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30年

Just Love 2010-02-21 0

十位中国有分量的经济学家聚在一起讨论中国改革的得失，观点都很犀利。最近看到了厉以宁先生说的中国的教育经费占人均GDP的4%已经在今天上午得到实现。

小肥洋 2009-07-24 0

这本书带光盘的，里面有段内容书里删去了。有几位老师还是说的很实在的，吴敬琏、茅于轼、周其仁都提到了一些很尖锐的问题。个人认为陈志武老师讲的特别好。

★+L•+H+★ 2011-07-04 0

感觉老张编的这本书还是很不错。毕竟是国内响当当的人物，文中之观点都十分犀利富有吸引力，虽然一些不能苟同，但是对于开阔思路还是很有好处的。除个别文章需要有一些经济学的基础之外，大部分还是很好读的，可以算是吸取经济学家重要思想的小浓缩本……

么么哒 2012-11-20 0

市场市场，都在强调市场。

岚枫 2010-06-04 0

由这本书开始我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市场与计划经济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其后稍微了解了本书作者们各自的观点。但，总的来说，这一派的经济学家都是反对国进民退的，不认为有什么中国模式，对表面繁荣的中国经济有着深层次的担心。果不其然，政治体制不改，经济发展很难继续，现在这些问题已经在显现了。大概从这时开始，我稍微偏向自由派

无香 2008-08-21 0

茅于轼老师那段最好，讲了有用的实话

喻之以理 2010-10-02 0

有人说：中国的问题不是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才是问题。这本书，告诉我如何将身边的事件分类为中国的成就、问题、发展。

小猪凯 2011-10-19 0

中国的经济学家实际上没有大家想像得那么白痴,哈哈.没有读完.

Just Love 2010-02-21 0

十位中国有分量的经济学家聚在一起讨论中国改革的得失，观点都很犀利。最近看到了厉以宁先生说的中国的教育经费占人均GDP的4%已经在今天上午得到实现。

小肥洋 2009-07-24 0

这本书带光盘的，里面有段内容书里删去了。有几位老师还是说的很实在的，吴敬琏、茅于轼、周其仁都提到了一些很尖锐的问题。个人认为陈志武老师讲的特别好。

★+L•+H+★ 2011-07-04 0

感觉老张编的这本书还是很不错。毕竟是国内响当当的人物，文中之观点都十分犀利富有吸引力，虽然一些不能苟同，但是对于开阔思路还是很有好处的。除个别文章需要有一些经济学的基础之外，大部分还是很好读的，可以算是吸取经济学家重要思想的小浓缩本……

么么哒 2012-11-20 0

市场市场，都在强调市场。

岚枫 2010-06-04 0

由这本书开始我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市场与计划经济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其后稍微了解了本书作者们各自的观点。但，总的来说，这一派的经济学家都是反对国进民退的，不认为有什么中国模式，对表面繁荣的中国经济有着深层次的担心。果不其然，政治体制不改，经济发展很难继续，现在这些问题已经在显现了。大概从这时开始，我稍微偏向自由派

无香 2008-08-21 0

茅于轼老师那段最好，讲了有用的实话

喻之以理 2010-10-02 0

有人说：中国的问题不是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才是问题。这本书，告诉我如何将身边的事件分类为中国的成就、问题、发展。

小猪凯 2011-10-19 0

中国的经济学家实际上没有大家想像得那么白痴,哈哈.没有读完.

我想说两句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实践将碰到更多更严酷的问题

LimitedLife 2011-07-06 0赞

这本书的作者来自于经济学家。多为参与改革的政府智囊。对经济改革中的现实问题颇为了解。
智囊谈的内容渊博而又深刻。无论是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还是货币学派等，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影子。

在多年高速的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庞然大物，要想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必须要提高内生发展的力量。在中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二，钢铁需求45%，铜需求全球30%的情况下，再把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于世界其他国家不但经济上不现实，而且政治上也不允许。

在经济发展转向内生力量的时候，我们遇到更多的问题。与外向型经济不同，我们面对着生产、消费重叠的问题。同一个地区，既可以是生产者，也可以是消费者。没有外贸合同这种约束力很强的机制，交易成本相对较高。
如何建立内贸中的规则，建立内生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体制，是一个难上加难的课题。只要改革就有人获利也有人受损，解决交易成本必然伤害既得利益群体。

