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崇拜

小桥西边 2015-01-13 0

用历史的眼光分析当代问题未尝不是一种方法。

Jewel.R.Young 2015-08-07 0

虽然莫斯可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界的大师级人物了，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本尝试打通政治经济与文化研究的作品不是那么成功。一开始的文化分析旨在展现迷思，但是真正到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又是陈词滥调。

Goodideas 2011-12-12 0

读过英文版，不知道这一版翻译得如何。感觉没有作者其他书经典，没什么特让人眼前一亮的观点。但作为新媒体的政治经济学批评，还是值得一读的。

喵喵咪呀 2011-10-05 0

关于技术神话的一本很不错的书。文笔也很棒~！其中一颗星是给译者的！

galen 2012-03-03 0

读完了之后，我只记得书的题目是“赛博空间的迷思”了……这一卦学者的书，我读起来总是费劲……但是……挺好的……

Time Lord 2013-12-26 0

迷思的基础大抵是原始思维人类对新事物盲目乐观的执念从未变更过用双眼警惕的审视……喜欢这个隐喻颇有麦克卢汉大神遗风

有事起奏 2016-12-14 0

应该不是我的问题……我完全不明白这本书在说什么，每一章节我都看懂了，但是合起来到底想说什么我竟get不到。由于空前低廉的信息传播成本，数字化改变了社会关系，而其中崇拜化、妖魔化的部分要如何得到修正，是应该研究解决的问题

page24 2016-10-14 1

唔，并没有戴维莫利解构的有趣呢

page24 2016-10-14 1

唔，并没有戴维莫利解构的有趣呢

小桥西边 2015-01-13 0

用历史的眼光分析当代问题未尝不是一种方法。

Jewel.R.Young 2015-08-07 0

虽然莫斯可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界的大师级人物了，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本尝试打通政治经济与文化研究的作品不是那么成功。一开始的文化分析旨在展现迷思，但是真正到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又是陈词滥调。

Goodideas 2011-12-12 0

读过英文版，不知道这一版翻译得如何。感觉没有作者其他书经典，没什么特让人眼前一亮的观点。但作为新媒体的政治经济学批评，还是值得一读的。

喵喵咪呀 2011-10-05 0

关于技术神话的一本很不错的书。文笔也很棒~！其中一颗星是给译者的！

galen 2012-03-03 0

读完了之后，我只记得书的题目是“赛博空间的迷思”了……这一卦学者的书，我读起来总是费劲……但是……挺好的……

Time Lord 2013-12-26 0

迷思的基础大抵是原始思维人类对新事物盲目乐观的执念从未变更过用双眼警惕的审视……喜欢这个隐喻颇有麦克卢汉大神遗风

有事起奏 2016-12-14 0

应该不是我的问题……我完全不明白这本书在说什么，每一章节我都看懂了，但是合起来到底想说什么我竟get不到。由于空前低廉的信息传播成本，数字化改变了社会关系，而其中崇拜化、妖魔化的部分要如何得到修正，是应该研究解决的问题

伊卡洛斯 2011-06-26 0赞

电脑以及所谓的赛博空间世界体现并且推进了我们时代的重要迷思。根据这些迷思，电脑传播的力量将使我们经历人类经验中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将超越时间（历史的终结）、空间（地理的终结）和权力（政治的终结）

迷思不仅仅是谎言或骗局，分析迷思也并不等于所谓的破除假象还原事实。迷思是那些能够激活个体和社会的叙事，能够为人们提供途径，使他们得以超越平凡的日常生活；它们能够提供通向另一种现实的入口，这种现实以崇高的许诺为特征。

迷思不仅仅是一种有待揭露的对现实的歪曲，而且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现实。它们帮助我们理解那些看起来无法理喻的事物，应对那些完全无法驾驭的问题，并在想象或梦境中创造出那些在实践中无法成为现实的事物，从而赋予生活意义。

创造出我们的赛博空间迷思的制造者，有商界、金融界、政界、学界以及广大的公众。

是的，通过个人和群体的思维及行动，迷思（或者观点、信念、信仰、理想……）会切实影响物质世界的走向。

“皇帝的新装”：互联网与生物隐喻

Mr. Curiosity 2014-12-27 5赞

看了这本书，还怎么看各种科幻小说？文森特·莫斯可脑洞大开，从神话讲到现代乌托邦，从政治经济分析扩展到意识形态解构，把各种赛博空间论述的生物隐喻彻底剥了个精光。没错，当代人对数字化的幻想、执念和美化，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装。

从泰勒到列维斯特劳斯，神话（迷思）都是与科学的二元对立之另一面。但神话本身就是原始科学的组成部分。到了当代社会，电脑和互联网为基础的科学之专业性远远超出日常理解，反而构建了无比强大的神话，反过来渗透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当中，并通过一种双重隐喻——把电脑比喻成生物体，又把生物体及生态系统比喻为电脑网络——来求得精神结构的定型。各种数字化畅销书籍（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凯文·凯利的《失控》和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就是典型代表）无不遵循这种生物隐喻。它进一步阐释了人类社会结构和实践的本质，包括对时间、空间和权力的认知。“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就是，电脑以及所谓的赛博空间世界体现并且推进了我们时代的重要迷思。根据这些迷思，电脑传播的力量将使得我们经历人类经验中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将超越时间（历史的终结）、空间（地理的终结）和权力（政治的终结）。”（莫斯可，2010：2）

这种迷思是怎么建构起来的？莫斯可讨论了诸多例子和文献，其中典型一例就是弗里德曼与互联网大佬们的合谋。这位坚信科技是碾平世界原动力之一的美国论者，在一篇文章（1999）中采用了迂回路线，首先引述思科总裁约翰·钱伯斯1997年发出的一个论断互联网将“彻底改变人们的工作、投资、购物和沟通的方式”，并提出质疑，但举例论证之后拥抱了钱伯斯的观点：“1999年将成为互联网真正渗入美国人意识的年份——他们购买汽车、机票等一切事物的方式，他们交流、投资、工作和学习的方式，都正在通过互联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不过，弗里德曼也提出了质疑，互联网不只是提供好东西，其中也有纳粹思想网站和色情网站，孩子们怎么办？与其说这是一种反思，不如说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他接着就引述AOL创始总裁斯蒂夫·凯斯的话：“你务必要让你的孩子接入互联网，因为那就是未来。”不过，家长们进行监控的时间可就要不断增长了。（ibid：41-42）
无论是“互联网渗入意识”还是“孩子接入互联网”，都是一种生物隐喻。弗里德曼一文以退为进，把数字技术与人类社会未来挂钩起来，却留下了一个后门漏洞：监控。

互联网意识形态的硬币有两面，正面把它形容为民主和自由的“法外之地”，反面却不仅认为监控是必然的，甚至把它变成监控的新工具。阿桑奇利用互联网践行“水门事件”记者们的后续任务，却莫名其妙被控性侵。斯诺登被称“卖国贼”而亡命天涯，也不过因为喊出了互联网在政治权力下裸奔的真相。
至于商业利益的赤果果追求，则被大唱赞歌，却毫无对剥削的反思。凯文·凯利的“协同进化”，托马斯曼的“服务外包”，罔顾这种弹性雇佣劳动制的丑恶——项飚在《全球“猎身”》（2012）中已对印度IT工人所遭受的多层剥削和全球底层处境做了细致记录。而王维佳则通过历史性的解读，详细剖析了“数字化导师”和“新自由主义”的决策者们是怎么一起愉快的玩耍的，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诉求都达成了默契一致。
以地域为疆界的民族国家斗争日趋激烈，政府管控更加严酷，互联网财富更加剧了全球性的不平等。在这一点上回头看那些关于历史终结、地域消失和权力颠覆的论述，怎么看怎么讽刺。

自然，互联网可以为国家赋权，也可以为社会赋权（郑永年，2014）；可以带来财富（无论它多么像泡沫），也可以提供生活便利。一个迷思的最大力量，不在于它多大程度上接近真相，而在于它多大程度上掩饰了真相，并瓦解了它带来日常多元实践和解放的可能性。
莫斯可说：“本书无意于质疑那些主张传播和信息技术是社会变迁的强大手段的人；它们的确强大，详细指出这些技术如何促进以及如何延缓社会变迁也是很重要的。实际上，我要指出的是，只有当诸如电话和电脑这样的技术不再是神话般的崇高偶像，而是迈入平淡无奇的寻常世界，即当它们不再扮演着乌托邦想象之源的角色之时，它们才会成为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动力。”（ibid：6）
电报、电话、广播、电视曾经如此，互联网也将如此。一个走下神坛的互联网，也将带来更可靠的替代性实践政治。

文森特·莫斯可（2010），黄典林译，《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维佳（2014），《“点新自由主义”：赛博迷思的历史与政治》，载《经济导刊》2014.06
郑永年（2014），邱道隆译，《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东方出版社
项飚（2010），王迪译，《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北京大学出版社

不要迷恋哥，哥是个迷思

maomy 2011-05-30 14赞

见我的blog:http://ohmymedia.com/2011/05/30/1193/

文森特·莫斯可写于1996年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可谓是本领域最富盛名的一本书，值得每个感兴趣的人读上好几遍。莫斯可本人是个和蔼可亲的眼镜学者，对前来提问和搭讪的年轻学子们十分耐心，合影时一笑露出一排整齐的大门牙；但他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却抑扬顿挫激情四溢，充分展现他敏捷的头脑和深刻的思想。总之，如果要问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有哪些牛人，恐怕我最先想起的就是这一位。

因此，当我翻开《数字化崇拜》一书时，有些出乎意料。莫斯可自承，这本书是从文化开始，通过对迷思的分析，“建立起一座通向政治经济学的桥梁”——这跟那本《传播政治经济学》倒是相映成趣。难得的是莫老师并不矫枉过正，不论文化研究或者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他看来都不是什么“本质核心”，都不是决定性的，而是不可相互替代的视角，而且会“相互构成”。所谓“相互构成”大抵是说，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本书有点晦涩，但仍旧精彩。其核心论点之一：“电脑以及所谓的赛博空间世界体现并且推进了我们时代的重要迷思。根据这些迷思，电脑传播的力量将使我们经历人类经验中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将超越时间（历史的终结）、空间（地理的终结）和权力（政治的终结）。”（P2）

莫老师仔细地分析了所谓“历史的终结”、“地理的终结”和“政治的终结”这三大迷思的来源，以及为何并不是真正的终结。

本书第五章的内容很有趣，名为“新瓶装老酒：反复终结的迷思”。通过回顾每一次信息传播技术浪潮所带来的许多关于“终结”的宣言，莫老师揭露了人类普遍存在的“历史健忘症”。这些信息传播技术浪潮包括电力、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等。“在改变世界方面，我们相信我们的时代是独一无二的——终结胜过延续；非凡超过常规；崇高胜过平凡。所以，我们不仅把我们的时代视为是革命性的，同时也遗忘了其他人也曾经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过更早的技术。”（P110）

