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的局限

Wayne 2007-04-17 0

经典

kimliuzaixi 2011-04-08 0

别人的故事，仅供参考，自己的路，只能自己走

一条日常划水鱼 2015-10-11 0

是一份报告，所以不像书那样有一种前后一致的理论模型，不过以后碰到私有化的问题，可以当做参考读物，给个赞吧！谨防极端！！！

东风破 2011-11-28 0

其实是政府管理的工具书

imagd 2012-07-09 0

for all liberalists in economics

[已注销] 2015-01-19 0

论文参考，前三分之一和最后三分之一的理论分析比较实用，中间三分之一的案例太碎，理解起来有点困难，行不成整理认识。另外一本《关于私有化的经济学：不一定总能得到你想要的》案例经典分析，整本都不错

周正国 2010-04-13 0

值得反思,其中有美国印第安土著人土地政策的演变经验于教训

Wayne 2007-04-17 0

经典

kimliuzaixi 2011-04-08 0

别人的故事，仅供参考，自己的路，只能自己走

一条日常划水鱼 2015-10-11 0

是一份报告，所以不像书那样有一种前后一致的理论模型，不过以后碰到私有化的问题，可以当做参考读物，给个赞吧！谨防极端！！！

东风破 2011-11-28 0

其实是政府管理的工具书

imagd 2012-07-09 0

for all liberalists in economics

[已注销] 2015-01-19 0

论文参考，前三分之一和最后三分之一的理论分析比较实用，中间三分之一的案例太碎，理解起来有点困难，行不成整理认识。另外一本《关于私有化的经济学：不一定总能得到你想要的》案例经典分析，整本都不错

