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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24

继《活法》之后，勤奋的稻盛和夫又出版了《干法》。这本《干法》推陈出新了吗？
稻盛和夫认为，日本进入了一个“没有方向的时代”，所以他才写下了《干法》一书。他试图通过纠正当代日本人的工作观念，为日本指明方向。不过，在我看来，他并没有指出一个清晰可见的方向。
在他看来，“没有方向的时代”的一个很重要表现就是，大多数人丧失了对工作目标和意义的理解，视工作为一种不得不的“必要之恶”。这种观念在日本年轻人里面非常流行，这让他非常惊恐。
另一个日本精英大前研一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把现时代的日本称之为“低智商的时代”，今日日本出现了一批毫无志向的年轻人，他们对工作兴趣不大，不愿正式长期工作，有的靠打零工生活，有的干脆就啃老。
大前研一在他的《低智商社会》一书里面，特别提到一堆评论日本年轻人的书，如《争论：论年轻者》、《让日本退出比赛的年轻人》、《为什么年轻人生活在自己半径一米的范围内》、《轻易绝望的年轻人》、《低级志向：不学习的孩子、不工作年轻人》、《年轻人为何工作三年就辞职？年功序列号夺走了日本的未来》等等。
对日本年轻人无心工作这一现象，稻盛和夫和大前研一都自觉不能坐视不理，于是积极主动出来扮演青年导师。遗憾的是，这两位名头很响的人，都没有什么深刻洞见。
大前研一除了提倡要提高日本年轻人的学习能力，并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他仅有的建议不是类似正确的废话吗？
稻盛和夫也并无多少良药，他在《干法》这本新书里，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重申了自己过去的诸多职业观念，比如“劳动是医治百病的良药”，“抱着产品睡”，“倾听产品的声音”，“当你竭尽全力时神灵会出现”。
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失望。这样的一个神话人物，他在不断出版的一系列作品中，只是不断地阐释自己的人生哲学，并没有表现出一个大企业家应有的纵深视野和世界情怀。
过去人们说他在有生之年创建了两个世界500强，现在这本书的封底又开始不负责任地吹捧他说“创造了三个世界500强 ”，难道仅仅因为他就任日本航空的总裁，就说他创造了日本航空这个世界500强企业？既然人们不断地包装和演绎他的经历，那么，能否期望他除了人生哲学，能不能谈点别的？
比如，这次他谈论日本年轻人的工作伦理问题，既缺少对这一群体的同情的理解，也缺少对这一现象背后原因的深入探究。或许有人说我对稻盛和夫要求太高太苛刻，但是脱离了前面说的两个条件，他去扮演青年导师何以让人信服呢？难道仅仅因为你是一个成功人士，听众就需要去听，听了就会信？
其实，日本年轻人无心工作的现象，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一大批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出现在社会上，虽然可能会造成某些社会问题，但他们在物质层面的基本需求，在不工作的情况下，也能得到满足。
尽管人们在不断地鼓励企业创新，但不能否认的一个前提是，即便企业不创新的话，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产品依然过度丰裕。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作总量会越来越少，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需要朝九晚五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即使是那些工作的人，他们的生活重心也正在从工作转移到休闲上。
正像中国作家赵毅衡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里面，指出的那样，“我们是否意识到已经进入一个全新世界：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都不得不围绕着休闲转的社会？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更是一个中国问题。”
从这个历史转移的大背景来看，稻盛和夫思考日本年轻人工作问题时显得过于简单，还处在一个就事论事的浅层次，而缺少大历史的观察和分析。显然，《干法》对工作的思考既赶不上赵毅衡的一篇文章，也并没有超越《活法》。
人生哲学固有其用，但并不能包治百病，重复太多就变成了一种可恶的说教。这是稻盛和夫和他的中国粉丝们需要警醒的地方。

logo之罪:不可承受之重

2009-06-28

2009 627 21世纪经济报道

加拿大女记者娜奥米·克莱对品牌深恶痛绝,但她本身却已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品牌、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的知名品牌。她在那本风靡一时的《no logo:颠覆品牌的全球统治》一书中,对品牌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批评。她被《泰晤士报》评选为“可能是全球35岁以下最有影响的人”,《纽约时报》称为“俨然是北美左派运动的代表”。

