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语言文字的改革，只有一个［我们］曾一再提过的更大的文化运动之中，较早的、较重要的和比较更成功的一环而已，这个更广大的文化运动有时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意思是说中国古老的文化已经腐朽了，它必须要重新生长过。这一运动有时也叫作"新思想运动"，那是着重于当代西洋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潮流的介绍--无政府主义者便介绍西洋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社会主义者则介绍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德国留学的哲学家们则介绍康德、黑格尔、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等一流的德国思想家。英国留学的则试图介绍洛克、休谟、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1753）。更摩登的美国留学生则介绍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和杜威等人。 我本人则比较欢喜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一名词。那时在北大上学的一些很成熟的学生，其中包括很多后来文化界知识界的领袖们如傅斯年、汪敬熙、顾颉刚、罗家伦等人，他们在几位北大教授的影响之下，组织了一个社团，发行了一份叫作《新潮》的学生杂志。这杂志的英文刊名便叫"Renaissance"（"文艺复兴"）。 他们请我做新潮社的指导员，他们把这整个的运动叫作"文艺复兴"可能也是受我的影响。这一批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的北大学生，在几位青年教授的指导之下，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思考，他们显然是觉得在北京大学所发起的这个新运动，与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极多的相同之处。 他们究竟发现了一些什么相同之处呢？我们如果回头试看一下欧洲的文艺复兴，我们就知道，那是从新文学、新文艺、新科学和新宗教之诞生开始的。同时欧洲的文艺复兴也促使现代欧洲民族国家之形成。因此欧洲文艺复兴之规模与当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实在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更具体地说，他们都清晰地看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新语言、新文字、新［文化交通］工具--也就是新的自我表达的工具之需要。虽然当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尚未涉及艺术，而文学革命对这批成熟的北大学生来说，也已经是双方极其相同之点的一环了。这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项对一千多年来所逐渐发展的白话故事、小说、戏剧、歌曲等活文学之提倡和复兴的有意识的认可。 中西双方［两个文艺复兴运动］还有一项极其相似之点，那便是一种对人类（男人和女人）一种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欧洲文艺复兴是个真正的大解放时代。个人开始抬起头来，主宰了他自己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维护了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 在中国新思想运动的第一年之中，我们已清楚地看出这一运动对解放妇女和争个人权利的要求。我的同事周作人先生就认为光是主张用语体文来产生文学是不够的。新的文学必须有新的文学内容，他把这"内容"叫作"人的文学"。"人"--一个生物学上的"人"，他是有感情、观念和喜怒哀乐的。他既有缺点，也有长处。这些都是新文学的基础，那时我们不但对人类的性生活、爱情、婚姻，贞操等问题，都有过很多的讨论；同时对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也都有过讨论。"家庭革命"这句话，在那时便是流传一时的名言。 这些［中西双方］相同之处，便是促使那批成熟的学生们的刊物叫作《新潮》的道理。我必须再补充说一句，这份《新潮》月刊表现得甚为特出，编写皆佳。互比之下，我们教授们所办的《新青年》的编排和内容，实在相形见绌。 说了这许多题外的话，我所要指出的便是我欢喜用"文艺复兴"这一名词，认为它能概括这一运动的历史意义。所以在其后的英文著述中，我总欢喜用"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一题目。虽然Renaissance 这个词那时尚没有适当的中文翻译。我猜想这批北大学生也替他们的刊物找不到一个恰当的中文名字，而姑名之曰"新潮"的，但是他们毫无犹豫地用Renaissance 来作他们刊物的英文名字。 在这一［文化］运动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之后，当然有人想把它的意义确定下来。1919年初，《新青年》的编辑陈独秀先生便写了一篇文章。在这文章里他倒没有替这运动下个定义，他只是把我们这杂志的"罪案"做了个承诺。在那时以北大为中心的很多保守派或反动派，对这一文学运动批评至多。陈独秀认为"两大罪案"有承认之必要。