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袁总统就职与大赦令

孙中山在得到蔡专使的报告之后，遂咨请参议院审议，让袁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然后整个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一言九鼎，3月8日袁的宣誓电报抵达南京，即咨请参议院认可，于是袁世凯于3月10日在蔡专使观礼之下，正式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了。但是其时仍留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却扳请孙中山继续负责中枢政务，直至袁总统的内阁完全建立之后再“解职”。因此从3月10日至4月1日，孙公正式解职之前的三周时间里，中华民国曾有过两个合法的临时大总统。但是孙公的泱泱之风，就远非袁世凯所能望其项背了。但袁世凯那时在国民心目中的声望，似乎还在孙公之上呢！ 举例以明之：袁世凯就职之后，便立刻颁布大赦令。彼固深知此令，一需参议院同意，二需内阁副署，始有法律效力，然袁之悍然为之者，显然是故意表示，他目无参议院与前任孙公也。这就缺乏大政治家应有的风度了，甚至可以说是以小人之心，做流氓之行了。而孙公颔之，未与计较，并咨请参议院“追认”之，未动声色。（有前总统之咨文，在法律上便可免新内阁之副署。）这就显示了孙中山先生的大政治家的风度。这只是个人的小意气，法律程序上，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读史者亦多未察也。然见微知著，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世凯后来之身败名裂，都可于此等细微人品中见之。执简者能不慨然？严肃的读者或许认为这只是因为袁之缺乏现代法学常识，而非故意藐视孙公也。实际并非如此。原因是这时唐绍仪亦在北京，朝夕在袁之侧，足备咨询也。证诸后来史例，此时唐绍仪显然曾大力劝阻，而袁氏不为所动。是耶？非耶？一个政客每好逞一时之快，而罔顾死后遗臭万年，是愚不可及也。当政者应知生前自律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