　　娜奥米之所以选择品牌作为批评资本主义的武器,是因为品牌是理解资本主义秩序的一个关键点,是全球化浪潮的缩影。品牌运动的蓬勃发展,一方面为世界上的有钱人提供了选择的幻象,另一方面导致世界上的穷人别无选择,被迫接受。

　　在娜奥米看来,品牌让我们变胖,让我们抽烟,为我们洗脑,让我们买那些自己不需要的东西,甚至是那些不是自己真正需要而且对我们有害的东西。品牌由隐藏在面无表情的公司里面的一群全知全能的、贪婪的市场营销人员在控制着,这些营销人员用庞大的预算操作着世界各地的麻木的、无脑的消费者。

　　也许有人要问,世界果真如此吗？品牌真的有可怕吗？这本书自2000年问世以来就在西方引起了持久的争论。这本书刚一出版,《新左派评论》就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书评,称赞其对品牌背后的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深入批判。2001年,《经济学人》杂志就发表了该刊商业报道记者Sameena Ahmad的批评文章,标题为《为什么品牌是对我们有利的》。2002年夏天,Sameena和娜奥米在WNYC 电台就公司在世界上该扮演什么角色这个话题展开辩论,主题为“pro logo vs no logo”。2004年,娜奥米的两名同胞,作家Joseph Heath 和Andrew Potter 写了一本专门批评《NO LOGO》的书,名字为《国民的反叛:为什么反消费的文化会成为消费文化的一部分》（ Nation of Rebels: Why Counterculture Became Consumer Culture）。

　　这本书的一个写作基点就是品牌与消费之间处于一种紧张关系。在娜奥米看来,品牌支配消费者,意味着压迫和限制。这一点实在让人难以认同。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敌对的,至少品牌的出现是解决目前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额外难题,对消费者来说品牌是质量的保证。品牌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消费者需要它们,获得物质上的满足或者精神上的认同。如果消费者不用钱投票,品牌会自然死亡。因此,即便消费者支配品牌这句话不成立,那么,品牌支配消费者这句话也很难成立。

　　娜奥米在书的第二部分《NO CHOICE》中指出,品牌导向的企业运作,较之实体企业更容易扩张兼并,形成垄断,限制了人们的选择空间。但这非品牌本身之罪,而是垄断本身的罪过,将垄断的后果归因于品牌本身则是张冠李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品牌企业与实体企业的分离,是商业分工在信息、交通和通讯技术发达后出现的一个正常结果,这种分工很难说存在谁剥削谁的问题。如果法律能规规品牌出现之前的实体之间的市场垄断,那么它也能规范由品牌企业形成的市场垄断。因此,选择空间问题即便不能无忧,但也不能过虑。

　　在书的第三部分,作者控诉了在全球化浪潮下,跨国企业将生产外包给第三世界造成的诸多弊端。她认为,这一潮流既造成了本国原本从事制造地区企业的倒闭和工人的失业,也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第三世界劳工工作环境恶劣、收入低下的问题。这些弊端固然可憎,但如果归罪于品牌同样是张冠李戴。至于为什么在目前全球化格局中的产业链分工上,拿走利润大头的品牌企业大都出现在发达国家,而只能收获微薄利润的实体企业则大都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其原因同样不在品牌身上,而在近代以来形成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上面。

　　正如Sameena敏锐指出的那样,娜奥米对品牌的认识过于简化,品牌本身是复杂的充满戏剧色彩的。娜奥米的问题在于,她将品牌等同于全球化、支配、侵略和邪恶,将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罪过归因于品牌。这种将品牌之罪大而化之的思路,对我们改善这个世界并没有太多的帮助,这一逻辑上的欠缺在这本全球畅销书身上非常醒目。尽管存在这样逻辑上的缺陷,但这本书依然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它长于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跨国企业制造罪恶的大量证据。这些证据对读者而言,尤其是对那些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来说,不啻是一记警醒。它提示我们去关注也许在理论上毫无瑕疵的理念在现实演变中可能千疮百孔。

