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与经济学

独角兽绘本 2008-10-12 0赞

如果不是自利在我们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就会停止　　　　　　　　　　　　　　　　　　　　　　　　　　　　　　　　　　。

伦理学与经济学

aidaxd 2007-03-18 6赞

《伦理学与经济学》开篇论述了经济学的两个不寻常之处。一是经济学所关注的应该是真实的人；二是现代经济学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矛盾。事实上，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伦理学的分支。关于这一点，森给出了一些具体事实作为判断经济学本质的传统实例。
接着，森指出经济学存在两个根源。一个根源是伦理学，另外一个是“工程学”。随着现代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传统经济学的两个不同根源受到了不同的待遇。“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的工程学的方法论不断被固化和加强，呈现出强势的一面；而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自斯密的《国富论》之后的200多年里，被严重淡化。现代经济学家对待两个不同根源的畸轻畸重，造成了现代经济学内部两个根源的隔阂，从而进一步离间了经济学和伦理学。
尽管“工程学”方法论的发展对于推动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莫大的贡献，但是经济学对伦理学方法论的疏离导致了现代经济学的两个中心问题：“伦理相关的动机观”以及“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的判断准则与现实中的人及人的现实行为的巨大偏差。然而在开篇之初，森就指出了，经济学所关注的应当是真实的人。
全书的重点在于，森指出了现代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隔阂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一个是由于把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导致现代经济学的贫困化；另一个后果是严重削弱了福利经济学自身，使其研究范围变得狭窄，并使其分析缺乏说服力。森卓越了论证了现代经济学的两个中心问题是如何逐步与伦理学形成隔阂，并导致了怎么样的严重后果，在此基础上，森还进一步提出，经济学应当与伦理学建立更加紧密地结合，不仅会使得伦理学的研究大受裨益，对于现代经济学自身“可以期望得到的回报是相当大的”。

伦理学与经济学

Aphrodite 2014-08-17 3赞

近期，张维迎和林毅夫关于“市场需要政府协调吗？”的激辩引起了广泛关注。张维迎谈到：“我们现在很多经济学分析政策的标准是功利主义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只从经济发展、效率的角度评价所有的政策，人有一些基本的权利不能以任何的理由去剥夺它。”从这句话里我读出了两点：一、经济学不能过度抛弃伦理学。二、牵涉到价值判断时，经济学者须以“人文关怀”作为基础。

事实上，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伦理学的分支。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前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所做出的反应，与政治伦理的扭转相一致。

然而，现代经济学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越来越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矛盾。阿玛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指出，现代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隔阂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对人类行为的狭隘化导致现代经济学的贫困化；二是严重削弱了福利经济学自身，使其研究范围变得狭窄，并使其分析缺乏说服力。

森认为，预测经济学能够回避伦理学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对人类行为的假设，即至少在经济活动中人类行为被近似地看作自利最大化。而如果利益被解释为效用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帕累托最优——用个人效用来定义——不仅不是总体社会最优的充分条件，甚至必要条件也不是。

功利主义提供了一个有系统偏差的福利观，未能区别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福利。就一个人而言，可以有四种不同的相关信息，分别是“福利成就”，“福利自由”，“主观能动成就”和“主观能动自由”。
但是在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格式中，这种多元性通过下面一个双重过程被还原成一元:
1.认为自由仅仅只有工具价值（因此，最终只计算成就）
2.假定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唯一地来源于他对自利的追求（因此，主观能动没有任何独立的作用）。

120万人口的江西新余曾经最大的新余钢厂医院是上海杨浦区中心医院整体搬迁的，近300公里的路程在那时一天一夜都到不了，国家一声号令整个医院连桌子椅子都搬了过来。这种主观能动的发挥肯定不能解释成人们对自利地追求，显然，大费周章，抛家弃子，背井离乡，并非一种个人自利的行为。