他说，第一，我们拥护赛因斯（科学）先生；第二，我们拥护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义）。因为我们拥护德先生，我们必须反对儒教--反对旧家庭传统、旧的贞操观念、旧的道德和旧的政治。因为我们拥护赛先生，我们一定要提倡新文学、新艺术和新宗教。正因为我们要拥护德、赛二先生，我们只有去反对所谓"国粹主义"。 1919年11月1日，我也写了一篇长文叫《新思潮的意义》。在我引用了一些时下的定义之后，我总结了一下，认为这些定义都太笼统、太普通了。我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或许可以叫作"评判的态度"。 我并且指出这一评判态度已在许多方面运用了。它被运用来评判传统的制度和风俗，用之于对古圣先哲的研究，最后则用来批判那许多下意识地接受了但是却很欠智慧的行为规范。 总而言之，正如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tion of all values），这句话大概就可包括了我们这个运动的真义。在实行方面，这种批判的态度在这一广义的文化运动中的三个具体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第一是研究当前具体和实际的问题。我指出许多活生生的问题来。例如以儒教为国教，以儒教为国家道德标准的问题（在民国初年，尤其是袁世凯做总统的期间，曾有一股反动的潮流，要以儒教为国教。袁氏死后，新宪法的起草人也讨论到以孔教为中国人民道德教育的标准）。其他方面如语言文字的问题，如何去改良中国文学，以及国语统一的问题、妇女解放问题、传统贞操问题。其余为婚姻、教育、父子关系、旧剧［改良］，尤其是改良京戏等问题。这些都是当时有待研究的实际问题。 第二点我叫它作"输入学理"，也就是从海外输入新理论、新观念和新学说。我指出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 《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早就习以为常了。 但是我说那还有个第三方面，那就是我们对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我认为对传统的学术思想也要持批判的态度。这第三点我叫作"整理国故"。"国故"这一词那时也引起了许多批评和反对。但是我们并没有发明这个名词，最先使用这一名词的却是那位有名望的国学大师章炳麟。他写了一本名著叫《国故论衡》。"故"字的意思可以释为"死亡"或"过去"。章氏也是位革命党，为着"苏报案"曾在上海"会审公廨"受过审判，并且坐过牢。《苏报》便是革命党在上海租界中发行的一家报纸。章氏和该报一位比他小得很多的青年编辑邹容一起坐了几年的牢。邹容坐牢［两年］结果瘐死狱中。章氏［于三年期满］获释，［1903年］出狱后章氏东渡日本，被选为当时革命党机关报《民报》的编辑。《民报》后来对青年学生发生极大的影响。中国留日学生用尽方法把它偷运回国，并深入内地，章氏是位国学大师，门生甚多。其中有些人也在北大教书。北大教授钱玄同便是章的学生，为治"小学"的名家之一。章氏门人中也有很多反对以"俗文学"代替古文的，其中之一便是湖北人黄侃［季刚］。黄也是一位知名的文字学家，对中国文字学有其原始性的贡献。 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一环，便是对我国固有文明做有系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 在这篇论文里，我指出既有这上述三方面，势必要产生个第四方面。这第四方面便是"再造文明"。通过严肃分析我们所面临的活生生问题，通过由输入的新学理、新观念、新思想来帮助我们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通过以相同的批判的态度对我国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我们这一运动的结果，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文明来⑤。 这就是我对这一项，我叫它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一广泛的运动所下的定义。 在以后几个录音纪录里，我预备把这点再来详细说说，并多举出几方面来说明我怎样和那些相信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等教条主义者，尤其是我的主要反对派的共产主义者，在1919年，也就是整整四十年前冲突的经过。就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察到，"第二方面"［"输入学理"］，已有走向教条主义的危险了。 注释 ①本篇里面的故事，适之先生生前虽然说了无数次，但是在"五四"六十周年的今天，我们把它重新翻出，让老、中、青三辈读者，再来温读一遍，平心静气，检讨一番，可能还是有其极重要的意义。 第一，文学革命和其他任何"革命"一样，它的功过如何，是不能让"革命家"本人去自吹自擂的。"是非留待后人评！"只有能看到"革命成果"的"后人"才能做"盖棺之论"。中国的文学革命，今日也该是"盖棺论定"的时候了。 第二，这场推行白话文运动--尤其是以白话文为中小学"教育工具"这一点--其建设性和破坏性究竟孰轻孰重，最好还是让在这个运动影响最重的时期受中小学教育的过来人，来现身说法，因为他们是这场"教育实验"中的"实验豚鼠"（guinea pig）。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祸是福，亲身感受，最为真切。 笔者不敏，便生在"祸福身受"这一辈之中。所以近年来个人论胡之作虽然已写了数十万字，久思搁笔，然在刘绍唐先生和一些严肃批评指教的前辈、平辈和晚辈读者们的鼓励之下，稍有管见，仍不敢藏拙，也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