　　另外不能不提的是,这本令很多中国读者期待已久的书在中国的遭遇显得有些怪异。尽管受到大大小小媒体的追捧,但知识界却鲜有人对此书进行认真评论或有力回应。它的命运和另一位加拿大左派人士乔尔·巴肯的《公司:对利润和权力的病态追求》十分相同。也许这些反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著作,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显得过于遥远。

　　

深化经济改革需克服工具主义法律观

2008-08-30

   今年年初，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10届光华新年论坛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位经济学家发表了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评价与展望。这本书在此基础上形成，具体内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这10位经济学家的演讲实录；另一部分是他们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对话记录。显然，这是献给“改革开放30周年”的应景之作。

    改革开放30年主要以经济改革为主，因此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都成为显赫力量。这10位经济学家不仅是经济改革意识形态的评论者，更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参与者和塑造者。他们大多数人的身份也并不单纯，而是集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智囊于一身。正是这种复杂的身份，使得他们在公共舆论中尽得风流，影响一时。普通民众即便不熟悉他们的专业所长，但对他们的基本观点大都并不陌生。因此，对于关心中国问题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缺少新见的书。就30年经济改革的总结这一问题，这10位经济学家并没有提出新的见解。

    尽管如此，这本书的封底陈列的他们的一些观点，却无意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他们的新视角。他们的观点都间接或直接地提到了法律和法治。在这里，不妨转引其中一些观点：成思危，“应该用法律的手段给予股民一个公平的投资环境”；吴敬链，“建立了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一了百了，现实迫使我们思考：市场经济是不是也有好坏之分”；钱颖一，“中国能大体简称基于法治的市场和效率高不腐败的政府，那么中国就真的转型成功了”；陈志武，“勤劳确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能否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增加收入”；张维迎，“如何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今天合法的事情明天就不合法，今天归你的东西明天就不归你，那么投资者、企业就会对未来缺乏信心……因而，规范市场一定要规范政府行为”。经济学家谈法律并不奇怪，但纵观他们的思想，不难发现他们对法律和法治的理解却明显落后甚至荒唐。

     我们不妨以被称誉为“吴市场”的吴敬链为例。以他为例，不仅因为他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更因为他对法律的理解基本能代表这10位主流经济学家对法律的整体水平。纵观吴敬琏的思想历程，我们可以以1998年为界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以1998年为界，他的思想分为两个阶段。之前，他真诚地呼吁朴素的市场经济；1998年之后，他开始修正自己的旧说，推广“法治之下的市场经济”这一新观念。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刺激，深层原因则是经济改革深入之后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他开始意识到，市场经济应有“好”“坏”之分。他进而认为，坏的市场经济受“权贵”主导，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基础，。在好的市场经济下，法治不仅是经济运行的重要秩序背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

   吴理解的“好的市场经济”在这本书里被不止一个经济学家提起。但这一认识不但并不新鲜，而且是陈年旧知，是常识。经济学理论的始祖亚当·斯密，早已提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要以法律这只“看得见的手”为基础，否则市场会走向疯狂和扭曲。由此可见，吴市场理解的市场过于“单纯”和“纯粹”。人们自然会提出两个疑问：其一，不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还叫市场经济吗？其二，我们该不该以法治去促进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法治会不会变异为“经济发展|”的护航工具？诚若如此，法治如何摆脱工具主义的束缚呢？如果法治不能摆脱工具主义的束缚，法治如何为市场交易维持秩序呢？法治其自身的独立价值何在？从目前吴敬链的著述来看，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吴敬链并未给予认真充分的思考。

   公正地说，这并非单纯吴敬链之错，这与中国经济改革主要靠行政政策推动的特点有关，也和中国法治的整体进程有关。但经济学家作为经济改革的有力推手，他们的影响力比法学家群体要大的多，其法律知识的贫乏和法治工具主义的观点危害甚大。在这本书中，另一具有更丰富教育背景的钱颖一的表现同样让人失望。书中选编的钱颖一写于2000年的《市场与法治》一文读来索然无味，其基本观点并未超越吴敬琏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只不过在细节上丰富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又在细节上出现了不少常识性错误。毫不夸张地说，对法律和法治欠缺足够的尊重和理解，可以说是这10位经济学家的通病。