纯粹经济改革的难度很大，必须结合政治文化做出实事求是的内容。中国各省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各有千秋，一刀切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只有中央组织给政策，下级政府去执行，各地人民监督。这种方法才能合理有效。

各地政府做的怎样，看看各地的保障性住房、通胀水平、经济发展效率就可以一目了然。

几个观点

恺雅 2009-06-12 0赞

一本神交许久的经济学读物，却经历了如此漫长的阅读，以至于当我提笔笔记时，已经忘记了当时一些闪烁在我大脑中的观点，书中几处零星的勾画，算作阅读告别。

内部的失衡主要表现，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过度投资导致消费不足。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
内外失衡导致了货币过量供应过量、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表现，深层次根源在于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相对过剩人口不断增加。资本论

微笑曲线：上游：材料采购、研发、设计；中游（附加值较低）：加工组装制造；下游：品牌、渠道、物流、金融。随时间发展曲率变大，高附加值属于服务业而非制造业。

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前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阶段，中国处于二三阶段之间，第三产业比重逐级提升。

如果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话，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种想优先发展的产业当中的企业，是不能够跟国外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竞争的，必然要亏损。

渐进改革优于休克疗法，双轨的方式，对于符合比较优势和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采取不同的政策。

快还是慢，真正对于一个社会产生好与坏的影响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潮或思想。——凯恩斯

中国的增长速度至今为止并不独一无二，而且导致它的直接因素也不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非常相似。虽然中国目前有许多问题，很多制度不健全，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它们大致同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和发展水平是相一致的。P191、194、198、199、233图表

如果把中国过去三十年跟1950年后的日本，1958年以后的中国台湾，还有1960年以后的韩国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发现，增长经历非常类似。

林毅夫的“后发优势”，不用重复发达国家的弯路。
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轻易模仿缺乏改革创新动力。

截止目前为止，政府仍然在资源分配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市场在收入分配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废除了政府审批，腐败至少可以减少50%。

一个市场化程度低、政策不确定性高的地区，竞争程度低，诱发暴利；
一个市场化程度高、体制不确定性低的地区，准入门槛低，利润率低。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大众情绪是一种血性，有它的价值。但仅仅有情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因为仅靠情绪发泄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相容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的理想蛊惑人心，对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害无益。

革命不会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人受益），甚至不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受益者所得大于受损者所失）

公平可以理解为“机会均等”，也可以理解为“结果均等”

知其雄，守其雌

MHO 2009-09-08 5赞

这本书是10位所谓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演讲”集。读之可知这些国内主要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观点。其中，最好的是吴敬琏、林毅夫、钱颖一、陈志武。茅于轼基本是胡扯，厉以宁有很多胡扯，张维迎做的一点也不solid，而樊纲做的有点像我想要做的，但是也很简单。有个感觉：有些经济学家想问题想得简单得让人吃惊，比如茅于轼和厉以宁；有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这个学科和对经济学的学者的自信让人吃惊，比如张维迎——而这几个人是典型的市场决定主义者，似乎只要有市场、民营经济、supply-demand、政府干预行为的减少就可以解决诸如贫富差距、就业、教育、弱视群体、公平和效率等等问题。

深化经济改革需克服工具主义法律观

南方有嘉木 2008-08-30 4赞

   今年年初，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10届光华新年论坛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位经济学家发表了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评价与展望。这本书在此基础上形成，具体内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这10位经济学家的演讲实录；另一部分是他们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对话记录。显然，这是献给“改革开放30周年”的应景之作。

    改革开放30年主要以经济改革为主，因此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都成为显赫力量。这10位经济学家不仅是经济改革意识形态的评论者，更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参与者和塑造者。他们大多数人的身份也并不单纯，而是集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智囊于一身。正是这种复杂的身份，使得他们在公共舆论中尽得风流，影响一时。普通民众即便不熟悉他们的专业所长，但对他们的基本观点大都并不陌生。因此，对于关心中国问题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缺少新见的书。就30年经济改革的总结这一问题，这10位经济学家并没有提出新的见解。