但本书最吸引我的，还是他从“迷思”入手，兼顾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分析的框架。

所谓“迷思”，“神话”是也，Myth一词的音译。罗兰·巴特最早用这个词来描述大众传播过程中对于符号内涵意义的产制和操纵。小到城市人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无比美好想象，大到举国上下对某种乌托邦理想的狂热追随，其中都脱离不开迷思的巨大作用。

迷思不仅仅是谎言或骗局，分析迷思也并不等于所谓的破除假象还原事实。“迷思是那些能够激活个体和社会的叙事，能够为人们提供途径，使他们得以超越平凡的日常生活；它们能够提供通向另一种现实的入口，这种现实以崇高的许诺为特征。”（P3）

换句话说，“信春哥，得永生”、“信春哥，不挂科”，这些并不构成迷思。但是，一个小镇青年通过自我奋斗和媒体包装，在大半年内一跃成为粉丝千万的大明星；一个个选秀歌手在不同场合下不断重复“只要坚持我的梦想，总有一天我能成功”，而粉丝们狂热的回应着“你是最棒的，我们永远支持你！”——这一切则形成了迷思。这一迷思通过围绕“梦想”和“成功”的叙事，为无数青春少年“提供了通向另一种现实的入口”。

这一迷思无所谓真或假，它是客观存在的，且对个人与社会发挥着切实影响。以莫老师的话来说：“迷思不仅仅是一种有待揭露的对现实的歪曲，而且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现实。它们帮助我们理解那些看起来无法理喻的事物，应对那些完全无法驾驭的问题，并在想象或梦境中创造出那些在实践中无法成为现实的事物，从而赋予生活意义。”（P12）

让我们把话题拉回到关于赛博空间、电脑中介传播或互联网的迷思。我的网龄已有15年，从事的学术研究与互联网相关，日常生活工作更是离不开网络。相信有不少人跟我一样，从接触互联网之时就开始为它的神奇和超越而着迷，热爱从《神经浪游者》到《黑客帝国》的玄思妙想并认为其中或多或少将成为未来的现实，曾深感麦克卢汉之高瞻远瞩，也曾津津乐道互联网催生的一个个财富传奇……是的，这些都是迷思的不同组成部分。这些迷思最终常常走向所谓“技术与宗教的新融合”。莫老师不无嘲讽地以凯文·凯利（Kevin Kelly，他的《失控》一书近来在国内颇为流行）做例子，后者宣称“上帝是机器”，并得出结论说“世界不仅像一台电脑，它就是一台电脑。”（P13）其实，麦克卢汉的许多观点也有这种“技术与宗教的新融合”的趋势。

而迷思的存在与流行，是多种利益主体合力的结果，这有点类似葛兰西提出的“霸权”。莫斯可分析了赛博空间迷思的不同制造者。来自商界的力量，从IBM、微软、戴尔到Google或Facebook，企业会利用迷思来推销产品、服务和资深品牌，例如将“环保”、“进步”、“革命”等迷思性价值与产品或品牌强行联系；来自金融界的力量，例如硅谷的投资者们和纳斯达克的经理人们；来自政界的力量，比方阿尔·戈尔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及行动；来自学界的力量，例如尼葛洛庞帝、丹尼尔·贝尔、雷蒙·库兹韦尔等人。

实际上，参与赛博空间迷思制造和修补的，还有广大的公众。我们赞美赛博空间的高度互动和跨越时空，是因为身边可用的媒体资源和传播手段太匮乏；沉迷赛博空间的海量信息和无尽娱乐，是因为此前可接触的信息来源和娱乐方式太单一；相信赛博空间消解权力和促进民主，部分由于个人生活仍束缚于威权和科层制度。迷思总是向我们许诺超越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并以持续不断的叙事来丰富自身。

再说得直白一些，有人制造“微博改变一切”的迷思，为了将自己打造成高科技的牧师与先知；有人力推”微博改变一切”，是因为自己就是微博运营者、从业者或投资者；一大批人相信“微博改变一切”，首先是来自对现实的不满或不足，而且缺乏改变现实的其他手段。

上面的分析，其实是在揭示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流行叙事的迷思，是如何被政治经济因素“构成”的。而反过来，迷思如何“构成”那些“现实的”政治经济要素？

莫老师举了很多例子，其中一个是1999年8月来自普度大学的研究发现：无论公司业务是否改变，无论其业务是否与互联网相关，只要改变了名称使之包含“.com”、“.net”或“Internet”字样，其股价市值都将有大幅提升。在10个交易日内——名称改变前后各5天，那些在名称里加入了互联网相关词汇或缩略语的公司与其竞争对手相比，股价上升了125%（P24-25）。是的，通过个人和群体的思维及行动，迷思（或者观点、信念、信仰、理想……）会切实影响物质世界的走向。

莫老师的这种针对“迷思”的分析框架，其实非常适合用来研究当下中国的许多问题。例如近年来遍及全国的文化产业热潮，又或者所谓“仇富仇官”的普遍情绪及其引发的众多事件，以及“五道杠大队长”的故事。有兴趣者不妨一试。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互联网迷思

一切归零 2012-05-10 9赞

•何为迷思
在文森特•莫斯可的论述中，迷思（myth）是指“那些能够激活个体和社会的叙事，能够为人们提供途径，使他们得以超越平凡的日常生活；它们能够提供通向另一种现实的入口，这种现实以崇高的许诺为特征。”它没有真假之分，只有活着的或死去的区分。在大约十年前，互联网迷思的狂潮几乎可以说是到了顶峰。然而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这种迷思又会历经怎样的变迁？
在书中，迷思不仅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也是一个政治范畴。在列维•施特劳斯的相关观点中，“迷思的含义并不是说矛盾是可以解决的，而是说矛盾可以被挑战。我们无法解决生活中的基本分歧，但是迷思告诉我们，可以用一种可控的方式来谈论它们。或者不仅是谈论，我们甚至可以歌颂它们。”一方面，它为我们的矛盾提供理想式的回应，另一方面，它又有所遮蔽。莫斯可特别指出，网络空间一方面是上演迷思的地方，同时它也促进了今天的迷思性思维方式，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模糊意识。
在莫斯可看来，巴尔特所论述的迷思特征，在互联网迷思中都有所体现。包括预防接种的保护性表象（即“允许一些小邪恶进入迷思性的领域，以抵御更具有实质性的攻击”，比方说，断言道互联网虽然有不安全的地方，但是瑕不掩瑜，总的来说它是非常有力的武器；又比方说一种新的迷思式论述，“微博虽然实行了实名制，但是……瑕不掩瑜它能带来我们生活革命性的变化”）、对历史的否认与超越（如作为神话存在的“法国大革命”提供一种历史终结的宏大叙事：它标志着匮乏的历史的终结）、偶像或修补者对迷思进行强有力的鼓吹（他们是些乐观主义者，关注在赛博空间中建立一个新世界，我们熟悉的，有《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比尔盖茨，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积极维持迷思的有组织的努力（这是种“人造的魔力”，设计、广告、贸易、政府都能在其中发挥作用，书中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专栏文字中由怀疑到肯定的态度转变，在迷思的制造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还有恶作剧者的反抗（比方说，黑客。在《黑客帝国》中我们可以看到“黑客”如何在创造自身的叙事强化了故事背后所环绕的一个更为强大的网络迷思）。
同时，莫斯可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技术在技术变得稀松平常的时候，它们的社会影响却会达到顶峰，电力正是最好的例子。出版于2004年的《数字化崇拜》并没有能考察到目前的情况——互联网迷思自身的祛魅，以及新迷思的兴起：web 2.0迷思，社交网络迷思，某公司的迷思。互联网技术变得稀松平常之后如何显现出其自身的真正力量，在书中并没有能得到论述，但书中的第五章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想象的可能。
•迷思与终结论
莫斯可指出互联网迷思的常见模式是这样的：“我们首先听到的是革命，也即某种事物的终结；然后，我们会听到一些不可思议的后果，然后促使我们认为：电脑传播在消亡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互联网迷思最为吸引人的三个方面，是其“终结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历史的终结、距离的终结、政治的终结。吉登斯论述现代性所提到的“时空分延”“抽离”在互联网迷思的构造中，变成了一种夸张的确然事实。正如莫斯可所说，迷思“不仅体现真理，它同时也通过赋予其一种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品质来遮蔽真理。”分析迷思有两条路数，一是分析其透露的方面，另一种则去分析其遮蔽的东西。从两条路数出发，莫斯可分析三种终结性的迷思。
其一是历史终结论。说到历史终结，我们就会想到写《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弗朗西斯•福山，他认为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甚至是历史的终点。为了厘清福山的观点，莫斯可还祭出了另一个大牌：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作者。在分析人们对福山的简约化解读以及对贝尔的误读当中，莫斯可指出了在这种迷思中可能潜在的问题。对于福山而言，莫斯可提出他的问题可能在于“没有考虑到自由民主的理念在权力集中的商业巨头对世界政治经济日益增长的控制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深刻冲突”。正如马特拉夫妇在《传播学简史》中写到的那样：“这个号称信息社会的时代也是一个生产精神政府的时代，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自由和民主的问题。政治自由现在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一个人实现愿望的权利，它还包括一个人控制自己愿望生成过程的权利。”而贝尔其实是反对迷思的，他看到市场是其自身麻烦的来源，也承认资本主义创造了自己的矛盾。
历史终结迷思的修补者，更多是德日进、麦克卢汉、尼葛洛庞帝这样的人，更为极端的便是像约翰•波金霍恩、弗兰克•提普勒这样的物理学家。像提普勒将宇宙想象成一台电脑，并认为宇宙最终会在时空奇点上崩溃及重生。他们甚至用一系列承诺提升了赛博空间的地位，以促进历史终结的迷思——因为历史上没有先例，历史毫无价值。历史作为一种指涉阶级、文化、权力、冲突的宏大叙事被这种迷思消灭，但是这可能是对旧权力形式的强化。它为旧政治和旧迷思的社会健忘症创造条件，历史很可能会以一种崭新而隐晦的方式在技术的视野中再现并带来一种现代式的震惊。
其二则是空间终结论，认为我们与空间和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第一种迷思的代表著作便是《距离之死》以及大前研一的《无国界的世界》。在地理迷思中，互联网技术能带来“世界和平、犯罪的大规模减少、无冲突的市场”。但是这样的迷思完全忽视战争和犯罪背后的权力结构以及其施行的复杂过程。对“无冲突”的论述基于一种“网络能带来无障碍的了解和沟通”的设想，但是又完全忽视传播过程中交流的贫乏与无奈以及更深层次的致因。但这并不影响迷思氛围的构建：大前研一提出一个无边界的世界，甚至提出互联网技术将会带来民族国家的终结。进一步的迷思更指涉空间在组织内部的消亡甚至社会边界的消亡。而另一种地理迷思则认为，这不是由点到面的线性进步，而是对空间的删减、否定，是直接对空间的消灭。这种迷思认为互联网开创了新的领域，传统的地理规则不再适用。在这个空间中，甚至体现一种中世纪的欧洲空间的特点——世俗与精神分离，具有一种脱离身体的狂想。
其三是政治终结论，认为没能充分规避的重大风险总将终结，相随而来的是个人生活的新幻觉。这样的一种迷思号称要“夺回人民的权力”，像PTF（进步与自由基金会）主张整个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全盘变革，建立一种理想的横向关系。这是一种节点式的政治模式，公民身份和地位都具有临时性，权力被笼络到松散的网络结构中，以信息流的方式在节点间流动。同时，与旧的公共性原则不同，这种新型的社会结构号召一种新的私人化理想，要在二元论的同时肯定和赞扬社会的多元性，一种新型的公民和社会关系得以构建。PTF的人看来，“互联网不仅是对民主的矫正，它本身就是民主。”（这种论调不禁让人想到库利在《社会组织》中提出的“印刷意味着民主”。其实技术本身意味着民主的论调需要放在历史的语境中进行更为广泛的考察。而两种论述的相似其实让人怀疑，技术性崇拜的迷思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反复终结的话语。）
•反复终结的迷思
戴维•奈指出，对技术的崇拜如此强大，会导致一种广泛的历史健忘症。我们经常会集体性地遗忘围绕着技术史展开的种种迷思。比方说书中第五章提及的广播、电气化（比方说“电力所指向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甚至将其理解为对神的挑战。但值得指出，电力迷思性力量的常规化并没有减少它的实际威力。它成了一股核心式的力量，此后的所有技术都受限于它）、电话、广播（与互联网类似的地方在于终结论的提出，包括使直接民主成为可能的迷思。和互联网时代相似，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男孩——被描述成一群真正了解技术和未来的人）、电视（莫斯可指出，实际上，今天大肆鼓吹互联网的说辞最初都是用来吹捧有线电视的）。
网络的迷思与其附带的一系列承诺一方面具有神奇的描述，另一方面又具备自然的质感，似乎明天就会因此而改变。狂热的迷信在美国造成了一次灾难——互联网股市泡沫。但是莫斯可的论述不仅局限于互联网产业的灾难。他试图将其放在更为广阔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中进行考察，在他眼中，“9.11”摧毁的世贸大厦同样具代表性。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迷思
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将传播放在更为广泛的视野中考察，分析其背后的社会关系，以及权力关系之间的作用，包括传播过程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赵月枝在《传播与社会》中进一步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经济结构性因素与劳动过程，尤其是经济因素对社会传播关系的影响，审视媒体所有权、资助机构与国家政策对传播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影响。莫斯可此前已论述过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理论切入点：商品化、空间化以及社会能动力量的结构化。
在最后一章中，莫斯可将对赛博空间的分析置于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中，并借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进行考察。说到后工业社会的神话，就不能不提到世贸大厦。米歇尔•德赛都在城市研究的经典文本《走在城市里》分析了世贸大厦所带来的快感：身处世贸的顶层，不啻于摆脱城市的掌控。他成了一个窥视者，迷惑人的一切在眼前成了一个清晰的文本。世贸是一个里程碑的存在，试图驾驭和结合城市密集地带的矛盾。（这篇神一般的东西收录在罗钢、刘向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里）世贸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城市文本的修辞，近乎一个完美的神话。莫斯可指出：世贸的背后并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单纯只是商业资本的运作。它是由政府推动、支持的（遗址的那块地至今仍属于港务局），在世贸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政府关系——公共-私人关系。城市规划者要将“他们的梦想浇筑在混凝土里”的原因，和赛博空间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经济问题一样，被书写在后工业时代的迷思的背后。莫斯可进一步对互联网迷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模式的分析，集中关注三个趋势：传播的数字化和商品化、传播产业的公司集合与集中以及传播产业的管制放松。数字化商品化的整合，在相互建构的过程中创造出赛博空间。当然则有可能诞生一种新的“受众商品论”——不再仅是达拉斯•斯麦兹所论述的“节目卖给受众，受众卖给广告商”模式，而是基于更为精确的控制上的售卖，而政府同时也插了一脚进来。哎呦写到这里我马上就想到这篇书评发表的那个网站了……公司的整合与集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也有管控的趋势，比方说国际电信联盟还有互联网域名和地址分配机构，etc。但是在这个迷思的社会建构背后也存在另一种反抗——关于“历史终结的终结”。“9.11”甚至能成为一种反历史终结的迷思。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受到打击，贝克将“9.11”称为“全球化时代的切尔诺贝利”。贝克指出，我们应该更加严肃地思考以传播和运输网络为基础的全球政治经济的脆弱性。而政府在该次事件中的位置也值得我们对其在网络时代的位置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在书的开头莫斯可讲了一个北欧神话：神灵托尔在凡间的一次摔跤中输给了凡人斯文，他对斯文说，把你的一颗眼睛给我，我告诉你生活的秘密。
然后这个秘密是：“用双眼警惕地审视。”
面对技术崇拜及技术迷思，这条警训，十分适用。

