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卡帕

Benjamín He 2017-01-12 0

这是一个小说基于真实故事虽然卡帕很帅可是他的摄影真的很有力量因为学的西班牙语才来读的西班牙语文学没有想到两个人战火中的爱情和工作缠绵到了一起结局结束的有点心碎最后的那句话就像叹息呢喃在耳边

patrihan 2017-01-03 0

很惭愧自己对欧洲历史知识的不足，羞愧于只能读到爱情故事。依旧像历史的记录者致敬。

deneb 2013-01-23 0

两个伟大摄影师间的爱情，感觉对于束缚和挣脱这个爱情永恒的纠结话题挖掘得不够深入，有点浪费了这么好的题材。

郭小伊 2015-11-09 0

回头总是太迟。有一天你幡然醒悟，明白这样子没个尽头，永远不会变。当机立断，去赶第一趟火车。要么这里要么那里。非黑即白。

Heini_H 2015-01-05 0

突然想起来卡帕在盟军收复法国时没跟着那些流亡的小伙子们回西班牙。他在国界线上，但是没回西班牙。

Lx 2016-02-02 0

感觉一般，但是写法很独特，有一种画面感。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作者的主观感情太过浓厚了，矫情的感觉。

fivestone 2013-07-02 2

刷刷翻完，文艺女青年借着Gerda Taro的壳，脑补出来的文艺爱情小说。通篇矫揉，和真实人物基本没关系。书的第一页就把Taro出生年印错了。倒是顾铮在序里八出Taro葬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有机会去围观。

莫小喵 2016-06-10 1

卡帕和塔罗~

MRren.未央 2014-09-02 1

豆瓣电子书啊

猫不许 2012-08-21 1

如果你剪断一只云雀的翅膀，你会拥有它。但从此它不能飞翔。而你爱的是它的飞翔。

fejgl 2013-01-27 1

如果，你剪断了云雀的翅膀~

用心棒 2013-09-17 1

翻译得不错，但作者实在不会写小说

Odding 2014-08-22 1

让人叹为观止的美妙叙述。

Benjamín He 2017-01-12 0

这是一个小说基于真实故事虽然卡帕很帅可是他的摄影真的很有力量因为学的西班牙语才来读的西班牙语文学没有想到两个人战火中的爱情和工作缠绵到了一起结局结束的有点心碎最后的那句话就像叹息呢喃在耳边

【十问作家】爱情、战争、摄影和卡帕背后的女人（都市快报/报道）

99读书人 2012-08-27 1赞

  刊于 2012-8-22 都市快报（文/戴维摄/朱丹阳）K：都市快报 S：苏珊娜·富尔特斯

  【作家名片】

  苏珊娜·富尔特斯，1959年出生，西班牙女作家。2009年出版小说《等待卡帕》，获费尔南多·劳拉小说奖、瓦伦西亚评论文学奖等多项大奖。今年8月，该书的中译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同名电影将由拍过《最后的莫希干人》、《盗火线》的好莱坞大导演迈克尔·曼执导，预计年内上映。

  【作品导读】

  《等待卡帕》是一部关于爱情、战争和摄影的小说，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书里的人物都真实存在。

  “我的任务就是把虚构的部分和真实的部分完美地调和在一起。”53岁的西班牙女作家苏珊娜·富尔特斯说：写作这本书，“一如任何战争体验”。

  罗伯特·卡帕，20世纪摄影史上最闪耀的名字；《一名士兵之死》的作者；最著名的战地摄影师。而成就他的，是一名叫姬达·塔罗的女性，也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在战地殉职的女记者。1935年，同为流亡青年的他俩在巴黎相遇，开始携手创建摄影事业。她是卡帕的创造者，也是令他一生刻骨铭心的恋人。

  K：罗伯特·卡帕非常有名，但你是怎么知道姬达·塔罗的呢？

  S：我从小对卡帕感兴趣，收集了很多他的相片。而对塔罗，我一无所知。直到2008年，一只失踪多年的手提箱被发现，里面有卡帕和塔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底片。后来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卡帕的一张照片，一个年轻女人留着男孩式的短发，睡在一张窄床上，穿的是卡帕的睡衣。这张照片非常细腻，很生活化，只能是一个男人为他爱的女人所拍。我就想知道卡帕拍的这个女人是谁，于是做了很多调查。

  K：在你看来，卡帕和塔罗是一对怎样的情侣？他们在爱情中平等吗？

  S：他们认识时很年轻，才二十一二岁。塔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她非常矮，只有1.5米，还比卡帕大3岁。但她非常自信，也很强悍，对于怎样让男人爱上自己这件事，塔罗可以说是一个大师。

  她第一次遇到卡帕时，觉得这个人虽然很帅，但是过于野心勃勃，并没有多大好感。之后感情才慢慢产生，她教他生活的技巧，担当他的经纪人；他教她摄影。他们互补。

  K：小说里有很多他们之间的性爱描写。这种炽烈的爱，是否和战争的氛围有关？

  S：在战争中，随时随刻都会产生危险，对爱的感觉也更深更真，爱到骨头里去，肾上腺激素分泌旺盛，感觉永远是最后一天，对性对爱的需求都是很强烈的。

  K：后来这两人为什么闹翻了？

  S：起先两人的照片都是用卡帕的名字签名。但慢慢地，塔罗想要独立，她抱怨：“我不存在，我谁都不是”。这是矛盾的开始。

  另一方面，卡帕很爱吃醋，一直猜疑塔罗是更爱他，还是前男友。而塔罗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男人为了她争风吃醋，排了队邀请她吃晚饭，这些卡帕都没有办法接受。

  塔罗的爱情观非常前卫。她的这种困境，现代女性应该会有共鸣。

  K：塔罗最后的死亡有点像宿命，她死得太离奇了！

  S：是的，她已经从最危险的战场上下来，搭了一辆车准备回去。结果汽车猛打方向盘，塔罗被一辆坦克车刮擦，十吨重的铁履带从她腹部压过去。当她奄奄一息被送到医院时，她问护士：“我的相机找到了吗？”护士摇头。随后，塔罗说完最后一句话“太遗憾了，那是架新相机”就去世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情节，那个护士对塔罗的印象很深刻。

  K：塔罗死后，卡帕痛不欲生，但他后来还是不断地有许多艳闻，究竟是怎么回事？

  S：塔罗的葬礼刚好是她27岁生日那天。葬礼结束后，塔罗的兄弟粗暴地打了卡帕，卡帕连根指头都没有还手。事实上，歉疚每时每刻折磨着他，因为是他教会了塔罗摄影。

  卡帕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连续15天，拒不吃饭，也不和任何人说话。当他15天后走出来，亨利·卡蒂埃-布勒松说，那已经是“迥然不同的一个人，愈来愈虚无、尖锐。一个绝望的人”。之后，卡帕有过很多漂亮的女朋友，包括英格丽·褒曼，但是他再也不相信任何承诺，再也不愿意过有家庭有孩子、平稳平淡的生活。

  K：1938年，卡帕跟随伊文思来中国拍摄抗日战争，随身带着塔罗的照片。此后一直到死，他都是在不停地冒险？

  S：他当时来中国的时候可能抱有一种自毁的倾向，希望在战场上有一颗子弹结束他的生命和痛苦。随后他发现，只有继续战地摄影事业，才能够摆脱塔罗之死的阴影。

  K：所以说，卡帕其实一直爱着塔罗？

  S：是的，卡帕非常爱她。我认为在这场爱情中，卡帕才是弱者，因为有一句话：爱得越深，失去越多。卡帕的爱比塔罗的爱更深，所以他是脆弱的，也值得同情。

  K：如果塔罗没有死去，你觉得这个故事的结局会怎样？

  S：（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聪明的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但他们不会有厌倦。不过也不能说是幸福，只能说会很精彩。

  K：如果让你选择，你会做卡帕，还是塔罗呢？

  S：西班牙女权主义者会希望我成为卡帕（笑），但我还是愿意站在塔罗这一边。因为很多人知道卡帕，但不知道塔罗，这不公平，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女性。

作者手记——苏珊娜·富尔特斯

sweetkitteny 2012-07-26 5赞

    装有拍摄于西班牙内战时期的一百二十七个胶卷和照片的三只手提箱，二〇〇八年一月惊现于墨西哥，那是罗伯特•卡帕，姬达•塔罗和大卫•塞伊莫尔（奇姆）的作品。三千多张从未公之于世的照片。电影工作者特里莎•翟法通过墨西哥元帅弗朗西斯科•阿基拉尔•冈萨雷斯的后人找到了这些手提箱，元帅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法国马赛担任外交官期间曾帮助反法西斯者逃亡。目前这些资料存放在纽约国际图片中心有待研究。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对这批无疑是新闻摄影史上最重要的发现进行了报道。
    这部作品的源起是刊发在《纽约时报》上的一张在墨西哥发现的照片。我指的是姬达•塔罗在旅馆房间的窄床上的样子，非常年轻，穿着罗伯特•卡帕的睡衣。如果不是眉毛修剃过，显得极细致的话，她看上去就像个小男孩。她侧身躺着，手压在胸脯下面，短发乱乱的，左腿蜷着，睡裤短到了膝盖，仿佛入睡前辗转反侧了无数次。
    之前罗伯特•卡帕的形象就已攫取了我的注意力。在我的书房里，卡帕的摄影图片册总是占有一块荣誉地盘，和柯尔多•马堤斯，尤利西斯，斯科特船长，本特号船上的反叛者，希刺克利夫和凯瑟琳•克利夫顿，艾马殊公爵和凯瑟琳•嘉芙莲，约翰•里德和露易丝•布莱恩特……以及所有奋战不休的英雄摆在一起。写些有关卡帕的人生的念头不止一次在我脑中打转。我觉得我们国家亏欠他，至少，欠一本小说。是欠他们两个人。并且仿佛是确切感受到这是一份未偿的债。不过还债的时候当时还没到。一个人从来没法选择这种事。该发生就发生。
    除了那些存档的摄影图片，在写作的资料预备阶段有些书也对我极有帮助。第一本是理查德•威南关于罗伯特•卡帕的传记，还有阿莱克斯•克沙瓦激情洋溢的传记《鲜血和香槟》。为了重新构建他们在马德里、瓦伦西亚和巴塞罗那的政治氛围与爱情情节，保罗•普瑞斯通的《子弹下的理想主义者》成为我的参考书，在他的书里极为精准翔实地勾勒出所有前往观察事态发展并最终无可避免地被最后一场浪漫战争的魔力所席卷的人们的嬗变过程。或者至少是最后一场依旧可能选择一个派系的战争。由德瓦特出版社出版，记者费尔南多•奥尔梅达关于姬达•塔罗的精彩研究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我在德语方面的欠缺，他的书帮我省了些力气，使我避免了直接用德语阅读这位女摄影师资料的困难。费尔南多•奥尔梅达的著作大量采用了德国女作家伊尔梅•斯切伯尔的资料和证词，迄今为止，她是唯一一位全方位写作姬达•塔罗的传记作家，遗憾的是这本书没有被译成其他语言。毫无疑问把这位二十世纪最非凡最勇敢的女性之一从遗忘中拯救出来非常值得。
这部小说也多亏了一些记者朋友和战地记者的帮助，借助他们的生活、报道和书籍，让我认识到存在没有回程票的旅行，认识到无人能从一场战争里原原本本地返回。这些记者知道自己是谁，以及他们深入这段历史到什么程度。我也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向所有牺牲的通讯记者致敬，他们有男有女，每天都有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失去生命，为了让我们其他人知道当我们安静地享用每顿早餐时，世界怎样开始新的一天。
    至于我，我试图把一些人生的所有轶事如实地反映到极致，而不跳过最黑暗的或者如著名的照片《一名士兵之死》那样最富争议的篇章。所有与内战相关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并且引用出现的所有作家、摄影家、国际纵队成员和军人的姓名都有资料证明。剩余部分：地址、家人回忆、读物等等，则是自由创作出来的，此乃小说家的特权。
    我很希望能够以罗伯特•卡帕、姬达•塔罗和大卫•塞伊莫尔那种通过他们的照片传递出的熟练技巧与热情，反映出那些激荡年代的张力与复杂性。然而我没有操控相机的天赋。所以我别无他法，唯有尽力以我的方式和自己的武器拉近影像与文字的距离。各自尽力而为之。
最后要说的是，从动笔写作一部小说到完成之时，作者也不再是当初的自己。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本书一如任何战争体验，在我作为小说家的生涯当中代表了一个无法回归之处。我的一部分将永远驻留在那些血腥的岁月，姬达•塔罗穿着睡衣甜蜜地从炮火轰击的梦中醒来。