    尽管如此，这本书的封底陈列的他们的一些观点，却无意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他们的新视角。他们的观点都间接或直接地提到了法律和法治。在这里，不妨转引其中一些观点：成思危，“应该用法律的手段给予股民一个公平的投资环境”；吴敬链，“建立了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一了百了，现实迫使我们思考：市场经济是不是也有好坏之分”；钱颖一，“中国能大体简称基于法治的市场和效率高不腐败的政府，那么中国就真的转型成功了”；陈志武，“勤劳确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能否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增加收入”；张维迎，“如何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今天合法的事情明天就不合法，今天归你的东西明天就不归你，那么投资者、企业就会对未来缺乏信心……因而，规范市场一定要规范政府行为”。经济学家谈法律并不奇怪，但纵观他们的思想，不难发现他们对法律和法治的理解却明显落后甚至荒唐。

     我们不妨以被称誉为“吴市场”的吴敬链为例。以他为例，不仅因为他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更因为他对法律的理解基本能代表这10位主流经济学家对法律的整体水平。纵观吴敬琏的思想历程，我们可以以1998年为界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以1998年为界，他的思想分为两个阶段。之前，他真诚地呼吁朴素的市场经济；1998年之后，他开始修正自己的旧说，推广“法治之下的市场经济”这一新观念。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刺激，深层原因则是经济改革深入之后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他开始意识到，市场经济应有“好”“坏”之分。他进而认为，坏的市场经济受“权贵”主导，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基础，。在好的市场经济下，法治不仅是经济运行的重要秩序背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

   吴理解的“好的市场经济”在这本书里被不止一个经济学家提起。但这一认识不但并不新鲜，而且是陈年旧知，是常识。经济学理论的始祖亚当·斯密，早已提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要以法律这只“看得见的手”为基础，否则市场会走向疯狂和扭曲。由此可见，吴市场理解的市场过于“单纯”和“纯粹”。人们自然会提出两个疑问：其一，不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还叫市场经济吗？其二，我们该不该以法治去促进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法治会不会变异为“经济发展|”的护航工具？诚若如此，法治如何摆脱工具主义的束缚呢？如果法治不能摆脱工具主义的束缚，法治如何为市场交易维持秩序呢？法治其自身的独立价值何在？从目前吴敬链的著述来看，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吴敬链并未给予认真充分的思考。

   公正地说，这并非单纯吴敬链之错，这与中国经济改革主要靠行政政策推动的特点有关，也和中国法治的整体进程有关。但经济学家作为经济改革的有力推手，他们的影响力比法学家群体要大的多，其法律知识的贫乏和法治工具主义的观点危害甚大。在这本书中，另一具有更丰富教育背景的钱颖一的表现同样让人失望。书中选编的钱颖一写于2000年的《市场与法治》一文读来索然无味，其基本观点并未超越吴敬琏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只不过在细节上丰富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又在细节上出现了不少常识性错误。毫不夸张地说，对法律和法治欠缺足够的尊重和理解，可以说是这10位经济学家的通病。

    反复强调对法律和法治的尊重和理解，因为这已不仅仅是一个个人修养问题，更关乎中国经济改革的长期发展。如果说过去的30年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法治对经济改革进程的整体性影响还并未突出；但是在接下来中国经济改革进一步走向纵深的情况下，经济改革会牵涉到越来多的社会问题和法律技术问题。经济学家的法律见识如果继续停留在过去那种粗糙的水平，必然会产生很大问题。从目前的状态来看，经济学家对法律的理解大多来自制度经济学或法律经济学，但这种水平应对显示问题已不能十分有效。经济学家急需提高法律修养，是时候在必要的程度上深入公法和私法的内部，具备从法学内部说话的一般水平了。

只有改革才能解决社会矛盾

liz 2011-03-10 14赞

这本书，我觉得吴敬琏和厉以宁篇基本上可以忽略不看。其余的学者和教授都写的很好。整本书对改革是肯定的，并且一致认为改革还将继续进行下去。改革中确实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只有继续改革，加大力度大刀阔斧地前进，才能缓解这些问题和矛盾。

