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

内容简介：

社會學大師高夫曼的寫作以公眾為對象，而不局限於學院人士。《精神病院》這本富含人性關懷的扛鼎之作，不僅蘊藏豐富的洞察力及深具啟發性的概念，更具體詮釋何謂「公共社會學」的力量——掀起全美去機構化的風潮，說服政府官僚們同意讓社區重新擁抱「精神病患」。《精神病院》出版迄今超過五十年，早已經跨出了社會學而進入其他各個領域，可說是歷久彌新。環視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各式各樣的全控機構不減反增，高夫曼的睿智揭露，將再次引領我們透視各種被遮蔽的隱藏世界。

本書由四篇論文組成。第一章〈論全控機構的特質〉，針對機構中的社會生活進行總體考察，大幅引用了兩個例子——精神病院和監獄。本章說明其餘章節將仔細發展的課題，也指出這些課題在整體討論中的位置。第二章〈精神病患的道德生涯〉，針對尚未成為被收容者的人，考察「機構化」對於他們所擁有的社會關係產生了哪些初步影響。第三章〈公共機構的地下生活〉，關注人們期待被收容者對一個銅牆鐵壁的「家」表現出什麼樣的依戀，也考察了被收容者透過什麼方式讓自己和這些期待保持某些距離。第四章〈醫療模式與精神收容〉，則回到機構人員身上，以精神病院為例，來考察醫療觀點在向被收容者呈現其處境時所扮演的角色。

作者简介：

高夫曼（Erving Goffman），當代美國社會學大師。1922年生於加拿大愛博他省（Alberta）的曼維爾市（Manville），1953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及賓州大學。1982年獲選為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高夫曼曾是全球薪水最高的社會學教授，但一生不立學派、不願接受訪問，甚至連照片都極少。在量化分析大行其道、鉅型理論稱霸的年代，他的身影穿梭在小島、精神病院、賭場等地，一步步探索從沒人認為重要的「面對面互動」領域，讓這個新的視野誕生、開展，以致影響後世甚巨。著作包括《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1959）、《精神病院》（Asylums, 1961）、《相遇》（Encounter, 1961）、《公共場所的行為》（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1963）、《污名》（Stigma, 1963）、《互動儀式》（Interaction Ritual, 1967）、《策略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 1969）、《公共場合的關係》（Relations in Public, 1971）、《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 1974）、《性別廣告》（Gender Advertisements, 1976）、《談話的形式》（Forms of Talk, 1981）。

目录：

推薦序：歷久彌新的《精神病院》／陳嘉新

推薦序：這些年，全控機構只增不減，我們察覺了嗎？／陳惠敏

序

導論

論全控機構的特質

精神病患的道德生涯

公共機構的地下生活：一間精神病院中的各種生存之道

醫療模式與精神收容：一些關於修補式行業變遷的筆記

註釋

【精彩試讀】

第二部 醫院的地下生活

資源

現在我要另外說明的是，被病患拿來當成次級調適的資源和材料。

Ⅰ

首先我所要提到的是代用品／權宜之計（make-do）的盛行。在每個社會機構中，參與者使用可取得的物品的方式及其目標，並不是官方所樂見的，因此更動了為這些人計畫好的各種生活條件。其中涉及的，可能是具體改造一個物品，或只是不正當的使用脈絡，而兩者都為魯賓遜漂流記式的主題提供了簡單的例證。監獄裡有一些明顯的例子，包括把湯匙鎚製成一把小刀、把墨汁從《生活》雜誌裡榨出來、把習作簿拿來當成賭注條、用各種方法點燃香煙—比如從電燈插座、手工鐵盒、拆成四段的火柴引出火花。雖然這種轉變過程是許多複雜實作的基礎，但當實作者不涉及他人的時候（除非是學習或教導這方面的技術），也就是當實作者自己消耗他生產的東西的時候，這種過程才最為明顯可見。

在中央醫院裡許多簡單的代用品，是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允許的。例如，病患往往把直立式的暖爐拿來烘烤他們自己剛在浴室的洗手台洗完的衣物，這構成了一道私人的、原本只有機構在乎的洗衣循環。在有硬板凳的病房裡，有時當他們躺著的時候，會把捲起來的報紙擱在脖子和木頭板凳中間。有時他們會用同樣的方式捲起大衣和毛巾。住過其他收容機構的病人，在這個情形之下會使用更有效的物品：鞋子。在病房之間的移送過程中，病人有時會把私人物品裝在枕頭套裡，再把枕頭套上端打個結，而在某些監獄裡，這種做法算是半正式的。有些面臨老化的病患幸運地擁有私人臥房，他們可能會把一條毛巾墊在洗手台底下，把洗手台改造成一個書桌，那條毛巾就可以用來保護雙腳，以免接觸冰冷的地板。假使有些較老的病患不情願或者不方便移動，有時候就會運用策略去規避如廁的任務：在病房裡，他們會在蒸汽式的暖爐上小便，這樣便不會留下太多擦不掉的痕跡；在每週兩次到理髮師那邊剃鬍子時，他們會趁病房人員不注意，把毛巾桶當成尿壺使用。在後段病房，各個年齡層的病人，有時會隨手拿著紙杯，把它們當成痰盂和煙灰缸，因為與其制止他們吐痰或是抽煙，病房人員有時更在乎地板的整潔。