    反复强调对法律和法治的尊重和理解，因为这已不仅仅是一个个人修养问题，更关乎中国经济改革的长期发展。如果说过去的30年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法治对经济改革进程的整体性影响还并未突出；但是在接下来中国经济改革进一步走向纵深的情况下，经济改革会牵涉到越来多的社会问题和法律技术问题。经济学家的法律见识如果继续停留在过去那种粗糙的水平，必然会产生很大问题。从目前的状态来看，经济学家对法律的理解大多来自制度经济学或法律经济学，但这种水平应对显示问题已不能十分有效。经济学家急需提高法律修养，是时候在必要的程度上深入公法和私法的内部，具备从法学内部说话的一般水平了。

缔造“非营利性的微软”

2008-08-30

“当千百万儿童无书可读的时候，我们这个月在台湾销售多少windows软件真的那么重要吗？当7/10的尼泊尔儿童面临成为终身文盲的可能时，我怎么能全心全意地在香港开展电子商务业务，或者在中国内地开展反盗版运动？”十年之前，前微软的高管约翰·伍德如此认真地在追问自己。在《离开微软改变世界》里，这段心灵独白读来特别容易让人感动。

旁人看来，他对自己的追问不过是在自寻烦恼。按照一般人的标准，伍德已是众人艳羡的成功人士。他自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毕业之后，先在金融业工作数年，后于1991年进入微软，担任过微软华盛顿分公司的CEO、澳大利亚分公司的高管。这样的生活还不令人满意吗？大多公司战士冲锋陷阵的生活目标不外如此，更何况伍德在微软生涯中还在步步高升。但在微软的7年里，他一直被一个问题折磨着：“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用更长的时间获取更多的回报？”

伍德在微软的日子虽然很风光，但身心俱疲。一名典型微软人的生活魔咒就是：“只有在入土为安时，你才能合眠休息。”为了放松自己的心灵，他了选择去尼泊尔旅行。他的一位朋友说：“也许当你爬上喜马拉雅山一定高度时，就听不到史蒂夫·鲍尔默吆五喝六了。”这次尼泊尔之行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向。

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山间旅行时，他被巴洪丹达的一个小村小学图书馆震惊了。这家小学的图书馆，空空荡荡的，签上挂着一张破旧的、卷了边的世界地图，而且这张地图上依旧可以看到苏联、东德和南斯拉夫等一些早就不存在的国家。在一个橱柜里，锁着几本被学校视若珍宝的图书，这些背包客丢下的书大都不适合孩子们阅读。这个学校有着450个学生，他们都无书可读。在尼泊尔这一情景大大挑战了他的世界观，在临走前，校长说了一句：“也许，先生，有一天你会带些书回来。”

如果听从校长的建议，他将改变很多许多人的命运。很多游客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未必都能做到这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毕竟商业世界里的事情更为重要，投入时间就能产生直接回报。尼泊尔的交通阻塞和教育落后固然让人震惊，这种震惊很快就会被繁忙的生活和工作冲淡。但伍德不同，他在结束旅行之后，对尼泊尔一直念念不忘，并动员自己的亲朋好友为那所落后的小学捐书，然后将募集到的书送到巴洪丹达的那所小学。有一天，他读到联合国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情况的一则报告，报告指出：世界上有8.5亿人缺少基础教育，其中2/3是女性，1亿以上的小学适龄儿童未在学校注册。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让他再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单纯捐书不过是解救汪洋大海中的一滴。

此时的他已接管微软中国区市场开发总监的高位，但他内心升腾的并非喜悦之情，而是更为复杂的情绪：“如果我做得够好，为什么我没有更加快乐？如果我已经得到了许多，为什么我没有觉得更加满足？”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心搏斗之后，他清醒地意识到，在商业世界里，他不过是微软这台疯狂利润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工作成绩再大也不过是促使这台机器运转地更为迅速而已。但是世界上还有那么多贫穷的山村等着人们去建立学校和图书馆，为什么不去接受新挑战呢？

他的这一内心转变与他在尼泊尔的经历有关。尽管尼泊尔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这里的人民活得很乐观而且有尊严。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不同于他长期生活的势利的商业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他是远道而来的备受尊重的客人，这里激起了他改变世界的热情和梦想。这种热情和梦想无关个人道德，对伍德来说就是一种个人救赎，而非崇高而浪漫的革命精神。他不过想医治自己的心魔——到底什么生活才是有意义的?他从微软辞职了，变成了一名在喜马拉雅山建图书馆的无业游民。

