋生了广遭诟病的“以药养医”和“过度医疗”想象。而同时，由于价格管制对医护人员薪酬的过度打压，导致红包、医药回扣等变相收入弥补方式的存在。

相对价格要大体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是在一切经济体制中都发生作用的经济机制。违背了，人们的行为就一定歪曲，资源的配置也一定要出问题。

妨碍我国医疗服务资源动员的，不是医疗服务方针，而是现行医疗管理体制。现行医疗服务体制的最显著特色，是管办合一。权力更集中，责任更下移。天怒人怨的“看病贵、看病难”，舆论的矛头所向，不是财政拨款太少，就是医生、院长良心太坏。风助火势，“管办合一”终于演变成了“包而不办”，也构成当下全部医疗问题的制度基础。

借鉴宿迁医改，作者推出的建议是：政府退出包办医院和一般医疗服务，集中财力和治理能力负责公共卫生、负责医疗服务监管、负责建设医疗保障网。

政府化还是市场化，国有化还是私有化，叫什么“化”都可以，但有一条：无论什么样的变革，都要尽可能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来增大供给，为此必须降低服务准入的门槛，并矫正被严重扭曲的医疗服务的相对价格。

一方面，医院和医生拥有医学专业知识和判断方面的专有权；另一方面，由于合法行医的准入门槛过高，医疗服务的供不应求又授予医疗服务的供方垄断权。

这两种权利的叠加，决定了当下我国医院和医生在整个医疗服务和药品供应方面“权高位重”，但政府的价格管制又不承认这种垄断优势，结果，实际上拥有垄断地位的医院和医生很容易用变通的方式“矫正”相对价格出错，所谓“药价虚高”、过度医疗、医疗服务差等，不过是准入障碍和相对价格严重歪曲下的派生物。

总结起来，医疗服务的准入和医药的相对价格是帮助搞清楚问题最关键的两个点。而解决了这些，其后的轨迹，就是行医利市大发的消息一旦传出，档不住天下英雄豪杰下定决心要破门而入——开设更多的医院和诊所，动员更多的人才学医，增加更多的医卫服务——直到行医行当的“超额利润”被平均化下来，患者因此得到优质的服务。

追问医改的”真问题“

缘远 2012-01-19 9赞

举凡牵涉14亿中国人的话题，说起来都是话头纷纭，不止一端。房地产、教育、医疗这“新三座大山”便是如此。正因为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关乎庙堂之兴衰、黎民之生死，又是各个利益群体交战争夺的焦点所在。在民主制度成熟，利益纷争正常化博弈的美国，这些问题尚且纷纷扰扰；在转型期的中国，“三座大山”更是成了改革久攻不下的堡垒。而医疗因其关乎生命健康，更是成为了社会矛盾的火山口和公平正义的试金石。
现行的医疗体制已经“病入膏肓”，连政府都破天荒地承认“改革失败”，“医改”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然而，虽然每个人都对医疗体制诊断、把脉，得出的“病因”却截然相反、莫衷一是，开出的药方更是漫天飞舞、令人眼花缭乱。再加上医学伦理、社会公平、医患矛盾等问题交织在一起，让这个死结越缠越紧，几乎令人望而生畏。政府显然也被这种复杂性搞晕了头脑，医改方案在左右摇摆中碎步前行，几年下来却看不到一条清晰的路线。
有经济学这把利刃在手，周其仁三下五除二地拨开重重迷雾，将医改问题剖析的清清楚楚。他先把价值观问题排除在分析之外，也不管那些凌空蹈虚的“市场化之争”，更驳斥了所谓医疗业“性质特殊”的诡辩，将医改归结为一个根本问题：如何调动更多的资源进入医疗行业。政府和市场作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哪一种更有效率？
一旦拨云去雾，现行医疗体制的“尾巴”就露出来了。周其仁眼光老道地抓住了“看病难，看病贵”这一对原本不可能同时出现的矛盾。看病难，说明医疗需求强劲，看病贵则说明医疗价格居高不下，两者同时出现岂非是价格杠杆失灵？显然不是。原来，医疗服务的供给被政府准入压制住了，30年间，中国人的医疗费用增长了77倍，医院、医生、护士的数量却只有两三倍的增长，井喷的需求追逐有限的供给，能不队排长龙、因病返贫吗？政府抬高医生资格门槛，对民营医院征收高额税收，只是为了不断加固公立医院的城池，将医疗市场的暴利尽数收入囊中而已。在这种“官办合一”的医疗体制中，卫生部门既当裁判又下场给对方球员使绊子。大量的医疗资源只能游离于医疗体制之外，在法律的灰色地带生存。
而之前政府的医改却不敢朝肿瘤下刀，只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以医养药”、“非法行医”围追堵截，三令五申，然而往往出力不讨好。至于医改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呢？周其仁并没有贸然开出药方，而是翻开了《剑桥医学史》《毛泽东文集》，在历史的智慧中寻找答案。不仅如此，他还和学生一起在北京城中村小诊所调研，到风口浪尖的宿迁医改现场长夜深谈，听一位赤脚医生讲改革以来乡村医疗状况的变迁。虽然他写的智识报章专栏，但用功之程度、材料之积累却不亚于一本学术专著了。
从历史来看，除了解放后的中国之外，政府对于私人行医一直是“民不举，官不究”，即使是在全民公费医疗的英国，人民照样有选择私人诊所的权利。在解放之前，私人行医用很低的费用建立了一个覆盖城乡、层级丰富的医疗网络，尽管无法扫到一些穷乡僻壤，尽管一些地方只能供得起装神弄鬼的“巫医”，但却显示出市场在配置医疗资源方面的能力。反观解放后的中国，政府将一切医疗资源收归国有，计划分配，却先是重城轻乡，卫生部成了“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领袖的雷霆震怒之后，卫生路线又“矫枉过正”，大批城市卫生工作者被下放到农村，中国的医学事业发展一耽误就是十几年。改革以来，卫生部门一边捏紧医疗供给的口子，一边对于公立医院“只给政策不给钱”，使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闹得民怨沸腾。
由此可见，单靠政府一手包办，“一只手无论如何也摁不住10只跳蚤”，行政计划在调动医疗资源方面往往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而且效率低下，只有放开医疗市场准入、政府退守到卫生防疫等基本领域才是根本出路。