幸福是在同一片天空翱翔并且看着同一个未来。

薛定谔的小豹子 2012-09-18 1赞

恋人这个词语啊听着就特别温暖特别厉害特别强大的样子如果前进的路上一直有这样一个存在令人憧憬战争中的世界也可以变得温暖仅仅只是存在过就足够让人热泪盈眶了可能会错过眼睁睁地看着但是错过不是停下的理由总有一天能把错过的一点点再拿回来也许漫长但是还是能的

他叫卡帕，她叫塔罗

严杰夫 2012-08-26 3赞

文/严杰夫

在这两天的新闻界，人们的谈论绕不开一个名字——山本美香。8月20日，这位日本独立通讯社“日本新闻社”的自由撰稿记者，在叙利亚的阿勒颇进行采访时遭遇枪战，不幸中弹身亡。消息传来，全球新闻业陷入一片哀痛，而对于她同样是记者的父亲来说，这更不知会是怎样一种无法承受的悲痛。

对于新闻史来说，战地记者是一类无法绕开的群体。可以说，人类近代200年的战争历史中，从未缺少过战地记者的身影。正是通过他们的文字、声音或图像，我们才得以了解到战争的残酷，以及人类最为野蛮也最为悲哀的一面。

在当代战地记者中，罗伯特•卡帕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名字。他的名字、他的作品连同他的整个人生，可以说是对战地报道和战地摄影最经典的诠释。2005年，广西师大曾出版了卡帕的战地摄影日记《失焦》，让我们第一次体验了他的创作经历；2012年，这本《等待卡帕》则让我们第一次洞悉了这位摄影大师的一段隐秘感情。

可以说，卡帕的战地摄影贯穿了整个现代战争史，然而爆发于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对于卡帕来说，才是一生最为难忘的经历。这场战争不仅是卡帕投身战地摄影的开端，也让卡帕的事业第一次到达了顶峰：那幅虚焦严重、品质极差的《士兵之死》震撼了整个欧洲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姬达•塔罗在这场战争中不幸遇难，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难忘却的痛。

事实上，西班牙作家苏珊娜•富尔特斯在《等待卡帕》中，选择了那位史上第一位殉职的女记者，而非卡帕作为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我小心地猜测，在这段爱情中，富尔特斯是稍稍偏向于塔罗的。因为，在她的笔下，卡帕和世上任何一个不懂得表达爱却只会让女孩伤心的男生一样，任性而又孩子气。“最终卡帕，如同所有的偶像一样，只爱他自己”，富尔特斯这样怨道。所以，她也一定认为，塔罗在帮助卡帕敷衍客户时，用的那句“卡帕那混蛋又跟一个女演员跑到蓝色海岸去了，他真该死”里，多少含有自己的怨怼。

塔罗的命运似乎早已由她的性格和才华注定。如果塔罗只是一个稍稍带有嫉妒心，“小富即安”的女子，那么要么是从卡帕的生命中消逝，要么就是将一代摄影大师扼杀在婚姻的坟墓里。要命的是，这位德籍波兰姑娘如同那个狂飙年代里的一切知识分子一样不甘天命，她不愿只成为卡帕的经纪人，而想要得到属于自己的成就。在西班牙内战中，亲眼见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创痛，也亲身感受到卡帕的作品给欧洲社会带来的震撼之后，她说， “当我想到那么多杰出之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继续活下去不公平”。

犹如一切战地记者的死亡一样，塔罗的死也来得突然而令人不知所措。要感谢富尔特斯在书中没有对我们女主角的死给予过度煽情，她选择一种迂回的方式来表达塔罗的离去：“她从那个地方见到他站着，衣衫敞开，双手抱头用劲按压太阳穴，同时在读《人道报》。‘第一位在冲突中丧生的女摄影师。记者姬达•塔罗在布鲁内特的一场战役中阵亡，’他念着标题”。富尔特斯对于这个结局的处理，在语言叙述上，像新闻报道一样平白朴实，在表现结构上，却又不失文学的想象。正如这整个爱情故事一样，我们早就知道结局，西班牙女作家却告诉了我们不知道的细节。

17年后，在另一场局部战争——越南战争中，卡帕不幸踩中地雷身亡。从西班牙内战到越南战争，卡帕一直都以战地记者为业，对于这一切，我们为什么不能说，他的奋斗和冒险其实是代表了两个人的事业。罗伯特•卡帕和姬达•塔罗，尽管他们各自创作出了不同的伟大作品，却早已成为一对永远无法分开的名字。所以，富尔特斯说，“我觉得我们国家亏欠他，至少，欠一本小说。是欠他们两个人”。

在阖上《等待卡帕》的那一刹那，我恍惚回到了1936年的那间旅馆，房内的窄床上，一个酷似男孩的女人侧身熟睡着，站在一旁的年轻男子嘴角上挂着一丝狡黠的坏笑，轻轻抬起手中的相机。咔嚓。一刹那的定格，将战乱和恐惧全部挡在镜框之外，只留下这份静霭中的甜蜜。这个场景、这个刹那，能否算是这对情人17年生死隔离的最好补偿呢？

轻微失焦

山大王 2012-10-06 4赞

评《等待卡帕》
　　
好像有这样一个巧合，战地摄影师卡帕最著名的照片，都有一点轻微失焦。而他自己所写的二战回忆录，也叫slightly out of focus（中译名“焦点不太准”、“失焦”）。
　　
不得不说到《一名士兵之死》，西班牙女作家苏珊娜·富尔特斯在小说《等待卡帕》中，尝试着再现了照片拍摄的完整过程。到达西班牙内战前线的卡帕，兴致勃勃，急于拍到一些有价值的照片。但除了短暂的激烈残酷、甚至让人热血沸腾的正面交锋，战争更多的时候是压力重重、充满绝望的漫长对峙和等待，虚无和黑色笼罩一切。卡帕抱怨一切过于无声无息了，没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值得拍。于是共和国一方，几个小伙子沿着山坡跑下来，卡帕也跟着他们跑，上上下下好几次，他们朝天上射击，哈哈大笑。他们忽略了对面山坡上有一架佛朗哥军队的机关枪，而声音引起了对方的注意。“给人们拍照是以某种方式迫使其面对他们所不具备的事物。把他们从路上，他们的计划里，正常的路线中拉扯出来。有时候也强迫他们去死。”一个小伙子掩护其他人撤退，机关枪开火了，卡帕将照相机举过头顶按动快门。
　　
“一个民兵跑下覆盖着庄稼茬的山坡。白衬衣的袖子挽到了胳膊肘上，士兵帽的帽檐顺在脑后，手里握着一把步枪，斜挎着三个阿尔科伊皮制子弹带。下午五点的太阳把他的影子拉长映照在后方。一只脚轻轻地从地面抬起。挺起胸部。双臂伸直成十字状。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咔嚓”。一切就这样出其不意，小说里的卡帕说：“我机械地那么做了，不假思索……是我害死了他。”这张照片让卡帕声名鹊起，同时也成为最有名的战争题材的照片。但卡帕以后却再不肯轻易谈起那个朝后倒去的形象。苏珊娜这样写道，“人们总愿意相信关于战争本质的某些事物。自特洛伊战争起就如此。英雄主义与悲剧，残酷与惧怕，勇猛与失败。所有的摄影师都憎恨那些一生中鬼魂般与其如影随形的包含着神秘和于场景相逆的影像”。
　　
卡帕在1942年自美国重返欧洲，以战地记者的身份的走上二战前线，而他之后的两份重要摄影作品，失焦似乎更为明显。
　　
1943年春，卡帕踏上了北非的战场，并在之后成为第一个拍摄美军登陆西西里岛的战地摄影师。他搭乘美军第82空降师的飞机，既拍飞行过程，也拍跳伞的情景。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地中海上空低飞，飞机摇晃得很厉害。飞机里一片漆黑、一片沉寂。大多数士兵睡着了，或者说只是闭上了眼睛”，而在士兵跳伞完成后，“我独自一人了，只有十八根断开来的强制开伞拉绳在敞开的舱门口被风吹动着，陪伴我。我觉得比地狱还要孤独。我本该慷慨以赴，和那些弟兄一起，穿过下方的黑暗空间，飘下去的”。当卡帕在营地浏览他拍摄的照片时，发现“它们的焦点没太对准，曝光有点不足，构图当然谈不上艺术作品……”。
　　
1944年夏天，卡帕又是第一批随盟军登陆诺曼底并拍摄照片的战地摄影师。他和战士们一起，面对德军重重防御工事的阻挠，迎着猛烈的子弹炮火，在浅海和海滩上艰难前进。他写道，“空空的照相机在我手中颤抖着。一种新的恐惧使我从头到脚浑身哆嗦，扭歪了我的脸”。因此，在这批照片中，有一些相当模糊，或是被拉伸变形，只能隐约辨别出坦克和士兵的轮廓。但这些灰白海水上模糊黑影，却给了我们关于战争本质最具象的表达，并同时成为了记录二战里程碑时刻的重要作品。
　　
或许，在卡帕最后一次拍摄时，我们仍然可以牵强地找寻出某些所谓失焦的美学。1954年，卡帕在越南，在从南定去往太平的路上，卡帕在一块田野中触雷牺牲。他生前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就是在这块田野中前进的士兵。没有明确的焦点，田野郁郁葱葱，士兵零散前进。苏珊娜的书写更动人，“他慢慢地登上新草覆盖的一片缓坡，没有踩踏嫩草，好逆光拍下那群行走在堤岸另一侧的人们，当他按动快门，咔嚓，世界突然成碎片”。
　　
说了这么多关于卡帕的事，我们在最后还是有必要回到小说《等待卡帕》上来。顾名思义，等待的主体应该是一个卡帕之外的人，姬达·塔罗。她是卡帕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恋人，也是他一生挚爱的人。卡帕赫赫有名，而和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相伴的，同为优秀摄影师的塔罗却一直默默无闻。作者试图书写塔罗勇敢而富有情调的短暂生命，将她从人们的遗忘中拯救出来，“在光阴流逝后让人和事物归至所属之地”。
　　
卡帕和塔罗的爱情浪漫而又艰辛。卡帕是流落在巴黎的匈牙利人，而塔罗是流浪至巴黎的犹太难民。她在巴黎艰难立足，随后给卡帕担任经纪人，摄影的天赋却迅速得以伸展。他们一同到达西班牙，在卡帕成名后，她也更渴望赢得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她在前线勇敢而果决，之后在战场上不幸牺牲。
　　
《等待卡帕》资料详实、细节准确，但却不仅仅是一部优秀的非虚构作品。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描绘，对其生活经历的充实与丰富，包括描绘他们的梦想和恐惧，依然给了苏珊娜想象驰骋的空间。小说微妙地写出了，虽然卡帕和塔罗一起怀揣着战地摄影的光辉梦想，却又彼此之间存在着隐隐的竞争关系。尽管颉颃抵牾，但两人却又是亲密无间。小说有不只一次他们肌肤相亲的描写，而卡帕那吉普赛人的眼睛，则深深烙印在了塔罗心里。这种眼眸深处的凝视，会不会也有一点失焦呢，即使在塔罗离去之后很久，或者在卡帕每一次举起相机，“咔嚓”声响起而灵魂出窍的一瞬。
　　
小说常采用断点式的叙述，不构成完整句子的语汇排列在一起，就像一张张截取的照片。小说的叙述常常脱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背景，而与前后的大时代相勾连。这些颇有失焦意味写作方式，或许同样是想告诉我们，在很多时候，没有必要看得那么分明。