1999年，他创建了非营利组织——“尼泊尔图书”（Book for Nepal），目的是帮助尼泊尔的落后乡村建小学和图书馆。从一开始，这名微软人就努力把事业的规模做到相当大，这是典型的微软风格，用微软的话就是“go big or go home”。对一家公益组织来说，最大的命脉就是钱。伍德小有积蓄，但这笔积蓄仅能使公益事业维持4年。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到处筹钱。

他依据自己的商业经验，拟订了5条筹钱的原则，这对不少把筹钱当作肮脏游戏的公益组织人员来说是很好的教训：强调捐赠者不仅仅是在捐钱，而是在将“受教育”这个礼物赠送给数百万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们；让捐赠者看到他们的捐赠与成果之间的直接关系，可以给他们看照片，或者让他们亲自参观捐造的学校以及图书馆，同时组织成员用邮件签名档展示不断更新的工作成果列表；告诉捐赠者组织将保持低行政开销，将筹钱和管理的开销控制在10%之内；推销改变世界的激情，让人们看到受捐赠者快乐向上的面孔而不是悲伤无助的模样；帮助人们在生活中寻找更多意义——你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5条原则帮助“尼泊尔图书”筹集到了不少的钱，为了让受捐赠者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伍德在公益组织中推广了共同投资模式，与尼泊尔的社区合作，当地群众也要捐助少量的物资和资金，合力促进新教育设施的建设，包括学校、图书馆、计算机设施，并为女学生提供长期奖学金。

在伍德的英明领导下，“尼泊尔图书”开始向越南、柬埔寨、老挝和印度扩张，并更名为“阅读空间”（Room to Read），总部设在美国的旧金山。曾经的微软人伍德那种“go big”的冲动再度膨胀，他的野心不仅止于建设一家公益组织了，而是要缔造“非营利性的微软”。但是当他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至少和安德鲁·卡耐基在北美建立的数量相同的图书馆时，“阅读空间”的资金开始萎缩，人手也开始短缺。在穷人的银行家穆罕默得·尤奴斯的启发下，他决定开发一个网络化的组织。21世纪的卡耐基不再是一个富有的白种男子，而是一个由热情的志愿者组成的网络。“阅读空间”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该组织已经捐赠了300万册的图书，兴建学校290余所、图书馆3600余座，并通过助学金使得2000多名女童重返校园。如今已有100余万名儿童从这项教育计划中获益。

但“阅读空间”真的有必要急速扩张为“非营利性的微软”吗？伍德在“go big”的过程中过于迷恋数字，似乎不断变大的数字就意味着工作成效。这是一个微软人的后遗症，但改善教育并不等于销售电脑软件，仅有教育硬件是不够的，教育“软件”也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是教育硬件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管理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被伍德忽略了，这并不是要对伍德求全责备，而是提醒他“改变世界”不只是一个“数字游戏”，在数字背后还有更复杂的东西。如果伍德不能及时意识到这些，他努力缔造的“非营利性的微软”和盖茨的“微软”会越来越趋同。“阅读空间”会简化为一个疯狂的“筹钱机器”，而伍德本人也会变成这个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伍德会重返身心俱疲的境地，这将会违背他的初衷，希望这只是危言耸听。

沃兹的心灵

2008-08-30

“我和斯蒂夫是天长地久的最好朋友。我们曾经一度有着共同的理想，在建立苹果时达到极致，但我们始终是不同的人，从开始就是。”斯蒂夫·沃兹尼亚克在回忆录《我是沃兹》中如此评价自己与斯蒂夫·乔布斯的关系。这本回忆录的英文版出版于2006年，恰逢苹果公司成立30周年。书刚一出版，就引起人们的巨大关注。外人对创立苹果公司的两个斯蒂夫之间的恩怨一直猜测不已，当事人之一沃兹只用简单的一句“性格不同的最好朋友”就“一笑泯恩仇”了。这种云淡风轻的评论多少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在《我是沃兹》里，沃兹极少谈及与乔布斯的个人恩怨。这可能让对苹果公司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大失所望。在书中谈到乔布斯的时候，他很少发表评论，即便偶发评论，也大有为乔布斯辩护的成分。比如在谈到他离开苹果的原因时，他反复强调，这并不是因为对苹果对乔布斯不满，唯一得真正原因是他想开创自己的公司。沃兹把这种强调提高到了纠正历史错误的高度。事实上，乔布斯的作为并不值得沃兹为之辩护。沃兹离开苹果之后创立了“九霄云外”（Cloud9,简称cl9）公司，乔布斯却暗中阻挠青蛙设计公司与沃兹合作，沃兹在回忆录中谈到此事时，竟然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不打算争论”。沃兹心灵的宽广大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种品质在争名夺利的商业世界是罕见的。