周正国 2010-04-13 0

值得反思,其中有美国印第安土著人土地政策的演变经验于教训

我想说两句

真实世界的私有化情况

八日水 2017-02-19 0赞

本书是在充分资料调研的基础上（涉及各领域）来讨论学术专题----私有化的局限。私有化与放松管制并不是一回事，尽管有时候经常连在一起发生。私有化的成败往往受到所伴随的管制类型与管制程度的极大影响。水方面，玻利维亚的提高水价计划失败迫使水务公司退出，说明其政治气候还远远没达到有利于私有化的程度；法国格勒诺布尔的授权供水服务被调查是存在着大范围的营私舞弊，收受回扣和漫天索价现象；英国泰晤士水务公司夹在监管者和消费者之间，难以作为；从布达佩斯的排污工程可看出，外国水务公司并不想用自己的资本来进行投资，而是想从国家拿走尽可能多的钱；而德国罗斯托克水务租赁的成功是私营者水务管理水平和政府部门保持着确保用水高质量的决定性地位。金属和水泥方面，赞比亚私营矿业最为普遍的特征之一就是因削减开支和裁员以及大公司倒闭而引起的大规模失业。虽然私营投资者通常会带来资金、技术和有利于环保的有效道德规范，但是跨国公司往往与当地社会联系少，但却又直接影响着当地社会。其他资源方面，从印度稌书专利权、巴斯马蒂香米案例等看到，很多所谓国际贸易组织贬低土著人的知识和世界观，将自然私有化，对生物多样性的掠夺，为仅仅是为商业利益而拥有的或买卖的商品。能源方面，安然的破产，是其促进能源自由化同时又避开了管制者的干涉，也没有受到金融管制导致的；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停电说明政府在实施管放松管制的时候，忽视了有必要对在一般市场条件下不能盈利的项目进行投资。电信及邮政服务业方面，乌拉圭的电信例子说明，即使再一个飞速变化的高科技部门，私营本身也并不一定优越于国营。墨西哥电信和荷兰TPG邮政的私有化则是成功的。交通方面，英国铁路无法强迫私营公司进行极其需要的基础设施更新和安全方面的投资，导致了服务质量很差，并发生了许多交通事故；瑞士航空私有化引发了定价、管制，公司治理问题等；日本国家铁路私有化还算正面例子。垃圾处理方面，以德国和马来西亚作为例子说明，应当建立并监控垃圾处理装置的质量标准，设计并监控政府与私营者之间的合同，对违规事件以及在政府执行时发生营私舞弊时的制裁，以及鼓励废物回收利用、防止产生垃圾以及节约资源（处理不好，私有化带来消极影响）文化及传媒方面，从萨尔茨堡艺术节得出，市民和公司对其艺术机构应承担直接责任才有助于持续发展；对于传媒巨头，为防止垄断的可能，欧盟制定一项政策，对市场参与者增加了一些限制条件，以确保引入竞争者，并使没有一家公司能够通过技术看门人的角色或通过控制生产或分销渠道的方式来控制市场。医疗卫生方面，美国的例子说明私有化有一个界限。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角度看，竞争和市场是提高质量和节约成本的很有用工具，但从需求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来看，私有化导致了负面的社会政治影响，特别是将大量的人口排除在医疗保健之外；赞比亚的改革是以牺牲医疗保健服务接受者的利益为巨大代价，仅对极少数富裕或特权阶层有利。改革后，为大多数人提供的医疗保健设施继续恶化。药物严重短缺，卫生工作人员继续受到很差的培训和配备。教育方面，智利和坦桑尼亚的私有化的不成功说明富裕与贫穷的两难。警察与保安方面，从雇佣军历史到现在的发展得出，政府在军事训练或者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越薄弱，则该政府失去对过程的控制并依赖于提供全面服务的私营雇佣军的危险性就越大。人身安全由普遍意义上的人权变成了一种在市场上分配交易的商品，其价格使得穷人无法承受；美国私营监狱引出讨论，监狱服务的改善是以延长服刑时间、转移责任、安全问题、廉价劳动力的道德问题、对改造的不确定性，至少偶而产生的腐败以及由于私营企业对公共服务施加不适当影响和外国控制司法功能而可能对犯人产生的不公平后果为代价的。书中的私有化每一个案例都是在一个宽广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包括主要参与者的心态、制度背景及相关社会的权力分配。在七八十年代出现全球性的滞胀现象（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让伊朗重现了伊斯兰元教旨主义，西方政府主导的官僚主义现象和福利国家的成本问题，使得工商界开始对其感到厌烦，结果‘新自由主义（减免税收、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出现了。虽然市民可以通过投票、参与党派政治以及通过宣传、游说和压力团体来对民主政府施加影响，但是在对私营巨头们施加影响方面，缺乏经验，尤其是缺乏权力。私有化可以创造出生产效益、减少财政赤字、减轻内外债务压力，并向国际市场发出了一个该地区支持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明确信号，拉丁美洲国家都执行私有化方案，但实行其能力和时间点都不相同。接下来几年，积极的宏观经济影响程度与是否将私有化方案放在一个更大的、连贯的、具有透明度的、被广为接受的以及制度化的结构性改革进程之中有着直接的联系，而消极的微观经济影响程度则与之有着反向联系（智利继续，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停滞不前，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倒退）。中东欧国家私有化的有些动机完全是政治性的。人们不熟悉市场的功能，没有人能够实事求是地评价即将面临的经济问题的严重性。所有中东欧国家私有化政策都搭配有员工持股计划。其优点和存在的问题与大众私有化非常相似：容易投入实践并广受欢迎；同时并不利于投资的增加以及营销知识和管理技能的获得（应将私有化置于一定背景下来看：私有化只是痛苦的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私有化本身，而是低效的中央计划经济的结构调整才引起了失业。一般认为经济中私有企业所占的份额越高，国家在这一痛苦的转型过程中就越成功。）。南亚私有化主要原因是财政上考虑和对亏损的公有企业和服务的补贴日益增多。私有化的收入一般不用于改进社会基础设施。由于其规模不大，因此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经济民主方面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很多。由于结构和文化的双重因素，保加利亚、波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女性在私有化过程中面临着日益增多的歧视性做法。英国私有化是由私有化和自由化所提供的选择权有着太多的虚假、缺点，对大部分人来说操作台太难或根本不可能操作，或者从较为广泛的影响来说是弄巧成拙。