实质上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市场化的过程。有些人说改革早已过了头，激化了社会矛盾，得不偿失。改革真的过头了吗？那就请看看还有哪些部门是没有被市场化的。资源、国有部门、金融等等，都还没有被彻底地市场化。在这些部门领域由行政垄断带来的危害正是社会不断激发矛盾的原因。

很多人以为房地产就是因为被市场化了才导致房价过高，炒房使得房价泡沫化严重。但他们却没有审慎地思考过土地限制供应和货币滥发的情况。把矛盾归咎于市场是简单易行的。因为市场不会为它自己辩护，市场依旧遵循它的轨迹前进。可这条轨迹也是被一股蛮力弯曲变形了。这股力量就来自于计划体制的残余。这不，限购与房产税的出台，反而没有下降房价，倒使得租赁市场的价格频频攀升。看不清问题的人却总以为是市场的错。

这时越来越多的不满积聚起来，形成了一种不好的意识形态。这种情绪和观点认为改革加大的贫富差距，使得社会上不稳定因素也在加剧。各种平均主义、计划经济的思维又卷土重来，使得政策不得不倾向于这些“民意”，从而改革的进程一筹莫展。（当然体制内的利益集团也是其原因之一，确实特权可以不劳而获占有更多资源和财富。）社会上已然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从事集体分赃的行径。要住房权的要住房权，要免费医疗的要免费医疗，要这样那样补贴和福利的人比比皆是。凡是要求分赃的集体都是利益集团。物价上涨就打击中间商，房价高抬就赶紧限购，房租也敢涨那就限制房东提高租金。反正什么东西要涨，就使劲地摁下它的头。这套旧体制里的手段似乎越来越灵活应用了，称心应手啊。

痛苦远比幸福感要来的强烈。与富有的比，确实很痛苦。CPI过5，吉尼斯超标，大家都活的挺不容易。但也就是那么短短30年带来的翻天覆地，却被遗忘在角落。不与改革前的比，只能加深这种痛苦。对改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或许丝毫没有计划经济生活的感触，盲目发泄不满倒也罢了；一些经历过计划经济的公知和学者们也大言不惭地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甚至提出很多与改革理念相悖的观点来误导大众，混淆视听。

书中大量的数据和图表都在比对改革前后的经济差异。这对于我们了解改革到底是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对现实的不满也是对自己的不满。说白了，那么多人改革开放前都是一无所有，为什么有些人就白手起家发财致富了呢？有的下岗工人整天抱怨社会的不公惦记着大锅饭，有这个时间抱怨，一些聪明的下岗工人早就做起了个体户小买卖，日子越过越好。

也有人说那些改革开放先富裕起来的人都是权贵资本，改革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起点平衡，机会均等。提出权贵资本的人，也应该注意到这个“权”字。这个权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因改革市场化后带来的呢还是它原原本本就是个旧体制内的东西？周其仁说权贵是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现象，还是个问题。他可比时时刻刻爱提权贵资本主义的“吴市场”要更清楚什么是市场。茅于轼说过市场无特权。显然市场和权力不相容的。只要权力扩张一点点，市场就不得不退缩一下。实际上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种等级体制。没有私产，就会发生稀缺资源利用的冲突。计划体制靠的就是等级制度分配资源。在我们今天的市场上观察，仍旧可以在保留了计划体制特色的部门找到权力和等级制度的痕迹，比如国企。而近几年对改革和市场不满意的呼声要求管制，这又召回了原本退却的权力触角。使得未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在市场上“变现”，腐败滋生。这也是为什么铅笔社一直反对行政管制和干预市场的原因之一。

我想我们绝不可能再倒退到计划体制。但如何解决好诸多矛盾，还需要明理的人扛起大刀阔斧改革的旗帜，再接再砺。我也提出一个特色，即计划体制的特色。如果我们可以消灭这个特色，那说明我们的改革是成功了。我们的生活会越过越好。

只有改革才能解决社会矛盾

liz 2011-03-10 14

这本书，我觉得吴敬琏和厉以宁篇基本上可以忽略不看。其余的学者和教授都写的很好。整本书对改革是肯定的，并且一致认为改革还将继续进行下去。改革中确实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只有继续改革，加大力度大刀阔斧地前进，才能缓解这些问题和矛盾。