中文版序言：数字神话的传播想像

大疼 2009-06-10 6赞

作者：陈卫星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神话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源于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田野考察。把神话概念与信息传播相互连接，则始于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他把大众传播过程中内涵意义的运作称之为神话，就是把人类学中的神话概念重新移植到对被信息传播技术不断推进的日常生活现实的变动当中。人们由此推导出信息传播会引导人们形成一些固定化的信仰、观念。换言之，传播媒介是在运用神话制造新意义。由此在受众或用户层面上形成的神话和常规塑造着受众或用户对传媒的知觉方式，而作为媒介神话载体的媒介文本同时能够描述现实、形成社会关系和建构社会身份，是产生可能的意识形态意义的多元节点。

人类社会经过18－19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治革命后，20世纪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产力革命的实验田，科技创新和社会想象相互平行，正如革命导师列宁那句名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但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把历史进程进行时空一体化推进的技术发明无疑是互联网的诞生，因为这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新的时空形式，莫斯柯教授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崇高的数字化》一书是从数字神话的可疑性出发。在人类传播史上，文字的出现意味着批评性质的传播模式，诸如理性精神、怀疑态度和逻辑思维等等。而把批评和反批评的信息传播同时组合在一个或无数个具有交流性质的时空维度中，是电脑传播的表现特征，技术性能上升为文明神话。“根据这些神话，电脑传播的力量将使得我们经历人类经验中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将超越时间（历史的终结）、空间（地理的终结）和权力（政治的终结）。神话很容易被作为不合逻辑的虚构而加以摒弃，这样对它们的理解就变得很简单：揭露谎言，使人们看到被神话遮蔽的真相，从而消除它们迷惑思想和操纵行为的力量。”[1]电脑传播似乎要彻底颠覆人类有史以来所感知的物质世界的形式结构，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想像。

　　但是，为什么电脑传播会成为神话? 莫斯柯提出的理由是“神话是能够激活个体和社会的叙事，能够为人们提供途径，使他们得以超越平凡的日常生活。它们能够提供通向另一种现实的入口，一个曾经以崇高的许诺为特征的现实。”[2] 的确，神话往往提供对事物的新透视，从而为人们的超验性提供新的物质基础。这不仅仅是源于一种技术推广的社会活力，更是因为技术功效被转化为集体信仰，成为被追捧的社会神话。

　　一、技术神话源于对社会关系的拓展

　　在现当代的传播学发展中，人们对信息传播技术的演变，有几种价值取向，或者是把它当作文明演变的发动机，从而坚信技术决定论引导人类；或者是着眼于研究信息技术更新和特定时期的知识扩散的关系，从而考察技术变量和社会存量（变量）的关系参数；或者是琢磨新媒体出现的动力机制，从而预测新媒体的应用前景和效益评估。显然，莫斯柯所要讨论的神话，属于第一种取向。“根据神话，信息时代超越了政治，是因为它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极大丰富的权力。政治的定义特征、对稀有权力资源的争夺，都被消除了。这样，神话通过对历史的否定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新的时代。”[3]自从维纳在二次大战以后提出控制论以来，借用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发明来论证科学技术对社会历史的颠覆几乎是一种惯性。

　　问题在于，根据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的观点，人们长期以来习惯用两分法来看待世界，即人类和自然的交集形成两个集合，科学管理自然，政治管理社会。但是面对越来越和人类主体产生关系的科学发现和技术更新，这种两分法越来越难以理解涉及到人类和自然“杂交”状态的增殖。其实，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不停地反复这种状态：一个始终存在的自然界越来越不孤立，因为始终同时存在着一个由利益、可以预见的赌注和稳定性质构成的社会，以及一个作为参照的独立话语。[4]这种把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关照同时纳入对文化、媒介和技术的学术考察，说明科学的发展本身同时凝聚了三个要素，即自然（即对包括技术在内的物质力量的理性整合）、政治（对自私的社会行动者和力量的策略性掌控）和文本（即用来解释世界，从而在语言上构成对世界的修辞策略）。

　　“我们从来都没有成为现代的”，拉图尔的技术社会学命题提供了针对科技神话的价值批评。即便基于社会现实的某种趋势，科技神话却难以传递形而上学式的真理。因此，如何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去把握科学陈述本身所揭示出来的包括社会施动者和社会环境所呈现出来社会关系和历史逻辑，就成为左翼批判的理论出发点：“从本质上而言，神话能够取消政治，能够将话语去政治化，但它们也能够打开通向修复政治和深化政治理解的大门。”[5]莫斯柯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对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的研究，从而把大众传播过程的分析聚焦在传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环节。他的论述不仅仅是对神话观念的知识考察，更有着鲜明的评论视角：“从文化或者神话性的角度看，赛博空间也许会被看作是历史、地理和政治的终结。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赛博空间则是数字化和商品化相互建构的结果。”[6]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自由竞争为导向，美国的企业重组政策引导建构信息传播的宏观技术系统的自由竞争，在市场扩张的同时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技术全球主义（Technoglobalisme）。“这种波及全球的特殊视角有助于遮蔽复杂且真实的赌注：世界意义上的互动和交易的新形式。”[7]在法国传播学家马特拉看来，这种技术乌托邦的赞助来自于冷战后的经济地理学而不是冷战后的地缘政治，亦不是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的语义学思辨，而是股票交易商的实用主义。“真正的推动力源于金融领域的全球化，国际经济当中惟一一个愿意在真实时间中愿意把自身的活动和信息传播网络进行普遍联通的部门。”[8]在传播全球化的征服过程中，电脑传播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不仅在修饰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形象，也在衍生新的意识形态神话。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初贝尔提出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种神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初期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神话的新包装。对于这一点，莫斯柯的批评是毫不犹豫的。在他看来，福山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到自由民主的理念和权力集中的商业巨头对世界政治经济日益增长的控制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深刻冲突。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都是由全球性的公司网络来决定的，其中许多公司在财富和权力方面让世界上多数国家相形见绌。这样一个世界损害了自由主义的自由和民主中所包含的平等参与。”[9]跨国传媒集团对发达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支配或渗透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指向。