希伯来的木棉与橡树

蓝色珊瑚礁 2012-09-17 2赞

希伯来的木棉与橡树
——《等待卡帕》，在底片里，守卫尊严和爱情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致橡树》
　　记在黑白凝结的二十世纪的烽火里的许多传奇照片，在二战风烟中，化成我们今天铭刻在历史上的瞬间。让时光定格的伟大摄影记者，永远都会记得有一个传奇的名字叫做“罗伯特·卡帕”。这个从奥匈帝国出走的流亡犹太人，除了用自己的镜头记录战争的残酷和真实，更用他冒险和勇敢的信条，留给每一个后继者心灵的力量。“要是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于是，我们心中的英雄的形象变成了他的样子，却遗忘，属于他的故事里面，除却民族历史的背负，还应有开花的刹那，来定格爱的语言。
　　姬达·塔罗就是那朵开放在罗伯特·卡帕心尖的花，她们因为爱而相遇，因为共同的理想而偕行，最终，她们分开，同归寂于对于价值和信念的追寻。《等待卡帕》里，卡帕带着倔强的男性的孤胆形象被颠覆，他是那个被岁月遗忘的孩子，战争带走了爱人，遗憾在一帧帧胶片的背后。而塔罗在浪漫的西班牙作家的笔下，还原出原本的能量，让我们在读完本书后，能够找到她与他相互成就的那种缘由：因为相像，于是吸引；因为骄傲，而后分离；不用说出口，也永恒铭记，那一句，心头的“我爱你”。
　　故事的开始，一如所有美丽爱情的开端，巧合，然后，变成一生有你。
　　“‘我要做你的经纪人。’”他们一同经历被纳粹和极端情绪控制的灵魂所伤害的日子，然后，灵光一闪，他们去掉了血统带给他们的枷锁，二十世纪摄影史上最有名的名字就在她的智慧和他的才华下诞生。他们是漂泊在异乡的迁客，孤独而劳苦，他们历经欺辱，却在时代的路口，找到了属于他们的路——用他们的镜头和笔触，记录下属于战争的忧伤，在凝固了的黑白色彩里，记录下真实的残酷。
　　他们赶上了西班牙内战，于是，在风暴中，他们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在战场的火线，不畏生死举出的镜头，恰巧记录下那张让他成就一生的巅峰之作——《士兵之死》；而她却开始发现自我。“她开始需要某种距离，希望他能够依照自己的判断给她留出来相应的空间。职业的独立是她守护爱情的方法。”“她以同样的方式热爱家庭传统，定会憎恨无名无姓的死去。”
　　他们离别。各自去寻找自我，寻找可以容下更多的爱。
　　可是那天，坦克带走了一切。在追逐梦想和闪光的名字的路上，她，不见了。于是他带着遗憾和她的信念，走在永远都拥有战争的世界。他从炮火中穿行，寻找他们的理念和信仰。
　　最后一个字从眼前离开的时候，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舒婷的《致橡树》。假若要定义塔罗和卡帕，也许木棉和橡树会是最好的诠释。如同诗句的坚定，他们扎根在自己理想的土壤，各自繁枝，“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独立而丰满，带着远方新潮的气息，她成为他眼中，无与伦比的美丽；他是她内心的依靠，却各自行进在通往自证的路上。“根，紧握在地下；叶，相拥在云里。”
　　我想，他们是永远的战士，他们带着无冕之王的称号，用自己的名字，写下世界上的每一天。他们在烽烟中，记录人类的愚蠢和战争的罪恶。他们带着爱，去刻画悲伤。他们，冲在最前面，却永远在镜头的背后。他们，用生命，去铭刻现在。
　　他们在底片里面，守卫尊严和爱情。
　　我们，不会记得相纸冲洗前的血泪，而带着弗拉明戈难以拒绝的诱惑和愁怨，西班牙人富尔特斯给我们这个机会，去看看悬崖边上，希伯来的木棉和橡树。在油墨的香味后，流传起美丽的故事。属于卡帕和塔罗的故事。属于所有战地记者的故事。属于所有渴望尊严和爱的灵魂的故事。属于，人类的故事。
　　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
　　——《致橡树》
　　By 林怿
　　2012年9月17日21:35:11
　　写于履坦巷19#
　　
　　
　　

镜头下的生死

小偷爱女警 2012-09-10 2赞

镜头下的生死

偷爱警/文

闾丘露薇曾经深入到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战场，获取第一手材料。虽然现代战争，防御体系比较健全，防护设备一应俱全，可以很好的保护的人身安全。但在枪炮满天飞的战乱国家，一个异国他乡的记者，还是会因为恐惧的疑云，笼罩内心的情感。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成为无辜的牺牲品。平静的生活，因为战乱而变得困顿不已。但作为记者，闾丘露薇依然奉行着责任的使命，不是为了标榜自我的勇敢，而是面对平民的哀求、泪水、渴望。因为人性对生命的基本思考。她想要更加近距离的接触真实，还原真实的本来面目。话题有点远，从闾丘露薇的身上，我看到卡帕的影子。

战地记者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去接触战地资料，去用记者的文笔、双眼、口述、记录下战争中，硝烟弥漫的真实。卡帕总是拿着一部很简陋的相机，捕捉他眼中的真实，直到有一天，一幅以死相搏的照片，引发热议，一个士兵之死，突如其来的影像定格。让卡帕，事后有点自责和后悔，但这幅照片，还是为他赢得了一点声誉。更加坚信对摄影的选择，更加痴迷的深入到战地前线，更加热爱他握着的相机。卡帕发觉，没有比记录真实，更为有力的前线证据，他的生命就是为摄影而存在的。

谈过战地实录，再来看看卡帕的爱情。塔罗是犹太人，尤其在法西斯盛行的年代，犹太人处处受到排挤施压，时刻遭受威胁的挑战。而塔罗蛮幸运的，遇到了卡帕，遇到一个能够给予她真爱的男人，这个男人教他使用照相机，给予她温暖的安全感，最可贵的是在卡帕的面前，塔罗个性中的刺毛和孤傲，全然不会遭到讽刺与攻击。他们共同深入到前线阵地，抓拍士兵们的每一个动作和表情。用真实的取材，从镜头中，收录人性最敏感的讯号。爱情因为镜头的不断闪烁，而更加浓烈。就算是外面炮火连天，他们的爱依然要继续，依然要缠绵下去。卡帕特别珍惜与塔罗相处的日子，但恶劣的环境，没有更多赐予两个人，更多的安逸和享受。他们如同被麻醉的病人，凭借一腔热忱，安抚内心的惴惴不安。塔罗还是走了，走的时候，充满了女性，对自由主义的渴望，充满对未来的无限遐想。累了，她该休息了。冒险者的代价，是无惧生死考验。因为最初的选择，已经指引一个答案的出现。

苏珊娜的这部作品，属于非虚构小说。即能够看到西班牙内战的政治色彩，也能看到法西斯的残忍狰狞，更能看到战争，对于个人主义的深刻影响。卡帕与塔罗是虚构的人名，却在真实的战场上，用相机镜头，抒写血色浪漫的战地日记。用爱情协奏曲，演绎了生死相依。

伟人背后的女人，更伟大

Shirleysays 2012-10-02 3赞

文Shirleysays

卡帕，往往与一张模糊的照片联系在一起。照片是盟军在诺曼底战役中登陆法国时，卡帕为海中游泳的士兵所拍。“失焦”作为拍摄技巧中的败笔，却成为他蜚声于战地记者中的通行证。然而，在照片失焦的背后，他的私人生活在摄影迷眼里，也处于失焦的状态。在视线模糊的远方，有位佳人独立。她就是卡帕来中国时，逢人便出示照片的“费昂赛”，姬达.塔罗。

“我们总是爱上一段故事，而非一个名字，亦非一个身躯，而是铭刻其内的事。”这是西班牙女作家苏珊娜.富尔特斯在《等待卡帕》里对于卡帕与塔罗的爱情故事的定义。这是一本小说，而非传记。苏珊娜认为塔罗作为站在卡帕背后的女人，他们之间的故事更富魅力。同为战地记者的塔罗，是二十世纪最勇敢、最独立的女性之一，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死于战场的女摄影记者，是非常值得书写的一个传奇。