实质上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市场化的过程。有些人说改革早已过了头，激化了社会矛盾，得不偿失。改革真的过头了吗？那就请看看还有哪些部门是没有被市场化的。资源、国有部门、金融等等，都还没有被彻底地市场化。在这些部门领域由行政垄断带来的危害正是社会不断激发矛盾的原因。

很多人以为房地产就是因为被市场化了才导致房价过高，炒房使得房价泡沫化严重。但他们却没有审慎地思考过土地限制供应和货币滥发的情况。把矛盾归咎于市场是简单易行的。因为市场不会为它自己辩护，市场依旧遵循它的轨迹前进。可这条轨迹也是被一股蛮力弯曲变形了。这股力量就来自于计划体制的残余。这不，限购与房产税的出台，反而没有下降房价，倒使得租赁市场的价格频频攀升。看不清问题的人却总以为是市场的错。

这时越来越多的不满积聚起来，形成了一种不好的意识形态。这种情绪和观点认为改革加大的贫富差距，使得社会上不稳定因素也在加剧。各种平均主义、计划经济的思维又卷土重来，使得政策不得不倾向于这些“民意”，从而改革的进程一筹莫展。（当然体制内的利益集团也是其原因之一，确实特权可以不劳而获占有更多资源和财富。）社会上已然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从事集体分赃的行径。要住房权的要住房权，要免费医疗的要免费医疗，要这样那样补贴和福利的人比比皆是。凡是要求分赃的集体都是利益集团。物价上涨就打击中间商，房价高抬就赶紧限购，房租也敢涨那就限制房东提高租金。反正什么东西要涨，就使劲地摁下它的头。这套旧体制里的手段似乎越来越灵活应用了，称心应手啊。

痛苦远比幸福感要来的强烈。与富有的比，确实很痛苦。CPI过5，吉尼斯超标，大家都活的挺不容易。但也就是那么短短30年带来的翻天覆地，却被遗忘在角落。不与改革前的比，只能加深这种痛苦。对改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或许丝毫没有计划经济生活的感触，盲目发泄不满倒也罢了；一些经历过计划经济的公知和学者们也大言不惭地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甚至提出很多与改革理念相悖的观点来误导大众，混淆视听。

书中大量的数据和图表都在比对改革前后的经济差异。这对于我们了解改革到底是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对现实的不满也是对自己的不满。说白了，那么多人改革开放前都是一无所有，为什么有些人就白手起家发财致富了呢？有的下岗工人整天抱怨社会的不公惦记着大锅饭，有这个时间抱怨，一些聪明的下岗工人早就做起了个体户小买卖，日子越过越好。

也有人说那些改革开放先富裕起来的人都是权贵资本，改革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起点平衡，机会均等。提出权贵资本的人，也应该注意到这个“权”字。这个权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因改革市场化后带来的呢还是它原原本本就是个旧体制内的东西？周其仁说权贵是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现象，还是个问题。他可比时时刻刻爱提权贵资本主义的“吴市场”要更清楚什么是市场。茅于轼说过市场无特权。显然市场和权力不相容的。只要权力扩张一点点，市场就不得不退缩一下。实际上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种等级体制。没有私产，就会发生稀缺资源利用的冲突。计划体制靠的就是等级制度分配资源。在我们今天的市场上观察，仍旧可以在保留了计划体制特色的部门找到权力和等级制度的痕迹，比如国企。而近几年对改革和市场不满意的呼声要求管制，这又召回了原本退却的权力触角。使得未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在市场上“变现”，腐败滋生。这也是为什么铅笔社一直反对行政管制和干预市场的原因之一。

我想我们绝不可能再倒退到计划体制。但如何解决好诸多矛盾，还需要明理的人扛起大刀阔斧改革的旗帜，再接再砺。我也提出一个特色，即计划体制的特色。如果我们可以消灭这个特色，那说明我们的改革是成功了。我们的生活会越过越好。