　　莫斯柯的分析思路是借用信息传播史的史学文本来进行反思的。在当今的西方左翼学者中，对启蒙思想的反思向来注重考察技术和政治的关系，其基本原则是反对工具理性。因为，技术引发的神话，最终总要得到某种平衡，这种反向的动力源于具有政治性质的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这就是说，信息传播技术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一种工具，技术的性能本身被带入社会语境后，就有可能参与社会建构。这样，技术应用的可能性就不仅仅限于国家权力的政治需求和商业公司的市场扩张，不同形式的社会力量组合亦可能把新信息传播技术作为探讨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一种呈现主流媒体所不接受的信息的方式，西方国家不断兴起的新社会运动和另类媒体的结合，就是社会与技术博弈的征兆。

　　莫斯柯从传播史的文化起点出发，解释赛博空间的神话含义，梳理网络神话与历史神话的关系，并置于信息传播技术神话的知识考古学范畴之中，分析这种神话背后的政治动力、经济动力和文化动力，一步步把文化研究性质的路径依赖还原为政治经济分析的话语通道，最终确立传播学批判学派当今的学术选择，即在商业背景下出现的信息奇观不仅是文化政治的批评目标，亦透露出背后的美国文化和政治轨迹中永恒的神话愿望，即通过不断制造新的神话来延续自身的神话。

　　值得注意的是，从罗斯福的广播谈话到肯尼迪的电视演说，信息传播技术在20世纪的不断更新使得任何政治或社会性质的权力关系不得不依赖传播的网络来建构并展开，如今天美国的政治传播把奥巴马的政治博客作为竞选赌注的关键。赛博空间所蕴涵的政治意义不仅在于把传统的政治竞选简化为鼠标的点击，也通过网络论坛的方式来产生舆论压力或者聚集人望。如果说赛博空间的兴起会产生“政治终结”的幻觉，本质原因在于把政治传播的流程从纵向转换为横向成为可能，传统性质的权力关系的纽带因此而改变。这无疑是在求证一个传播学发展史上被反复争论的命题，即新媒体始终是在信息源的多样化方面打开缺口，从而成为“民主的技术”。但是，这种技术可能性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能担保社会进程中的技术决定论。正如英国学者斯蒂芬•拉克斯所指出：“媒体传播研究成功地证明，政治信息的传递方式和政治讨论的方式，是按照权力的意志设定的。民主遇到的问题从来就不存在于信息或政治讨论的质量和数量。”[10]

　　二、传播乌托邦的路径依赖

　　神话学理论今天被大量移植到传播学的研究过程中。因为大众媒介的深层法则是不断维持自己的注意力，而现代人最常规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任何问题的注意力和兴趣的持续在不断缩短。媒介必须不断推出新的神话文本，不管是人物、叙事、结构、观念、时尚、潮流、商品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这是作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构成的一部分。意识形态曾经是一种信仰和概念模式，它瞄准向个人或集体解释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以便疏导或简化他们的选择。或许我们可以说过去的意识形态多半从主体意向出发，可能凝固性更强一些，而今天的意识形态则更着眼于一种对象化的表达，已经简化为职业意识和操作手段，比如说传播不仅仅是在传播内容，同时亦成为内容评判的惟一标准。这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我们都可把它们统归于传播意识形态之下。

　　传播意识形态源于控制论的初衷。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者，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认为野蛮意识形态不断地指定一个人类的敌人，如属于某个种族、阶级或某种社会身份的成员。而从控制论出发，敌人不再是人，而是一个恶魔般的实体，非秩序，组织短缺和信息窒息。维纳的世界观是围绕着信息来组织世界，从而确立反对一切人类社会中组织化的暴力的合法性。[11]维纳认为，“社会中存在所有反对稳态的因素，传播手段的控制是最重要的、最有效的。”因为涉及到的传播手段包括印刷媒体、电信媒体和文化教育领域，但是，这里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到处有传播手段的三重限制，按照利益的标准淘汰信息；事实上是让这些手段掌握在人数非常有限的少数富人阶级手中，自然表达了这个阶级的舆论；最后，作为通向个人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主渠道，它们吸引所有那些有抱负以寻求一种这样的权力的人。这个系统应该比所有其它系统更有助于社会稳定，并直接被掌握在那些为这类权力游戏和金钱最操心的人手中”[12]维纳虽然是一个科学家，但他显然是试图把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结合起来，希望信息的自由表达，希望传播的公平公正，更强调信息传播的社会责任。所以，在传播学上把维纳看作乌托邦的创始人，第一个提出信息传播技术的神话模型。

　　作为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维纳的传播乌托邦有着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面对信息传播技术的未来，他的期待有三个乌托邦指标：第一，透明，就是说信息传播的透明。显然，只要人与人存在着差别，存在着利益的差异，信息传播的过程就会成为一个利益组合、调和或斗争的过程。第二，拒绝社会排斥。这无疑是非常理想的。就是不要把信息传播的技术应用和内容服务只对着一部分人，要降低信息传播的门槛。当然，迄今为止的现实告诉我们，信息传播的技术推广不得不遇到一些门槛，或者是文化门槛，或者是经济门槛，或者是政治门槛。即便人们能够解决信息传播的技术问题，人们有没有消化信息内容的能力，有没有支付信息消费的能力，有没有信息传播的权利，无疑都是在考验社会制度的品质。第三，质询市场逻辑。市场的形式无可非议，但市场功效的社会反馈始终是一个被争论的政治问题。关于这一点，后来的美国著名社会家丹尼尔•贝尔予以坚持：“大多数对贝尔的批评是指责他没能看到资本主义是如何制造出特定的文化来破坏自己的，但这些批评忽略了特别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贝尔明确地指出市场就是它自身麻烦的来源：‘任何张力都创造了它自己的辩证法。既然市场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相交汇的地方，那么，过去五十年里所发生的一切，就是调整经济使之能够创造出与文化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这样，不仅在不同领域之间发生了冲突，而且这种紧张关系也在经济领域自身内部造成了更深的矛盾。’”[13]

　　解决这些矛盾的意识形态需求成为神话的社会根源。因为人类学和政治学的案例都证明，神话的象征作用有助于推动社会心理的整合，而在心理根源上又恰好利用恐惧和欲望的诉求，展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场面，这恰好为大众层面的信息传播提供用武之地。大众传播的技术神话，首先要具备世俗功能，即凝聚和集合了可以作为模仿对象或审美对象的文化经验和政治经验。“在多地区、跨国以及全球地方的个人经历中，人们之间的接触点和交叉点不断增加，甚至成倍增加。通过电脑建立起来的（虚拟）传播模式或许正是这方面的案例。‘地球村’的观点之所以不是错误的，是因为它有一次虚构了‘共同体’的再现。而电子媒体的秘密正是取决于它原则上调动的传播形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潜在的政治契机。”[14] 传统的神话意识是接受最终真理，而大众传播的技术神话，多多少少是在现实层面难以实现乌托邦的困境下对虚拟社会的神话化，从而希望线上乌托邦能够和线下乌托邦形成真实有效的互动。

　　新信息传播技术促进权力关系发生改变的趋势是什么？美国著名左翼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认为“横向关系发展的趋势是一切竞争性意识形态中最强大的意识形态”。[15]显然，通过赛博空间产生的政治权力是基于网络化的节点的相互依赖，新的物理空间对传统的政治空间产生吸纳功能，从而使得演化为大众传播界面的赛博空间涌动着信息、渴望、想象和神话。由此产生的最大结果是传统政治的风险规避，发达国家的政治生活模式从此改观，公共与私人、社群与个人之间的二元关系的界限不断模糊：“那种不同阶级之间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的政治，正在被一种为个体提供安全保障的新政治所取代。在一个后传统的世界里，公认的阶级纽带和经济组织体制及其科层等级，让位于一种界线模糊的、变化的、交互影响的、以网络为基础的从属关系。……公民不再拥有相对固定的阶级地位，相反，他们对民主活动的直接参与所依赖的身份，在本质上也许只是一种相连的临时性位置的副产品。这样，一个新的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化进程——能够灵活地跨越边界发挥影响——至少使得相互依赖和融合的新政治梦想成为现实。随着不确定的传播网络的胜利，阶级斗争终结了。”[16]莫斯柯的这种描述闪烁着这样一种现实，即新信息传播技术在虚拟空间中对公民政治身份产生新的组合功能，新形态的社会意识使得政治竞争的权力关系变得更为灵活、丰富和多样化，从而可能弥补现实层面的政治竞争中的权力关系的僵化和脆性。借用另外一位美国批判理论家N•弗雷泽的话来说，“批判理论家必须创造对结构压迫和集体身份的新的、后形而上学的理解，它们能够阐明那些非阶级运动的斗争，以及那些继续把它们的热望连接在阶级语言之中的斗争。”[17]借助新信息传播技术所能够展开的流动空间的开放性质，分配正义的诉求、身份平等的技术可能性和民主参与的话语操作都似乎能够在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实践中成为现实，走出传统的政治空间的封闭系统，在赛博空间中聚合新的政治动力元素。这无疑是当今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批评借助文化研究的旨趣所在。

　　这或许可以解释莫斯柯为什么要把赛博空间定义为崇高的对象。因为在西方古典美学中，崇高向来都是通过对象本身的超自然的存在而成为产生惊奇、敬畏和恐怖的心理反应。试想，假设电脑传播能够在瞬间把全球各地的信息在赛博空间中自由流动，从而逃逸商业利润的限制和审查机制的束缚，自然会把个体的主体性存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而作者的眼光在于，借助技术工具而产生的神话，难以逃离意识形态的扭曲。如果把类似于柏拉图的洞穴幻象的认知方式转换为一种自觉的意识，自然会产生认知的栅格，从而对现实产生筛选作用。

　　在人类传播史上，信息传播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触动人们对世界认知的环境框架。正如加拿大学者塞尔日•普鲁（Serge Proulx）所说：“通过传播技术配置所产生的对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的影响，不能仅仅还原到文化内容传递这样一个惟一的角色。技术工艺就其物质性层面而言，不是一个‘中立的’媒介。看来，这些技术配置归纳出我们建构现实的方式的‘环境’。”[18] 尽管任何传播技术的发明都不可能与束缚和限制绝缘，我们仍有理由相信，随着电脑运用在生活中的日益普及，它自然演变为共享生活的一种环境，并可能通过电脑传播的信息侦察引导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传播行为。在这种背景下，电脑传播是在真实生活中活动并有可能开辟人类主体的活动领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数字传播把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予以“自然化”的过程蕴藏着社会创新发展的机遇和可能。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5期；本文是《崇高的数字化》（文森特•莫斯柯著，黄典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中文版序言】