战争里的爱情本身就是一场关乎生死的等待。对于同为战地摄影记者的卡帕和塔罗，他们的相遇绝非一生一世。1930年，来自匈牙利的卡帕还叫安德烈，德国人塔罗原名是葛尔德。为了躲避纳粹迫害的两个年轻人在巴黎相遇，谈不上爱情，互相吸引而已。比安德烈大三岁的葛尔德甚至出于犹太人的同情互助去帮助安德烈，做他的经纪人，而安德烈则教她摄影。安德烈是位才华横溢，放荡不羁的摄影天才，他冲动、鲁莽、充满孩子气，却也不失幽默感。“两个人都知道一次偶遇可能是他们生命里最不偶然的”。这让我想起了波伏娃与萨特的“偶然爱情论”，偶然的指向永远是必然，在这点上，卡帕和塔罗显得要聪明得多。

必须承认，塔罗是位非凡的女性，在创造了“卡帕”的同时，她自己也习练成了优秀的摄影师，甚至在某些拍摄的视觉角度上胜于卡帕。此时，卡帕一边在妒忌塔罗的俄罗斯籍前男友，一边为了理想奔赴西班牙战场。我们说，女人是男人的一所学校，塔罗在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过程中，就像创造卡帕的名字一样，为卡帕提供了一所洗炼心灵的学校和一处宁静心灵的港湾。卡帕在对塔罗的爱与日俱增之时，也觉察到了她的日渐独立。塔罗为了寻求独立，不湮灭在卡帕的光环之下，断然拒绝了卡帕的求爱。他们的爱情就这样失之交臂，直到塔罗1937年死于西班牙战场，卡帕于1954年死于越南战场。

塔罗终于等到了卡帕与她在天堂相遇他们，背着各自的相机。在她逝世的十几年里，卡帕的爱情世界是残缺的，她失焦于卡帕的视线里，却在他心里日趋清楚。卡帕的伟大在于，“要是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他用影像去记录战争的残酷，表达对战争的憎恨。然而，塔罗的伟大在于，不仅引领了卡帕，而且自己也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用生命表达了女性的勇敢与独立。