美国几乎没有进行私有化，更多的是转包或外包而不是私有化，尤其是在州一级的层面。私有化成功的案例特点是经济绩效提高、服务改善以及私有化过程是有序的、透明的、很大程度上的民主过程。包括东欧国家中的国有企业、大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电信部门、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邮政服务、铁路、航空、公用部门和供水部门的私有化。也有彻底的失败、成败参半的案例。私有化使得城市市民认为地方政府是多余的和‘官僚的’，面临社会内聚力和经济效率的冲突。即使私有化在经济上是成功的，也有可能威胁到民主治理的基础。很多私营的支持者将私营服务的最佳案例与公办服务的持续失败进行比较，暗示政府没有希望，这是出于政治目的。某些国家，私有化就是设计成能得到最大可能的贿赂。规定招标要求时所采用的方式、项目的设计以及过程本身都可以创造腐败的空间。实施私营服务之前，尤其是当监管能力较弱的时候，政府应将‘做好私有化’所遇到的困难与进行有针对性的公办服务改革加以比较。渐进谨慎的方式有助于政府避免产生重大失误，同时也得以学着转化成下一步的政策措施。公共产品（不管是全球性的还是其他类型的）的相异性，尤其是其生产途径的差异，使得对其融资没有统一的方案可循。融资安排必须因产品而异。政府显然低估了基础设施项目内在的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服务定价方面。公共服务跨国公司通常可以高效率地提供很高的专业技术和质量，但有些能够轻易地逃脱责任而不引起法律后果（如果经营者从合同或特许经营中脱身，则管制通常是无能为力的），并且公共服务跨国公司所采用的公司合伙制的模式必然会导致腐败。WTO成员中，欧美的贸易谈判者提出要求往往是由于迫于公司服务游说团寻求市场拓展的压力，不是为了实现发展目标。私有化往往是更大的经济改革计划的一部分，从而很难辨别和衡量出私有化的总体效果。由于产出和就业效果很难量化，因此效率收益只是从公司的层面来报告，所以很难对私有化的结果及其对有关国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作出总体结论。如果私有化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那么效率所指的是什么。如果社会、生活以及公平的损失可以货币化，或者视作经济损失，那么私有化在提高总体效率方面实际上也许是失败的。由私有化引起的腐败其长期影响也许有限，但以此认为比继续不正当地利用国有企业更为可取一些，这个问题尚无定论。由于基本服务（维持生活、健康和尊严所需的服务，尤其是给排水、用电和医疗保健）独特的社会贡献，以及私有化所包含的不可忽视的风险，公共部门失灵的证据本身不足以成为采用私营方式的理由。因此私有化的提倡者将比公办负有更重的举证责任。在缺乏广泛理解并普遍认同为合法的游戏规则的情况下，那些私营者认为对其最有利的行为却无法用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特别是全球化的发展，大大缩小了私有化的确定性，其中三类突出的发展结果因素关系最大：1、因全球贸易、资金流动和货币金融安排的制度结构原因而引起的不稳定；2、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3、对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威胁。怎样才能使那些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建立的制度获得最大的成功，而使不受欢迎的副作用减少到最小？这是目前乃至今后全球治理的关键问题。要取得全球治理方面的进步必须依赖于政府（主要为国家政府）、私营部门（包括跨国公司）以及全球市民社会（广大领域的非政府参与者）之间能够结成适度而有效的关系。市民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帮助维持公共部门和私营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是政府和市场的混合组合体。市场和政府在使系统运作中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要依赖于人们分别扮演消费者和公民的角色。编者呈现给读者的主要观点是谨防极端（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通过本书要认识到私有化的局限：经济层面，公有企业私有化后相应的社会成本有时候大大超过企业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效益（就业歧视和失业的增加，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度开发，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和数量下降而价格却上升）；社会层面，加剧社会贫富分化，导致社会的不安与动荡；政治层面，削弱政府以及维持社会公平的能力，侵蚀民主参与的重要地位；文化层面，侵蚀普遍的文化价值观念，使其屈从与商业利益的需要。实行私有化要因事因地制宜，要有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要有强有力的完善程序。如何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认清其作用，仍有很多操作上的问题：外国所有权占多数还是少数？首先关注获得一个好价钱还是应同时包括社会和环保标准？是否某些战略性公司或经济部门应排除在私有化范围外？外国所有权有没需要在哪个经济领域内有最高份额限制？只有当置于一个切合实际的管制框架之下，私有化和竞争才是有好处的。要使私营的基本服务为穷人服务，需要管制其供应、价格和竞争。这些领域必须成功执行一系列平衡的法规：在要求强制执行与公司希望有最大的灵活性之间的平衡，在社会进步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平衡，以及期望简单、透明和非官僚的指导方针与存在复杂的目标群体之间的平衡。私有化应被看作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削减或破坏政府地位的途径。有些情形私有化是最好选择，但另外一些情形，公共部门进行改革也许反而是更好的选择。本书总结：逐步形成有效的治理、强有力的管制和监管制度；不要对公共部门仍可以做的领域进行私有化；绝不要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进行私有化；确保对监管体制的民主控制，并使政府能够在私有化遭到重大损失时撤销私有化；壮大政府和私有部门之间的第三部门：即基金会、慈善机构、市民社会。