沃兹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发了大财，成为亿万富翁，但从本质上来说，沃兹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名工程师。做工程师是他一生最主要的两个梦想之一。商人与工程师的区分可谓云泥之别，商人以利益为目标，而工程师则以技术为至爱。有些工程师在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则转向管理职务，而沃兹在回忆录中表示，自己始终只是想做一名工程师，不想做管理者，无论是在起初的惠普公司还是后来的苹果公司。他的这种心态直接导致了他只在“九霄云外公司”只呆了两年。由此可见，他与天生的商人乔布斯的性格差异，这种差异注定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如何化解公司创始人之间的冲突，是公司史上关键的之处。可惜地是，被称誉为“硅谷唯一好人”的沃兹，对他们冲突的始末实在着墨太少。这是这本书的一大遗憾。

整体来看，沃兹的一生相当完美。他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做工程师，另一个是当一名小学5年级的老师。在有生之年，这两个梦想都实现了。作为一名工程师，他在20多岁时就一手设计了苹果I型和Ⅱ型电脑，带动了全球个人电脑普及应用浪潮，并迫使IBM PC于1981年面世，从此改变了整个计算机业的面貌。1977年，世界上只有少数人具备硬件、软件、电子设备和电路板布线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也只有少数人了解苹果Ⅱ计算机的制造技术、艺术特点，并欣赏它的设计优点。沃兹是一名当之无愧的出色工程师。在离开九霄云外公司之后，他实现了自己的第二个梦想，安静地当了10年的小学5年级老师。他在家乡加州Los Gatos校区当计算机教师，教5—8年级的小学生。他没有正式的教师证书，也从来不领任何工资，到了暑假，他仍在用心备课。并且在家中开办临时班，辅导18位即将升入六年级的学生会。在这段时间里，这位IT史上叱咤风云的英雄说自己“学到了不计其数的东西”，那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时间”。

这两个梦想塑造了他传奇的一生。这位电脑天才起初发明苹果，只是为了让更多普通人也能使用电脑，使每台电脑像课桌一样用上20年。摩尔定律并没有如他期待的那样很快寿终正寝，庞大的商业利益机器还在疯狂地加速度运转，个人电脑的寿命越来越短。这并不是沃兹想看到的，这位像一个孩子一样乐观的大男孩忧郁地反思道： “现在计算机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我时常问自己：我是计算机的主人吗？现在我想自己更像是它的奴隶。我们不得不跟着它跑，这不是我们当初追求的目标。”

“第三世界”如何成为“新兴市场”

2008-08-30

新兴市场这个概念是发达国家的企业看第三世界企业的一种眼光，充满了敌视，饱含了掠夺意味。这个概念也是他们自救一种分析工具。单看麦肯锡发的多篇认识新兴市场的文章，哪一篇不是教跨国企业如何深入第三世界的，教他们如何更深入地建立商业霸权。这样的文章对第三世界的企业没有任何意义，同样新兴市场这个概念对第三世界的企业也没有什么意义。

《世界是新的》是国内译介的第一本专门研究新兴市场的书，作者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就是“新兴市场”这个概念的提出者。1981年，他在世界金融公司任职，在向知名投资人阐释“第三世界证券基金”的价值时，听众表示对这一想法很感兴趣，但JP摩根公司的弗朗西斯·芬雷公开表示不喜欢“第三世界”这个标签，于是阿格塔米尔在冥思苦想之后把“第三世界”替换为“新兴市场”。他筹划的“第三世界证券基金”最终以“新兴市场增长基金”的面目出现。1987年，阿格塔米尔伙同世界银行的几位同事创建了新兴市场管理公司。