学者其仁

隐白 2010-09-04 11赞

    “太残酷了……”

    几年前，在号称中国版哈姆雷特的电影《夜宴》中，暴君葛优对着被自己棒杀的大臣，如是说。

    说到中国医改，国人总不免一声叹息——可谓“念福利之遥遥而怆然”。

    饼，画的总是很大很逼真，做饼的路数五花八门，英美德法意，啥模式都研究过，却没有顾及国人的肚子，难怪连余含泪也感叹：我是等不到了~~~

       面对中国医改之困局，各路英雄作何观？

    前任卫生部长高强高呼：“道德啊，你在哪里？”——领导们都笑了。

    广东卫生厅长哥波子说：“政府啊，你在哪里？”——官员们都笑了。

    著名经济学者周其仁说：“市场啊，你在哪里？”——大家都沉默了。

    时常在看经济学的书，发现这门学问有意思：只要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种种交易，无论有无涉及金钱，总是好玩的。对于中国医改，对于医疗服务这种稀缺资源，以经济学的视角切入，这就对头了。

    《病有所医当问谁》这本书，是著名经济学者周其仁关于中国医改的经济学散文集，集录了作者2007年期间在《经济观察报》上对医改专题的系列论述。这部集子里，他以经济学人的视角，对中国医疗服务这种稀缺资源的分配困境，做了一系列深入浅出的分析，篇篇出彩——有历史事实，有客观辨析，有拳拳之心，有灼灼之见。一口气读完，一个字：爽！

    由于有着多年的基层生活经历，周其仁在研究经济学问题的时候，习惯于“查证现象，检验论断”，而不是玩弄华丽的概念与方程式，光是这点，就足以让很多学斋式的公共卫生问题专家汗颜了。

    从中国医疗的伪市场化，到医疗资源的分配迷思；从全盘公医的历史幻梦，到行医资格的行政管制；从宿迁医改的真实细节，到医院改制的核心命门；从冷静慎思的经济常识，到大庇病者的恻隐之心——抛却经济学的艰深术语，代之平凡世界的真切经验，以无厚入有间，谈笑间作者已将庞杂繁复的中国医改症结，干净利落地剖析暴露于读者面前，豁然开朗！

    在书中，周其仁不纠缠于“市场化”概念的多元价值理解，而是直指医疗资源的稀缺事实，紧紧围绕“如何才能将我国医疗服务资源动员起来”这个现实境遇，层层展开分析，并得出对“中国医疗体制”这个重病号的诊断——政府投入不够只是一个病因；医疗资源长期遭受行政管制，难以在市场上实现优化配置，那才是致命的硬伤。

    那药方何在？

    你们懂的~~~

       如果说，在经济学界里，这两年以“国民良心”闻名的郎咸平，是一名出色的人民艺术家的话。那么周其仁，无疑真的——只是一名学者而已。

    真正的学者，哪来满脸民粹的油彩？真正的学者，全是素颜，他们只探究事物运行的法则。至于如何运用这些“不以意志为转移”的法则，运用的时候，要不要有道德良心？那又是另一个范畴的话题了。

    请问，您怎样看中国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

    周其仁答：要尊重市场规律。

    领导们异口同声：太残酷了~~~

学者其仁

隐白 2010-09-04 11

    “太残酷了……”

    几年前，在号称中国版哈姆雷特的电影《夜宴》中，暴君葛优对着被自己棒杀的大臣，如是说。

    说到中国医改，国人总不免一声叹息——可谓“念福利之遥遥而怆然”。

    饼，画的总是很大很逼真，做饼的路数五花八门，英美德法意，啥模式都研究过，却没有顾及国人的肚子，难怪连余含泪也感叹：我是等不到了~~~

       面对中国医改之困局，各路英雄作何观？

    前任卫生部长高强高呼：“道德啊，你在哪里？”——领导们都笑了。

    广东卫生厅长哥波子说：“政府啊，你在哪里？”——官员们都笑了。

    著名经济学者周其仁说：“市场啊，你在哪里？”——大家都沉默了。

    时常在看经济学的书，发现这门学问有意思：只要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种种交易，无论有无涉及金钱，总是好玩的。对于中国医改，对于医疗服务这种稀缺资源，以经济学的视角切入，这就对头了。

    《病有所医当问谁》这本书，是著名经济学者周其仁关于中国医改的经济学散文集，集录了作者2007年期间在《经济观察报》上对医改专题的系列论述。这部集子里，他以经济学人的视角，对中国医疗服务这种稀缺资源的分配困境，做了一系列深入浅出的分析，篇篇出彩——有历史事实，有客观辨析，有拳拳之心，有灼灼之见。一口气读完，一个字：爽！