在公与私之间寻找平衡——评《私有化的局限》

小李匪盗 2006-07-27 12赞

在公与私之间寻找平衡——评《私有化的局限》
李华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犹记始于去年的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辩论，郎咸平指出在目前法制框架不完善的条件下，私有化国企难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导致政府重新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并且叫停了大型国企的改制。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郎看到了正确的问题，但提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即增加政府权利来干预企业的微观行动，而不是通过完善法律框架来进行监管。尽管这可能是郎认为在当下最可取的“权宜之计”，但长期看很可能得不偿失。以此为契机展开的对中国教育产业化、医疗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也凸现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私有化何处为界？

这也正是魏伯乐等人呈给罗马俱乐部的报告的主题。罗马俱乐部以《增长的极限》表达对经济增长可能耗尽潜在资源的担心而闻名于世，其一贯的姿态是在热浪中保持清醒，尽管《增长的极限》由于没有考虑技术变迁而被多数经济学家诟病。在这一轮全球私有化浪潮中，罗马俱乐部适时又浇一盆冷水，这就是《私有化的局限》。

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私有化案例层出不穷，而魏伯乐等的研究几乎涵盖了通常认为该由政府来供给的所有公共资源。这些私有化的案例有成功也有失败。在总结这些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时，魏伯乐开门见山：谨防极端！因为案例研究显示私有化提高效率降低价格的成功案例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多。这一事实表明，不考虑任何约束条件，而一味鼓吹私有化的极端行为可能仅仅是出于一种单纯的信仰，而不是依靠实证结果来修正自己的理念。在20世纪60年代私有化初期，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人为此鸣锣开道，这是出于对“社会主义”这一时髦思潮的反思，正如今天我们反思私有化的局限条件一样。

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私有化能否一概而论，并且作为未开始的私有化的样本呢？本书认为这可能是陷入了一种极端，在公有私有两分的观点下，往往忽略了大量真实的案例是两者并存，并且依靠有效的监管框架来有效保护各种产权，并使产权在透明的规则下发挥效率。这一解释摒弃了公私极端，也在最小管制（最小政府）到最强管制（政府包办一切）之间提供了无数连续状态。因为真实世界远比理论要复杂。

一般支持私有化的观点会认为将产权交给个人不仅可以避免官僚腐败，也能够增进个人选择的效率，激励创新。但实际上如果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监管，少数人就可以强买无权势者的资产，造成极大的贫富差距，并且带来大量的社会成本，而这个成本可能要高于私有化带来的收益。当然政府与企业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所以应该抛弃有害的二元论，魏伯乐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来发展“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市民社会”，并认为这可能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而从一个更宽泛的理论框架来看，实际上《私有化的局限》在处理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依然可以商榷。除了协调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作出平衡，以及发展第三部门之外，从经济学一以贯之的逻辑而言，允许私人部门对公共部门进行良性竞争，仍然是有效的方式。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共部门会获得优势，但对私人部门而言，这种私有化带来的最大好处可能不在于提供了多少选择，而在于私有化给了选择。简单而言，私有化未必达到最优结果，也未必提供最佳选择，但私有化却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受限制的选择依然要优于没有选择，这才是私有化对于自由选择最重要的贡献。

在中国改革涉入深水区的时候，反思中国改革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私有化的成败得失，也应当注意谨防极端。私有化在没有约束的情形下会造成过犹不及的困境。《私有化的局限》一书尽管没有涉及到中国的案例，但每一个案例中体现的思想都值得中国重视。远观他者，以为借鉴，回顾近30年的中国改革，恐怕依然要在公与私之间寻找平衡。