[注释]
[1]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2
[2]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3
[3]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35
[4]Bruno Latour，1991，Nous n’avons jamais ete modernes, La Decouverte, Paris, P.21
[5]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16
[6]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157
[7]Armand Mattelart, 2000, Histoire de l’utopie planetaire,Editions La decouverte&Syros, Paris, P.351
[8]Armand Mattelart, 2000, Histoire de l’utopie planetaire,Editions La decouverte&Syros, Paris, P.353
[9]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59－60
[10] [英]戴维•冈特利特主编：《网络研究－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彭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
年，第281页。
[11]Philippe Breton/Serge proulx,2002, L’explosion de la communication a l’aube du 21 siecle, Editions La Decouverte, Paris, P.314
[12] [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
[13]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66
[14][德]乌尔里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常和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15]Gitlin,T,1999.We’re all authoritie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y 23:32
[16]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113
[17][美] N.弗雷泽：《一个美国当代批判理论家的中国情结》，《世界哲学》2009年2期。
[18]Alain Gras/Pierre Musso(sous la direction de), 2006, Politique, Communication et Technologies, PUF , Paris, P.382

不要迷恋哥，哥是个迷思

maomy 2011-05-30 14

见我的blog:http://ohmymedia.com/2011/05/30/1193/

文森特·莫斯可写于1996年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可谓是本领域最富盛名的一本书，值得每个感兴趣的人读上好几遍。莫斯可本人是个和蔼可亲的眼镜学者，对前来提问和搭讪的年轻学子们十分耐心，合影时一笑露出一排整齐的大门牙；但他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却抑扬顿挫激情四溢，充分展现他敏捷的头脑和深刻的思想。总之，如果要问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有哪些牛人，恐怕我最先想起的就是这一位。

因此，当我翻开《数字化崇拜》一书时，有些出乎意料。莫斯可自承，这本书是从文化开始，通过对迷思的分析，“建立起一座通向政治经济学的桥梁”——这跟那本《传播政治经济学》倒是相映成趣。难得的是莫老师并不矫枉过正，不论文化研究或者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他看来都不是什么“本质核心”，都不是决定性的，而是不可相互替代的视角，而且会“相互构成”。所谓“相互构成”大抵是说，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本书有点晦涩，但仍旧精彩。其核心论点之一：“电脑以及所谓的赛博空间世界体现并且推进了我们时代的重要迷思。根据这些迷思，电脑传播的力量将使我们经历人类经验中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将超越时间（历史的终结）、空间（地理的终结）和权力（政治的终结）。”（P2）

莫老师仔细地分析了所谓“历史的终结”、“地理的终结”和“政治的终结”这三大迷思的来源，以及为何并不是真正的终结。

本书第五章的内容很有趣，名为“新瓶装老酒：反复终结的迷思”。通过回顾每一次信息传播技术浪潮所带来的许多关于“终结”的宣言，莫老师揭露了人类普遍存在的“历史健忘症”。这些信息传播技术浪潮包括电力、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等。“在改变世界方面，我们相信我们的时代是独一无二的——终结胜过延续；非凡超过常规；崇高胜过平凡。所以，我们不仅把我们的时代视为是革命性的，同时也遗忘了其他人也曾经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过更早的技术。”（P110）

但本书最吸引我的，还是他从“迷思”入手，兼顾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分析的框架。

所谓“迷思”，“神话”是也，Myth一词的音译。罗兰·巴特最早用这个词来描述大众传播过程中对于符号内涵意义的产制和操纵。小到城市人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无比美好想象，大到举国上下对某种乌托邦理想的狂热追随，其中都脱离不开迷思的巨大作用。

迷思不仅仅是谎言或骗局，分析迷思也并不等于所谓的破除假象还原事实。“迷思是那些能够激活个体和社会的叙事，能够为人们提供途径，使他们得以超越平凡的日常生活；它们能够提供通向另一种现实的入口，这种现实以崇高的许诺为特征。”（P3）

换句话说，“信春哥，得永生”、“信春哥，不挂科”，这些并不构成迷思。但是，一个小镇青年通过自我奋斗和媒体包装，在大半年内一跃成为粉丝千万的大明星；一个个选秀歌手在不同场合下不断重复“只要坚持我的梦想，总有一天我能成功”，而粉丝们狂热的回应着“你是最棒的，我们永远支持你！”——这一切则形成了迷思。这一迷思通过围绕“梦想”和“成功”的叙事，为无数青春少年“提供了通向另一种现实的入口”。

这一迷思无所谓真或假，它是客观存在的，且对个人与社会发挥着切实影响。以莫老师的话来说：“迷思不仅仅是一种有待揭露的对现实的歪曲，而且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现实。它们帮助我们理解那些看起来无法理喻的事物，应对那些完全无法驾驭的问题，并在想象或梦境中创造出那些在实践中无法成为现实的事物，从而赋予生活意义。”（P12）

让我们把话题拉回到关于赛博空间、电脑中介传播或互联网的迷思。我的网龄已有15年，从事的学术研究与互联网相关，日常生活工作更是离不开网络。相信有不少人跟我一样，从接触互联网之时就开始为它的神奇和超越而着迷，热爱从《神经浪游者》到《黑客帝国》的玄思妙想并认为其中或多或少将成为未来的现实，曾深感麦克卢汉之高瞻远瞩，也曾津津乐道互联网催生的一个个财富传奇……是的，这些都是迷思的不同组成部分。这些迷思最终常常走向所谓“技术与宗教的新融合”。莫老师不无嘲讽地以凯文·凯利（Kevin Kelly，他的《失控》一书近来在国内颇为流行）做例子，后者宣称“上帝是机器”，并得出结论说“世界不仅像一台电脑，它就是一台电脑。”（P13）其实，麦克卢汉的许多观点也有这种“技术与宗教的新融合”的趋势。

而迷思的存在与流行，是多种利益主体合力的结果，这有点类似葛兰西提出的“霸权”。莫斯可分析了赛博空间迷思的不同制造者。来自商界的力量，从IBM、微软、戴尔到Google或Facebook，企业会利用迷思来推销产品、服务和资深品牌，例如将“环保”、“进步”、“革命”等迷思性价值与产品或品牌强行联系；来自金融界的力量，例如硅谷的投资者们和纳斯达克的经理人们；来自政界的力量，比方阿尔·戈尔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及行动；来自学界的力量，例如尼葛洛庞帝、丹尼尔·贝尔、雷蒙·库兹韦尔等人。

实际上，参与赛博空间迷思制造和修补的，还有广大的公众。我们赞美赛博空间的高度互动和跨越时空，是因为身边可用的媒体资源和传播手段太匮乏；沉迷赛博空间的海量信息和无尽娱乐，是因为此前可接触的信息来源和娱乐方式太单一；相信赛博空间消解权力和促进民主，部分由于个人生活仍束缚于威权和科层制度。迷思总是向我们许诺超越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并以持续不断的叙事来丰富自身。

再说得直白一些，有人制造“微博改变一切”的迷思，为了将自己打造成高科技的牧师与先知；有人力推”微博改变一切”，是因为自己就是微博运营者、从业者或投资者；一大批人相信“微博改变一切”，首先是来自对现实的不满或不足，而且缺乏改变现实的其他手段。

上面的分析，其实是在揭示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流行叙事的迷思，是如何被政治经济因素“构成”的。而反过来，迷思如何“构成”那些“现实的”政治经济要素？

莫老师举了很多例子，其中一个是1999年8月来自普度大学的研究发现：无论公司业务是否改变，无论其业务是否与互联网相关，只要改变了名称使之包含“.com”、“.net”或“Internet”字样，其股价市值都将有大幅提升。在10个交易日内——名称改变前后各5天，那些在名称里加入了互联网相关词汇或缩略语的公司与其竞争对手相比，股价上升了125%（P24-25）。是的，通过个人和群体的思维及行动，迷思（或者观点、信念、信仰、理想……）会切实影响物质世界的走向。

莫老师的这种针对“迷思”的分析框架，其实非常适合用来研究当下中国的许多问题。例如近年来遍及全国的文化产业热潮，又或者所谓“仇富仇官”的普遍情绪及其引发的众多事件，以及“五道杠大队长”的故事。有兴趣者不妨一试。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互联网迷思