    由于有着多年的基层生活经历，周其仁在研究经济学问题的时候，习惯于“查证现象，检验论断”，而不是玩弄华丽的概念与方程式，光是这点，就足以让很多学斋式的公共卫生问题专家汗颜了。

    从中国医疗的伪市场化，到医疗资源的分配迷思；从全盘公医的历史幻梦，到行医资格的行政管制；从宿迁医改的真实细节，到医院改制的核心命门；从冷静慎思的经济常识，到大庇病者的恻隐之心——抛却经济学的艰深术语，代之平凡世界的真切经验，以无厚入有间，谈笑间作者已将庞杂繁复的中国医改症结，干净利落地剖析暴露于读者面前，豁然开朗！

    在书中，周其仁不纠缠于“市场化”概念的多元价值理解，而是直指医疗资源的稀缺事实，紧紧围绕“如何才能将我国医疗服务资源动员起来”这个现实境遇，层层展开分析，并得出对“中国医疗体制”这个重病号的诊断——政府投入不够只是一个病因；医疗资源长期遭受行政管制，难以在市场上实现优化配置，那才是致命的硬伤。

    那药方何在？

    你们懂的~~~

       如果说，在经济学界里，这两年以“国民良心”闻名的郎咸平，是一名出色的人民艺术家的话。那么周其仁，无疑真的——只是一名学者而已。

    真正的学者，哪来满脸民粹的油彩？真正的学者，全是素颜，他们只探究事物运行的法则。至于如何运用这些“不以意志为转移”的法则，运用的时候，要不要有道德良心？那又是另一个范畴的话题了。

    请问，您怎样看中国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

    周其仁答：要尊重市场规律。

    领导们异口同声：太残酷了~~~

追问医改的”真问题“

缘远 2012-01-19 9

举凡牵涉14亿中国人的话题，说起来都是话头纷纭，不止一端。房地产、教育、医疗这“新三座大山”便是如此。正因为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关乎庙堂之兴衰、黎民之生死，又是各个利益群体交战争夺的焦点所在。在民主制度成熟，利益纷争正常化博弈的美国，这些问题尚且纷纷扰扰；在转型期的中国，“三座大山”更是成了改革久攻不下的堡垒。而医疗因其关乎生命健康，更是成为了社会矛盾的火山口和公平正义的试金石。
现行的医疗体制已经“病入膏肓”，连政府都破天荒地承认“改革失败”，“医改”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然而，虽然每个人都对医疗体制诊断、把脉，得出的“病因”却截然相反、莫衷一是，开出的药方更是漫天飞舞、令人眼花缭乱。再加上医学伦理、社会公平、医患矛盾等问题交织在一起，让这个死结越缠越紧，几乎令人望而生畏。政府显然也被这种复杂性搞晕了头脑，医改方案在左右摇摆中碎步前行，几年下来却看不到一条清晰的路线。
有经济学这把利刃在手，周其仁三下五除二地拨开重重迷雾，将医改问题剖析的清清楚楚。他先把价值观问题排除在分析之外，也不管那些凌空蹈虚的“市场化之争”，更驳斥了所谓医疗业“性质特殊”的诡辩，将医改归结为一个根本问题：如何调动更多的资源进入医疗行业。政府和市场作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哪一种更有效率？
一旦拨云去雾，现行医疗体制的“尾巴”就露出来了。周其仁眼光老道地抓住了“看病难，看病贵”这一对原本不可能同时出现的矛盾。看病难，说明医疗需求强劲，看病贵则说明医疗价格居高不下，两者同时出现岂非是价格杠杆失灵？显然不是。原来，医疗服务的供给被政府准入压制住了，30年间，中国人的医疗费用增长了77倍，医院、医生、护士的数量却只有两三倍的增长，井喷的需求追逐有限的供给，能不队排长龙、因病返贫吗？政府抬高医生资格门槛，对民营医院征收高额税收，只是为了不断加固公立医院的城池，将医疗市场的暴利尽数收入囊中而已。在这种“官办合一”的医疗体制中，卫生部门既当裁判又下场给对方球员使绊子。大量的医疗资源只能游离于医疗体制之外，在法律的灰色地带生存。
而之前政府的医改却不敢朝肿瘤下刀，只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以医养药”、“非法行医”围追堵截，三令五申，然而往往出力不讨好。至于医改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呢？周其仁并没有贸然开出药方，而是翻开了《剑桥医学史》《毛泽东文集》，在历史的智慧中寻找答案。不仅如此，他还和学生一起在北京城中村小诊所调研，到风口浪尖的宿迁医改现场长夜深谈，听一位赤脚医生讲改革以来乡村医疗状况的变迁。虽然他写的智识报章专栏，但用功之程度、材料之积累却不亚于一本学术专著了。
从历史来看，除了解放后的中国之外，政府对于私人行医一直是“民不举，官不究”，即使是在全民公费医疗的英国，人民照样有选择私人诊所的权利。在解放之前，私人行医用很低的费用建立了一个覆盖城乡、层级丰富的医疗网络，尽管无法扫到一些穷乡僻壤，尽管一些地方只能供得起装神弄鬼的“巫医”，但却显示出市场在配置医疗资源方面的能力。反观解放后的中国，政府将一切医疗资源收归国有，计划分配，却先是重城轻乡，卫生部成了“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领袖的雷霆震怒之后，卫生路线又“矫枉过正”，大批城市卫生工作者被下放到农村，中国的医学事业发展一耽误就是十几年。改革以来，卫生部门一边捏紧医疗供给的口子，一边对于公立医院“只给政策不给钱”，使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闹得民怨沸腾。
由此可见，单靠政府一手包办，“一只手无论如何也摁不住10只跳蚤”，行政计划在调动医疗资源方面往往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而且效率低下，只有放开医疗市场准入、政府退守到卫生防疫等基本领域才是根本出路。

