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书评，只是觉得读完一本书应该记住点什么，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所以把一些重要的大概写下来。
“看病难、看病贵”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一些学者认为是这是医疗卫生领域过度市场化的恶果，作者对此却不以为然。然而作者没有去争论什么是市场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事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作者只从一组数据出发：以1978年为起点，改革开放以来的27年，增长了77倍的卫生总费用和198倍的个人卫生开支，两天斜线冲天而起；而同期所有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资源的增加，包括卫生机构和医护人员，以及诊疗人次的增加，统统不过是一条条平线！因此，作者认为要是真有市场化这回事，行医大发利市是第一反应，动员更多资源进入则是无可避免的第二反应。因为，前者是需求增长引发收入分配的变化，后者才是用价格机制重新配置资源。
那么我国医卫系统在需求高涨的情况下，为什么动员资源增加供给的能力如此低下？
问题在于政府主导了整个医疗体制，某些领域甚至是包办：卫生行政部门握有绝大数医院的人事任免权利；拥有新医院，新科室和新专业的审批权；拥有公立医院人员编制的决定权；拥有药品、服务和用品的定价权。政府管制医疗服务的权利巨大，可同时相应的卫生预算比例却不停的下降。结果是，政府管头又管脚，就是不出多少钱。
政府把医院分为盈利性和非盈利性医院：政府医院多为非盈利性医院，无需纳税，却没有合法的投资渠道及相应的投资人回馈机制，一切都是由政府包办；盈利性医院没有政策优惠，和一般的市场主体无异。难以想象盈利性医院和非盈利性医院相比有任何优势，结果是虽有政策允许，但全国96%的床位都是非盈利性医院注册的。根本看不到政府有增加医院数量的诚意。
如此种种，造成了今天公立医院的尴尬地位。
政府管制公立医院的方方面面，却不给多少钱，而同时，在本就有限的医疗资源下，这些公立医院还要承担850万党政干部的公费医疗。公立医院面对了这个体系最大的尴尬：作为一个法定的非营利组织，无从向政府报销医院投资和营运的费用，却要“招呼”那既不受患者个人开支、又不受其货币购买力约束的高端公费医疗需求。公立医院因此才变得行为尴尬。
医疗服务开放不足，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对医疗服务的强劲需求。这是医疗问题的根本矛盾所在。不幸的是，在供求失调的基础上，医疗服务和医药产品还实行价格管制。价管歪曲行为，结果进一步削弱了医疗资源的动员。
医院出于其财务上求生存的现实需要，滋生了广遭诟病的“以药养医”和“过度医疗”想象。而同时，由于价格管制对医护人员薪酬的过度打压，导致红包、医药回扣等变相收入弥补方式的存在。
相对价格要大体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是在一切经济体制中都发生作用的经济机制。违背了，人们的行为就一定歪曲，资源的配置也一定要出问题。
妨碍我国医疗服务资源动员的，不是医疗服务方针，而是现行医疗管理体制。现行医疗服务体制的最显著特色，是管办合一。权力更集中，责任更下移。天怒人怨的“看病贵、看病难”，舆论的矛头所向，不是财政拨款太少，就是医生、院长良心太坏。风助火势，“管办合一”终于演变成了“包而不办”，也构成当下全部医疗问题的制度基础。
借鉴宿迁医改，作者推出的建议是：政府退出包办医院和一般医疗服务，集中财力和治理能力负责公共卫生、负责医疗服务监管、负责建设医疗保障网。
政府化还是市场化，国有化还是私有化，叫什么“化”都可以，但有一条：无论什么样的变革，都要尽可能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来增大供给，为此必须降低服务准入的门槛，并矫正被严重扭曲的医疗服务的相对价格。
一方面，医院和医生拥有医学专业知识和判断方面的专有权；另一方面，由于合法行医的准入门槛过高，医疗服务的供不应求又授予医疗服务的供方垄断权。
这两种权利的叠加，决定了当下我国医院和医生在整个医疗服务和药品供应方面“权高位重”，但政府的价格管制又不承认这种垄断优势，结果，实际上拥有垄断地位的医院和医生很容易用变通的方式“矫正”相对价格出错，所谓“药价虚高”、过度医疗、医疗服务差等，不过是准入障碍和相对价格严重歪曲下的派生物。
总结起来，医疗服务的准入和医药的相对价格是帮助搞清楚问题最关键的两个点。而解决了这些，其后的轨迹，就是行医利市大发的消息一旦传出，档不住天下英雄豪杰下定决心要破门而入——开设更多的医院和诊所，动员更多的人才学医，增加更多的医卫服务——直到行医行当的“超额利润”被平均化下来，患者因此得到优质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