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本书，还怎么看各种科幻小说？文森特·莫斯可脑洞大开，从神话讲到现代乌托邦，从政治经济分析扩展到意识形态解构，把各种赛博空间论述的生物隐喻彻底剥了个精光。没错，当代人对数字化的幻想、执念和美化，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装。
从泰勒到列维斯特劳斯，神话（迷思）都是与科学的二元对立之另一面。但神话本身就是原始科学的组成部分。到了当代社会，电脑和互联网为基础的科学之专业性远远超出日常理解，反而构建了无比强大的神话，反过来渗透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当中，并通过一种双重隐喻——把电脑比喻成生物体，又把生物体及生态系统比喻为电脑网络——来求得精神结构的定型。各种数字化畅销书籍（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凯文·凯利的《失控》和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就是典型代表）无不遵循这种生物隐喻。它进一步阐释了人类社会结构和实践的本质，包括对时间、空间和权力的认知。“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就是，电脑以及所谓的赛博空间世界体现并且推进了我们时代的重要迷思。根据这些迷思，电脑传播的力量将使得我们经历人类经验中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将超越时间（历史的终结）、空间（地理的终结）和权力（政治的终结）。”（莫斯可，2010：2）
这种迷思是怎么建构起来的？莫斯可讨论了诸多例子和文献，其中典型一例就是弗里德曼与互联网大佬们的合谋。这位坚信科技是碾平世界原动力之一的美国论者，在一篇文章（1999）中采用了迂回路线，首先引述思科总裁约翰·钱伯斯1997年发出的一个论断互联网将“彻底改变人们的工作、投资、购物和沟通的方式”，并提出质疑，但举例论证之后拥抱了钱伯斯的观点：“1999年将成为互联网真正渗入美国人意识的年份——他们购买汽车、机票等一切事物的方式，他们交流、投资、工作和学习的方式，都正在通过互联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不过，弗里德曼也提出了质疑，互联网不只是提供好东西，其中也有纳粹思想网站和色情网站，孩子们怎么办？与其说这是一种反思，不如说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他接着就引述AOL创始总裁斯蒂夫·凯斯的话：“你务必要让你的孩子接入互联网，因为那就是未来。”不过，家长们进行监控的时间可就要不断增长了。（ibid：41-42）
无论是“互联网渗入意识”还是“孩子接入互联网”，都是一种生物隐喻。弗里德曼一文以退为进，把数字技术与人类社会未来挂钩起来，却留下了一个后门漏洞：监控。
互联网意识形态的硬币有两面，正面把它形容为民主和自由的“法外之地”，反面却不仅认为监控是必然的，甚至把它变成监控的新工具。阿桑奇利用互联网践行“水门事件”记者们的后续任务，却莫名其妙被控性侵。斯诺登被称“卖国贼”而亡命天涯，也不过因为喊出了互联网在政治权力下裸奔的真相。
至于商业利益的赤果果追求，则被大唱赞歌，却毫无对剥削的反思。凯文·凯利的“协同进化”，托马斯曼的“服务外包”，罔顾这种弹性雇佣劳动制的丑恶——项飚在《全球“猎身”》（2012）中已对印度IT工人所遭受的多层剥削和全球底层处境做了细致记录。而王维佳则通过历史性的解读，详细剖析了“数字化导师”和“新自由主义”的决策者们是怎么一起愉快的玩耍的，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诉求都达成了默契一致。
以地域为疆界的民族国家斗争日趋激烈，政府管控更加严酷，互联网财富更加剧了全球性的不平等。在这一点上回头看那些关于历史终结、地域消失和权力颠覆的论述，怎么看怎么讽刺。
自然，互联网可以为国家赋权，也可以为社会赋权（郑永年，2014）；可以带来财富（无论它多么像泡沫），也可以提供生活便利。一个迷思的最大力量，不在于它多大程度上接近真相，而在于它多大程度上掩饰了真相，并瓦解了它带来日常多元实践和解放的可能性。
莫斯可说：“本书无意于质疑那些主张传播和信息技术是社会变迁的强大手段的人；它们的确强大，详细指出这些技术如何促进以及如何延缓社会变迁也是很重要的。实际上，我要指出的是，只有当诸如电话和电脑这样的技术不再是神话般的崇高偶像，而是迈入平淡无奇的寻常世界，即当它们不再扮演着乌托邦想象之源的角色之时，它们才会成为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动力。”（ibid：6）
电报、电话、广播、电视曾经如此，互联网也将如此。一个走下神坛的互联网，也将带来更可靠的替代性实践政治。
文森特·莫斯可（2010），黄典林译，《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维佳（2014），《“点新自由主义”：赛博迷思的历史与政治》，载《经济导刊》2014.06
郑永年（2014），邱道隆译，《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东方出版社
项飚（2010），王迪译，《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