我们要记住这个名字：姬达.塔罗，原名葛尔德.弗里德曼。她，身材矮小的犹太难民爆发了身体里聚积的能量；她，爱着卡帕，卡帕亦爱她；她，是伟人背后的女人，更伟大！

序：她等待属于自己的ICON——顾铮

99读书人 2012-07-26 13赞

     有人记得，在一九三八年，那个与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斯一起来中国，担任其电影《四万万人民》的剧照摄影师的罗伯特•卡帕，在自己随身携带的钱包里放着一个名叫姬达•塔罗的女人的照片。在中国，他不时拿出这张照片示人，告诉人家，这是他的“费昂赛”（未婚妻）。只是他没有跟人家说起她已经去世。
    姬达•塔罗，只是一个属于某个男人的女人吗？她只是令某个男人念念不忘的“费昂赛”吗？也许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姬达•塔罗，在她死后八十年，才有机会以她自己的职业形象获得后人足够的关注。
如今，她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死于战地的女性记者。她不仅是文字记者，而且也是摄影记者。而摄影记者这个职业，在八十年前，更不是女性可以轻易染指的行当。在历史的云遮雾障中，人们更容易有意无意地忘记许多应该记得的事实。尤其是，她的那个比她年少三岁的情侣、新闻记者同行卡帕的光芒太过耀眼，转眼间，她竟然湮没无闻了八十年。
    只是到了二〇〇八年，与那个口口相传的“墨西哥手提箱”出现几乎同时，姬达•塔罗的摄影作品图录与摄影个展分别于二〇〇八年和二〇一一年出版与举行。二〇〇九年，更有西班牙作家苏珊娜•富尔特斯的传记小说《等待卡帕》出现。
    为了说好小说主人公姬达•塔罗的故事，必须、也一定是要把她与卡帕放在一起写的。当然，作为这本小说的主人公的女性，也无法不与某个、或某些男性联系在一起被加以呈现。这事出有因，也理所当然。就像《等待卡帕》这个书名所提醒的，这看上去仍然像是一个女性以某种被动形态来等待一个男人的故事。但实际情形并不如此，而且小说也以细腻的描写与丰富的笔致告诉我们，塔罗在巨大的矛盾中，毅然走出了某个男人的有点不便言说的自私，最后成为了她自己。当然，从结果看，她付出的代价非常沉重。
    卡帕来自匈牙利，一九一三年出生于布达佩斯（明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塔罗来自德国，一九〇〇年出生于斯图加特，原名葛尔德•波赫利拉。两人都在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那个动荡的时代里因为卷入政治而先后流亡巴黎。卡帕触犯了匈牙利的独裁者，而年长卡帕三岁的塔罗，则无法忍受纳粹的高压统治而去国。二战前的“花都”巴黎，是当时世界上吸引了最多的各国移民、尤其是欧洲移民的城市，其中包括了大量的犹太人移民在内。在犹太人移民中，不少又是欧洲反犹运动的受害者。因此，许多人实际上是难民。而且，巴黎也不算是个对移民友好的城市。也许任何有可能吸纳移民的城市都是如此。因此，移民的生存成为非常严峻的问题。
移民要生存，最初总有个如何起步的问题。对于文化背景复杂、语言多样的各国移民来说，如何发挥自身优势生存下来，是个大问题。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欧洲已经盛开视觉文化之花，供市民阅读的各式画报纷纷出现，画报与报刊对照片的需求也急速成长。摄影师这个职业，对于在文字语言上难以谋生以至出头的移民，似乎较容易胜任。于是，以制造视觉图像为生，成为了一些欧洲移民的重要选择。当然，这并不是说，制造图像这个营生要比文字书写来得容易。那些在图像创造方面取得成功的人与作品，证明他们都有独擅胜场的一面。弗里德曼与波赫利拉，这对在巴黎结识的情侣，在机会多多的巴黎，以异想天开的想象力，胆大包天地各自捏造了伪名，干起了摄影图片生产与自我经纪的营生。弗里德曼改姓卡帕，国籍是美国。而姓波赫利拉的女人变成了塔罗。于是，卡帕和塔罗成为同行。这两人，女的从事图片推销，男的专管影像生产。貌美的女推销员容易打开市场，而雄健的“美国”男摄影家则四处奔走，捕捉人间世相供人消遣，也为历史留证。
    卡帕这个名字，来自于美国电影导演弗兰克•卡普拉，而塔罗的名字，则有葛丽泰•嘉宝的声响。后来人们普遍认为，“塔罗”这个名字的来源出自于当时也在巴黎的日本艺术家冈本太郎（Okamoto Taro ）。这个冈本太郎，后来因为1970年在大阪世界博览会设计了太阳之塔而成为日本的国民艺术家。而最近，他在日本又忽然大热。青年冈本当时在巴黎异常活跃，画名虽然不如那个巴黎画派的异数藤田嗣治，但也四处露面，汲汲于新知。他到索邦大学注册，上了人类学家马赛尔•莫斯的课，出没于达达之父特里斯坦•查拉的宅邸，参加了乔治•巴塔耶组织的集会，有作品在超现实主义展览展出，受到超现实主义“教皇”安德烈•布勒东的赞赏。（不知道当时在巴黎的中国艺术学生们，有谁如他这般具有广泛的知识好奇心与活跃的交际能力）后来在他的祖国，冈本太郎拍摄了大量日本的民俗摄影。因此，说他与卡帕、塔罗他们有交往并启发出一个新姓名，不是没有可能。至少，在一九三年代，另有两个日本记者川添浩史、井上清一与卡帕是密友。在塔罗死后，悲痛欲绝的卡帕有数日闭门不出，是井上清一给他送进水果与三明治，但他后来发现，卡帕根本没有动那些食物。
    而回头看，这对富于创意的犹太人情侣，一搭一档，自我经纪，肥水不外流的经营方式，其实就是后来在一九四七年成立马格南图片社的初衷。这个至今仍然向世界源源提供大量报道摄影杰作的图片社，其由摄影家来经纪、管理摄影家作品的自我经纪风格，其实它的创想就滥觞于塔罗和卡帕的经纪方式。
    虽然有出色的推销才能，但野心勃勃（无贬义）、头脑“活络”的塔罗显然志不在此。比卡帕年长三岁的塔罗，受教育程度比卡帕高得多。她通晓五国语言，显然不在只能通过视觉语言谋生者之列。早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她就获得了荷兰通讯社“A.B.C. 新闻服务”所颁发的记者证，从此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而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也给了包括他们两人在内的各国记者们建立功名的大好机会。尤其是当卡帕于同年九月五日拍摄了那张后来争议不断的《一名士兵之死》而一举成名后，塔罗更有一种紧迫感要证明自己。
卡帕的《一名士兵之死》经过大众传媒的传播，在当时就成为了可与毕加索巨作《格尔尼卡》比肩的有关西班牙内战，也是有关二十世纪人类与战争的名作。作为绘画，《格尔尼卡》是视觉建构的控诉，而来自战争现场的《一名士兵之死》照片，至少在当时，则是事实的雄辩展现。但它们都给出了有关人类、人性与战争的独特诠释。这两者的相同之处是，同样都是有关被摧毁与被消灭的控告，但卡帕照片所给出的视觉与意识的刺激，则是基于人们对于摄影的真实描绘能力的基本接受（这种无条件的接受当然一直在受到质疑），因此也许更经久地潜伏于意识深层，更易于在某些场合被迅速翻检出来和某些历史场面与事件加以比对，召唤某种历史意识。
    他们两人对于功名有着同样强烈的企图心，结果这种企图心在卡帕成名后，隐隐地成为两人感情的毒药。两人感情上的趋冷应该就是在这场战争期间。卡帕成就大名，从此不愁稿约，而塔罗作为一个刚起步的记者，也要马力全开地打造自己的专业声誉。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塔罗长时间地“泡”在了战场，因此无暇经纪卡帕的照片。当然，卡帕此时也已经打开局面。但一直习惯了有人帮助推销与经营的卡帕，看到自己曾经的经纪人塔罗，竟然埋头于她自己的记者事业中，心情会不复杂？而且她是文字与摄影两手都抓。何况她的摄影还是卡帕指导点拨的。但在塔罗看来，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成为一个记者。可是，两人当初确定的合作方式，却使得她无从展现自己。“我不存在，我谁都不是。”这是小说中的塔罗对卡帕发出的抱怨。当然，类似两人关系微妙变化的事情，其实始终充斥于艺术史上的大师与模特之间的复杂关系之中。只是在一对一对由艺术大师与模特或情侣组成的艺术情侣中，较少有人会像塔罗那样，如此决绝地从情侣与经纪人的身份毅然转身为一个敬业的职业记者。也许，两人感情上的困扰须得要从向来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现代社会男女分工惯性来看，从现在受到质疑的男主女从关系中审视，我们才会有新的发现。
    人类任何涉及精神的宏大事业，可能都需要ICON （图符）来概括，以激励其信众与传播其信念。而一场战争也同样需要ICON 。本书中说，“‘一个没有形象的事业，不仅是一项被遗忘的事业，而且是输掉的事业，’他（卡帕）在十一月十八日给姬达的信中写道。”此言是否小说家言，我无法确认。但却实实在在地道出现代各种正道与斜业之奥秘。试看古往今来种种伟大或不伟大的实践，哪个党派、宗教、帮会不去制造、寻找、挪用一些图符，使之成为统御门徒效力、蛊惑众人献身赴死的符咒？二十世纪是大众传播的世纪，更是视觉传播的世纪。各种图像，或给时代添乱，或给众人助威，或揭示真相，或滋事生非。图像，成为了二十世纪的神人、能人们所爱恨交加的一个烫手山芋。如果说《一名士兵之死》既成为卡帕成名与盛名的起点，也是西班牙内战的ICON 的话，其实好胜要强的塔罗，在她的要比卡帕的西班牙采访似乎更为坚韧、艰苦与长期的采访工作中，也在孜孜寻找一枚属于她自己的、也属于与她有关的时代的ICON 。
    塔罗也找到了属于她自己的ICON 。那张身着短打的女性手持手枪，单膝跪地，身体前倾做出瞄准击发姿势的照片，就是塔罗在西班牙所摄，然后发表在《VU 》杂志上。在这张照片里，这位正在接受军事训练的西班牙女性，其举枪姿势富于动感，形成蓄势待发之势。她捕捉到的这个姿势，对处于历史关头的欧洲女性（尤其是西班牙女性），很具象征意义。她们正在大时代中积蓄能量，等待并且寻找一跃而起的合适机会。在天主教国家西班牙，塔罗拍摄到的武装的女性形象，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是一张女性记者为女性自身所选择的历史性瞬间，并且为之定格。这张照片不仅表明西班牙女性为了保卫共和而走向战场，而且也象征了女性在战争中从一般意义上的后方走向了前线的历史性变化。如今，这张照片更可以被看成是二十世纪现代史上欧洲女性为提升社会地位所做努力的代表性作品。这个女兵的身影，其实也与塔罗拍摄照片的身影重叠。如果那个女性手中的手枪换成一台照相机，姿势稍作变换，也许就是塔罗摄影时的势态。这张照片，当然属于塔罗，但也属于二十世纪女性。她等待卡帕，也在等待属于自己的ICON 。
    如果我们把塔罗的这张照片与卡帕的《一名士兵之死》结合在一起解读的话，也许对于我们理解西班牙内战会有更大帮助。如果说，《一名士兵之死》是为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做出的献身与失败所作的悲壮注解的话，那么塔罗的受训女兵则成为了西班牙人民、尤其是女性为争取自我实现与社会进步的视觉象征。他们两人都面临移民的自我发现与自我实现的问题。而作为女性，塔罗的自我实现之路也许更为艰苦。但是，他们终究都以各自的方式获得了各自的自我实现。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就在她计划回巴黎前一天，塔罗在前线受属于共和军一方的坦克的刮擦而重伤，在送医院后于七月二十六日不治身亡。卡帕是在巴黎从共产党作家路易•阿拉贡那里获悉她身亡的消息。阿拉贡主编的《今晚报》在头版刊出了塔罗去世的消息。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在巴黎举行的葬礼上，巴勃罗•毕加索、安德烈•马尔罗、保罗•尼赞、路易•阿拉贡、让•雷诺阿等许多法国文化人，都来到葬礼现场表达对于塔罗的哀悼之意。而这一天刚好是她的二十七岁生日。虽然塔罗不是法国共产党党员，但她的葬礼却是由法共操办，而且是法共出资为她在拉雪兹神父墓地购买了为期一百年的墓地使用权。
    作为一个在新闻史以及摄影史上受到忽视的记者，塔罗的工作直到所谓的“墨西哥手提箱”的出现才受到正视。藏身于三个纸箱中的大量胶片，分别属于本书中的三位主人公：罗伯特•卡帕、姬达•塔罗、大卫•“奇姆”•塞伊莫尔。这三个纸箱，是卡帕一九三九年离开巴黎赴纽约时匆忙交给犹太人、匈牙利摄影家伊姆雷•威兹保管的，但此人后来在马赛被捕，纸箱落入同情西班牙共和军方面的墨西哥外交官手中。这三个纸箱随着外交官的回国辗转到了墨西哥。二〇〇七年，这批东西入藏后来由卡帕的弟弟康奈尔•卡帕创设的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 ）。而经过摄影史专家的仔细考辨，保存在纸箱中的大量塔罗拍摄的照片也终于重见天日。
    由于卡帕和塔罗两人当时所使用的照相机不同，也使得后人得以方便地区别两人的摄影作品。塔罗开始采访时使用的照相机是方形画幅的禄来福来照相机，所谓中画幅照相机。而卡帕则是使用机动性更好的小型莱卡照相机的高手。当初两人的报道摄影作品以一个名字“罗伯特•卡帕”面世，发表在像《VU 》、《苏黎世画报》等著名的视觉系杂志上。但后来，塔罗也开始发表署有“PHOTO TARO ”字样的照片，这显示她开始展现其作为记者的独立性。通过对于照片小样印张与采访手记的仔细比对，人们终于把一个女摄影家从历史的暗影中拉了出来。当然，后来塔罗也许也体会到小型照相机的便捷，因此开始用起了小型照相机。这就为区别她与卡帕的照片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了解一九三〇年代的卡帕、塔罗的活动，须得要把他们放进一个艺术史上所谓的“两战间”这个特殊时段里考察。“两战”指的是一战和二战这两场世界大战。“两战间”时期是一个战争、政治与文化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时代。一个悖论性的现象是，战争的阴影（无论是之前的与将来的战争阴影）越是浓重，文化的创造却越是绚烂多彩。当时欧洲面临的情况是，一战刚结束不久，而二战的威胁却接踵而来，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起来。刚刚走出一战阴影的人们，在欲望与物质享受上，有足够的理由与机会满足自己。而强烈的创造冲动也在每个有着艺术天赋的艺术家内心奔窜。当时的文化所受到的刺激，可能从来没有如此丰富过。在文化艺术的所有方面，都有杰出的大师与作品面世。无论是高文化还是低文化，也都有符合时代精神需求的精彩表现。恰恰就是在这个充满了危险、诱惑与冲突的时代，人们的理性与情感找到了形式丰富的表现出口。
    而因为政治与社会原因而产生的流亡与移民，也使得当时国界的概念受到严峻挑战。欧洲各民族国家才稳固不久，却又因为移民的流动而使得民族国家的身份形象变得有点模糊。由此带来的文化的流动与杂交，却成为了二十世纪文化生产的催化剂。比如，匈牙利，乃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崩解的奥匈帝国，就在“两战间”这个特殊时期为世界输送了大批的优秀摄影家。卡帕其一，另外还有马丁•蒙卡西、安德烈•柯特兹、布拉赛、拉兹罗•莫霍利—纳吉、丽赛德•莫德尔等。
    一九三七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高耸在苏联馆顶部的是一个由女雕塑家穆希娜创作的男工与集体农庄女庄员的塑像。在苏联馆对面，第三帝国馆于是硬生生拉拔起一个凛然的帝国之鹰，与苏联的这尊宣传雕塑极品高空对峙。如果说，这种图符的空间对峙，只是一场两种意识形态的符号战争的话，那么西班牙内战，就被认为是现代史上第一场意识形态的代理人战争。在欧洲，德意法西斯主义的扩张猖獗嚣张，而为了抵抗法西斯主义的扩张，在苏联支持下，全球共产主义者（其间混杂着大量的斯大林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持有自由左派政治主张的人们，仓促地集合在一起，想要一朝击垮仰仗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将军指挥的叛军。这个国际主义阵营虽然看上去声势浩大，但内部团结却不甚理想。习惯于残酷斗争的斯大林主义者已经渗透到许多成分复杂的队伍中间，这批左派分子长于主义的内斗，却因此甚至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队伍因此涣散了战斗力。
    当然，西班牙内战还是为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集聚提供了机会。革命与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说，尤其是给女性走进社会、发挥作用改变社会提供了机会。在玛格丽特•胡克斯的《蒂娜•莫多蒂：摄影家与革命》（玛格丽特•胡克斯，一九九三）中提到，在西班牙内战中担任护理工作的摄影家莫多蒂在战地救护工作中与卡帕、塔罗有过接触。意大利裔美国人莫多蒂，作为美国摄影家爱德华•威斯顿的情人，与他出奔到墨西哥。但她后来就此滞留墨西哥，先成为摄影家，后又变身为职业革命家，遭墨西哥政府驱逐而流亡欧洲。在西班牙内战时，莫多蒂是以护士身份帮助共和国一方。胡克斯在书中提到，知道莫多蒂真实身份（摄影家）的塔罗曾经劝莫多蒂重归摄影。但已经参加国际红十字会工作的莫多蒂拒绝了，她认为一个人不能够同时从事两种工作。塔罗与莫多蒂，两个跨越了各自祖国边界的现代女性，走了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
    卡帕、塔罗的成名，还得益于摄影技术的进步与大众传播的形成。机动性高强的小型照相机终于可以被记者们随身携带到现场。大批新闻现场照片的出现，大大刺激了市民看的欲望，新闻的质量也因此发生从“读”到“看”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帕、塔罗他们就是二十世纪视觉文化的助产士。
    他们两人都以战地报道青史留名，表面上看似乎仰赖血与火成名。但实际上，较全面地观览他们的照片，我们会发现他们在采访中更多着墨于身处战争这个非常态中的人的人性显现，关注的是人性中的不移心性与生活中更为持久的常态性事物。他们的照片之所以更多地驻留于人们心中，其实亦多与此有关。
    塔罗去世后，卡帕的内心从此形同荒漠。塔罗是“卡帕”这个名字与后来摇身一变为真实之人的罗伯特•卡帕的发明者。如今，自己的发明者不存在了，被发明者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又何在呢？他走向了虚无，把冒险犯难换来的高额稿费迅即投入赌博，也与众多美丽女性厮混。他出生入死，也醉生梦死，内心但求及早与“卡帕”的生产者同归一起。从本书书名看，似乎以卡帕为一个被等待者，但也许，在塔罗死后，卡帕就从一个被等待者成为了一个等待者。他在可以麻痹自身的酷烈的战地报道中，默默地等待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去与塔罗相遇。
    西班牙内战进行时，在欧洲人眼中的远东，中国大地上抗日战争的烽烟已经燃起。与伊文斯、奥登和伊修伍德同船来华的卡帕，在他内心可以说是孤身来到中国。因为当初卡帕是与塔罗说好了要一起去中国采访的。人们把他在中国的“炫耀”未婚妻的举动视为谈资，但此一举动于他本人，实乃事出有因。他带上了塔罗的照片，是为了履行一起来中国采访的诺言。在中国，他去了台儿庄战场，去了武汉，去了南昌，拍摄了大量反映中国抗战的历史性照片。他的中国之行计划中，也包括了报道延安的设想，但因为国民政府的严格监管而失败。
    卡帕拍摄的这些中国抗战时期照片，现存超过五百张，除了一小部分面世之外，大部分仍然沉睡于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 ）的收藏库里。去年十一月，本人有幸在ICP 目睹这些照片的小样与印放好的大张照片。来自照片的直接的感动，毕竟不同于那些被复制在书本与报刊上的影像。什么时候，这批有关我们民族的抵抗外敌的图像能够与国人见面？
    再后来，卡帕来到欧洲战场，见证了诺曼底登陆的宏伟场面。那张游动于奥马哈海边滩涂上的美军士兵的影像，模糊抖动，既传达出战争的动感，也再次见证一个战争摄影老手的惊慌与勇气。即使后来传出卡帕与英格丽•褒曼的绯闻，这段恋情，最后仍告无疾而终。我想原因也许在于，已经是塔罗附体的卡帕再也无法接受沉稳的生活所带来的安逸的痛苦，也不愿因为自己的职业而令生活伴侣为他担惊受怕。这也许正是对于所爱之人的真正的负责态度。卡帕从一个也许是不懂责任的人，到成为刻意回避家庭与责任的人，从根子上溯源，也许就是因为塔罗之死。
    本书作者苏珊娜•富尔特斯认为，从佛朗哥专制转型为民主国家的西班牙亏欠了这两位为她的祖国贡献了才华与生命的年轻人，因此起意以小说为他们立传。
    虽然《等待卡帕》是部虚构小说，但几位主要人物都具真名，像部小成本制作的电影，笔墨多聚焦于这两个情侣及周边人物（如“奇姆”），故事线索也较精简。他们之外的其他少数人物形象相对模糊，因此更易于虚构。而作者所把控的人物活动年代，也就围绕西班牙内战发生前后的几年时间，因此视角相对收拢，焦点清晰。当然，对于作者来说，如何把握文学与纪实（非虚构）之间的尺度，确实是一个挑战。但由于大量收集到所需素材，因此细节上的真实使得小说仍然饱满。她在接受本书译者的访谈中说：“我梳理了所能找到的全部材料：信件、回忆录、传记、与姬达相识的人撰写的回忆材料，亲历那场冲突的作家、友人和记者等等。但我非常清楚自己不想写一部散文，而想写小说。我不希望两人的故事淹没在史料中。这其实是文学料理。要调配出风味绝佳的蛋黄酱必须把握搅拌油与蛋液的力道，使之交融互不分离。我怀着诚敬之心对待传记材料，而且以文学的张力，幽默感，愤怒，对立的情感，也就是说用文学去充实材料。”我们相信她的诚意与职业标准。这个职业标准对她而言，其实包括了作为历史学家与作家的双重要求。我觉得，此书是一个当代女性作家所写的、试图进入另外一个女性的内心的有关一个时代女性的心理传记小说。
    此书也已经引起一些电影导演的兴趣。《国家公敌》导演迈克尔•曼购买了《等待卡帕》一书的改编权，据称，影片将于二〇一二年面世。
    战地记者这个行当，即使在卡帕自身看来，也不能算是一个光荣的职业。他愿意自己是一个“失业的”战地记者。因为他失业，也许说意味着人类暂时相安无事。但是，只要以战争为职业的某些政治寡头与某些组织仍然存在，战地记者这个行当仍然不会消失。在仍然战事不停的叙利亚，刚传来玛丽•柯尔文与摄影记者安东尼•沙迪德阵亡的消息。更早前，在利比亚，更有获得过“罗伯特•卡帕奖”的摄影记者葬身炮火。卡帕、塔罗的故事仍然在继续。如果说，冲突与争夺是人类无法改变的本性，那么战争就无法避免地被一些人看成是解决冲突的最终手段。于是，记者们不绝于途地走向战场。人类尽管无法避免战争，但人类在战争中的困苦，却是记者们所经历与要告诉大家的。看了此书，我们可以再次确认的是，他们的事业，仍然在继续。因为某些人的战争冲动、喜欢以暴力解决争端的习惯从来没有结束过。