“私有化的局限”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心情随风 2006-07-05 8赞

——兼评《罗马俱乐部报告：私有化的局限》

刚读完《limits to Privatization:How to avoid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魏伯乐等主编，王小卫、周缨译，上海三联和上海人民06年3月出版）。《南方周末》的后窗（“阅读”栏目的编辑）向我推荐了登在该报上的一篇书评，我认为写得不够精练和有思想，于是自己不顾冒昧和浅陋，忍不住手痒草就一篇，其中引用了刘昶先生的很多观点和成果。另外，对书中很多有意思的案例准备另外撰文简评。

从英语标题可以看到，该书首先肯定私有化是一件好事情，只是过多过度过滥会适得其反，甚至变成坏事情。该书讨论了全球范围内私有化的教训，对新自由主义和力倡全盘私有化的思想提出了挑战，以案例实证的方式，特别是对曾经盛行的“一私就灵”观点敲响了警钟。

就象“社会主义不代表计划，也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不代表市场，也可以有计划”一样，微观层面的公有化不一定与社会主义划等号，私有化也不一定与资本主义划等号。私有化和公有化只是一种提高效率的手段而非最终的目的。关键是看哪一种手段最能实现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手段是否有效，最终评价的标准不仅仅是微观、单方面的，更应该是宏观的、全局的。

公私之争已是一个讨论了上百年的老话题，中间有分歧也有共识，但总起来看，共识在不断增多，分歧在不断减少。该书对全盘深度私有化的观点作了考察和反思，对像水、金属和水泥、能源、电信、邮政、交通、环保、卫生、传媒、教育、医疗、养老金、治安等领域以案例实证的方式作分析，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确实很难得出私有化一定适用有效的结论，相反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结论是应该对简单、不加分析的私化化说“不”。

书中提到的案例虽然没有发生在中国，但却是我们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读来非常熟悉。找出其中的经验教训，分析其中的成败得失，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多点思考和启示，起码可以未雨绸缪，少走很多歪路，少交很多学费，降低改革的成本。

很多的争论来自于对“私有化”定义的分歧。在我国，私有化曾经是个很敏感的话题，不仅仅是个经济话题，更是个意识形态和政治话题，是个“左”还是“右”的方向问题。该书讨论的私有化是指“通过减少或限制政府当局在使用社会资源、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中的职责的一切行为和倡议”。私有化的形式“既包括产权由公共所有转为私有，也包括政府向私营供货商购买产品或服务，还包括通过用许可证、执照、特许权、租赁或特许合同等方式将资产使用或融资权或服务提供权移交给私营企业。”讨论的范围一经确定，分析起来就有了共同的着力点。

私有化的好处不言自明，但有很大的局限，推行私有化要趋利避害，避免好事过头。该书试图在私营和公共领域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这一观点倒有点类似中国的“中庸之道”，过犹不及也，也很符合自然规律和辩证法。

尽管对“私有化的局限”众说纷纭，但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得出一些有用的结论：

一是从经济角度看，私有化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但同时的副作用是社会成本也会相应增大，也即具有“外部性”。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难免唯私利是图，形成很多“负效应”，譬如就业歧视和失业的增加，对资源和环境的过渡掠夺和开发，对公共利益的侵害，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下降而价格上升等。

二是从社会角度看，私有化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矛盾突出，导致不安与动荡。

三是从政治角度看，私有化逐渐削弱政府及其维持社会公平的能力，寻租加剧、商业贿赂盛行，甚至损害民主参与，危及社会公平。

四是从文化角度看，私有化侵蚀普遍的文化价值观念，打破传统、信念、道德和价值观，更多屈从于商业利益。

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角度透视私有化的局限性，对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各个方面出现的局限让我们身临其境，似曾相识。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生存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生态都有私有化加剧后的副作用和影子。近来很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大众媒体和普通民众关注的热门话题都与此有关，如就业、教育、医改、住房、社保、资源、环境、腐败、诚信等等问题，甚至大热的高考、超女、世界杯、青藏铁路、房价、商业贿赂、教育产业化、企业公民能力、保护弱势群体等都与其扯得上边。

针对以上的副作用和“负效率”，政府的作用是关键的。政府如何摆正位置，不错位，不越位，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政府在推行私有化时要以全社会的利益为考量，应建立和维持一个有效合理的监管体系，确保公平竞争。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也支持公平效率兼顾的观点，即不仅要坚持起点和机会的公平，而且还要兼顾结果的公平。最终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共享。

该书还有一个特色是提出了“授能政府”的新概念。其核心思想是“鼓励民众参与公共生活，增强参与意识和能力，并作为第三个支柱平衡政府和私有者之间的力量，防范弊端，保障群体的利益。”这倒让我想起了以前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真正涉及到公共的群体利益时，群众究竟有多少参与权与知情权呢？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不是真正实现无矛盾和冲突（因利益、角度不同，事实上没有这样真正的无摩擦），而是在于相容、共通和协调。就如译者在序言里提到的：“和谐社会就是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都能在公平的制度框架内得到合理表达、竞争和保障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政府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授能于社会，即鼓励公民去争取和维护自身及公共利益，并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和参与提供这样一个公平的制度框架。”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银行卡收费事件”、“油价倒挂升价事件”、“国有垄断企业员工高收入事件”等等的争论，是否可以从以上的表述中得到一些深层次的启示呢。

私有化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私有化本身不是一个终点，私有化应被看作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削减或破坏政府地位的途径。该书在分析众多案例、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了一些很好的建议，而很多方面，恰恰是我们需要加强和改进的。