森直接给出了结论：
福利并不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效用并不能充分地代表福利。

一种不是简单地建立在偏好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客观”环境之上的福利观（例如一个人的功能成就）就有可能破坏自利选择的简单性。选择有可能脱离偏好，更容易脱离不以偏好为基础的福利概念。

如果资源的初始分配对于已经选定的福利主义目标来说是合理的话，那么就可以用“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来证明自利行为是正当的。而事实是，要计算实现帕累托最优所要求的资源初始分配，就需要获得相应的市场信息，而由于私人没有披露这些信息的激励，因此要得到这些信息是非常困难的。由于在信息方面、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困难，“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的实际应用意义非常有限。

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必须经常留意并思索自己形成判断所依据的价值标准。当有经济学者提出“市场功能导至供需平衡”时属于“事实层面”分析；但如果提出“市场应该扮演更重要角色”这样的命题时，就牵涉到价值判断，属于“规范层面”分析。

    一旦牵涉到“规范层面”分析，经济学者就必须使用某种价值标准。如果一个政策能使得所有人受益，那是属于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不需要提出很明确的价值标准，大家就能支持这样的政策。如果一个政策使某群人受益，但伤害了另一群人，牵涉到人际比较（interpersonal comparison），经济学者就必须对这些不同的群体分别赋予“权重”，衡量受损方与得益方之损益，再判断对社会整体是否有益。这时采用的“权重”就是我所说的“形成判断所依据的价值标准”。

    我们可以应用“帕累托判断标准”（Pareto criterion）来衡量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efficiency），甚少争论。但是只要牵涉到有关“公平”（equity）或“分配正义” （distributive justice），就不存在能为所有学者都接受的价值标准。古典经济学家曾经采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相当于赋予每个人同样的 “权重”，把个人效用直接加总当成社会福利，而公共政策就在于求取社会福利的最大。它的特色是强调每个人，无论贫富，在社会福利衡量中均有其权重，但也难以说服所有经济学者。批评者认为不同个体之间的效用不好比较，难以加总，而且功利主义主张所得分配的完全均等也会抹杀个人工作的诱因。

    在社会选择理论与福利经济学中，对公共政策目标存在各种看法，其实就代表对不同群体选取各种的“权重”。像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其实就会对未来可能较低所得的群体给予较高的权重。当然，这也引发各种批评。也有学者像诺奇克（Robert Nozick）提出要重视程序的公平与机会的平等，而不重视结果的公平。

    作为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在价值判断上至少要避免落入某些利益团体的观点，或只为某些特定群体争取利益。这点做起来并不容易，必须以“人文关怀”的善心与“统观全局”的视野作为基础。所以，一位好的经济学者也要多体察各阶层人民生活，多涉猎社会、政治、历史等人文社会学科。更重要的是，应该经常诚实地检视：“自己形成判断所依据的价值标准是什么？”

当几个价值目标同时存在时，一种行为会相对于某一价值目标具有较多的价值，而相对于另一价值目标具有较少的价值。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有三个：第一，检察适当的“交易”，并决定关于一个选择性目标组合的平衡是否优于另外一个。这一方法要求，必须在进行决策之前解决（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问题。这样就有可能遗留下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冲突没有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应该做什么？

    与“平衡的完备排序”相反，第二种方法会留下两个未被排序的选择机会。这一方法不会苛求一个完备排序，允许多元评价中出现部分排序的不完备性（阿玛蒂亚•森1970a,1985a）。

第三种方法则既承认一个备择相对于另一个备择的优势，也承认另一备择相对于这一备择的优势，因此，这一方法无法回避同时都具有约束力的准则之间的冲突。承认“不一致性”的判断是不受经济学家和大多数哲学家欢迎的，然而，这种不一致性并不能否定第三种方法，因为“一致性”的可行性和必然性本身都是有待辨明的（阿玛蒂亚森1967b,1984c）使这一方法得以成立的唯一可能性是所接受的两个潜在冲突的总体判断准则之间有一个重叠域。如阿伽门农的困境，无论一个人采取哪一种判断准则，这一问题都不可能通过简单地要求阿伽门农应该在行动之前就将其偏好排序梳理成形而得以解决。