部分感想整理

杨点点小盆宇 2009-08-30 2

整理一下
0.供需状况极度不平衡折射出该领域的严重市场化不足

1.行医门槛过度管制导致供给严重不足，因此价格急升，且乡村更因为行医执照问题情况恶化。

2.对于医疗服务价格的管制导致以药养医的捆绑销售，红包等问题，价格管制的标准判断之艰难徒增交易成本，且必须理解以药养医真正症结所在，不可简单的呼吁医药分离，否则在服务上的价管依然可以延伸到其他各种名目之下

3.全盘公费医疗的不现实与制度的限制，以英国NHS现状为例

4.农村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的分析，折射出农村与城市的不同需求群体，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来源于农村传统的经济结构不足以支撑养较好的医疗服务机构

5.法外行医现象存在的合理性，进一步表明管制下膨胀的需求。政府管制范围是否应该限制于“民不究，官不查”的传统智慧上？

6.医疗支出的提升要落在实处有赖于制度（监管）的完善，正所谓照搬条例简单，但是照搬限制条件就难了。并且其财政投入的增加是要有其他减少为代价，政府应讨论各个支出项目的重要性再做定夺。

------------------------------------------------------------

读过的章节：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21，24，25，38，40

政府管头又管脚，就是不出多少钱

huhuchen 2014-04-13 2

不是书评，只是觉得读完一本书应该记住点什么，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所以把一些重要的大概写下来。

“看病难、看病贵”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一些学者认为是这是医疗卫生领域过度市场化的恶果，作者对此却不以为然。然而作者没有去争论什么是市场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事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作者只从一组数据出发：以1978年为起点，改革开放以来的27年，增长了77倍的卫生总费用和198倍的个人卫生开支，两天斜线冲天而起；而同期所有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资源的增加，包括卫生机构和医护人员，以及诊疗人次的增加，统统不过是一条条平线！因此，作者认为要是真有市场化这回事，行医大发利市是第一反应，动员更多资源进入则是无可避免的第二反应。因为，前者是需求增长引发收入分配的变化，后者才是用价格机制重新配置资源。

那么我国医卫系统在需求高涨的情况下，为什么动员资源增加供给的能力如此低下？

问题在于政府主导了整个医疗体制，某些领域甚至是包办：卫生行政部门握有绝大数医院的人事任免权利；拥有新医院，新科室和新专业的审批权；拥有公立医院人员编制的决定权；拥有药品、服务和用品的定价权。政府管制医疗服务的权利巨大，可同时相应的卫生预算比例却不停的下降。结果是，政府管头又管脚，就是不出多少钱。

政府把医院分为盈利性和非盈利性医院：政府医院多为非盈利性医院，无需纳税，却没有合法的投资渠道及相应的投资人回馈机制，一切都是由政府包办；盈利性医院没有政策优惠，和一般的市场主体无异。难以想象盈利性医院和非盈利性医院相比有任何优势，结果是虽有政策允许，但全国96%的床位都是非盈利性医院注册的。根本看不到政府有增加医院数量的诚意。

如此种种，造成了今天公立医院的尴尬地位。

政府管制公立医院的方方面面，却不给多少钱，而同时，在本就有限的医疗资源下，这些公立医院还要承担850万党政干部的公费医疗。公立医院面对了这个体系最大的尴尬：作为一个法定的非营利组织，无从向政府报销医院投资和营运的费用，却要“招呼”那既不受患者个人开支、又不受其货币购买力约束的高端公费医疗需求。公立医院因此才变得行为尴尬。

医疗服务开放不足，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对医疗服务的强劲需求。这是医疗问题的根本矛盾所在。不幸的是，在供求失调的基础上，医疗服务和医药产品还实行价格管制。价管歪曲行为，结果进一步削弱了医疗资源的动员。

医院出于其财务上求生存的现实需要，滋生了广遭诟病的“以药养医”和“过度医疗”想象。而同时，由于价格管制对医护人员薪酬的过度打压，导致红包、医药回扣等变相收入弥补方式的存在。

相对价格要大体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是在一切经济体制中都发生作用的经济机制。违背了，人们的行为就一定歪曲，资源的配置也一定要出问题。

妨碍我国医疗服务资源动员的，不是医疗服务方针，而是现行医疗管理体制。现行医疗服务体制的最显著特色，是管办合一。权力更集中，责任更下移。天怒人怨的“看病贵、看病难”，舆论的矛头所向，不是财政拨款太少，就是医生、院长良心太坏。风助火势，“管办合一”终于演变成了“包而不办”，也构成当下全部医疗问题的制度基础。

借鉴宿迁医改，作者推出的建议是：政府退出包办医院和一般医疗服务，集中财力和治理能力负责公共卫生、负责医疗服务监管、负责建设医疗保障网。

政府化还是市场化，国有化还是私有化，叫什么“化”都可以，但有一条：无论什么样的变革，都要尽可能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来增大供给，为此必须降低服务准入的门槛，并矫正被严重扭曲的医疗服务的相对价格。

