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有一天我在洛阳街头拍摄时，看到几个身背猴子的耍猴人在赶路，就对这群人产生了兴趣，想拍摄下他们的生活。我来到河南新野县樊集乡冀湾村，打听耍猴人的事情，村民们却对我这个拿着相机的外来人非常警惕，经常答非所问。直到一年后，我才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人贩子经常将一些川皖等地的女子骗到这里贩卖，村里的一些人也买了女人来做媳妇，他们是怕有人来暗访。此外，村里的养猴人常被有关部门以“保护动物”为名进行查处和罚款。所以他们对陌生人有一种特别的警惕。
经人介绍，我认识了鲍湾村猴场老板张云尧，在他的引荐下，我才得以进入这个江湖耍猴人的群体。我拍耍猴人老杨时，他起初不信任我，直到我和他从襄樊扒火车到成都，然后又扒回来，他才开始跟我说心里话。刚到成都时，下起大雨，老杨他们在高架桥下找了个干的地方，把塑料布打开铺下，我们八个人在此过夜。为了我的安全，老杨他们睡觉时把我夹在中间。我的摄影包和相机装在编织袋里，枕在头下。
一路上，我都是和老杨一起吃饭，扒火车时，本来我有机会到车厢里睡觉，但是没去，留下来和老杨他们睡在敞篷车厢里。在老杨家的时候，他跟我说晚上别走了，我就跟他们一起睡地铺，老杨觉得很有面子。老杨儿子结婚时，我专程去参加婚礼，送的彩礼也不薄。现在老杨有什么事都来和我商量。
老杨家里，也有着和老三、刘祥武类似的故事。老杨的媳妇是买来的，18岁时就被卖到这里。四川省公安厅的人曾来当地解救过一批被拐妇女，老杨的媳妇当时抱着半岁的孩子，最后决定留下。
2001年，《现代摄影》杂志的创办人李媚老师到河南来选图片，我打车带了50斤底片给她看。两天后，她告诉我：“你拍摄的是《国家地理》风格。”没想到，两年后，我进入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成为图片编辑和摄影师。
到《中国国家地理》之前，我的摄影作品属于纪实摄影，更倾向于情感表达。《中国国家地理》更多的是人文地理摄影，更偏重于报道发现，但和我的纪实摄影也有很大的关联性。我的镜头开始遍及大江南北，每到一处，我不仅仅是拍风光，更多地是拍摄当地人的生存状态。《中国国家地理》给了我一个更广阔的平台。
中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有拍不完的题材，有许多正在发生，正在消失的事物。有一次，我要拍一个吸毒女，怎么谈都谈不成。当时有朋友给我出主意，说只要拿杜冷丁放在旁边，过一会儿吸毒女就忍不住了，要拍什么都会答应。我说那可不行，那就是诱导人家了。美国有个女摄影师在印度拍妓女，一开始那些妓女骂她，往她身上泼脏水。她还是坚持拍，跪在妓女的对面，妓女们觉得她们是平等的。三年后，这个摄影师走的时候，整街的妓女都来给她送行。
2009年，为拍摄《家当》系列作品，我来到西藏墨脱县，在珞巴人的村子里拍摄时，小腿被一条狗猛咬了一口，顿时鲜血直流。如果24小时内打不上狂犬疫苗，就有生命危险。解放军驻藏某部带着疫苗往墨脱赶，同时这边也叫了一辆车准备送我出去，只有这样，双方才能在有效时间内对接上。没有公路，送疫苗的车只能走石子路进来，这时偏偏又下起了雨，而接我的车也要两个小时后才能到。我躺在村卫生室的床上，脑子里突然闪过了死亡的念头，我问自己：“我值得为此而死吗？今天会不会就是我拍下最后一张照片的日子？”
包扎好伤口后，我离开卫生室，继续开始拍摄《家当》。村里的干部不解地问：“你真不要命了吗？”
当然，最后化险为夷。
我从事摄影已经快三十年了。在这近三十年时间里，我的镜头从来没有说谎。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通过一个很小的视角去表现社会。现在回头看我当年拍摄的作品，就像看到自己孩子的成长过程，这种心情是很微妙的。
虽然摄影创作是艰苦的，但我从未感觉到精神上的疲倦。我喜欢这样的职业生活。
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想从事摄影教育工作。我还想把我收藏的那些有价值的照片捐献给社会，让更多人了解摄影，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过程。我感觉这些工作也是很美好的。我会逐一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