比较而言，“第三世界”给人的印象是落后的、停滞不前的，而“新兴市场”则意味着进步的、蓬勃发展的。那么，到底什么叫新兴市场呢？根据国际金融公司的权威定义，新兴市场是相对“成熟市场”而言的，就是指那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达到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如韩国、印度、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巴西、南非、俄罗斯及土耳其等。新兴市场的经济在起步，蕴涵这极大的空间，自然十分具备投资价值。

如果不是刻意借搭《世界是平的》的畅销列车，这本书的书名应译为《新兴市场世纪：一种新类型的世界级公司在追赶世界》。在《世界是新的》这本书里，作者着重讲述了25家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何成长为世界级公司（译者译为“世界一流公司”，此处笔者采取通译）的故事，并在书的最后解释了新兴市场的十大投资准则。作者夸张地说：“在未来25年左右的时间中，亚洲、中东、东欧、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新兴国家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现在的发达国家，而我把这一进程叫做‘新兴市场的世纪’”。这里流露出的显然是以“欧美”为整个世界的自大情绪。以“欧美”为整个世界，并不奇怪。事实上，除俄罗斯之外，今日的新兴市场哪个不曾是欧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在欧美国家眼里，第三世界国家企业扮演的角色曾经是“世界工厂”、“外包中心”。这样的角色对欧美企业在全球商业霸权世界的地位毫无影响。当1990年以来的少数企业突然之间变成欧美企业有力的竞争对手时，他们不能不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企业刮目相看。试想，如果第三世界国家的企业对发达国家的企业没有构成威胁，那么“成熟市场/新兴市场”的划分有什么必要呢？先前存在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分析模式就足够了。“成熟市场/新兴市场”这样的区分之所以成为必要，首先是发达国家企业自身危机感的体现，是他们对商业局面的迟钝反应。他们开始反思，为什么他们一向看不起的落后国家的企业竟然可以成为自己有力的竞争对手。痛定思痛的结果是，他们应对发达国家市场的经验失灵了，他们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需求结构。

正是这种独特的市场结构成功地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进行抗衡。根据印度管理学家塔伦·康纳和克里希纳·佩勒普的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全球性客户，他们的需求的是具有全球品质和特点的产品；第二层是全球本土化客户，他们需求的是具有全球品质但具备本土特色的产品；第三层是本土客户，他们需求的是自己可以负担得起的具有本土特色的产品；第四层是最底层的客户，他们需求的是最廉价的产品。一般而言，跨国企业仅仅能够满足第一层次的客户，在满足发展中国家更为广阔的其余客户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更具优势，因为他们更懂得本土的市场需求。在本土市场站稳脚跟之后，他们自然会全球市场进军。

当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开始进军世界的时候，“新兴市场”这一概念近年来开始成为商业管理界的普遍用语，它似乎担当了解释世界商业局面变动原因的角色。如何应对“新兴市场”就成了近年来商业世界的重要议程。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尽管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联越来越紧密，但“新兴市场”这一重要议程有两张面孔：对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他们关心的如何更好地深入新兴市场中的本土市场，以实现更彻底的商业扩张；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在新兴市场中崛起，进而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名商业观察者，这本书显然没有满足我的阅读预期。这本书并不像广告语标榜的那样是 “全球第一部系统论述新兴市场的经典著作”。它的意义在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兴市场”为何重要的问题，无意中告诫中国企业不必迷信西方的商业理论。它的主体部分试图讲述25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成长为商业巨人的故事，但每个故事似乎都没有灵魂，过于平淡无奇。作者特意选取了中国大陆的企业海尔和联想，但笔者以为尽管它们是中国本土商业巨头国际化的先行者，但距离世界级企业的标准还相差甚远。阿格塔米尔对中国企业寄予厚望，热情洋溢地称赞中国企业为新兴市场世纪的“发动机”，但正如我们每个人都看到的那样：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级企业的征程依然漫长。

代码时代，今夕何夕?