知其雄，守其雌

MHO 2009-09-08 5

这本书是10位所谓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演讲”集。读之可知这些国内主要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观点。其中，最好的是吴敬琏、林毅夫、钱颖一、陈志武。茅于轼基本是胡扯，厉以宁有很多胡扯，张维迎做的一点也不solid，而樊纲做的有点像我想要做的，但是也很简单。有个感觉：有些经济学家想问题想得简单得让人吃惊，比如茅于轼和厉以宁；有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这个学科和对经济学的学者的自信让人吃惊，比如张维迎——而这几个人是典型的市场决定主义者，似乎只要有市场、民营经济、supply-demand、政府干预行为的减少就可以解决诸如贫富差距、就业、教育、弱视群体、公平和效率等等问题。

深化经济改革需克服工具主义法律观

南方有嘉木 2008-08-30 4

   今年年初，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10届光华新年论坛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位经济学家发表了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评价与展望。这本书在此基础上形成，具体内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这10位经济学家的演讲实录；另一部分是他们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对话记录。显然，这是献给“改革开放30周年”的应景之作。

    改革开放30年主要以经济改革为主，因此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都成为显赫力量。这10位经济学家不仅是经济改革意识形态的评论者，更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参与者和塑造者。他们大多数人的身份也并不单纯，而是集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智囊于一身。正是这种复杂的身份，使得他们在公共舆论中尽得风流，影响一时。普通民众即便不熟悉他们的专业所长，但对他们的基本观点大都并不陌生。因此，对于关心中国问题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缺少新见的书。就30年经济改革的总结这一问题，这10位经济学家并没有提出新的见解。

    尽管如此，这本书的封底陈列的他们的一些观点，却无意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他们的新视角。他们的观点都间接或直接地提到了法律和法治。在这里，不妨转引其中一些观点：成思危，“应该用法律的手段给予股民一个公平的投资环境”；吴敬链，“建立了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一了百了，现实迫使我们思考：市场经济是不是也有好坏之分”；钱颖一，“中国能大体简称基于法治的市场和效率高不腐败的政府，那么中国就真的转型成功了”；陈志武，“勤劳确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能否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增加收入”；张维迎，“如何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今天合法的事情明天就不合法，今天归你的东西明天就不归你，那么投资者、企业就会对未来缺乏信心……因而，规范市场一定要规范政府行为”。经济学家谈法律并不奇怪，但纵观他们的思想，不难发现他们对法律和法治的理解却明显落后甚至荒唐。

     我们不妨以被称誉为“吴市场”的吴敬链为例。以他为例，不仅因为他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更因为他对法律的理解基本能代表这10位主流经济学家对法律的整体水平。纵观吴敬琏的思想历程，我们可以以1998年为界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以1998年为界，他的思想分为两个阶段。之前，他真诚地呼吁朴素的市场经济；1998年之后，他开始修正自己的旧说，推广“法治之下的市场经济”这一新观念。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刺激，深层原因则是经济改革深入之后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他开始意识到，市场经济应有“好”“坏”之分。他进而认为，坏的市场经济受“权贵”主导，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基础，。在好的市场经济下，法治不仅是经济运行的重要秩序背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

   吴理解的“好的市场经济”在这本书里被不止一个经济学家提起。但这一认识不但并不新鲜，而且是陈年旧知，是常识。经济学理论的始祖亚当·斯密，早已提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要以法律这只“看得见的手”为基础，否则市场会走向疯狂和扭曲。由此可见，吴市场理解的市场过于“单纯”和“纯粹”。人们自然会提出两个疑问：其一，不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还叫市场经济吗？其二，我们该不该以法治去促进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法治会不会变异为“经济发展|”的护航工具？诚若如此，法治如何摆脱工具主义的束缚呢？如果法治不能摆脱工具主义的束缚，法治如何为市场交易维持秩序呢？法治其自身的独立价值何在？从目前吴敬链的著述来看，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吴敬链并未给予认真充分的思考。

   公正地说，这并非单纯吴敬链之错，这与中国经济改革主要靠行政政策推动的特点有关，也和中国法治的整体进程有关。但经济学家作为经济改革的有力推手，他们的影响力比法学家群体要大的多，其法律知识的贫乏和法治工具主义的观点危害甚大。在这本书中，另一具有更丰富教育背景的钱颖一的表现同样让人失望。书中选编的钱颖一写于2000年的《市场与法治》一文读来索然无味，其基本观点并未超越吴敬琏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只不过在细节上丰富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又在细节上出现了不少常识性错误。毫不夸张地说，对法律和法治欠缺足够的尊重和理解，可以说是这10位经济学家的通病。