接受有冲突的总体判断准则并非意味着违反理性选择，例如布利丹的蠢驴（Buridan's ass）面对两个大干草堆，由于不能决定哪一个干草堆更好而死于饥饿。所以，选择两个干草堆中的任何一个都只能被认为是部分有理的。理性的公共决策也不得不做出这种仅仅被认为是部分有理的选择。

在社会选择理论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分析框架中，已经在许多不同的方面涉及了多元评价问题，包括规范性评价问题。阿罗（1951a）中就承认了这种多元性。社会选择理论的文献更是充满了各种“不可能定理”、实证可能性结果（positive possibility results）以及与多元性密切相关的结构描述定理。（constructive characterization theorems）

阿罗、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年诺贝尔奖得主）和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等诸位大师在社会选择与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著作非常值得一读。

系统异常•良心钱

軍持 2009-10-25 3赞

[本文是为《财经界管理学家》杂志撰写的专栏文章]

    管理确实是个妙不可言的词。武断地下个宽泛的定义：它代指判断、决策，继而实施控制的一切行为。联合国协调与管理国际事务，警察机构管理公共安全，谍报机关管理国家安全，个人管理属于自己的时间和财产……简言之，管理的对象大致可以用系统来概括。而管理的目的，粗略地讲，除了维持正常的秩序、延续发展的神话，最头疼、最具戏剧性的是处理系统异常，正如电影《The Matrix》（国内习惯的译名是《黑客帝国》）所描述的那样惊心动魄。
    系统异常的直接表现，往往是违背甚至扰乱正常的秩序。系统中发生异常表现的个体，其动机大约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寻求答案：要么倾向于寻求满足自己的主观能动，要么他侧重于谋求属于个体的福利——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管理者更加倾向于相信人都是自私的——如果自利(Self-interest)是每个人作出行为选择的唯一准则，那就好办得多了——给拉磨的驴子前面挂根胡萝卜谁不会？
    阿马蒂亚•森(Amartya Kumar Sen)有力地批驳了这种倾向。这位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他已成为名著的《伦理学与经济学》（On Ethics and Economics）中，将这种“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格式”的倾向精确地归纳为“1、认为自由仅仅只具有工具价值（因此，最终只计算成就）；2、假定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惟一地来源于他对自利的追求（因此，主观能动性没有任何独立的作用）”，而这么做的实质，是企图将多元性还原成一元，接下来就可以方便地建立模型继而建立理论框架了——在《黑客帝国》里，先知是这么告诉尼欧的：人不能预测自己无法理解的选择。从经济学不再是伦理学的分支那天气，大多数经济学家就一直试图预测并成为主流经济的引导者，而不是满足于充当为实际发生的一切寻找理论依据的角色。
    经验告诉管理者们，必须秉承“预防为主”的方针。预防的上策是杜绝系统异常发生的土壤。著名的秦淮河就是这样被开凿的：传说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望气者发现金陵有天子气，而始皇帝是准备传天下于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的，这个“天子气”非扼杀不可——于是不惜工本地“凿方山，断垄为渎入江，故曰秦淮。”（见《洪武京城图志》）稍下一等的策略是杜塞异常发生的途径，亦即建立严格的秩序。吴元年十二月，《律令直解》编成，朱元璋“览其书而喜曰：‘吾民可以寡过矣！’”（《明史•刑法志》）——有为的君主们都很清楚预防措施的重要性。以上御下，管理之谓也。习惯上认为先秦黄老学说无为的主旨是一种哲学思想，很少有人知道该学说原本就是帝王之术——按照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说法，道家学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算得上是最古老的国家管理学（关于这一点的详细阐述，可参看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