一切归零 2012-05-10 9

•何为迷思
在文森特•莫斯可的论述中，迷思（myth）是指“那些能够激活个体和社会的叙事，能够为人们提供途径，使他们得以超越平凡的日常生活；它们能够提供通向另一种现实的入口，这种现实以崇高的许诺为特征。”它没有真假之分，只有活着的或死去的区分。在大约十年前，互联网迷思的狂潮几乎可以说是到了顶峰。然而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这种迷思又会历经怎样的变迁？
在书中，迷思不仅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也是一个政治范畴。在列维•施特劳斯的相关观点中，“迷思的含义并不是说矛盾是可以解决的，而是说矛盾可以被挑战。我们无法解决生活中的基本分歧，但是迷思告诉我们，可以用一种可控的方式来谈论它们。或者不仅是谈论，我们甚至可以歌颂它们。”一方面，它为我们的矛盾提供理想式的回应，另一方面，它又有所遮蔽。莫斯可特别指出，网络空间一方面是上演迷思的地方，同时它也促进了今天的迷思性思维方式，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模糊意识。
在莫斯可看来，巴尔特所论述的迷思特征，在互联网迷思中都有所体现。包括预防接种的保护性表象（即“允许一些小邪恶进入迷思性的领域，以抵御更具有实质性的攻击”，比方说，断言道互联网虽然有不安全的地方，但是瑕不掩瑜，总的来说它是非常有力的武器；又比方说一种新的迷思式论述，“微博虽然实行了实名制，但是……瑕不掩瑜它能带来我们生活革命性的变化”）、对历史的否认与超越（如作为神话存在的“法国大革命”提供一种历史终结的宏大叙事：它标志着匮乏的历史的终结）、偶像或修补者对迷思进行强有力的鼓吹（他们是些乐观主义者，关注在赛博空间中建立一个新世界，我们熟悉的，有《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比尔盖茨，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积极维持迷思的有组织的努力（这是种“人造的魔力”，设计、广告、贸易、政府都能在其中发挥作用，书中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专栏文字中由怀疑到肯定的态度转变，在迷思的制造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还有恶作剧者的反抗（比方说，黑客。在《黑客帝国》中我们可以看到“黑客”如何在创造自身的叙事强化了故事背后所环绕的一个更为强大的网络迷思）。
同时，莫斯可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技术在技术变得稀松平常的时候，它们的社会影响却会达到顶峰，电力正是最好的例子。出版于2004年的《数字化崇拜》并没有能考察到目前的情况——互联网迷思自身的祛魅，以及新迷思的兴起：web 2.0迷思，社交网络迷思，某公司的迷思。互联网技术变得稀松平常之后如何显现出其自身的真正力量，在书中并没有能得到论述，但书中的第五章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想象的可能。
•迷思与终结论
莫斯可指出互联网迷思的常见模式是这样的：“我们首先听到的是革命，也即某种事物的终结；然后，我们会听到一些不可思议的后果，然后促使我们认为：电脑传播在消亡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互联网迷思最为吸引人的三个方面，是其“终结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历史的终结、距离的终结、政治的终结。吉登斯论述现代性所提到的“时空分延”“抽离”在互联网迷思的构造中，变成了一种夸张的确然事实。正如莫斯可所说，迷思“不仅体现真理，它同时也通过赋予其一种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品质来遮蔽真理。”分析迷思有两条路数，一是分析其透露的方面，另一种则去分析其遮蔽的东西。从两条路数出发，莫斯可分析三种终结性的迷思。
其一是历史终结论。说到历史终结，我们就会想到写《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弗朗西斯•福山，他认为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甚至是历史的终点。为了厘清福山的观点，莫斯可还祭出了另一个大牌：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作者。在分析人们对福山的简约化解读以及对贝尔的误读当中，莫斯可指出了在这种迷思中可能潜在的问题。对于福山而言，莫斯可提出他的问题可能在于“没有考虑到自由民主的理念在权力集中的商业巨头对世界政治经济日益增长的控制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深刻冲突”。正如马特拉夫妇在《传播学简史》中写到的那样：“这个号称信息社会的时代也是一个生产精神政府的时代，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自由和民主的问题。政治自由现在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一个人实现愿望的权利，它还包括一个人控制自己愿望生成过程的权利。”而贝尔其实是反对迷思的，他看到市场是其自身麻烦的来源，也承认资本主义创造了自己的矛盾。
历史终结迷思的修补者，更多是德日进、麦克卢汉、尼葛洛庞帝这样的人，更为极端的便是像约翰•波金霍恩、弗兰克•提普勒这样的物理学家。像提普勒将宇宙想象成一台电脑，并认为宇宙最终会在时空奇点上崩溃及重生。他们甚至用一系列承诺提升了赛博空间的地位，以促进历史终结的迷思——因为历史上没有先例，历史毫无价值。历史作为一种指涉阶级、文化、权力、冲突的宏大叙事被这种迷思消灭，但是这可能是对旧权力形式的强化。它为旧政治和旧迷思的社会健忘症创造条件，历史很可能会以一种崭新而隐晦的方式在技术的视野中再现并带来一种现代式的震惊。
其二则是空间终结论，认为我们与空间和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第一种迷思的代表著作便是《距离之死》以及大前研一的《无国界的世界》。在地理迷思中，互联网技术能带来“世界和平、犯罪的大规模减少、无冲突的市场”。但是这样的迷思完全忽视战争和犯罪背后的权力结构以及其施行的复杂过程。对“无冲突”的论述基于一种“网络能带来无障碍的了解和沟通”的设想，但是又完全忽视传播过程中交流的贫乏与无奈以及更深层次的致因。但这并不影响迷思氛围的构建：大前研一提出一个无边界的世界，甚至提出互联网技术将会带来民族国家的终结。进一步的迷思更指涉空间在组织内部的消亡甚至社会边界的消亡。而另一种地理迷思则认为，这不是由点到面的线性进步，而是对空间的删减、否定，是直接对空间的消灭。这种迷思认为互联网开创了新的领域，传统的地理规则不再适用。在这个空间中，甚至体现一种中世纪的欧洲空间的特点——世俗与精神分离，具有一种脱离身体的狂想。
其三是政治终结论，认为没能充分规避的重大风险总将终结，相随而来的是个人生活的新幻觉。这样的一种迷思号称要“夺回人民的权力”，像PTF（进步与自由基金会）主张整个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全盘变革，建立一种理想的横向关系。这是一种节点式的政治模式，公民身份和地位都具有临时性，权力被笼络到松散的网络结构中，以信息流的方式在节点间流动。同时，与旧的公共性原则不同，这种新型的社会结构号召一种新的私人化理想，要在二元论的同时肯定和赞扬社会的多元性，一种新型的公民和社会关系得以构建。PTF的人看来，“互联网不仅是对民主的矫正，它本身就是民主。”（这种论调不禁让人想到库利在《社会组织》中提出的“印刷意味着民主”。其实技术本身意味着民主的论调需要放在历史的语境中进行更为广泛的考察。而两种论述的相似其实让人怀疑，技术性崇拜的迷思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反复终结的话语。）
•反复终结的迷思
戴维•奈指出，对技术的崇拜如此强大，会导致一种广泛的历史健忘症。我们经常会集体性地遗忘围绕着技术史展开的种种迷思。比方说书中第五章提及的广播、电气化（比方说“电力所指向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甚至将其理解为对神的挑战。但值得指出，电力迷思性力量的常规化并没有减少它的实际威力。它成了一股核心式的力量，此后的所有技术都受限于它）、电话、广播（与互联网类似的地方在于终结论的提出，包括使直接民主成为可能的迷思。和互联网时代相似，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男孩——被描述成一群真正了解技术和未来的人）、电视（莫斯可指出，实际上，今天大肆鼓吹互联网的说辞最初都是用来吹捧有线电视的）。
网络的迷思与其附带的一系列承诺一方面具有神奇的描述，另一方面又具备自然的质感，似乎明天就会因此而改变。狂热的迷信在美国造成了一次灾难——互联网股市泡沫。但是莫斯可的论述不仅局限于互联网产业的灾难。他试图将其放在更为广阔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中进行考察，在他眼中，“9.11”摧毁的世贸大厦同样具代表性。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迷思
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将传播放在更为广泛的视野中考察，分析其背后的社会关系，以及权力关系之间的作用，包括传播过程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赵月枝在《传播与社会》中进一步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经济结构性因素与劳动过程，尤其是经济因素对社会传播关系的影响，审视媒体所有权、资助机构与国家政策对传播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影响。莫斯可此前已论述过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理论切入点：商品化、空间化以及社会能动力量的结构化。
在最后一章中，莫斯可将对赛博空间的分析置于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中，并借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进行考察。说到后工业社会的神话，就不能不提到世贸大厦。米歇尔•德赛都在城市研究的经典文本《走在城市里》分析了世贸大厦所带来的快感：身处世贸的顶层，不啻于摆脱城市的掌控。他成了一个窥视者，迷惑人的一切在眼前成了一个清晰的文本。世贸是一个里程碑的存在，试图驾驭和结合城市密集地带的矛盾。（这篇神一般的东西收录在罗钢、刘向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里）世贸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城市文本的修辞，近乎一个完美的神话。莫斯可指出：世贸的背后并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单纯只是商业资本的运作。它是由政府推动、支持的（遗址的那块地至今仍属于港务局），在世贸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政府关系——公共-私人关系。城市规划者要将“他们的梦想浇筑在混凝土里”的原因，和赛博空间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经济问题一样，被书写在后工业时代的迷思的背后。莫斯可进一步对互联网迷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模式的分析，集中关注三个趋势：传播的数字化和商品化、传播产业的公司集合与集中以及传播产业的管制放松。数字化商品化的整合，在相互建构的过程中创造出赛博空间。当然则有可能诞生一种新的“受众商品论”——不再仅是达拉斯•斯麦兹所论述的“节目卖给受众，受众卖给广告商”模式，而是基于更为精确的控制上的售卖，而政府同时也插了一脚进来。哎呦写到这里我马上就想到这篇书评发表的那个网站了……公司的整合与集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也有管控的趋势，比方说国际电信联盟还有互联网域名和地址分配机构，etc。但是在这个迷思的社会建构背后也存在另一种反抗——关于“历史终结的终结”。“9.11”甚至能成为一种反历史终结的迷思。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受到打击，贝克将“9.11”称为“全球化时代的切尔诺贝利”。贝克指出，我们应该更加严肃地思考以传播和运输网络为基础的全球政治经济的脆弱性。而政府在该次事件中的位置也值得我们对其在网络时代的位置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在书的开头莫斯可讲了一个北欧神话：神灵托尔在凡间的一次摔跤中输给了凡人斯文，他对斯文说，把你的一颗眼睛给我，我告诉你生活的秘密。
然后这个秘密是：“用双眼警惕地审视。”
面对技术崇拜及技术迷思，这条警训，十分适用。

中文版序言：数字神话的传播想像

大疼 2009-06-10 6

作者：陈卫星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神话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源于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田野考察。把神话概念与信息传播相互连接，则始于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他把大众传播过程中内涵意义的运作称之为神话，就是把人类学中的神话概念重新移植到对被信息传播技术不断推进的日常生活现实的变动当中。人们由此推导出信息传播会引导人们形成一些固定化的信仰、观念。换言之，传播媒介是在运用神话制造新意义。由此在受众或用户层面上形成的神话和常规塑造着受众或用户对传媒的知觉方式，而作为媒介神话载体的媒介文本同时能够描述现实、形成社会关系和建构社会身份，是产生可能的意识形态意义的多元节点。

人类社会经过18－19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治革命后，20世纪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产力革命的实验田，科技创新和社会想象相互平行，正如革命导师列宁那句名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但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把历史进程进行时空一体化推进的技术发明无疑是互联网的诞生，因为这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新的时空形式，莫斯柯教授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崇高的数字化》一书是从数字神话的可疑性出发。在人类传播史上，文字的出现意味着批评性质的传播模式，诸如理性精神、怀疑态度和逻辑思维等等。而把批评和反批评的信息传播同时组合在一个或无数个具有交流性质的时空维度中，是电脑传播的表现特征，技术性能上升为文明神话。“根据这些神话，电脑传播的力量将使得我们经历人类经验中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将超越时间（历史的终结）、空间（地理的终结）和权力（政治的终结）。神话很容易被作为不合逻辑的虚构而加以摒弃，这样对它们的理解就变得很简单：揭露谎言，使人们看到被神话遮蔽的真相，从而消除它们迷惑思想和操纵行为的力量。”[1]电脑传播似乎要彻底颠覆人类有史以来所感知的物质世界的形式结构，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想像。

　　但是，为什么电脑传播会成为神话? 莫斯柯提出的理由是“神话是能够激活个体和社会的叙事，能够为人们提供途径，使他们得以超越平凡的日常生活。它们能够提供通向另一种现实的入口，一个曾经以崇高的许诺为特征的现实。”[2] 的确，神话往往提供对事物的新透视，从而为人们的超验性提供新的物质基础。这不仅仅是源于一种技术推广的社会活力，更是因为技术功效被转化为集体信仰，成为被追捧的社会神话。