人性的取景器

[Aow.] 2012-09-12 10赞

“要是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罗伯特•卡帕的这一句话，激励了一代的战地记者，用勇气去诠释责任。

学新闻的那几年，每天都有一种荷尔蒙充血的激情，同学当中无不带有一种光辉的使命感，为一声“无冕之王”而迸发出所有的激情，也始终认为，若是不愿上战场的记者不会是好记者。这份工作，本就是靠良心过活，而记者，应当保存有一颗赤子之心，永远冲在苦难的最前端。

作者苏珊娜是西班牙人，从小对卡帕有着特殊的喜好，而这本书，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我们国家亏欠他，至少，欠一本小说，欠他们两个人。2008年塔罗的墨西哥黑色手提箱浮现，作为死于战场的第一位女战地记者，姬达•塔罗，也成为记者史上不应当忘却的一个人名。
作为一部虚构作品的这本书倒是完完全全撇开了这些教科书式的教条主义，并无意于表现卡帕和塔罗道德英雄主义，而更多泼墨于人性，包括卡帕身为雄性本能的占有欲，塔罗的女性魅力，以及他们之间做爱时的狂暴与热烈。他们也有矛盾，也有争吵，也有不可调和的欲望。正如文中所说：「内心中全部的暴力和复杂都是要抵御柔情本身」（P159）

两位主人公在巴黎相遇，在战后中成长，成熟，而后如同被命运索引，开始了一场未知的旅途，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决择，每一次告别都可能是诀别。

塔罗死的那年，只有27岁，坦克压在了她的身上，骨头碎成了粉末，送入医院后不治身亡。而那时候的她，在西班牙内战之中，已经目睹了太多太多的死亡，充斥着太深太深的悲伤。
塔罗死后的卡帕，陷入深深的自责和痛苦当中，「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以他诺曼底人的洞察力写道，“是迥然不同的一个人，愈来愈虚无、尖锐。一个绝望的人。”」（P182）这很容易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卡帕，是安德烈和葛尔德共同创造的，彼此间无论少了谁，都无法完整，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在未来的安稳生活当中，卡帕始终没有踏踏实实地生活一天，而是继续着奔波的生活，也来到二战中的中国，拍摄了不少照片，也帮忙拍摄了《四万万人民》，在硝烟中的是紧握着取景器，稳稳的按下快门，这也许是他与塔罗之间的神秘的永恒的唯一的纽带。

而巧合的是，1954年的他，在越南战火初熄的时候，误踩地雷，同样死在了战场上。

等待卡帕，塔罗知道有一天，他们会与这样的方式相遇，她一直在等待。

苏珊娜以她极富感性的书写，用真实的人物填补架空的人类历史，当时一样作为战地记者，而后来写出了《太阳照常升起》的海明威，当时在《今晚报》的路易•阿拉贡，这些人情味赋予了战争中奔跑迁徙的人一种温暖的韵味。

《等待卡帕》与其说是一部文学作品，毋宁说是一部致敬之作。对塔罗，对卡帕，对成千上万的在战线前端却手无寸铁的记者，他们握着手中的取景器，框住人性的瞬间。

本书的电影改编版权已经被导演迈克尔•曼购买，预计影片将与今年面世，里面，有一代战地记者集体的青春与爱情印记。

可是，这全世界只得一个你

李小丢 2012-09-21 35

“那些都是很好的，可是我不喜欢。”在塔罗的葬礼举办之后，卡帕曾经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绝食了15天。之后消沉了四个月，等他重新回归俗世的时候，他开始猛烈地酗酒、赌博，他的名字频繁地和一些美貌出众的女子的名字连在一起在报纸上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英格丽·褒曼，褒曼曾经放下身段求他去好莱坞，想和他结婚，可是，卡帕都拒绝了，至今让众多褒曼的影迷不忿，进而中伤他是花花公子、不负责任的男人。他们都不知道，卡帕曾经是多么想和塔罗结婚，曾经多么柔情蜜意地抱着塔罗，问她想不想要一个像他那么可爱的匈牙利宝宝……这世界是如此多姿多彩，有那么多的美酒和佳人，只是他想要的，不过是一个塔罗而已。

可天意往往不遂人愿，塔罗被战争夺去了生命，她在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上拍摄惨烈的战况，最终，被坦克的履带轧过了腹部，内脏全碎了，而当时，卡帕不在他身边，他因此痛悔了余下的一生，其后，卡帕投入到更为可怕的战争的报道中去，西班牙、中国战区、诺曼底和北非，到处都有他的足迹。他活了41岁，短暂的一生中参加了五次战争。直到，塔罗离世的十几年后，在越南战场上，一枚地雷将他带走去和他这一生中最爱的女子相会。

塔罗死了之后，卡帕早已不是卡帕，只不过是一个一心求死的人罢了。

在看完本书之后，我开始搜集关于卡帕和塔罗的资料，看到了这么一段话：“一个普通人，如果不知道罗伯特·卡帕，那叫做“遗憾”；一个摄影工作者，如果不知道罗伯特·卡帕，那叫做“无知”；一个战地摄影记者，如果不知道罗伯特·卡帕，那叫做“羞耻”。因为，他是摄影记者中，极少被“伟大”一词所修饰的那一部分人。”我觉得有些羞耻，虽然我不是个战地记者，但是我年幼时曾经梦想要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但是这次要不是猫叔的大力推介，我差点要和这本书失之交臂。我看到书名的时候只是想，等待卡帕，哼，我还等待阿迪王呢！

直到我拿到书，看了一部分，我就按捺不住去查找卡帕的摄影作品，啊，原来那么多照片都是卡帕的杰作！原来我们早就熟悉，此时我深恨豆瓣的书评不能贴图，否则，只要看到他拍摄的照片，你就会对这对传奇人物产生浓厚的兴趣。建议在翻开本书之前先看看卡帕的经典作品，比如最经典的《一个忠诚战士的倒下》，这幅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以《西班牙战士》、《战场殉难者》、《阵亡的一瞬间》等名流传于世。另外还有《诺曼底登陆》组图、《中国士兵肖像》、《越南的最后一卷》等，你会更快地融入故事的氛围中去。