    然而系统异常不可避免，必然会发生。系统的平衡总会被打破——可能是悄悄滋生了异常，更可能是在平衡状态向另一个平衡状态过渡的过程中，短暂的失衡催生了异常——发展是个值得永远去追求、去实现的神话——不仅企业家如此，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发展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永恒的主题——鉴于这种情况，除了神话，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汇来形容。
    面对异常，国家机器通常采用政策和法律手段来应对，企业则寻求自己的管理手段。《黑客帝国》中，功能被替代的程序面临着被删除的风险时，人格化了的程序通常选择逃亡——安全是最基本的生存准则。
    从管理者的角度看，异常这东西如同系统中的Bug，十足可恨，它阻碍了发展（比如经济建设的中心）；从异常的个体角度看，他有其迫不得已的理由——除非放弃自我，无论是理想/原则/个性，还是利益。顺便举个极端的例子，证明一下阿马蒂亚的正确性：对于自杀式恐怖袭击者而言，他关注的只是信念，他不需要晓以利害，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以及自己会失去什么——坚持自利原则的经济学家对此束手无策。更为要命的是，这种异常甚至事先没有征兆，并且超出管理者的理解能力——套用先知的话：人不能预测自己无法理解的选择，更无法预测自己无法理解的他人的选择。

    当然，自利准则倒通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管理者们的行为。比如说，当有限的资金在治理污水排放和生产投入之间面临选择时，多家跨国公司被曝光违反了中国的水污染控制法规；几年前也曾亲眼看到某民族产业的汽车制造商闲置了已经仅具象征性的污水处理设备——它在环评时开动过一次——污水不经处理每天直接向长江排放。
    曾经在一家私营企业的墙上看到这样的标语：“安全是天，质量是地，创新是源，成本是本。” 我猜想能够把安全置于首要地位的管理者，一定经过了彻悟。实际上我所见过的企业，鲜有将安全真正放到头等地位的。倒是经常走过粉尘弥漫、噪声刺耳的车间，而里面的工人没有使用任何防护用品。耳闻一家制造并安装中央空调的企业，据说平均每年有一名安装工人死于高空坠落。另外一个异常的事例则体现了自利原则：一家企业的冲压工段员工集体跳槽，我在车间看到一群工程师在赶制紧急订单，询问得到的原因令人吃惊：仅仅因为工资比该公司高了每人每月50元，这个工段的员工集体去了同一个开发区的另一家工厂。
    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阐述了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准则：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当且仅当不减少他人的效用就无法增加任何一个人的效用时，这种社会状态就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如果不分享富人的奢侈荣华，穷人就无法快乐自在，那么，随着一些人的极度贫困和另一些人的极度奢侈，这种社会状态也可以称之为帕累托最优。”
    与阿马蒂亚•森的睿智、缜密相反，维维亚娜•弗雷斯特尔的《经济恐怖》（L'Horreur économique, Viviane Forrester）则自始至终弥漫着呛人的愤青气味。该书陈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被人们颠三倒四地曲解为‘职业’的工作，的确创造了西方的文明，而且这一文明正在主导着世界。” 弗雷斯特尔强调：工作是个高明的圈套，失业则纯粹是个政治操作范畴的概念。问题是：当别人已经从工作获得福利，谁可以不凭借工作还能保持一个社会人的生存和体面？让我们继续沿用阿马蒂亚•森的人这一概念基本的和不可约减的“二元性”：在环境的影响下，建立目标、承担义务、实现价值等的主观能动方面能力愈发薄弱，福利方面考虑的成分必然就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何况，“笑贫不笑娼”已经几乎成为这个环境的缩写。
    当伦理底线一再后退，地下经济学的研究本该顺理成章地升为热门。不用分析遍布全国几乎所有城镇的洗浴业的现金流通量，只说一个细微的事例：因为工作的缘故频繁往返于苏沪之间，苏州站的短途售票厅窗口几乎很难买到一小时内的上海票。有一位职业黄牛票贩老太太，多年来一直守在火车站前广场一角，风雨无阻地供应即刻的苏州至上海车票。最近老太太不再出现。随便问了问出租车司机，回答说刚被抓了，她家有两套别墅。