1、逐步形成有效的治理、强有力的管理和监管制度。

2、不要对公共部门仍可做的领域进行私有化。

3、决不要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进行私有化。

4、确保对监管体制的民主控制，并使政府能够在私有化遭到重大失败时撤销私有化。

5、壮大政府和私有部门之间的第三部门，即基金会、慈善机构、市民社会。

看昨日央视的《晚间新闻》，墨西哥大选“左”“右”两派旗鼓相当，显示了“左”的力量的大幅抬升。巴西、委内瑞拉等超过70%的南美国家，政坛力量都集体由“右”转“左”，宣告了美国设定的南美发展道路和“华盛顿共识”的破产，似乎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倍受推崇的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潮流的逆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正受到理性的质问，国家干预的力量又在悄然增强。这个新闻似乎也为“私有化局限”作了一个脚注。历史总是惊人的重复、回转和交替，正应了那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很符合老子“祸福相依，否极泰来”思想的。

在公与私之间寻找平衡——评《私有化的局限》

小李匪盗 2006-07-27 12

在公与私之间寻找平衡——评《私有化的局限》
李华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犹记始于去年的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辩论，郎咸平指出在目前法制框架不完善的条件下，私有化国企难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导致政府重新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并且叫停了大型国企的改制。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郎看到了正确的问题，但提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即增加政府权利来干预企业的微观行动，而不是通过完善法律框架来进行监管。尽管这可能是郎认为在当下最可取的“权宜之计”，但长期看很可能得不偿失。以此为契机展开的对中国教育产业化、医疗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也凸现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私有化何处为界？

这也正是魏伯乐等人呈给罗马俱乐部的报告的主题。罗马俱乐部以《增长的极限》表达对经济增长可能耗尽潜在资源的担心而闻名于世，其一贯的姿态是在热浪中保持清醒，尽管《增长的极限》由于没有考虑技术变迁而被多数经济学家诟病。在这一轮全球私有化浪潮中，罗马俱乐部适时又浇一盆冷水，这就是《私有化的局限》。

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私有化案例层出不穷，而魏伯乐等的研究几乎涵盖了通常认为该由政府来供给的所有公共资源。这些私有化的案例有成功也有失败。在总结这些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时，魏伯乐开门见山：谨防极端！因为案例研究显示私有化提高效率降低价格的成功案例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多。这一事实表明，不考虑任何约束条件，而一味鼓吹私有化的极端行为可能仅仅是出于一种单纯的信仰，而不是依靠实证结果来修正自己的理念。在20世纪60年代私有化初期，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人为此鸣锣开道，这是出于对“社会主义”这一时髦思潮的反思，正如今天我们反思私有化的局限条件一样。

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私有化能否一概而论，并且作为未开始的私有化的样本呢？本书认为这可能是陷入了一种极端，在公有私有两分的观点下，往往忽略了大量真实的案例是两者并存，并且依靠有效的监管框架来有效保护各种产权，并使产权在透明的规则下发挥效率。这一解释摒弃了公私极端，也在最小管制（最小政府）到最强管制（政府包办一切）之间提供了无数连续状态。因为真实世界远比理论要复杂。

一般支持私有化的观点会认为将产权交给个人不仅可以避免官僚腐败，也能够增进个人选择的效率，激励创新。但实际上如果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监管，少数人就可以强买无权势者的资产，造成极大的贫富差距，并且带来大量的社会成本，而这个成本可能要高于私有化带来的收益。当然政府与企业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所以应该抛弃有害的二元论，魏伯乐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来发展“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市民社会”，并认为这可能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而从一个更宽泛的理论框架来看，实际上《私有化的局限》在处理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依然可以商榷。除了协调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作出平衡，以及发展第三部门之外，从经济学一以贯之的逻辑而言，允许私人部门对公共部门进行良性竞争，仍然是有效的方式。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共部门会获得优势，但对私人部门而言，这种私有化带来的最大好处可能不在于提供了多少选择，而在于私有化给了选择。简单而言，私有化未必达到最优结果，也未必提供最佳选择，但私有化却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受限制的选择依然要优于没有选择，这才是私有化对于自由选择最重要的贡献。

在中国改革涉入深水区的时候，反思中国改革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私有化的成败得失，也应当注意谨防极端。私有化在没有约束的情形下会造成过犹不及的困境。《私有化的局限》一书尽管没有涉及到中国的案例，但每一个案例中体现的思想都值得中国重视。远观他者，以为借鉴，回顾近30年的中国改革，恐怕依然要在公与私之间寻找平衡。

“私有化的局限”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心情随风 2006-07-05 8

——兼评《罗马俱乐部报告：私有化的局限》

刚读完《limits to Privatization:How to avoid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魏伯乐等主编，王小卫、周缨译，上海三联和上海人民06年3月出版）。《南方周末》的后窗（“阅读”栏目的编辑）向我推荐了登在该报上的一篇书评，我认为写得不够精练和有思想，于是自己不顾冒昧和浅陋，忍不住手痒草就一篇，其中引用了刘昶先生的很多观点和成果。另外，对书中很多有意思的案例准备另外撰文简评。

从英语标题可以看到，该书首先肯定私有化是一件好事情，只是过多过度过滥会适得其反，甚至变成坏事情。该书讨论了全球范围内私有化的教训，对新自由主义和力倡全盘私有化的思想提出了挑战，以案例实证的方式，特别是对曾经盛行的“一私就灵”观点敲响了警钟。

就象“社会主义不代表计划，也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不代表市场，也可以有计划”一样，微观层面的公有化不一定与社会主义划等号，私有化也不一定与资本主义划等号。私有化和公有化只是一种提高效率的手段而非最终的目的。关键是看哪一种手段最能实现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手段是否有效，最终评价的标准不仅仅是微观、单方面的，更应该是宏观的、全局的。