2010-01-25

白名单事件、谷歌拟退出中国等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网络事件，让我们再次感慨，网络空间的自由日渐逼仄，对此有一则打油诗概括得很好：“村村通网络，致富信息多。筑坝养河蟹，砌墙圈羊驼。中华尽局域，上线就爱国。百度全知道，何须问谷歌？”
这种局面，当然是因为很多不可言说的原因。同时，作为一个网龄近10年的网民，我也在想，是不是我们也到了一个重新认识互联网的关口。尽管受到很多明显的规制，我们的头脑往往还是不由自主地产生“网络空间是自由的”的念头，是较之于现实空间的更大的希望所在。然而，网络空间真的是自由的吗？这种自由仅仅是一种幻象吗？
当代网络法律界最有影响力的劳伦斯•莱斯格教授，在《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一书中斩钉截铁地告诉人们，网络空间本身并非自由的乐园，它本身就是控制的象征。他并不是在耸人听闻，他指出“网络空间”（cyberspace）一词意指控制而非自由。这个词从词根上可以追溯到“控制论“（cybernetice），而控制论的主要动机就是去探索一种更好的控制方法。
“网络空间”的出身也佐证了这一点，它诞生于国防部的一个项目，目的也是对某种控制架构的置换，将付费的、单一用途的电话网络置换成非付费的、多用途的“包交换”数据库网络。以此看来，我们之前关于“网络空间”的廉价赞美，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也许有人要问，莱斯格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吗？为什么偏偏拿“网络空间”说事而是谈论大家更常用的“互联网”？对此，这位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对此也有回应。“网络空间”和“互联网”并非泾渭分明，但也不能等量齐观。简单地说，互联网只是一种技术，而网络空间是一种虚拟社区，是一个让你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地方；上过互联网的人，并非全部都在“网络空间”生活过。
因此，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或者我们不愿这样去想，我们在“网络空间”生活时，并非在走向自由的天堂，而可能是控制的牢笼。
在“网络空间”兴起的早期，确实有人为“网络空间”的到来欢呼过。美国电子前线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约翰•巴洛写下了著名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这位“感恩至死乐队”的词作者摇旗呐喊：“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群令人讨厌的铁血巨人们！我来自网络空间，一个思想的新家园。我代表未来，要求落伍的你们离我们远点儿。我们不欢迎你们。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不再享有主权。”
这种“政府不享有主权”的时代或许曾经昙花一现，但随着“网络空间”技术的逐步复杂和影响的不断增长，对“网络空间”的控制技术也随之更加成熟，成熟到非常可怕的地步，对我们之前曾经期待或者幻想的“自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威胁。
莱斯格教授指出了“网络空间”的四类立法者：市场、架构、准则和法律，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网民们的自由程度。其中，市场通过价格来约束，技术通过物理负担来约束，准则通过共同体施加的声誉来进行约束；法律通过惩罚的威胁来约束。如果我们要追寻自由的话，必须将信息时代的四大立法者整体考虑。
这四类立法者交互作用，其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架构背后的代码因素，也是对美国人自由的最大威胁。
代码不仅可以帮助市场和政府在互联网空间实现传统的法律治理，而且它自身也变成了规制者。这是《代码2.0》这本书对我们的最大启示，在威胁自由的名单上增加了一个新的项目。代码不再是政府法律中“禁止进入”的命令，而是对某人进入某空间的物理限制。因此，信息法学的研究者约耳•芮登博格首次提出“代码就是法律”。如果代码就是法律，那么对代码的控制就是权力，代码作者就是立法者。他们决定互联网的缺省实质应当是什么，隐私是否会被保护，用户匿名的程度，言论自由的尺度。
在这本书的136页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如果说在19世纪中期是准则威胁着自由，在20世纪初期是国家强权威胁着自由，在20世纪中期的大部分时间是市场威胁着自由，那么我要说的是，在进入21世纪时，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规制者——代码，威胁着自由。”
这段话说得很有道理，但却让一个中国读者产生一种时空错乱的的困惑：今夕何夕？如果以我们的自由受到的威胁来看，真不知道我们活在哪一历史阶段？难道我们再次穿越，重返20世纪之初？这种穿越感十分跳跃，可天我们今天活在20世纪之初，明天就活在19世纪，后天又到了20世纪中期，似乎21世纪永远没有来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