伦理学与经济学

aidaxd 2007-03-18 6

《伦理学与经济学》开篇论述了经济学的两个不寻常之处。一是经济学所关注的应该是真实的人；二是现代经济学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矛盾。事实上，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伦理学的分支。关于这一点，森给出了一些具体事实作为判断经济学本质的传统实例。
接着，森指出经济学存在两个根源。一个根源是伦理学，另外一个是“工程学”。随着现代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传统经济学的两个不同根源受到了不同的待遇。“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的工程学的方法论不断被固化和加强，呈现出强势的一面；而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自斯密的《国富论》之后的200多年里，被严重淡化。现代经济学家对待两个不同根源的畸轻畸重，造成了现代经济学内部两个根源的隔阂，从而进一步离间了经济学和伦理学。
尽管“工程学”方法论的发展对于推动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莫大的贡献，但是经济学对伦理学方法论的疏离导致了现代经济学的两个中心问题：“伦理相关的动机观”以及“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的判断准则与现实中的人及人的现实行为的巨大偏差。然而在开篇之初，森就指出了，经济学所关注的应当是真实的人。
全书的重点在于，森指出了现代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隔阂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一个是由于把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导致现代经济学的贫困化；另一个后果是严重削弱了福利经济学自身，使其研究范围变得狭窄，并使其分析缺乏说服力。森卓越了论证了现代经济学的两个中心问题是如何逐步与伦理学形成隔阂，并导致了怎么样的严重后果，在此基础上，森还进一步提出，经济学应当与伦理学建立更加紧密地结合，不仅会使得伦理学的研究大受裨益，对于现代经济学自身“可以期望得到的回报是相当大的”。

伦理学与经济学

Aphrodite 2014-08-17 3

近期，张维迎和林毅夫关于“市场需要政府协调吗？”的激辩引起了广泛关注。张维迎谈到：“我们现在很多经济学分析政策的标准是功利主义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只从经济发展、效率的角度评价所有的政策，人有一些基本的权利不能以任何的理由去剥夺它。”从这句话里我读出了两点：一、经济学不能过度抛弃伦理学。二、牵涉到价值判断时，经济学者须以“人文关怀”作为基础。

事实上，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伦理学的分支。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前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所做出的反应，与政治伦理的扭转相一致。

然而，现代经济学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越来越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矛盾。阿玛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指出，现代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隔阂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对人类行为的狭隘化导致现代经济学的贫困化；二是严重削弱了福利经济学自身，使其研究范围变得狭窄，并使其分析缺乏说服力。

森认为，预测经济学能够回避伦理学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对人类行为的假设，即至少在经济活动中人类行为被近似地看作自利最大化。而如果利益被解释为效用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帕累托最优——用个人效用来定义——不仅不是总体社会最优的充分条件，甚至必要条件也不是。

功利主义提供了一个有系统偏差的福利观，未能区别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福利。就一个人而言，可以有四种不同的相关信息，分别是“福利成就”，“福利自由”，“主观能动成就”和“主观能动自由”。
但是在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格式中，这种多元性通过下面一个双重过程被还原成一元:
1.认为自由仅仅只有工具价值（因此，最终只计算成就）
2.假定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唯一地来源于他对自利的追求（因此，主观能动没有任何独立的作用）。

120万人口的江西新余曾经最大的新余钢厂医院是上海杨浦区中心医院整体搬迁的，近300公里的路程在那时一天一夜都到不了，国家一声号令整个医院连桌子椅子都搬了过来。这种主观能动的发挥肯定不能解释成人们对自利地追求，显然，大费周章，抛家弃子，背井离乡，并非一种个人自利的行为。

森直接给出了结论：
福利并不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效用并不能充分地代表福利。

一种不是简单地建立在偏好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客观”环境之上的福利观（例如一个人的功能成就）就有可能破坏自利选择的简单性。选择有可能脱离偏好，更容易脱离不以偏好为基础的福利概念。