在全控機構裡，這些代用品的焦點往往會聚集在某些特定的範圍。其中之一便是個人的打扮—透過各種手段伎倆，以合宜的面貌呈現給別人。比如，據說修女會把黑色圍裙披掛在窗戶玻璃的後面，就變成一面鏡子—修女可以用這面鏡子來進行平常被禁止的自我檢查、修正及認可。在中央醫院裡，衛生紙有時候會被「妥善處理」（organized）；它們會被整齊地撕下來、疊好，然後讓人攜帶在身上。講究整潔的病人會辯解這樣一來衛生紙便會變成好抽取的「舒潔」。同樣地，在炎夏的幾個月裡，一些男性病患也會把醫院分發的卡其褲整齊地裁剪成夏季短褲。

Ⅱ

以上所提到這些簡單代用品的特色是，一個人不需要投入場所的正式環境中，就可以運用它們。以下我要說明的這套操作方式，在機構的正當環境中，多少意味著更多的活力。可以維持正當活動的精神，但有時候會超過它們所被要求的程度。我們看到的是延伸和應用一些原本被拿來獲得正當滿足感的既有資源；或是為了私人的目標，利用整套例行的官方活動。在此我所要闡明的是「搬弄」體制（"working" the system）。

在中央醫院裡，或許搬弄體系最基本的方式，展現在後段病房裡那些一直不斷稱病、拒絕遵守紀律的病人身上。他們這樣做，顯然是為了吸引病房人員或是醫生的注意，這樣一來就可以與他們產生社會互動，不論這樣的互動是多麼紀律嚴明。

然而，醫院裡大多數搬弄體系的技巧，似乎都和精神疾病沒有密切的關連。有的技巧是一整套和取得食物有關的精巧操作模式。舉例來說，在一間大自助餐廳裡，九百名男性慢性病患必須輪流用餐，有些人會攜帶自己的佐料，替自己的食物調味；他們會把裝了糖、胡椒、番茄醬的小瓶子放在夾克的口袋裡。如果咖啡是用紙杯裝，有些病人就會把裝了咖啡的杯子裝到另一個紙杯中來保護自己的手。有些日子裡有香蕉可吃，他們就會從牛奶罐裡面舀一杯牛奶，這原本是用來補充奶製品的飲食，但這時候他們就會把香蕉削成一片片，撒上一點糖，開心地吃一道「像樣的」甜點。有時候，病人會先把一些受歡迎又方便攜帶的食物（像是法蘭克香腸或是豬肝）用紙巾包起來，接著回去拿「第二份食物」，然後把〔包起來的〕第一份食物帶回病房當宵夜。有些病人會在供應牛奶的日子帶著空瓶子去填裝，也同樣會外帶一些牛奶回病房。如果想多吃一點菜單上某些特定的食物，有個伎倆就是只吃那樣東西，然後把剩餘的飯菜全部倒進便桶裡，再回去（如果被允許的話）盛滿滿的一盤飯菜。有些准假的病患會被指定在自助餐廳裡先用餐，然後在夏天晚上，把起士夾在兩片麵包中間包起來做成三明治，然後在病患餐廳外面舒適地享用，還可以買杯咖啡。准假到城裡的病人有時候更過分，會在當地的藥店購買派餅和冰淇淋。在另一個醫院較小的餐廳裡，有些病人（正確地）深怕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拿不到第二份食物，便會把盤上的肉塊拿出來夾在兩片麵包裡，留在自己的位子上，然後立刻回去排隊等第二份食物。有時候，當這些有遠見的病患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時，才發現其他的被收容者已不費吹灰之力地帶著他們留在桌上的第一份食物逃跑了。

為了更有效地搬弄體制，必須充分瞭解體制。在醫院裡面，很容易看見這些知識怎麼被運用。例如，很多准假放風的病人都知道慈善義演的戲院戲碼結束，人們魚貫湧出戲院時，大門外面可能有人會分送香煙和糖果。如果感覺戲碼無聊，有些病人就會在結束前幾分鐘到門外報到，以免和其他病患人擠人；而有些人還會設法排好幾次隊，讓整個場子比普通時候更值回票價。工作人員當然知道這些伎倆，醫院舉辦全院病患舞蹈活動的時候，遲到的人會被鎖在外面，這個措施是因為料到他們算準時間來，分明只是想要來吃個東西就走人。猶太人福利會的女工作人員在每週禮拜後提供早午餐，有個病人宣稱「只要在對的時間來，便可以錯過禮拜，拿到午餐」。另一名病人則注意到一項鮮有人知的事情，即醫院裡有一裁縫團隊專門修補衣服，他會把自己的衣服拿去給他們修改合身，然後奉上一兩包香煙或是小錢當成回饋。

時間掌握（timing）對其他搬弄體制的手法來說是很重要的。比如紅十字會捐贈的舊書和小冊子，會被卡車載到醫院廣場上的活動中心，然後圖書館經手把這些讀物分發給病人或是病房。有些熱衷閱讀的病患知道卡車確切例行停靠的地方，會到那個地方去等待，為的是拿到他們的首選讀物。有些病人知道中央病房烹調給慢性病房的地下食物在何時運送，有時會蹲在幾乎快到卡車底盤的地方，希望可以搶到桶子裡一部分的食物。另一個例子和資訊的取得有關。在大型的病患餐廳，餐點會優先供給那些年老不能動彈的病患。能夠走動的病患如果想知道當天有什麼吃的，要去自助餐廳還是從病患食堂買些三明治，就會不時地往這些病患的病房窗戶探頭，在對的時間獲悉菜單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