    反复强调对法律和法治的尊重和理解，因为这已不仅仅是一个个人修养问题，更关乎中国经济改革的长期发展。如果说过去的30年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法治对经济改革进程的整体性影响还并未突出；但是在接下来中国经济改革进一步走向纵深的情况下，经济改革会牵涉到越来多的社会问题和法律技术问题。经济学家的法律见识如果继续停留在过去那种粗糙的水平，必然会产生很大问题。从目前的状态来看，经济学家对法律的理解大多来自制度经济学或法律经济学，但这种水平应对显示问题已不能十分有效。经济学家急需提高法律修养，是时候在必要的程度上深入公法和私法的内部，具备从法学内部说话的一般水平了。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实践将碰到更多更严酷的问题

LimitedLife 2011-07-06 0

这本书的作者来自于经济学家。多为参与改革的政府智囊。对经济改革中的现实问题颇为了解。
智囊谈的内容渊博而又深刻。无论是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还是货币学派等，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影子。

在多年高速的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庞然大物，要想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必须要提高内生发展的力量。在中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二，钢铁需求45%，铜需求全球30%的情况下，再把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于世界其他国家不但经济上不现实，而且政治上也不允许。

在经济发展转向内生力量的时候，我们遇到更多的问题。与外向型经济不同，我们面对着生产、消费重叠的问题。同一个地区，既可以是生产者，也可以是消费者。没有外贸合同这种约束力很强的机制，交易成本相对较高。
如何建立内贸中的规则，建立内生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体制，是一个难上加难的课题。只要改革就有人获利也有人受损，解决交易成本必然伤害既得利益群体。

纯粹经济改革的难度很大，必须结合政治文化做出实事求是的内容。中国各省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各有千秋，一刀切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只有中央组织给政策，下级政府去执行，各地人民监督。这种方法才能合理有效。

各地政府做的怎样，看看各地的保障性住房、通胀水平、经济发展效率就可以一目了然。

几个观点

恺雅 2009-06-12 0

一本神交许久的经济学读物，却经历了如此漫长的阅读，以至于当我提笔笔记时，已经忘记了当时一些闪烁在我大脑中的观点，书中几处零星的勾画，算作阅读告别。

内部的失衡主要表现，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过度投资导致消费不足。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
内外失衡导致了货币过量供应过量、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表现，深层次根源在于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相对过剩人口不断增加。资本论

微笑曲线：上游：材料采购、研发、设计；中游（附加值较低）：加工组装制造；下游：品牌、渠道、物流、金融。随时间发展曲率变大，高附加值属于服务业而非制造业。

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前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阶段，中国处于二三阶段之间，第三产业比重逐级提升。

如果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话，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种想优先发展的产业当中的企业，是不能够跟国外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竞争的，必然要亏损。

渐进改革优于休克疗法，双轨的方式，对于符合比较优势和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采取不同的政策。

快还是慢，真正对于一个社会产生好与坏的影响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潮或思想。——凯恩斯

中国的增长速度至今为止并不独一无二，而且导致它的直接因素也不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非常相似。虽然中国目前有许多问题，很多制度不健全，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它们大致同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和发展水平是相一致的。P191、194、198、199、233图表

如果把中国过去三十年跟1950年后的日本，1958年以后的中国台湾，还有1960年以后的韩国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发现，增长经历非常类似。

林毅夫的“后发优势”，不用重复发达国家的弯路。
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轻易模仿缺乏改革创新动力。

截止目前为止，政府仍然在资源分配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市场在收入分配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废除了政府审批，腐败至少可以减少50%。

一个市场化程度低、政策不确定性高的地区，竞争程度低，诱发暴利；
一个市场化程度高、体制不确定性低的地区，准入门槛低，利润率低。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大众情绪是一种血性，有它的价值。但仅仅有情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因为仅靠情绪发泄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相容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的理想蛊惑人心，对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害无益。

革命不会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人受益），甚至不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受益者所得大于受损者所失）

公平可以理解为“机会均等”，也可以理解为“结果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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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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