如果资源的初始分配对于已经选定的福利主义目标来说是合理的话，那么就可以用“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来证明自利行为是正当的。而事实是，要计算实现帕累托最优所要求的资源初始分配，就需要获得相应的市场信息，而由于私人没有披露这些信息的激励，因此要得到这些信息是非常困难的。由于在信息方面、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困难，“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的实际应用意义非常有限。

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必须经常留意并思索自己形成判断所依据的价值标准。当有经济学者提出“市场功能导至供需平衡”时属于“事实层面”分析；但如果提出“市场应该扮演更重要角色”这样的命题时，就牵涉到价值判断，属于“规范层面”分析。

    一旦牵涉到“规范层面”分析，经济学者就必须使用某种价值标准。如果一个政策能使得所有人受益，那是属于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不需要提出很明确的价值标准，大家就能支持这样的政策。如果一个政策使某群人受益，但伤害了另一群人，牵涉到人际比较（interpersonal comparison），经济学者就必须对这些不同的群体分别赋予“权重”，衡量受损方与得益方之损益，再判断对社会整体是否有益。这时采用的“权重”就是我所说的“形成判断所依据的价值标准”。

    我们可以应用“帕累托判断标准”（Pareto criterion）来衡量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efficiency），甚少争论。但是只要牵涉到有关“公平”（equity）或“分配正义” （distributive justice），就不存在能为所有学者都接受的价值标准。古典经济学家曾经采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相当于赋予每个人同样的 “权重”，把个人效用直接加总当成社会福利，而公共政策就在于求取社会福利的最大。它的特色是强调每个人，无论贫富，在社会福利衡量中均有其权重，但也难以说服所有经济学者。批评者认为不同个体之间的效用不好比较，难以加总，而且功利主义主张所得分配的完全均等也会抹杀个人工作的诱因。

    在社会选择理论与福利经济学中，对公共政策目标存在各种看法，其实就代表对不同群体选取各种的“权重”。像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其实就会对未来可能较低所得的群体给予较高的权重。当然，这也引发各种批评。也有学者像诺奇克（Robert Nozick）提出要重视程序的公平与机会的平等，而不重视结果的公平。

    作为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在价值判断上至少要避免落入某些利益团体的观点，或只为某些特定群体争取利益。这点做起来并不容易，必须以“人文关怀”的善心与“统观全局”的视野作为基础。所以，一位好的经济学者也要多体察各阶层人民生活，多涉猎社会、政治、历史等人文社会学科。更重要的是，应该经常诚实地检视：“自己形成判断所依据的价值标准是什么？”

当几个价值目标同时存在时，一种行为会相对于某一价值目标具有较多的价值，而相对于另一价值目标具有较少的价值。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有三个：第一，检察适当的“交易”，并决定关于一个选择性目标组合的平衡是否优于另外一个。这一方法要求，必须在进行决策之前解决（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问题。这样就有可能遗留下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冲突没有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应该做什么？

    与“平衡的完备排序”相反，第二种方法会留下两个未被排序的选择机会。这一方法不会苛求一个完备排序，允许多元评价中出现部分排序的不完备性（阿玛蒂亚•森1970a,1985a）。

第三种方法则既承认一个备择相对于另一个备择的优势，也承认另一备择相对于这一备择的优势，因此，这一方法无法回避同时都具有约束力的准则之间的冲突。承认“不一致性”的判断是不受经济学家和大多数哲学家欢迎的，然而，这种不一致性并不能否定第三种方法，因为“一致性”的可行性和必然性本身都是有待辨明的（阿玛蒂亚森1967b,1984c）使这一方法得以成立的唯一可能性是所接受的两个潜在冲突的总体判断准则之间有一个重叠域。如阿伽门农的困境，无论一个人采取哪一种判断准则，这一问题都不可能通过简单地要求阿伽门农应该在行动之前就将其偏好排序梳理成形而得以解决。

