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牵涉14亿中国人的话题，说起来都是话头纷纭，不止一端。房地产、教育、医疗这“新三座大山”便是如此。正因为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关乎庙堂之兴衰、黎民之生死，又是各个利益群体交战争夺的焦点所在。在民主制度成熟，利益纷争正常化博弈的美国，这些问题尚且纷纷扰扰；在转型期的中国，“三座大山”更是成了改革久攻不下的堡垒。而医疗因其关乎生命健康，更是成为了社会矛盾的火山口和公平正义的试金石。
现行的医疗体制已经“病入膏肓”，连政府都破天荒地承认“改革失败”，“医改”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然而，虽然每个人都对医疗体制诊断、把脉，得出的“病因”却截然相反、莫衷一是，开出的药方更是漫天飞舞、令人眼花缭乱。再加上医学伦理、社会公平、医患矛盾等问题交织在一起，让这个死结越缠越紧，几乎令人望而生畏。政府显然也被这种复杂性搞晕了头脑，医改方案在左右摇摆中碎步前行，几年下来却看不到一条清晰的路线。
有经济学这把利刃在手，周其仁三下五除二地拨开重重迷雾，将医改问题剖析的清清楚楚。他先把价值观问题排除在分析之外，也不管那些凌空蹈虚的“市场化之争”，更驳斥了所谓医疗业“性质特殊”的诡辩，将医改归结为一个根本问题：如何调动更多的资源进入医疗行业。政府和市场作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哪一种更有效率？
一旦拨云去雾，现行医疗体制的“尾巴”就露出来了。周其仁眼光老道地抓住了“看病难，看病贵”这一对原本不可能同时出现的矛盾。看病难，说明医疗需求强劲，看病贵则说明医疗价格居高不下，两者同时出现岂非是价格杠杆失灵？显然不是。原来，医疗服务的供给被政府准入压制住了，30年间，中国人的医疗费用增长了77倍，医院、医生、护士的数量却只有两三倍的增长，井喷的需求追逐有限的供给，能不队排长龙、因病返贫吗？政府抬高医生资格门槛，对民营医院征收高额税收，只是为了不断加固公立医院的城池，将医疗市场的暴利尽数收入囊中而已。在这种“官办合一”的医疗体制中，卫生部门既当裁判又下场给对方球员使绊子。大量的医疗资源只能游离于医疗体制之外，在法律的灰色地带生存。
而之前政府的医改却不敢朝肿瘤下刀，只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以医养药”、“非法行医”围追堵截，三令五申，然而往往出力不讨好。至于医改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呢？周其仁并没有贸然开出药方，而是翻开了《剑桥医学史》《毛泽东文集》，在历史的智慧中寻找答案。不仅如此，他还和学生一起在北京城中村小诊所调研，到风口浪尖的宿迁医改现场长夜深谈，听一位赤脚医生讲改革以来乡村医疗状况的变迁。虽然他写的智识报章专栏，但用功之程度、材料之积累却不亚于一本学术专著了。
从历史来看，除了解放后的中国之外，政府对于私人行医一直是“民不举，官不究”，即使是在全民公费医疗的英国，人民照样有选择私人诊所的权利。在解放之前，私人行医用很低的费用建立了一个覆盖城乡、层级丰富的医疗网络，尽管无法扫到一些穷乡僻壤，尽管一些地方只能供得起装神弄鬼的“巫医”，但却显示出市场在配置医疗资源方面的能力。反观解放后的中国，政府将一切医疗资源收归国有，计划分配，却先是重城轻乡，卫生部成了“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领袖的雷霆震怒之后，卫生路线又“矫枉过正”，大批城市卫生工作者被下放到农村，中国的医学事业发展一耽误就是十几年。改革以来，卫生部门一边捏紧医疗供给的口子，一边对于公立医院“只给政策不给钱”，使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闹得民怨沸腾。
由此可见，单靠政府一手包办，“一只手无论如何也摁不住10只跳蚤”，行政计划在调动医疗资源方面往往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而且效率低下，只有放开医疗市场准入、政府退守到卫生防疫等基本领域才是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