　　一、技术神话源于对社会关系的拓展

　　在现当代的传播学发展中，人们对信息传播技术的演变，有几种价值取向，或者是把它当作文明演变的发动机，从而坚信技术决定论引导人类；或者是着眼于研究信息技术更新和特定时期的知识扩散的关系，从而考察技术变量和社会存量（变量）的关系参数；或者是琢磨新媒体出现的动力机制，从而预测新媒体的应用前景和效益评估。显然，莫斯柯所要讨论的神话，属于第一种取向。“根据神话，信息时代超越了政治，是因为它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极大丰富的权力。政治的定义特征、对稀有权力资源的争夺，都被消除了。这样，神话通过对历史的否定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新的时代。”[3]自从维纳在二次大战以后提出控制论以来，借用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发明来论证科学技术对社会历史的颠覆几乎是一种惯性。

　　问题在于，根据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的观点，人们长期以来习惯用两分法来看待世界，即人类和自然的交集形成两个集合，科学管理自然，政治管理社会。但是面对越来越和人类主体产生关系的科学发现和技术更新，这种两分法越来越难以理解涉及到人类和自然“杂交”状态的增殖。其实，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不停地反复这种状态：一个始终存在的自然界越来越不孤立，因为始终同时存在着一个由利益、可以预见的赌注和稳定性质构成的社会，以及一个作为参照的独立话语。[4]这种把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关照同时纳入对文化、媒介和技术的学术考察，说明科学的发展本身同时凝聚了三个要素，即自然（即对包括技术在内的物质力量的理性整合）、政治（对自私的社会行动者和力量的策略性掌控）和文本（即用来解释世界，从而在语言上构成对世界的修辞策略）。

　　“我们从来都没有成为现代的”，拉图尔的技术社会学命题提供了针对科技神话的价值批评。即便基于社会现实的某种趋势，科技神话却难以传递形而上学式的真理。因此，如何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去把握科学陈述本身所揭示出来的包括社会施动者和社会环境所呈现出来社会关系和历史逻辑，就成为左翼批判的理论出发点：“从本质上而言，神话能够取消政治，能够将话语去政治化，但它们也能够打开通向修复政治和深化政治理解的大门。”[5]莫斯柯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对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的研究，从而把大众传播过程的分析聚焦在传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环节。他的论述不仅仅是对神话观念的知识考察，更有着鲜明的评论视角：“从文化或者神话性的角度看，赛博空间也许会被看作是历史、地理和政治的终结。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赛博空间则是数字化和商品化相互建构的结果。”[6]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自由竞争为导向，美国的企业重组政策引导建构信息传播的宏观技术系统的自由竞争，在市场扩张的同时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技术全球主义（Technoglobalisme）。“这种波及全球的特殊视角有助于遮蔽复杂且真实的赌注：世界意义上的互动和交易的新形式。”[7]在法国传播学家马特拉看来，这种技术乌托邦的赞助来自于冷战后的经济地理学而不是冷战后的地缘政治，亦不是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的语义学思辨，而是股票交易商的实用主义。“真正的推动力源于金融领域的全球化，国际经济当中惟一一个愿意在真实时间中愿意把自身的活动和信息传播网络进行普遍联通的部门。”[8]在传播全球化的征服过程中，电脑传播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不仅在修饰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形象，也在衍生新的意识形态神话。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初贝尔提出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种神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初期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神话的新包装。对于这一点，莫斯柯的批评是毫不犹豫的。在他看来，福山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到自由民主的理念和权力集中的商业巨头对世界政治经济日益增长的控制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深刻冲突。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都是由全球性的公司网络来决定的，其中许多公司在财富和权力方面让世界上多数国家相形见绌。这样一个世界损害了自由主义的自由和民主中所包含的平等参与。”[9]跨国传媒集团对发达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支配或渗透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指向。

　　莫斯柯的分析思路是借用信息传播史的史学文本来进行反思的。在当今的西方左翼学者中，对启蒙思想的反思向来注重考察技术和政治的关系，其基本原则是反对工具理性。因为，技术引发的神话，最终总要得到某种平衡，这种反向的动力源于具有政治性质的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这就是说，信息传播技术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一种工具，技术的性能本身被带入社会语境后，就有可能参与社会建构。这样，技术应用的可能性就不仅仅限于国家权力的政治需求和商业公司的市场扩张，不同形式的社会力量组合亦可能把新信息传播技术作为探讨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一种呈现主流媒体所不接受的信息的方式，西方国家不断兴起的新社会运动和另类媒体的结合，就是社会与技术博弈的征兆。

　　莫斯柯从传播史的文化起点出发，解释赛博空间的神话含义，梳理网络神话与历史神话的关系，并置于信息传播技术神话的知识考古学范畴之中，分析这种神话背后的政治动力、经济动力和文化动力，一步步把文化研究性质的路径依赖还原为政治经济分析的话语通道，最终确立传播学批判学派当今的学术选择，即在商业背景下出现的信息奇观不仅是文化政治的批评目标，亦透露出背后的美国文化和政治轨迹中永恒的神话愿望，即通过不断制造新的神话来延续自身的神话。

　　值得注意的是，从罗斯福的广播谈话到肯尼迪的电视演说，信息传播技术在20世纪的不断更新使得任何政治或社会性质的权力关系不得不依赖传播的网络来建构并展开，如今天美国的政治传播把奥巴马的政治博客作为竞选赌注的关键。赛博空间所蕴涵的政治意义不仅在于把传统的政治竞选简化为鼠标的点击，也通过网络论坛的方式来产生舆论压力或者聚集人望。如果说赛博空间的兴起会产生“政治终结”的幻觉，本质原因在于把政治传播的流程从纵向转换为横向成为可能，传统性质的权力关系的纽带因此而改变。这无疑是在求证一个传播学发展史上被反复争论的命题，即新媒体始终是在信息源的多样化方面打开缺口，从而成为“民主的技术”。但是，这种技术可能性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能担保社会进程中的技术决定论。正如英国学者斯蒂芬•拉克斯所指出：“媒体传播研究成功地证明，政治信息的传递方式和政治讨论的方式，是按照权力的意志设定的。民主遇到的问题从来就不存在于信息或政治讨论的质量和数量。”[10]

　　二、传播乌托邦的路径依赖

　　神话学理论今天被大量移植到传播学的研究过程中。因为大众媒介的深层法则是不断维持自己的注意力，而现代人最常规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任何问题的注意力和兴趣的持续在不断缩短。媒介必须不断推出新的神话文本，不管是人物、叙事、结构、观念、时尚、潮流、商品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这是作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构成的一部分。意识形态曾经是一种信仰和概念模式，它瞄准向个人或集体解释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以便疏导或简化他们的选择。或许我们可以说过去的意识形态多半从主体意向出发，可能凝固性更强一些，而今天的意识形态则更着眼于一种对象化的表达，已经简化为职业意识和操作手段，比如说传播不仅仅是在传播内容，同时亦成为内容评判的惟一标准。这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我们都可把它们统归于传播意识形态之下。

　　传播意识形态源于控制论的初衷。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者，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认为野蛮意识形态不断地指定一个人类的敌人，如属于某个种族、阶级或某种社会身份的成员。而从控制论出发，敌人不再是人，而是一个恶魔般的实体，非秩序，组织短缺和信息窒息。维纳的世界观是围绕着信息来组织世界，从而确立反对一切人类社会中组织化的暴力的合法性。[11]维纳认为，“社会中存在所有反对稳态的因素，传播手段的控制是最重要的、最有效的。”因为涉及到的传播手段包括印刷媒体、电信媒体和文化教育领域，但是，这里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到处有传播手段的三重限制，按照利益的标准淘汰信息；事实上是让这些手段掌握在人数非常有限的少数富人阶级手中，自然表达了这个阶级的舆论；最后，作为通向个人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主渠道，它们吸引所有那些有抱负以寻求一种这样的权力的人。这个系统应该比所有其它系统更有助于社会稳定，并直接被掌握在那些为这类权力游戏和金钱最操心的人手中”[12]维纳虽然是一个科学家，但他显然是试图把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结合起来，希望信息的自由表达，希望传播的公平公正，更强调信息传播的社会责任。所以，在传播学上把维纳看作乌托邦的创始人，第一个提出信息传播技术的神话模型。

　　作为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维纳的传播乌托邦有着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面对信息传播技术的未来，他的期待有三个乌托邦指标：第一，透明，就是说信息传播的透明。显然，只要人与人存在着差别，存在着利益的差异，信息传播的过程就会成为一个利益组合、调和或斗争的过程。第二，拒绝社会排斥。这无疑是非常理想的。就是不要把信息传播的技术应用和内容服务只对着一部分人，要降低信息传播的门槛。当然，迄今为止的现实告诉我们，信息传播的技术推广不得不遇到一些门槛，或者是文化门槛，或者是经济门槛，或者是政治门槛。即便人们能够解决信息传播的技术问题，人们有没有消化信息内容的能力，有没有支付信息消费的能力，有没有信息传播的权利，无疑都是在考验社会制度的品质。第三，质询市场逻辑。市场的形式无可非议，但市场功效的社会反馈始终是一个被争论的政治问题。关于这一点，后来的美国著名社会家丹尼尔•贝尔予以坚持：“大多数对贝尔的批评是指责他没能看到资本主义是如何制造出特定的文化来破坏自己的，但这些批评忽略了特别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贝尔明确地指出市场就是它自身麻烦的来源：‘任何张力都创造了它自己的辩证法。既然市场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相交汇的地方，那么，过去五十年里所发生的一切，就是调整经济使之能够创造出与文化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这样，不仅在不同领域之间发生了冲突，而且这种紧张关系也在经济领域自身内部造成了更深的矛盾。’”[13]

　　解决这些矛盾的意识形态需求成为神话的社会根源。因为人类学和政治学的案例都证明，神话的象征作用有助于推动社会心理的整合，而在心理根源上又恰好利用恐惧和欲望的诉求，展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场面，这恰好为大众层面的信息传播提供用武之地。大众传播的技术神话，首先要具备世俗功能，即凝聚和集合了可以作为模仿对象或审美对象的文化经验和政治经验。“在多地区、跨国以及全球地方的个人经历中，人们之间的接触点和交叉点不断增加，甚至成倍增加。通过电脑建立起来的（虚拟）传播模式或许正是这方面的案例。‘地球村’的观点之所以不是错误的，是因为它有一次虚构了‘共同体’的再现。而电子媒体的秘密正是取决于它原则上调动的传播形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潜在的政治契机。”[14] 传统的神话意识是接受最终真理，而大众传播的技术神话，多多少少是在现实层面难以实现乌托邦的困境下对虚拟社会的神话化，从而希望线上乌托邦能够和线下乌托邦形成真实有效的互动。