接受有冲突的总体判断准则并非意味着违反理性选择，例如布利丹的蠢驴（Buridan's ass）面对两个大干草堆，由于不能决定哪一个干草堆更好而死于饥饿。所以，选择两个干草堆中的任何一个都只能被认为是部分有理的。理性的公共决策也不得不做出这种仅仅被认为是部分有理的选择。

在社会选择理论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分析框架中，已经在许多不同的方面涉及了多元评价问题，包括规范性评价问题。阿罗（1951a）中就承认了这种多元性。社会选择理论的文献更是充满了各种“不可能定理”、实证可能性结果（positive possibility results）以及与多元性密切相关的结构描述定理。（constructive characterization theorems）

阿罗、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年诺贝尔奖得主）和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等诸位大师在社会选择与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著作非常值得一读。

系统异常•良心钱

軍持 2009-10-25 3

[本文是为《财经界管理学家》杂志撰写的专栏文章]

    管理确实是个妙不可言的词。武断地下个宽泛的定义：它代指判断、决策，继而实施控制的一切行为。联合国协调与管理国际事务，警察机构管理公共安全，谍报机关管理国家安全，个人管理属于自己的时间和财产……简言之，管理的对象大致可以用系统来概括。而管理的目的，粗略地讲，除了维持正常的秩序、延续发展的神话，最头疼、最具戏剧性的是处理系统异常，正如电影《The Matrix》（国内习惯的译名是《黑客帝国》）所描述的那样惊心动魄。
    系统异常的直接表现，往往是违背甚至扰乱正常的秩序。系统中发生异常表现的个体，其动机大约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寻求答案：要么倾向于寻求满足自己的主观能动，要么他侧重于谋求属于个体的福利——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管理者更加倾向于相信人都是自私的——如果自利(Self-interest)是每个人作出行为选择的唯一准则，那就好办得多了——给拉磨的驴子前面挂根胡萝卜谁不会？
    阿马蒂亚•森(Amartya Kumar Sen)有力地批驳了这种倾向。这位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他已成为名著的《伦理学与经济学》（On Ethics and Economics）中，将这种“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格式”的倾向精确地归纳为“1、认为自由仅仅只具有工具价值（因此，最终只计算成就）；2、假定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惟一地来源于他对自利的追求（因此，主观能动性没有任何独立的作用）”，而这么做的实质，是企图将多元性还原成一元，接下来就可以方便地建立模型继而建立理论框架了——在《黑客帝国》里，先知是这么告诉尼欧的：人不能预测自己无法理解的选择。从经济学不再是伦理学的分支那天气，大多数经济学家就一直试图预测并成为主流经济的引导者，而不是满足于充当为实际发生的一切寻找理论依据的角色。
    经验告诉管理者们，必须秉承“预防为主”的方针。预防的上策是杜绝系统异常发生的土壤。著名的秦淮河就是这样被开凿的：传说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望气者发现金陵有天子气，而始皇帝是准备传天下于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的，这个“天子气”非扼杀不可——于是不惜工本地“凿方山，断垄为渎入江，故曰秦淮。”（见《洪武京城图志》）稍下一等的策略是杜塞异常发生的途径，亦即建立严格的秩序。吴元年十二月，《律令直解》编成，朱元璋“览其书而喜曰：‘吾民可以寡过矣！’”（《明史•刑法志》）——有为的君主们都很清楚预防措施的重要性。以上御下，管理之谓也。习惯上认为先秦黄老学说无为的主旨是一种哲学思想，很少有人知道该学说原本就是帝王之术——按照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说法，道家学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算得上是最古老的国家管理学（关于这一点的详细阐述，可参看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