在流传最广的关于卡帕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罗伯特·卡帕，一个被虚构出来的人，在人们残留的记忆中，有这么一张照片，卡帕嘴角上叼着燃烧的香烟，手里摆弄一架相机，他用一种平静的目光看着照片的浏览者。右上角有一行字：The man who invented himself. Andre Friedmann, alias Robert Capa, 1954.发明了自我的人——安德烈·弗里德曼，也就是罗伯特·卡帕。”

可是这话说得并不太对，因为，卡帕不是安德烈自己创造和发明的，这一切都是塔罗的主意，因为他们是犹太难民，总是受到各方的歧视和敌意，于是塔罗杜撰了一个叫做“罗伯特·卡帕”的人物，听起来这好像是个美国人。塔罗把卡帕包装成一个不露面的神秘摄影师，一个有品位的冒险者。而塔罗就是卡帕的经纪人，她精通五国语言，受过良好的教育，美貌且气质优雅，她总是懂得如何待价而沽，高价把卡帕的的照片推销出去。正是她，正是他们，一起开创了罗伯特·卡帕的事业。

如果不是因为塔罗的早逝，毋庸置疑，她将取得更加耀眼的成就，她在卡帕的指导下开始摄影，有很多体现她敏锐观察力的作品传世，而且她还是一名新闻记者，她的文字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所以，尽管本书名为《等待卡帕》，可故事的主人公，却是这名湮没人世近八十年的传奇女子——姬达·塔罗。

昨晚，我久久的凝视着卡帕为塔罗拍摄的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塔罗留着一头男孩子般的乱发，穿着卡帕的男式睡衣睡的正香，她趴在枕头上，睡裤下露出了细细的脚踝。这是一张只有恋爱中的男女才能拍出来的照片，只觉得这照片里满满的全是爱，我几乎能看到当时卡帕是如何饱含着爱意凝望着自己的爱侣的。我能感受到他的骄傲，看啊，这就是我的爱人，她是如此的狡黠、调皮，有那么多的鬼点子，总是能和大家相处的很好，不像我，总是有些粗鲁，还喜欢一言不合就和别人打架。可是，她却是属于我的呵！

如果再给塔罗一些时间，故事的结局可能不会这么凄美，她是如此有个性有思想的一个人，不会甘心一辈子都在卡帕的阴影下生活。他们或许会劳燕分飞，相忘于江湖，又或许彼此伤害成为一对怨偶。可是，战争终结了这种种可能性，在那一刻，他们都是那么爱彼此。于是，对卡帕来说，这全世界只有一个塔罗，除此之外都再无意义。

“如果你能归返的地方不存在，你必须相信自己的运气。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有冷血。这些统统都是我的武器。我从小女孩时就开始使用。所以我依旧活着。我叫姬达·塔罗。虽然我出生在斯图加特，但我是持波兰护照的犹太人。我初到巴黎，二十四岁，我活着。”

我们终于，可以凭借一本书，去了解这个独一无二的女人。

（刊于2012.12.31《新华书目报》）

P.S 胡思乱想~年轻时的薇诺娜·瑞德，简直就是塔罗的化身。这个好莱坞的小仙女，有着一头性感的黑短发，娇小纤细的身材，外柔内刚的性格，活脱脱的就是“小火狐”、“小鳟鱼”塔罗。而塔罗永不服输、独立自主，总是忍着不流泪的性格，又像绝了《我和僵尸有个约会》里的马小玲，她和况天佑这对总是拯救世界的侠侣，也像是塔罗和卡帕的中国版。