一方面，医院和医生拥有医学专业知识和判断方面的专有权；另一方面，由于合法行医的准入门槛过高，医疗服务的供不应求又授予医疗服务的供方垄断权。

这两种权利的叠加，决定了当下我国医院和医生在整个医疗服务和药品供应方面“权高位重”，但政府的价格管制又不承认这种垄断优势，结果，实际上拥有垄断地位的医院和医生很容易用变通的方式“矫正”相对价格出错，所谓“药价虚高”、过度医疗、医疗服务差等，不过是准入障碍和相对价格严重歪曲下的派生物。

总结起来，医疗服务的准入和医药的相对价格是帮助搞清楚问题最关键的两个点。而解决了这些，其后的轨迹，就是行医利市大发的消息一旦传出，档不住天下英雄豪杰下定决心要破门而入——开设更多的医院和诊所，动员更多的人才学医，增加更多的医卫服务——直到行医行当的“超额利润”被平均化下来，患者因此得到优质的服务。

如何开放、动员和激励更多资源进入医疗服务领域

Tina 2012-08-13 1

其仁这组医改系列评论是在《经济观察报》上的连载集结出册。原文地址http://zhouqiren.org/archives/category/zhengfu/page/3整理摘录如下：

一、比起其他民生行业，中国医疗市场是最不市场化的
市场化即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讲来讲去就是这两招：第一，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动现实需求的东西；第二，通过市场的进入或退出门槛调度资源供给。

二、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在需求猛增的情况下，资源动员能力十分低下
最近八年来，源源不断培养出85万后备医生，可是，他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医生职位连年减少的就业市场！就拿2005年讲，全国医生人数低于历史最高水平！

恰恰是政府主导决定性的影响了我国医疗卫生系统的资源动员能力如此低下：1、我国绝大多数医院院长及其领导班子的任命权都集中于政府手中；医疗机构数目、新增科室、专业等都需要行政审批；3、医生护士人事编制名额由政府把控；4、医疗服务药品价格由政府价格管制。政府牢牢管控医疗服务然而其卫生预算下调不少，政府出钱少却管的多，既然政府预算不够，为何不肯扩大民间办医？其实法律上也没有禁止民间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只是，政府办医是非营利性机构不用上税；民间办医视同工商企业，税收伺候；加之投资回报率日渐增高，鲜有民间资本进入。如此一来，中国的医疗服务成立一个关起门来放手让非营利机构赚钱的场所！

纵观其他国家的公立医院，看病难，排队久的现象也不乏有之，那是因为公立医院相比私立医院便宜，所以等候的成本就在其中，然而，看病贵，同时又看病难的公立医院，恐怕全天下就只有中国有这个特色了吧！难道，国内就真的没有“看病超级便宜”这回事吗？这就得隆重介绍我们的“公费医疗”体制了。

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提供了一组数据：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视为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40万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500亿元。（见人民网06年9月19日）

公费医疗绝少要求个人支付相应的比例，可见，公费吃喝比起公费医疗来只是小巫见大巫。作为一个法定的非营利组织，无从向政府报销医院投资和营运的费用，却要招呼既不受患者个人开支约束，又不受货币购买力约束的高端公费医疗需求。种种公费医疗的超标准享受，只要不是来自财政开支追加的补贴，就一定来自医院对普通患者的“宰割”。既然国家的医疗预算并未明显增加，那么，是谁在补贴这些高干的高端医疗享受，就不言自明了。
(见天价医药费案http://www.storychina.cn/main2.asp?id=29354&tablename=sitesearch)

在尚存“公费医疗”的特权范围内，高干准高干们“看病太便宜”一直过多的占用普通民众医疗资源，那么，为什么医疗服务就不能提高开放度呢？是当局害怕新开的民营医院把老医生好医生挖走吗？然而，在引进最新最贵的医疗技术、设备和仪器方面，医疗部门的开放程度又实在高得离谱！

三、为红包正名
作为中国人感恩文化的象征，红包其实古来有之。从送匾到写感谢信，进而发展到红包言谢，双方你情我愿又无伤他人利害，没什么大不了的。况且众所周知，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红包作为医生服务价格的调剂补充，纠正严重比价失调的劳动报酬市场，有何不妥？

严厉打击红包行为不但不能完全杜绝私下受贿行为，反倒染一批仁心寨后、缺乏胆量的医护人员身心惧疲，无心工作。

四、因为医药回扣，是以药价虚高
回扣是药商们市场竞争下对消费者的让利，然而以药养医的医院将降价的好处悉数通吃，拿着回扣，却让患者承担一大堆价格虚高的药品，怨不得中国是世界上未经医生处方直接在药店购买药物最多的国家之一。

五、药监局的集权大统
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腐败案
见http://news.hexun.com/2008/zxyfbn/
其权力租金就是来源于药监局官员对制药企业的准入批文。天下本没有纯粹的市场，真实的市场从来依赖于资源利用的权利界定。没有高度集权又不受有效监督的国家药监局的药品审批权，就没有我国药厂竞相付给药监局巨额“批件回扣”；没有医生的处方权，就没有药商给付巨额药品回扣。权利界定是什么样的，市场就是什么样的。