公私之争已是一个讨论了上百年的老话题，中间有分歧也有共识，但总起来看，共识在不断增多，分歧在不断减少。该书对全盘深度私有化的观点作了考察和反思，对像水、金属和水泥、能源、电信、邮政、交通、环保、卫生、传媒、教育、医疗、养老金、治安等领域以案例实证的方式作分析，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确实很难得出私有化一定适用有效的结论，相反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结论是应该对简单、不加分析的私化化说“不”。

书中提到的案例虽然没有发生在中国，但却是我们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读来非常熟悉。找出其中的经验教训，分析其中的成败得失，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多点思考和启示，起码可以未雨绸缪，少走很多歪路，少交很多学费，降低改革的成本。

很多的争论来自于对“私有化”定义的分歧。在我国，私有化曾经是个很敏感的话题，不仅仅是个经济话题，更是个意识形态和政治话题，是个“左”还是“右”的方向问题。该书讨论的私有化是指“通过减少或限制政府当局在使用社会资源、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中的职责的一切行为和倡议”。私有化的形式“既包括产权由公共所有转为私有，也包括政府向私营供货商购买产品或服务，还包括通过用许可证、执照、特许权、租赁或特许合同等方式将资产使用或融资权或服务提供权移交给私营企业。”讨论的范围一经确定，分析起来就有了共同的着力点。

私有化的好处不言自明，但有很大的局限，推行私有化要趋利避害，避免好事过头。该书试图在私营和公共领域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这一观点倒有点类似中国的“中庸之道”，过犹不及也，也很符合自然规律和辩证法。

尽管对“私有化的局限”众说纷纭，但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得出一些有用的结论：

一是从经济角度看，私有化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但同时的副作用是社会成本也会相应增大，也即具有“外部性”。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难免唯私利是图，形成很多“负效应”，譬如就业歧视和失业的增加，对资源和环境的过渡掠夺和开发，对公共利益的侵害，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下降而价格上升等。

二是从社会角度看，私有化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矛盾突出，导致不安与动荡。

三是从政治角度看，私有化逐渐削弱政府及其维持社会公平的能力，寻租加剧、商业贿赂盛行，甚至损害民主参与，危及社会公平。

四是从文化角度看，私有化侵蚀普遍的文化价值观念，打破传统、信念、道德和价值观，更多屈从于商业利益。

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角度透视私有化的局限性，对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各个方面出现的局限让我们身临其境，似曾相识。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生存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生态都有私有化加剧后的副作用和影子。近来很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大众媒体和普通民众关注的热门话题都与此有关，如就业、教育、医改、住房、社保、资源、环境、腐败、诚信等等问题，甚至大热的高考、超女、世界杯、青藏铁路、房价、商业贿赂、教育产业化、企业公民能力、保护弱势群体等都与其扯得上边。

针对以上的副作用和“负效率”，政府的作用是关键的。政府如何摆正位置，不错位，不越位，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政府在推行私有化时要以全社会的利益为考量，应建立和维持一个有效合理的监管体系，确保公平竞争。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也支持公平效率兼顾的观点，即不仅要坚持起点和机会的公平，而且还要兼顾结果的公平。最终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共享。

该书还有一个特色是提出了“授能政府”的新概念。其核心思想是“鼓励民众参与公共生活，增强参与意识和能力，并作为第三个支柱平衡政府和私有者之间的力量，防范弊端，保障群体的利益。”这倒让我想起了以前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真正涉及到公共的群体利益时，群众究竟有多少参与权与知情权呢？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不是真正实现无矛盾和冲突（因利益、角度不同，事实上没有这样真正的无摩擦），而是在于相容、共通和协调。就如译者在序言里提到的：“和谐社会就是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都能在公平的制度框架内得到合理表达、竞争和保障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政府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授能于社会，即鼓励公民去争取和维护自身及公共利益，并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和参与提供这样一个公平的制度框架。”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银行卡收费事件”、“油价倒挂升价事件”、“国有垄断企业员工高收入事件”等等的争论，是否可以从以上的表述中得到一些深层次的启示呢。

私有化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私有化本身不是一个终点，私有化应被看作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削减或破坏政府地位的途径。该书在分析众多案例、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了一些很好的建议，而很多方面，恰恰是我们需要加强和改进的。

1、逐步形成有效的治理、强有力的管理和监管制度。

2、不要对公共部门仍可做的领域进行私有化。

3、决不要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进行私有化。

4、确保对监管体制的民主控制，并使政府能够在私有化遭到重大失败时撤销私有化。

5、壮大政府和私有部门之间的第三部门，即基金会、慈善机构、市民社会。

看昨日央视的《晚间新闻》，墨西哥大选“左”“右”两派旗鼓相当，显示了“左”的力量的大幅抬升。巴西、委内瑞拉等超过70%的南美国家，政坛力量都集体由“右”转“左”，宣告了美国设定的南美发展道路和“华盛顿共识”的破产，似乎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倍受推崇的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潮流的逆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正受到理性的质问，国家干预的力量又在悄然增强。这个新闻似乎也为“私有化局限”作了一个脚注。历史总是惊人的重复、回转和交替，正应了那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很符合老子“祸福相依，否极泰来”思想的。