　　新信息传播技术促进权力关系发生改变的趋势是什么？美国著名左翼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认为“横向关系发展的趋势是一切竞争性意识形态中最强大的意识形态”。[15]显然，通过赛博空间产生的政治权力是基于网络化的节点的相互依赖，新的物理空间对传统的政治空间产生吸纳功能，从而使得演化为大众传播界面的赛博空间涌动着信息、渴望、想象和神话。由此产生的最大结果是传统政治的风险规避，发达国家的政治生活模式从此改观，公共与私人、社群与个人之间的二元关系的界限不断模糊：“那种不同阶级之间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的政治，正在被一种为个体提供安全保障的新政治所取代。在一个后传统的世界里，公认的阶级纽带和经济组织体制及其科层等级，让位于一种界线模糊的、变化的、交互影响的、以网络为基础的从属关系。……公民不再拥有相对固定的阶级地位，相反，他们对民主活动的直接参与所依赖的身份，在本质上也许只是一种相连的临时性位置的副产品。这样，一个新的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化进程——能够灵活地跨越边界发挥影响——至少使得相互依赖和融合的新政治梦想成为现实。随着不确定的传播网络的胜利，阶级斗争终结了。”[16]莫斯柯的这种描述闪烁着这样一种现实，即新信息传播技术在虚拟空间中对公民政治身份产生新的组合功能，新形态的社会意识使得政治竞争的权力关系变得更为灵活、丰富和多样化，从而可能弥补现实层面的政治竞争中的权力关系的僵化和脆性。借用另外一位美国批判理论家N•弗雷泽的话来说，“批判理论家必须创造对结构压迫和集体身份的新的、后形而上学的理解，它们能够阐明那些非阶级运动的斗争，以及那些继续把它们的热望连接在阶级语言之中的斗争。”[17]借助新信息传播技术所能够展开的流动空间的开放性质，分配正义的诉求、身份平等的技术可能性和民主参与的话语操作都似乎能够在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实践中成为现实，走出传统的政治空间的封闭系统，在赛博空间中聚合新的政治动力元素。这无疑是当今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批评借助文化研究的旨趣所在。

　　这或许可以解释莫斯柯为什么要把赛博空间定义为崇高的对象。因为在西方古典美学中，崇高向来都是通过对象本身的超自然的存在而成为产生惊奇、敬畏和恐怖的心理反应。试想，假设电脑传播能够在瞬间把全球各地的信息在赛博空间中自由流动，从而逃逸商业利润的限制和审查机制的束缚，自然会把个体的主体性存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而作者的眼光在于，借助技术工具而产生的神话，难以逃离意识形态的扭曲。如果把类似于柏拉图的洞穴幻象的认知方式转换为一种自觉的意识，自然会产生认知的栅格，从而对现实产生筛选作用。

　　在人类传播史上，信息传播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触动人们对世界认知的环境框架。正如加拿大学者塞尔日•普鲁（Serge Proulx）所说：“通过传播技术配置所产生的对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的影响，不能仅仅还原到文化内容传递这样一个惟一的角色。技术工艺就其物质性层面而言，不是一个‘中立的’媒介。看来，这些技术配置归纳出我们建构现实的方式的‘环境’。”[18] 尽管任何传播技术的发明都不可能与束缚和限制绝缘，我们仍有理由相信，随着电脑运用在生活中的日益普及，它自然演变为共享生活的一种环境，并可能通过电脑传播的信息侦察引导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传播行为。在这种背景下，电脑传播是在真实生活中活动并有可能开辟人类主体的活动领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数字传播把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予以“自然化”的过程蕴藏着社会创新发展的机遇和可能。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5期；本文是《崇高的数字化》（文森特•莫斯柯著，黄典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中文版序言】

[注释]
[1]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2
[2]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3
[3]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35
[4]Bruno Latour，1991，Nous n’avons jamais ete modernes, La Decouverte, Paris, P.21
[5]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16
[6]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157
[7]Armand Mattelart, 2000, Histoire de l’utopie planetaire,Editions La decouverte&Syros, Paris, P.351
[8]Armand Mattelart, 2000, Histoire de l’utopie planetaire,Editions La decouverte&Syros, Paris, P.353
[9]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59－60
[10] [英]戴维•冈特利特主编：《网络研究－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彭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
年，第281页。
[11]Philippe Breton/Serge proulx,2002, L’explosion de la communication a l’aube du 21 siecle, Editions La Decouverte, Paris, P.314
[12] [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
[13]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66
[14][德]乌尔里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常和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15]Gitlin,T,1999.We’re all authoritie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y 23:32
[16]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113
[17][美] N.弗雷泽：《一个美国当代批判理论家的中国情结》，《世界哲学》2009年2期。
[18]Alain Gras/Pierre Musso(sous la direction de), 2006, Politique, Communication et Technologies, PUF , Paris, P.382

“皇帝的新装”：互联网与生物隐喻

Mr. Curiosity 2014-12-27 5

看了这本书，还怎么看各种科幻小说？文森特·莫斯可脑洞大开，从神话讲到现代乌托邦，从政治经济分析扩展到意识形态解构，把各种赛博空间论述的生物隐喻彻底剥了个精光。没错，当代人对数字化的幻想、执念和美化，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装。

从泰勒到列维斯特劳斯，神话（迷思）都是与科学的二元对立之另一面。但神话本身就是原始科学的组成部分。到了当代社会，电脑和互联网为基础的科学之专业性远远超出日常理解，反而构建了无比强大的神话，反过来渗透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当中，并通过一种双重隐喻——把电脑比喻成生物体，又把生物体及生态系统比喻为电脑网络——来求得精神结构的定型。各种数字化畅销书籍（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凯文·凯利的《失控》和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就是典型代表）无不遵循这种生物隐喻。它进一步阐释了人类社会结构和实践的本质，包括对时间、空间和权力的认知。“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就是，电脑以及所谓的赛博空间世界体现并且推进了我们时代的重要迷思。根据这些迷思，电脑传播的力量将使得我们经历人类经验中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将超越时间（历史的终结）、空间（地理的终结）和权力（政治的终结）。”（莫斯可，2010：2）

这种迷思是怎么建构起来的？莫斯可讨论了诸多例子和文献，其中典型一例就是弗里德曼与互联网大佬们的合谋。这位坚信科技是碾平世界原动力之一的美国论者，在一篇文章（1999）中采用了迂回路线，首先引述思科总裁约翰·钱伯斯1997年发出的一个论断互联网将“彻底改变人们的工作、投资、购物和沟通的方式”，并提出质疑，但举例论证之后拥抱了钱伯斯的观点：“1999年将成为互联网真正渗入美国人意识的年份——他们购买汽车、机票等一切事物的方式，他们交流、投资、工作和学习的方式，都正在通过互联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不过，弗里德曼也提出了质疑，互联网不只是提供好东西，其中也有纳粹思想网站和色情网站，孩子们怎么办？与其说这是一种反思，不如说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他接着就引述AOL创始总裁斯蒂夫·凯斯的话：“你务必要让你的孩子接入互联网，因为那就是未来。”不过，家长们进行监控的时间可就要不断增长了。（ibid：41-42）
无论是“互联网渗入意识”还是“孩子接入互联网”，都是一种生物隐喻。弗里德曼一文以退为进，把数字技术与人类社会未来挂钩起来，却留下了一个后门漏洞：监控。

互联网意识形态的硬币有两面，正面把它形容为民主和自由的“法外之地”，反面却不仅认为监控是必然的，甚至把它变成监控的新工具。阿桑奇利用互联网践行“水门事件”记者们的后续任务，却莫名其妙被控性侵。斯诺登被称“卖国贼”而亡命天涯，也不过因为喊出了互联网在政治权力下裸奔的真相。
至于商业利益的赤果果追求，则被大唱赞歌，却毫无对剥削的反思。凯文·凯利的“协同进化”，托马斯曼的“服务外包”，罔顾这种弹性雇佣劳动制的丑恶——项飚在《全球“猎身”》（2012）中已对印度IT工人所遭受的多层剥削和全球底层处境做了细致记录。而王维佳则通过历史性的解读，详细剖析了“数字化导师”和“新自由主义”的决策者们是怎么一起愉快的玩耍的，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诉求都达成了默契一致。
以地域为疆界的民族国家斗争日趋激烈，政府管控更加严酷，互联网财富更加剧了全球性的不平等。在这一点上回头看那些关于历史终结、地域消失和权力颠覆的论述，怎么看怎么讽刺。

自然，互联网可以为国家赋权，也可以为社会赋权（郑永年，2014）；可以带来财富（无论它多么像泡沫），也可以提供生活便利。一个迷思的最大力量，不在于它多大程度上接近真相，而在于它多大程度上掩饰了真相，并瓦解了它带来日常多元实践和解放的可能性。
莫斯可说：“本书无意于质疑那些主张传播和信息技术是社会变迁的强大手段的人；它们的确强大，详细指出这些技术如何促进以及如何延缓社会变迁也是很重要的。实际上，我要指出的是，只有当诸如电话和电脑这样的技术不再是神话般的崇高偶像，而是迈入平淡无奇的寻常世界，即当它们不再扮演着乌托邦想象之源的角色之时，它们才会成为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动力。”（ibid：6）
电报、电话、广播、电视曾经如此，互联网也将如此。一个走下神坛的互联网，也将带来更可靠的替代性实践政治。

文森特·莫斯可（2010），黄典林译，《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维佳（2014），《“点新自由主义”：赛博迷思的历史与政治》，载《经济导刊》2014.06
郑永年（2014），邱道隆译，《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东方出版社
项飚（2010），王迪译，《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北京大学出版社

Notes：通过个人和群体的思维及行动，迷思正在实影响我们世界的走向

伊卡洛斯 2011-06-26 0

电脑以及所谓的赛博空间世界体现并且推进了我们时代的重要迷思。根据这些迷思，电脑传播的力量将使我们经历人类经验中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将超越时间（历史的终结）、空间（地理的终结）和权力（政治的终结）

迷思不仅仅是谎言或骗局，分析迷思也并不等于所谓的破除假象还原事实。迷思是那些能够激活个体和社会的叙事，能够为人们提供途径，使他们得以超越平凡的日常生活；它们能够提供通向另一种现实的入口，这种现实以崇高的许诺为特征。

迷思不仅仅是一种有待揭露的对现实的歪曲，而且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现实。它们帮助我们理解那些看起来无法理喻的事物，应对那些完全无法驾驭的问题，并在想象或梦境中创造出那些在实践中无法成为现实的事物，从而赋予生活意义。

创造出我们的赛博空间迷思的制造者，有商界、金融界、政界、学界以及广大的公众。

是的，通过个人和群体的思维及行动，迷思（或者观点、信念、信仰、理想……）会切实影响物质世界的走向。

数字化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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