六、全盘“公医”的前世今生
国立中正医学院创建于1936年，也就是说，中国公开提出公医制，比英国1942年提出由政府统包医疗的贝弗里奇报告，至少早了六年。然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才真正实现全国规模的全盘公医制。
1958年9月，毛主席批准《红旗》发表“嵖岈山人民公社试行章程（草案）”，明文规定“公社实行公费医疗”，并规划“社有中心医院，能够收容一般重病号；大队有门诊所，能够诊治轻病号；生产队有保健员和接生员，能够进行预防疾病、看护病人和为产妇接生的工作”。也从那个时刻开始，“看病不要钱”就成为舆论宣传的一个重点，给广大农民带来天堂的憧憬。
然而，为什么全盘公医制的建立，并没有像其倡议人曾经认为的那样，唯一合理地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1962年3月10日，中共衡阳市委对当地卫生机关“关于整顿农村基层卫生组织”请示报告的批复。文件简述了衡阳地区医疗卫生机构的历史沿革，以及公社化后农村卫生医疗的实际状况和面临的问题。文件说，“（当前）农村基层医疗对保护人民身体健康，支援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工作上存在不少缺点，比如管得过死、过严、分配不合理、基层的力量较弱，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奇了怪也，为什么全盘公医制就很容易“管得过死、过严、分配不合理”，结果导致“基层的力量较弱，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根子就在中国公医制首创人王子玕当年所说的“由政府计划全国的卫生事业”。一旦政府计划超出了原则意见的范畴，变成事无巨细皆作详尽规定的系统管制，“计划”就因自身高昂的信息成本而脱离了实际。最基本的矛盾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医生根本不可能到人口积聚程度非常低的广大乡村提供服务。同时，传统上自发产生的、“土”的不可能符合现代标准的乡医，却再也没有资格合法行医。由此，“政府计划的卫生事业”就不断内生出一个“基层薄弱”的结局。加上统一划定的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和医护人员报酬体系，改造成公医的“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即便当时全国县和县以上城市的医护人员（约120万人）全部下乡，要改变6亿农民缺医少药的局面，也不过杯水车薪。最麻烦的是，城医下乡难以持久，即使城里的医生们有决心“扎根农村”，“城市老爷”也会把他们招回去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兴盛起来的赤脚医生，对解决当时农村和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原因首先就是大幅度降低乡医的培养成本，除此之外，国家允许允许低成本培养出来的乡医合法行医，才是赤脚医生体制真正的秘诀所在。
支撑当年农村赤脚医生的制度条件，一是降低了在农村行医的合法门槛，一是确定了“农村养得起的”乡医们的相对较高的收入分配地位。
今日农村里的乡医，主体就是毛泽东时代的赤医。为什么还没有执业资格，乡医们却已经可以“注册”、并在实际上已经从事着村庄一级的医疗服务活动呢？
赤医的经济载体是人民公社。因此不少人以为，随着包产到户和人民公社的解体，赤医也随之寿终正寝了。然而，公社解体并没有带走农民的医疗需求，而只要这种需求还在，农民养医的本质就没有变。赤医靠集体工分、乡医靠个体患者的现金。变化的是获取报酬的形式。赤医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而乡医可就不同了：肯干、能干、服务好的，与医术平平、态度又不那么好的乡医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赤医并没有随公社时代的结束而消失。整体看，他们不过转变为乡医而已。从经济基础讨论，原来的集体经济工分制，被患者交费、现金给付、以药养医、以及村庄医疗需求向乡镇和乡镇以上医疗机构集中所替代。
从“寓医”、儒医、坐堂医生、游医到巫医，构成了乡土中国的传统医疗服务网络。即使这样，引陈志潜的发现，约半数村庄里30％病死的人里连巫医的服务也得不到。从赤脚医生到今日之乡村医生，再追溯到历史上的乡村医生，我们看到任何时代，在农村动员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资源，都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古来有之。
为什么农民穷得看不起病，病了更加穷呢？舒尔茨认为“落后的”农业当然无从支持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改造传统农业，首先就要改造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转变传统农业不能靠“改造”，特别不能靠消灭农民的家庭经营。要靠现代要素的投入，靠提升农民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使他们能够应用现代生产技术。
我反复想的有一个问题：舒尔茨所谓的“现代要素”，又是从何而来？为什么不是从农业和农村内部产生，而是从“外部”输入进来的呢？“外部”输入进来的呢？
结论是传统农业集中和积聚的人口规模有限。没有人口的积聚，市场半径过小，就无法支撑分工水平的提高。没有分工的进步，不会有知识的进步，小小的村庄人口聚落，怎么可能养得起高度依赖分工的现代医学和医生服务体系？
我国医疗服务事业长期要面对的一个基本矛盾，即以城市为基础发育而成的现代医学成果，怎样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分享，如何向居住极其分散、经济文化极不发达的农村地区辐射和扩展？毛泽东不但有重视乡村和农民医疗服务的意图，而且找到了现实的途径。这就是在全盘公医制效果不彰的情形下，降低农村行医门槛，迅速动员大批农民养得起的乡村医生，有效增加了农村医疗服务的供给。
不错，在农村一定要用农民养得起的办法来搞卫生医疗。这是合乎实际的思想，也被证明是解决了问题的方针。可是，非要也用“农民养得起的办法”来办城市的医院和医学，就没有什么道理了。要知道，高度的专业分工，只有在高度积聚的城市里才搞得起来。偏不鼓励搞，非要把城里有本事的医生统统赶下乡，长此以往，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能有提高吗？
七、矫枉过正，重农轻城
虽然“指示”要求的是双管齐下，即城医下乡与扩招乡医并举，但真正大面积解决问题的，还是靠启用赤脚医生那一招，降低了农民学医和在农村行医的合法门槛，增强了为农民服务的医学资源的动员。
为了把医疗服务的重点转向农村，似乎非要以某种程度的轻视城市为代价。从626到“文革”，国家医疗卫生政策在重乡的同时，发生了轻视城市的倾向。比如把大批城医“赶”到乡下、收缩城市医院、停办医科大学、削弱医学的基础研究和高端攻关。
显然，倘若没有毛主席1965年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医疗重点不可能转向农村。当然，接踵而来停办城市医科大学的荒唐事，也同样无从想象。但是追究下去，我认为问题的根本还是全盘公医制。是“公医制”，才使医生的培养和供给皆由行政权力决定；又因为“全盘”，所以一旦政府决定了医生的培养方式和数量，社会再无其他合法途径给予更改或补充。小地方养不起大医生，让医生找病号、上门服务的成本比较低。反过来，人口集中、交通方便、救急设施够用，让病号“看医生”就更为合理了。政府不仅需要考察人口积聚程度、交通便利状况、还有医疗手段的技术性质，等等。这样看，高度行政集权的医疗服务资源配置模式，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此前，医疗服务重城轻乡，引来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965年后把医疗服务的重点转向农村，却又轻视城市、轻视高等医学教学和科研差不多达十年之久。回顾起来，重城轻乡或重乡轻城，是全盘公医的集权决策的失误，同时也是医疗服务市场封闭，竞争资源匮乏的代价。本来确立国家主权之后，大胆开放才是正道。可惜耽误了。城里合格的医生也不多，国际交流和培养又断流多少年，还要顾及占人口80％的农村，怎么做得到兼顾呢？
八、中医中药名存实亡
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教授发表医改建言，提出“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５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使科学医学（西医）成为国家惟一的主流医学”。其实，即使没有要求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激进主张，中医中药在现存的国家医疗体制内已经退得差不多了。那么，到底什么力量让中医中药早就处于“退出”的状态呢？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三大现象并存：国内合法行医的中医人数大减；欧美行医的中医人数大增；以及国内不合法行医的中医为数不少。要是在合法执业行医之外，还有一个类似“咨询和保健”的空间，那么中医执业的实质性门槛也许可以有所降低。实际上，行医门槛高得脱离了社会实际，恰恰是“非法行医”普遍发生的一个原因。
五四前后不少文化名人，对中医都持批判态度，或“贬”或“废”，根据只有一条，就是“中医不科学”。问题是，西医从来就是科学的吗？
萧伯纳在1911年写下《医生的困境》，说“在勉勉强强通过了考试、购得一个铜招牌后，医生很快发现自己开得处方无非是：为不喝酒的人开白开水，为酒鬼则开白兰地和香槟；在家中开牛排和黑啤酒，在路途上开不产生尿酸的素食食物；给老家伙的处方是紧闭的窗户、大大的火炉、厚重的外套，给年轻的时尚追求者则是呼吸新鲜空气，尽量裸露而不失庄重”!就是说，传统西医也毫无“科学”而言。