    然而系统异常不可避免，必然会发生。系统的平衡总会被打破——可能是悄悄滋生了异常，更可能是在平衡状态向另一个平衡状态过渡的过程中，短暂的失衡催生了异常——发展是个值得永远去追求、去实现的神话——不仅企业家如此，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发展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永恒的主题——鉴于这种情况，除了神话，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汇来形容。
    面对异常，国家机器通常采用政策和法律手段来应对，企业则寻求自己的管理手段。《黑客帝国》中，功能被替代的程序面临着被删除的风险时，人格化了的程序通常选择逃亡——安全是最基本的生存准则。
    从管理者的角度看，异常这东西如同系统中的Bug，十足可恨，它阻碍了发展（比如经济建设的中心）；从异常的个体角度看，他有其迫不得已的理由——除非放弃自我，无论是理想/原则/个性，还是利益。顺便举个极端的例子，证明一下阿马蒂亚的正确性：对于自杀式恐怖袭击者而言，他关注的只是信念，他不需要晓以利害，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以及自己会失去什么——坚持自利原则的经济学家对此束手无策。更为要命的是，这种异常甚至事先没有征兆，并且超出管理者的理解能力——套用先知的话：人不能预测自己无法理解的选择，更无法预测自己无法理解的他人的选择。

    当然，自利准则倒通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管理者们的行为。比如说，当有限的资金在治理污水排放和生产投入之间面临选择时，多家跨国公司被曝光违反了中国的水污染控制法规；几年前也曾亲眼看到某民族产业的汽车制造商闲置了已经仅具象征性的污水处理设备——它在环评时开动过一次——污水不经处理每天直接向长江排放。
    曾经在一家私营企业的墙上看到这样的标语：“安全是天，质量是地，创新是源，成本是本。” 我猜想能够把安全置于首要地位的管理者，一定经过了彻悟。实际上我所见过的企业，鲜有将安全真正放到头等地位的。倒是经常走过粉尘弥漫、噪声刺耳的车间，而里面的工人没有使用任何防护用品。耳闻一家制造并安装中央空调的企业，据说平均每年有一名安装工人死于高空坠落。另外一个异常的事例则体现了自利原则：一家企业的冲压工段员工集体跳槽，我在车间看到一群工程师在赶制紧急订单，询问得到的原因令人吃惊：仅仅因为工资比该公司高了每人每月50元，这个工段的员工集体去了同一个开发区的另一家工厂。
    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阐述了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准则：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当且仅当不减少他人的效用就无法增加任何一个人的效用时，这种社会状态就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如果不分享富人的奢侈荣华，穷人就无法快乐自在，那么，随着一些人的极度贫困和另一些人的极度奢侈，这种社会状态也可以称之为帕累托最优。”
    与阿马蒂亚•森的睿智、缜密相反，维维亚娜•弗雷斯特尔的《经济恐怖》（L'Horreur économique, Viviane Forrester）则自始至终弥漫着呛人的愤青气味。该书陈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被人们颠三倒四地曲解为‘职业’的工作，的确创造了西方的文明，而且这一文明正在主导着世界。” 弗雷斯特尔强调：工作是个高明的圈套，失业则纯粹是个政治操作范畴的概念。问题是：当别人已经从工作获得福利，谁可以不凭借工作还能保持一个社会人的生存和体面？让我们继续沿用阿马蒂亚•森的人这一概念基本的和不可约减的“二元性”：在环境的影响下，建立目标、承担义务、实现价值等的主观能动方面能力愈发薄弱，福利方面考虑的成分必然就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何况，“笑贫不笑娼”已经几乎成为这个环境的缩写。
    当伦理底线一再后退，地下经济学的研究本该顺理成章地升为热门。不用分析遍布全国几乎所有城镇的洗浴业的现金流通量，只说一个细微的事例：因为工作的缘故频繁往返于苏沪之间，苏州站的短途售票厅窗口几乎很难买到一小时内的上海票。有一位职业黄牛票贩老太太，多年来一直守在火车站前广场一角，风雨无阻地供应即刻的苏州至上海车票。最近老太太不再出现。随便问了问出租车司机，回答说刚被抓了，她家有两套别墅。

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

独角兽绘本 2008-10-12 0

如果不是自利在我们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就会停止　　　　　　　　　　　　　　　　　　　　　　　　　　　　　　　　　　。

伦理学与经济学

推荐文章

猜你喜欢

附近的人在看

推荐阅读

拓展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