真实世界的私有化情况

八日水 2017-02-19 0

本书是在充分资料调研的基础上（涉及各领域）来讨论学术专题----私有化的局限。私有化与放松管制并不是一回事，尽管有时候经常连在一起发生。私有化的成败往往受到所伴随的管制类型与管制程度的极大影响。水方面，玻利维亚的提高水价计划失败迫使水务公司退出，说明其政治气候还远远没达到有利于私有化的程度；法国格勒诺布尔的授权供水服务被调查是存在着大范围的营私舞弊，收受回扣和漫天索价现象；英国泰晤士水务公司夹在监管者和消费者之间，难以作为；从布达佩斯的排污工程可看出，外国水务公司并不想用自己的资本来进行投资，而是想从国家拿走尽可能多的钱；而德国罗斯托克水务租赁的成功是私营者水务管理水平和政府部门保持着确保用水高质量的决定性地位。金属和水泥方面，赞比亚私营矿业最为普遍的特征之一就是因削减开支和裁员以及大公司倒闭而引起的大规模失业。虽然私营投资者通常会带来资金、技术和有利于环保的有效道德规范，但是跨国公司往往与当地社会联系少，但却又直接影响着当地社会。其他资源方面，从印度稌书专利权、巴斯马蒂香米案例等看到，很多所谓国际贸易组织贬低土著人的知识和世界观，将自然私有化，对生物多样性的掠夺，为仅仅是为商业利益而拥有的或买卖的商品。能源方面，安然的破产，是其促进能源自由化同时又避开了管制者的干涉，也没有受到金融管制导致的；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停电说明政府在实施管放松管制的时候，忽视了有必要对在一般市场条件下不能盈利的项目进行投资。电信及邮政服务业方面，乌拉圭的电信例子说明，即使再一个飞速变化的高科技部门，私营本身也并不一定优越于国营。墨西哥电信和荷兰TPG邮政的私有化则是成功的。交通方面，英国铁路无法强迫私营公司进行极其需要的基础设施更新和安全方面的投资，导致了服务质量很差，并发生了许多交通事故；瑞士航空私有化引发了定价、管制，公司治理问题等；日本国家铁路私有化还算正面例子。垃圾处理方面，以德国和马来西亚作为例子说明，应当建立并监控垃圾处理装置的质量标准，设计并监控政府与私营者之间的合同，对违规事件以及在政府执行时发生营私舞弊时的制裁，以及鼓励废物回收利用、防止产生垃圾以及节约资源（处理不好，私有化带来消极影响）文化及传媒方面，从萨尔茨堡艺术节得出，市民和公司对其艺术机构应承担直接责任才有助于持续发展；对于传媒巨头，为防止垄断的可能，欧盟制定一项政策，对市场参与者增加了一些限制条件，以确保引入竞争者，并使没有一家公司能够通过技术看门人的角色或通过控制生产或分销渠道的方式来控制市场。医疗卫生方面，美国的例子说明私有化有一个界限。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角度看，竞争和市场是提高质量和节约成本的很有用工具，但从需求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来看，私有化导致了负面的社会政治影响，特别是将大量的人口排除在医疗保健之外；赞比亚的改革是以牺牲医疗保健服务接受者的利益为巨大代价，仅对极少数富裕或特权阶层有利。改革后，为大多数人提供的医疗保健设施继续恶化。药物严重短缺，卫生工作人员继续受到很差的培训和配备。教育方面，智利和坦桑尼亚的私有化的不成功说明富裕与贫穷的两难。警察与保安方面，从雇佣军历史到现在的发展得出，政府在军事训练或者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越薄弱，则该政府失去对过程的控制并依赖于提供全面服务的私营雇佣军的危险性就越大。人身安全由普遍意义上的人权变成了一种在市场上分配交易的商品，其价格使得穷人无法承受；美国私营监狱引出讨论，监狱服务的改善是以延长服刑时间、转移责任、安全问题、廉价劳动力的道德问题、对改造的不确定性，至少偶而产生的腐败以及由于私营企业对公共服务施加不适当影响和外国控制司法功能而可能对犯人产生的不公平后果为代价的。书中的私有化每一个案例都是在一个宽广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包括主要参与者的心态、制度背景及相关社会的权力分配。在七八十年代出现全球性的滞胀现象（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让伊朗重现了伊斯兰元教旨主义，西方政府主导的官僚主义现象和福利国家的成本问题，使得工商界开始对其感到厌烦，结果‘新自由主义（减免税收、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出现了。虽然市民可以通过投票、参与党派政治以及通过宣传、游说和压力团体来对民主政府施加影响，但是在对私营巨头们施加影响方面，缺乏经验，尤其是缺乏权力。私有化可以创造出生产效益、减少财政赤字、减轻内外债务压力，并向国际市场发出了一个该地区支持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明确信号，拉丁美洲国家都执行私有化方案，但实行其能力和时间点都不相同。接下来几年，积极的宏观经济影响程度与是否将私有化方案放在一个更大的、连贯的、具有透明度的、被广为接受的以及制度化的结构性改革进程之中有着直接的联系，而消极的微观经济影响程度则与之有着反向联系（智利继续，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停滞不前，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倒退）。中东欧国家私有化的有些动机完全是政治性的。人们不熟悉市场的功能，没有人能够实事求是地评价即将面临的经济问题的严重性。所有中东欧国家私有化政策都搭配有员工持股计划。其优点和存在的问题与大众私有化非常相似：容易投入实践并广受欢迎；同时并不利于投资的增加以及营销知识和管理技能的获得（应将私有化置于一定背景下来看：私有化只是痛苦的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私有化本身，而是低效的中央计划经济的结构调整才引起了失业。一般认为经济中私有企业所占的份额越高，国家在这一痛苦的转型过程中就越成功。）。南亚私有化主要原因是财政上考虑和对亏损的公有企业和服务的补贴日益增多。私有化的收入一般不用于改进社会基础设施。由于其规模不大，因此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经济民主方面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很多。由于结构和文化的双重因素，保加利亚、波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女性在私有化过程中面临着日益增多的歧视性做法。英国私有化是由私有化和自由化所提供的选择权有着太多的虚假、缺点，对大部分人来说操作台太难或根本不可能操作，或者从较为广泛的影响来说是弄巧成拙。美国几乎没有进行私有化，更多的是转包或外包而不是私有化，尤其是在州一级的层面。私有化成功的案例特点是经济绩效提高、服务改善以及私有化过程是有序的、透明的、很大程度上的民主过程。包括东欧国家中的国有企业、大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电信部门、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邮政服务、铁路、航空、公用部门和供水部门的私有化。也有彻底的失败、成败参半的案例。私有化使得城市市民认为地方政府是多余的和‘官僚的’，面临社会内聚力和经济效率的冲突。即使私有化在经济上是成功的，也有可能威胁到民主治理的基础。很多私营的支持者将私营服务的最佳案例与公办服务的持续失败进行比较，暗示政府没有希望，这是出于政治目的。某些国家，私有化就是设计成能得到最大可能的贿赂。规定招标要求时所采用的方式、项目的设计以及过程本身都可以创造腐败的空间。实施私营服务之前，尤其是当监管能力较弱的时候，政府应将‘做好私有化’所遇到的困难与进行有针对性的公办服务改革加以比较。渐进谨慎的方式有助于政府避免产生重大失误，同时也得以学着转化成下一步的政策措施。公共产品（不管是全球性的还是其他类型的）的相异性，尤其是其生产途径的差异，使得对其融资没有统一的方案可循。融资安排必须因产品而异。政府显然低估了基础设施项目内在的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服务定价方面。公共服务跨国公司通常可以高效率地提供很高的专业技术和质量，但有些能够轻易地逃脱责任而不引起法律后果（如果经营者从合同或特许经营中脱身，则管制通常是无能为力的），并且公共服务跨国公司所采用的公司合伙制的模式必然会导致腐败。WTO成员中，欧美的贸易谈判者提出要求往往是由于迫于公司服务游说团寻求市场拓展的压力，不是为了实现发展目标。私有化往往是更大的经济改革计划的一部分，从而很难辨别和衡量出私有化的总体效果。由于产出和就业效果很难量化，因此效率收益只是从公司的层面来报告，所以很难对私有化的结果及其对有关国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作出总体结论。如果私有化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那么效率所指的是什么。如果社会、生活以及公平的损失可以货币化，或者视作经济损失，那么私有化在提高总体效率方面实际上也许是失败的。由私有化引起的腐败其长期影响也许有限，但以此认为比继续不正当地利用国有企业更为可取一些，这个问题尚无定论。由于基本服务（维持生活、健康和尊严所需的服务，尤其是给排水、用电和医疗保健）独特的社会贡献，以及私有化所包含的不可忽视的风险，公共部门失灵的证据本身不足以成为采用私营方式的理由。因此私有化的提倡者将比公办负有更重的举证责任。在缺乏广泛理解并普遍认同为合法的游戏规则的情况下，那些私营者认为对其最有利的行为却无法用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特别是全球化的发展，大大缩小了私有化的确定性，其中三类突出的发展结果因素关系最大：1、因全球贸易、资金流动和货币金融安排的制度结构原因而引起的不稳定；2、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3、对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威胁。怎样才能使那些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建立的制度获得最大的成功，而使不受欢迎的副作用减少到最小？这是目前乃至今后全球治理的关键问题。要取得全球治理方面的进步必须依赖于政府（主要为国家政府）、私营部门（包括跨国公司）以及全球市民社会（广大领域的非政府参与者）之间能够结成适度而有效的关系。市民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帮助维持公共部门和私营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是政府和市场的混合组合体。市场和政府在使系统运作中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要依赖于人们分别扮演消费者和公民的角色。编者呈现给读者的主要观点是谨防极端（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通过本书要认识到私有化的局限：经济层面，公有企业私有化后相应的社会成本有时候大大超过企业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效益（就业歧视和失业的增加，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度开发，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和数量下降而价格却上升）；社会层面，加剧社会贫富分化，导致社会的不安与动荡；政治层面，削弱政府以及维持社会公平的能力，侵蚀民主参与的重要地位；文化层面，侵蚀普遍的文化价值观念，使其屈从与商业利益的需要。实行私有化要因事因地制宜，要有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要有强有力的完善程序。如何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认清其作用，仍有很多操作上的问题：外国所有权占多数还是少数？首先关注获得一个好价钱还是应同时包括社会和环保标准？是否某些战略性公司或经济部门应排除在私有化范围外？外国所有权有没需要在哪个经济领域内有最高份额限制？只有当置于一个切合实际的管制框架之下，私有化和竞争才是有好处的。要使私营的基本服务为穷人服务，需要管制其供应、价格和竞争。这些领域必须成功执行一系列平衡的法规：在要求强制执行与公司希望有最大的灵活性之间的平衡，在社会进步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平衡，以及期望简单、透明和非官僚的指导方针与存在复杂的目标群体之间的平衡。私有化应被看作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削减或破坏政府地位的途径。有些情形私有化是最好选择，但另外一些情形，公共部门进行改革也许反而是更好的选择。本书总结：逐步形成有效的治理、强有力的管制和监管制度；不要对公共部门仍可以做的领域进行私有化；绝不要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进行私有化；确保对监管体制的民主控制，并使政府能够在私有化遭到重大损失时撤销私有化；壮大政府和私有部门之间的第三部门：即基金会、慈善机构、市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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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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