九、行医资格的国家管制
民国时期的“废止旧医案”创建了一项新制度，即行医资格要经由国家认定，行医活动要经由国家许可。之前，无论地位较高的“寓医”，还是乡间的游医、草医、甚至巫婆和神汉，都是靠自发的、世代相传的“市场声誉”吃饭。除非出了大问题，医、患双方无需见官，行医也不需要官家的认可和批准。
余云岫的提案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行医体制。他提议“施行旧医登记”，规定“给予执照方能营业”；也要求旧医接受训练，不合格者得不到证书的，必须停止营业。这些看似仅仅针对旧医（中医）的特别规定，有着重要的一般含义：行医资格不再由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决定，而必须由看得见的政府之手批准。从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氏“废案”的那一刻起，行医自由的中国传统就正式结束了。
经过“全盘西医”和“全盘公医”这两大冲击波之后，传统中国的自由行医时代就彻底结束了。从此，学医体系、行医资格和行医模式，一概受到国家法律和行政权力的严格管制，再也不是民间自发的活动。任何有关医疗卫生的理念、方针、政策取向的变化，都直接而敏感地影响到医届各种力量的相对地位，也影响到医疗服务资源的布局及其改变。
然而，市场和移民造就的人口大搬迁，造就了原计划体制难以满足的巨大求医需求，“合法行医”之“法”高得脱离实际，合法医疗服务的供给量严重不足，合法医疗服务之价格连年高扬。于是乎，更多的法外行医雨后春笋般频现，导致“严厉打击非法行医的专项行动”一波接一波。结果呢？倒霉的还是普通村民。
青海一位卫生官员抱怨说，非规定中专以上才有考医资格，可是我们那里凡合格的考上了都跑了，谁来为牧民看病？——坚持合法行医，在某种条件下就等于主张无人行医！地下半地下的巫医神汉、“老军医”等因此就要登堂入室了。严加打击吗？人手又在哪里？有一个地方招募新手查办非法行医，结果“严打人员”是不是够格又成为法律问题。
讲起来，行医的资格、许可和执照，都是必要的。但目前行政的普遍水准，也就那么高。多少民营医院，条件符合标准，但主管部门就是不批，怎么算？管医考的部门收费上瘾，越考不过，他收费就越多，又怎么算？还有广遭诟病的特权关系，全凭“人物”一句话定合法非法，还怎么算？无论怎么算，做不到依法行政的地方，讲什么合法行医说笑罢了。

