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国会选举，国民党大获全胜

袁世凯对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以及抓权、抓位、抓钱、抓军等古典政治(classical politics)虽然经验老到，但对群众工作，以及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套新玩意儿，就显然是外行了。正当打发孙、黄乘花车作万里巡行之时，国会选举已进入高潮，在宋教仁亲自策划与领导之下，国民党得392席，大获全胜，国民党的反对者虽也分分合合一番，组成民主、共和、统一三党以为对抗，然三党得票总数，却不及国民党票数的三分之二，不能影响国民党既得多数的全胜之局。在此之前，宋教仁口口声声，要组织个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党内阁。这一来，则这个政党内阁就真的呼之欲出了。（关于这次国民党成员当选参、众两院议员的全部名单，可参阅张玉法著前书，第531页～566页，附录二，《两院议员表》。） 宋教仁在完成国民党建党之后，忙里偷闲，曾于1912年10月中返桃源探母。宋那时也是无官一身轻，暂息仔肩，优游桑梓，也颇享林泉之乐。谁知这时国民党捷报频传，各省党员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希望遯公出山领导，邮电飞来，终日不绝，宋氏在乡下也就待不住了。当宋府家人正在预备庆祝农历新年时，宋已迫不及待，拜母别妻，再上征程。 宋教仁于1913年2月1日（农历癸丑腊月二十六日）自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后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斯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涨，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亦随地演说。然宋氏所讲内容则与中山迥异。中山只是宣传他自己的主义，不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修建铁道。宋则侧重于政论，批评国事，讨论朝政，臧否人物，甚至主张加强党务，宣传夺权。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宋竟赤裸裸地批评袁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云云。3月9日，他在南京讲演，那就更激烈了。他把当前政府说得一无是处，其所以然者，皆为不依法行事的恶政府的恶政有以致之。总之，宋的主旨是要“产生纯粹的政党内阁”，总统不负责任，国会应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其措辞之激烈，主张之绝对，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英、美政党的政治演说，亦多不及者。因此宋之党中同志便为他的安全担心，而宋少年气盛，不以为意，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也。（关于宋教仁这些组党和演说的史料，吴相湘教授写的《孙逸仙先生传》和《宋教仁传》所引均甚详尽；宋氏遗著和其他文献材料，保存得均甚完整，一索即得。） 再者，因为这时国民党选战初胜，若干党员难免骄纵，有的甚至公开主张改选总统，让孙、黄复位。这简直就是变相地对袁世凯搞不流血的宫廷政变。笔者在《晚清导论篇》曾叙述过当年大清皇朝，就是被袁宰相用此一手法搞垮的。恶有恶报，时才转眼，现在又轮到自己来现世现报了。因此袁氏闻报变色，也就不难想像了。袁本不怕孙而怕宋，为着安抚宋氏，他先拟用古典方式加以收买。当宋教仁从唐内阁中“下岗”时，有意还乡退休，袁曾借口赠宋50万金以维持其退休生活，被宋婉拒。（见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引陈旭麓主编的《宋教仁集》，下册，第426页。）更早时，袁曾送宋教仁一本某银行空白支票簿，请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见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282页。）袁之对宋，可说是优礼备至，而宋不为所动，袁就暗藏杀机了。宋公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顶天立地的一位大政治家，革命时临危未死的烈士。袁世凯这个曹操，小视了这位正人君子了。当然宋氏道不得行，终以烈士亡身，而贻乱民国，也有他的缺点。遯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却是末流的政客(a good statesman but a poor politician)。主持庙堂大政，岂可学小政客的意气用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吾为宋君拭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