病有所医当问谁周其仁从经济角度看医改——不提对策，先看清现象

念未桀 2012-11-29 1

1、我国医疗部门改革并非已然 “市场化”，可见的现象是：没有刺激到医院，医护人数的激增（准入门槛开放程度不够！）

2、医科院校毕业生入医无门

3、现状“政府主导” ——管头管脚就是不投入钱
（民营“非营利性医院”~~合法分配投资收益难度大！）

4、“法定非营利组织”——部队医院，部属医院——招待党政干部，高干..
------“看病难看病贵 ”~~因为有人看病太便宜了

5、医院由于现行国家制度，被迫只能像 “招待所”一样 ——克扣普通老百姓

6、市场准入不自由，不方便——现象：市场无法区分不同消费层次
                                                 ——因此，“天价医药费”会伤害他人利益（具体分析，可以看那章书~）

7、为何医院准入门槛高？
    答：制度导致 “拥有”“直属医院”的政府部门同时有 “新医院的审批权”

8、医护工作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太低
~~“价格管制下”自发“以药养医”，医务人员费用低，
   然而！！！！！新药、新仪器没有过往指数变动，有利于从数据上“控制总物价”！！！

9、红包（1）小费~~作为鼓励
（2）校正过低的“正当酬劳” （多数）
（3）索要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供方垄断（卖方垄断） ——没有解决之道

10、 “卖药的回扣是药商竞争是吐出的利益” ~~医药分家是个好办法—— 前提（！！）：放开医疗服务准入&取消对相对价格（医务成本）的不当管制（市场会处理好~）

11、药监局 “批件回扣” 缺乏对于 “集中监管权”　的监管，
PS：应该考虑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行政监管（同楼上那哥们的话：ZF退到公共卫生（防疫）的地方去——后面的宿迁医改就是好例子 ~很成功）

12、作为完成交易的一种制度或者机制，
真实世界的市场依赖于资源利用的“权利界定”——“审批权”&“处方权”——后者由于高度分工的专业性较难打破，然而，我们的医改却一直不肯动前者，只是在后者的身上打主意~“红包问题”、“回扣问题”、"医德问题"~~

至此，几个突出问题：

ZF 卫生开支比例下降、服务准入限制、价格不当管制

（PS：我以为“收红包”、“大处方”是现象，补现象只会挤出另一个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是市场在帮我们纠正 “相对价格”不公平的事实，改不掉的！只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

医改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瞄错了靶心（抑或是不去正视靶心——制度），世上没有“白嫖”这么想当然的事儿，都是要还的。

要改的体制
一、财税 ~~分配
二、医药 ~~审管）

宿迁医改 “一退三负责 ”——限制条件（财力太次）下的“优先顺序”（管必要的）

~~政府退出包办医院和一般医疗服务
~~负责：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监管、建设医疗保障网（保险）

另：为何民办非营利性医院加入这个圈子给公立医院施压（“鲶鱼效应”）更好？

答：由于医疗服务考核难（医术&医德）~~“非营利性”hospital 看起来医德好~~品牌存在，降低了 “医术医德”的考核成本~~
但是！！ “非营利性医院投资收益实现不好”导致漠视 “需方需求&成本控制”~~~以民办优先

FINISH。
My note 就这些，帮大家梳理 Point~ 节省时间~

随记

aierlanhisocc 2012-12-15 0

因为我爸爸也是医生，所以我在捡书本的时候自然会捡一本比较熟悉的看。
书里说的问题都是映照在我的心里，跟我心里所想无不契合。
中国人为什么看病贵，在我看来，还是政府公立医院的垄断造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放开社会办医院的限制？这是会受到很大阻力的。因为社会办医院要经由卫生部批准，而卫生部的那些头头们都是从公立医院升上去的。在此情况下，办社会化医院会对公立医院的经营情况产生冲击。
以上是书里的情况。其实在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变化。以我爸爸同事为例，他对医院的现状十分不满，所有人都在浑浑噩噩的混日子。于是，他跳槽到了一家更好的医院。那家医院好像就是私立的。我父亲之所以不想跳槽，一来是他年龄已经大了，快要退休了。二来是他的科室很不错，在单位里算最好的了。
国家一边要求医院投入大量的资源在高级干部的医疗上，记得以前一个教授说过：中国85%的医疗资源都投入到了高干的医疗上。一方面给医院划拨的经费又不够支出。双重的夹击使得医院只能一切向钱看。这样，医院少，医院挣钱的需求又大，导致看病贵。
未完待续，因为我突然发现我没有把我所有看书时候的想法保留下来。我必须对每篇文章都有一个记录，我需要重看，重批。现在这些想法太肤浅了。

市场化是医改大方向，医改的问题是市场化不够

左其盛 2014-12-29 0

周其仁著。2006-2007年连载于《经济观察报》。当年断断续续看过。最近拿出来再翻翻。七八年过去了，这本书依旧没过时，因为政府总体的医疗政策基本没变化，依旧是试图管理公立医院但又不愿意给钱，也不愿意让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这个市场。

作者认为医疗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市场化，好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政府应该负责的是私有化做不好的部分比如防疫。

病有所医当问谁

推荐文章

猜你喜欢

附近的人在看

推荐阅读

拓展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