卡帕镜头下的中国：http://slide.book.sina.com.cn/his/slide_14_651_370.html

序：她等待属于自己的ICON——顾铮

99读书人 2012-07-26 13

     有人记得，在一九三八年，那个与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斯一起来中国，担任其电影《四万万人民》的剧照摄影师的罗伯特•卡帕，在自己随身携带的钱包里放着一个名叫姬达•塔罗的女人的照片。在中国，他不时拿出这张照片示人，告诉人家，这是他的“费昂赛”（未婚妻）。只是他没有跟人家说起她已经去世。
    姬达•塔罗，只是一个属于某个男人的女人吗？她只是令某个男人念念不忘的“费昂赛”吗？也许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姬达•塔罗，在她死后八十年，才有机会以她自己的职业形象获得后人足够的关注。
如今，她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死于战地的女性记者。她不仅是文字记者，而且也是摄影记者。而摄影记者这个职业，在八十年前，更不是女性可以轻易染指的行当。在历史的云遮雾障中，人们更容易有意无意地忘记许多应该记得的事实。尤其是，她的那个比她年少三岁的情侣、新闻记者同行卡帕的光芒太过耀眼，转眼间，她竟然湮没无闻了八十年。
    只是到了二〇〇八年，与那个口口相传的“墨西哥手提箱”出现几乎同时，姬达•塔罗的摄影作品图录与摄影个展分别于二〇〇八年和二〇一一年出版与举行。二〇〇九年，更有西班牙作家苏珊娜•富尔特斯的传记小说《等待卡帕》出现。
    为了说好小说主人公姬达•塔罗的故事，必须、也一定是要把她与卡帕放在一起写的。当然，作为这本小说的主人公的女性，也无法不与某个、或某些男性联系在一起被加以呈现。这事出有因，也理所当然。就像《等待卡帕》这个书名所提醒的，这看上去仍然像是一个女性以某种被动形态来等待一个男人的故事。但实际情形并不如此，而且小说也以细腻的描写与丰富的笔致告诉我们，塔罗在巨大的矛盾中，毅然走出了某个男人的有点不便言说的自私，最后成为了她自己。当然，从结果看，她付出的代价非常沉重。
    卡帕来自匈牙利，一九一三年出生于布达佩斯（明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塔罗来自德国，一九〇〇年出生于斯图加特，原名葛尔德•波赫利拉。两人都在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那个动荡的时代里因为卷入政治而先后流亡巴黎。卡帕触犯了匈牙利的独裁者，而年长卡帕三岁的塔罗，则无法忍受纳粹的高压统治而去国。二战前的“花都”巴黎，是当时世界上吸引了最多的各国移民、尤其是欧洲移民的城市，其中包括了大量的犹太人移民在内。在犹太人移民中，不少又是欧洲反犹运动的受害者。因此，许多人实际上是难民。而且，巴黎也不算是个对移民友好的城市。也许任何有可能吸纳移民的城市都是如此。因此，移民的生存成为非常严峻的问题。
移民要生存，最初总有个如何起步的问题。对于文化背景复杂、语言多样的各国移民来说，如何发挥自身优势生存下来，是个大问题。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欧洲已经盛开视觉文化之花，供市民阅读的各式画报纷纷出现，画报与报刊对照片的需求也急速成长。摄影师这个职业，对于在文字语言上难以谋生以至出头的移民，似乎较容易胜任。于是，以制造视觉图像为生，成为了一些欧洲移民的重要选择。当然，这并不是说，制造图像这个营生要比文字书写来得容易。那些在图像创造方面取得成功的人与作品，证明他们都有独擅胜场的一面。弗里德曼与波赫利拉，这对在巴黎结识的情侣，在机会多多的巴黎，以异想天开的想象力，胆大包天地各自捏造了伪名，干起了摄影图片生产与自我经纪的营生。弗里德曼改姓卡帕，国籍是美国。而姓波赫利拉的女人变成了塔罗。于是，卡帕和塔罗成为同行。这两人，女的从事图片推销，男的专管影像生产。貌美的女推销员容易打开市场，而雄健的“美国”男摄影家则四处奔走，捕捉人间世相供人消遣，也为历史留证。
    卡帕这个名字，来自于美国电影导演弗兰克•卡普拉，而塔罗的名字，则有葛丽泰•嘉宝的声响。后来人们普遍认为，“塔罗”这个名字的来源出自于当时也在巴黎的日本艺术家冈本太郎（Okamoto Taro ）。这个冈本太郎，后来因为1970年在大阪世界博览会设计了太阳之塔而成为日本的国民艺术家。而最近，他在日本又忽然大热。青年冈本当时在巴黎异常活跃，画名虽然不如那个巴黎画派的异数藤田嗣治，但也四处露面，汲汲于新知。他到索邦大学注册，上了人类学家马赛尔•莫斯的课，出没于达达之父特里斯坦•查拉的宅邸，参加了乔治•巴塔耶组织的集会，有作品在超现实主义展览展出，受到超现实主义“教皇”安德烈•布勒东的赞赏。（不知道当时在巴黎的中国艺术学生们，有谁如他这般具有广泛的知识好奇心与活跃的交际能力）后来在他的祖国，冈本太郎拍摄了大量日本的民俗摄影。因此，说他与卡帕、塔罗他们有交往并启发出一个新姓名，不是没有可能。至少，在一九三年代，另有两个日本记者川添浩史、井上清一与卡帕是密友。在塔罗死后，悲痛欲绝的卡帕有数日闭门不出，是井上清一给他送进水果与三明治，但他后来发现，卡帕根本没有动那些食物。
    而回头看，这对富于创意的犹太人情侣，一搭一档，自我经纪，肥水不外流的经营方式，其实就是后来在一九四七年成立马格南图片社的初衷。这个至今仍然向世界源源提供大量报道摄影杰作的图片社，其由摄影家来经纪、管理摄影家作品的自我经纪风格，其实它的创想就滥觞于塔罗和卡帕的经纪方式。
    虽然有出色的推销才能，但野心勃勃（无贬义）、头脑“活络”的塔罗显然志不在此。比卡帕年长三岁的塔罗，受教育程度比卡帕高得多。她通晓五国语言，显然不在只能通过视觉语言谋生者之列。早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她就获得了荷兰通讯社“A.B.C. 新闻服务”所颁发的记者证，从此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而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也给了包括他们两人在内的各国记者们建立功名的大好机会。尤其是当卡帕于同年九月五日拍摄了那张后来争议不断的《一名士兵之死》而一举成名后，塔罗更有一种紧迫感要证明自己。
卡帕的《一名士兵之死》经过大众传媒的传播，在当时就成为了可与毕加索巨作《格尔尼卡》比肩的有关西班牙内战，也是有关二十世纪人类与战争的名作。作为绘画，《格尔尼卡》是视觉建构的控诉，而来自战争现场的《一名士兵之死》照片，至少在当时，则是事实的雄辩展现。但它们都给出了有关人类、人性与战争的独特诠释。这两者的相同之处是，同样都是有关被摧毁与被消灭的控告，但卡帕照片所给出的视觉与意识的刺激，则是基于人们对于摄影的真实描绘能力的基本接受（这种无条件的接受当然一直在受到质疑），因此也许更经久地潜伏于意识深层，更易于在某些场合被迅速翻检出来和某些历史场面与事件加以比对，召唤某种历史意识。
    他们两人对于功名有着同样强烈的企图心，结果这种企图心在卡帕成名后，隐隐地成为两人感情的毒药。两人感情上的趋冷应该就是在这场战争期间。卡帕成就大名，从此不愁稿约，而塔罗作为一个刚起步的记者，也要马力全开地打造自己的专业声誉。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塔罗长时间地“泡”在了战场，因此无暇经纪卡帕的照片。当然，卡帕此时也已经打开局面。但一直习惯了有人帮助推销与经营的卡帕，看到自己曾经的经纪人塔罗，竟然埋头于她自己的记者事业中，心情会不复杂？而且她是文字与摄影两手都抓。何况她的摄影还是卡帕指导点拨的。但在塔罗看来，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成为一个记者。可是，两人当初确定的合作方式，却使得她无从展现自己。“我不存在，我谁都不是。”这是小说中的塔罗对卡帕发出的抱怨。当然，类似两人关系微妙变化的事情，其实始终充斥于艺术史上的大师与模特之间的复杂关系之中。只是在一对一对由艺术大师与模特或情侣组成的艺术情侣中，较少有人会像塔罗那样，如此决绝地从情侣与经纪人的身份毅然转身为一个敬业的职业记者。也许，两人感情上的困扰须得要从向来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现代社会男女分工惯性来看，从现在受到质疑的男主女从关系中审视，我们才会有新的发现。
    人类任何涉及精神的宏大事业，可能都需要ICON （图符）来概括，以激励其信众与传播其信念。而一场战争也同样需要ICON 。本书中说，“‘一个没有形象的事业，不仅是一项被遗忘的事业，而且是输掉的事业，’他（卡帕）在十一月十八日给姬达的信中写道。”此言是否小说家言，我无法确认。但却实实在在地道出现代各种正道与斜业之奥秘。试看古往今来种种伟大或不伟大的实践，哪个党派、宗教、帮会不去制造、寻找、挪用一些图符，使之成为统御门徒效力、蛊惑众人献身赴死的符咒？二十世纪是大众传播的世纪，更是视觉传播的世纪。各种图像，或给时代添乱，或给众人助威，或揭示真相，或滋事生非。图像，成为了二十世纪的神人、能人们所爱恨交加的一个烫手山芋。如果说《一名士兵之死》既成为卡帕成名与盛名的起点，也是西班牙内战的ICON 的话，其实好胜要强的塔罗，在她的要比卡帕的西班牙采访似乎更为坚韧、艰苦与长期的采访工作中，也在孜孜寻找一枚属于她自己的、也属于与她有关的时代的ICON 。
    塔罗也找到了属于她自己的ICON 。那张身着短打的女性手持手枪，单膝跪地，身体前倾做出瞄准击发姿势的照片，就是塔罗在西班牙所摄，然后发表在《VU 》杂志上。在这张照片里，这位正在接受军事训练的西班牙女性，其举枪姿势富于动感，形成蓄势待发之势。她捕捉到的这个姿势，对处于历史关头的欧洲女性（尤其是西班牙女性），很具象征意义。她们正在大时代中积蓄能量，等待并且寻找一跃而起的合适机会。在天主教国家西班牙，塔罗拍摄到的武装的女性形象，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是一张女性记者为女性自身所选择的历史性瞬间，并且为之定格。这张照片不仅表明西班牙女性为了保卫共和而走向战场，而且也象征了女性在战争中从一般意义上的后方走向了前线的历史性变化。如今，这张照片更可以被看成是二十世纪现代史上欧洲女性为提升社会地位所做努力的代表性作品。这个女兵的身影，其实也与塔罗拍摄照片的身影重叠。如果那个女性手中的手枪换成一台照相机，姿势稍作变换，也许就是塔罗摄影时的势态。这张照片，当然属于塔罗，但也属于二十世纪女性。她等待卡帕，也在等待属于自己的ICON 。
    如果我们把塔罗的这张照片与卡帕的《一名士兵之死》结合在一起解读的话，也许对于我们理解西班牙内战会有更大帮助。如果说，《一名士兵之死》是为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做出的献身与失败所作的悲壮注解的话，那么塔罗的受训女兵则成为了西班牙人民、尤其是女性为争取自我实现与社会进步的视觉象征。他们两人都面临移民的自我发现与自我实现的问题。而作为女性，塔罗的自我实现之路也许更为艰苦。但是，他们终究都以各自的方式获得了各自的自我实现。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就在她计划回巴黎前一天，塔罗在前线受属于共和军一方的坦克的刮擦而重伤，在送医院后于七月二十六日不治身亡。卡帕是在巴黎从共产党作家路易•阿拉贡那里获悉她身亡的消息。阿拉贡主编的《今晚报》在头版刊出了塔罗去世的消息。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在巴黎举行的葬礼上，巴勃罗•毕加索、安德烈•马尔罗、保罗•尼赞、路易•阿拉贡、让•雷诺阿等许多法国文化人，都来到葬礼现场表达对于塔罗的哀悼之意。而这一天刚好是她的二十七岁生日。虽然塔罗不是法国共产党党员，但她的葬礼却是由法共操办，而且是法共出资为她在拉雪兹神父墓地购买了为期一百年的墓地使用权。
    作为一个在新闻史以及摄影史上受到忽视的记者，塔罗的工作直到所谓的“墨西哥手提箱”的出现才受到正视。藏身于三个纸箱中的大量胶片，分别属于本书中的三位主人公：罗伯特•卡帕、姬达•塔罗、大卫•“奇姆”•塞伊莫尔。这三个纸箱，是卡帕一九三九年离开巴黎赴纽约时匆忙交给犹太人、匈牙利摄影家伊姆雷•威兹保管的，但此人后来在马赛被捕，纸箱落入同情西班牙共和军方面的墨西哥外交官手中。这三个纸箱随着外交官的回国辗转到了墨西哥。二〇〇七年，这批东西入藏后来由卡帕的弟弟康奈尔•卡帕创设的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 ）。而经过摄影史专家的仔细考辨，保存在纸箱中的大量塔罗拍摄的照片也终于重见天日。
    由于卡帕和塔罗两人当时所使用的照相机不同，也使得后人得以方便地区别两人的摄影作品。塔罗开始采访时使用的照相机是方形画幅的禄来福来照相机，所谓中画幅照相机。而卡帕则是使用机动性更好的小型莱卡照相机的高手。当初两人的报道摄影作品以一个名字“罗伯特•卡帕”面世，发表在像《VU 》、《苏黎世画报》等著名的视觉系杂志上。但后来，塔罗也开始发表署有“PHOTO TARO ”字样的照片，这显示她开始展现其作为记者的独立性。通过对于照片小样印张与采访手记的仔细比对，人们终于把一个女摄影家从历史的暗影中拉了出来。当然，后来塔罗也许也体会到小型照相机的便捷，因此开始用起了小型照相机。这就为区别她与卡帕的照片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了解一九三〇年代的卡帕、塔罗的活动，须得要把他们放进一个艺术史上所谓的“两战间”这个特殊时段里考察。“两战”指的是一战和二战这两场世界大战。“两战间”时期是一个战争、政治与文化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时代。一个悖论性的现象是，战争的阴影（无论是之前的与将来的战争阴影）越是浓重，文化的创造却越是绚烂多彩。当时欧洲面临的情况是，一战刚结束不久，而二战的威胁却接踵而来，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起来。刚刚走出一战阴影的人们，在欲望与物质享受上，有足够的理由与机会满足自己。而强烈的创造冲动也在每个有着艺术天赋的艺术家内心奔窜。当时的文化所受到的刺激，可能从来没有如此丰富过。在文化艺术的所有方面，都有杰出的大师与作品面世。无论是高文化还是低文化，也都有符合时代精神需求的精彩表现。恰恰就是在这个充满了危险、诱惑与冲突的时代，人们的理性与情感找到了形式丰富的表现出口。
    而因为政治与社会原因而产生的流亡与移民，也使得当时国界的概念受到严峻挑战。欧洲各民族国家才稳固不久，却又因为移民的流动而使得民族国家的身份形象变得有点模糊。由此带来的文化的流动与杂交，却成为了二十世纪文化生产的催化剂。比如，匈牙利，乃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崩解的奥匈帝国，就在“两战间”这个特殊时期为世界输送了大批的优秀摄影家。卡帕其一，另外还有马丁•蒙卡西、安德烈•柯特兹、布拉赛、拉兹罗•莫霍利—纳吉、丽赛德•莫德尔等。
    一九三七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高耸在苏联馆顶部的是一个由女雕塑家穆希娜创作的男工与集体农庄女庄员的塑像。在苏联馆对面，第三帝国馆于是硬生生拉拔起一个凛然的帝国之鹰，与苏联的这尊宣传雕塑极品高空对峙。如果说，这种图符的空间对峙，只是一场两种意识形态的符号战争的话，那么西班牙内战，就被认为是现代史上第一场意识形态的代理人战争。在欧洲，德意法西斯主义的扩张猖獗嚣张，而为了抵抗法西斯主义的扩张，在苏联支持下，全球共产主义者（其间混杂着大量的斯大林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持有自由左派政治主张的人们，仓促地集合在一起，想要一朝击垮仰仗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将军指挥的叛军。这个国际主义阵营虽然看上去声势浩大，但内部团结却不甚理想。习惯于残酷斗争的斯大林主义者已经渗透到许多成分复杂的队伍中间，这批左派分子长于主义的内斗，却因此甚至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队伍因此涣散了战斗力。
    当然，西班牙内战还是为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集聚提供了机会。革命与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说，尤其是给女性走进社会、发挥作用改变社会提供了机会。在玛格丽特•胡克斯的《蒂娜•莫多蒂：摄影家与革命》（玛格丽特•胡克斯，一九九三）中提到，在西班牙内战中担任护理工作的摄影家莫多蒂在战地救护工作中与卡帕、塔罗有过接触。意大利裔美国人莫多蒂，作为美国摄影家爱德华•威斯顿的情人，与他出奔到墨西哥。但她后来就此滞留墨西哥，先成为摄影家，后又变身为职业革命家，遭墨西哥政府驱逐而流亡欧洲。在西班牙内战时，莫多蒂是以护士身份帮助共和国一方。胡克斯在书中提到，知道莫多蒂真实身份（摄影家）的塔罗曾经劝莫多蒂重归摄影。但已经参加国际红十字会工作的莫多蒂拒绝了，她认为一个人不能够同时从事两种工作。塔罗与莫多蒂，两个跨越了各自祖国边界的现代女性，走了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
    卡帕、塔罗的成名，还得益于摄影技术的进步与大众传播的形成。机动性高强的小型照相机终于可以被记者们随身携带到现场。大批新闻现场照片的出现，大大刺激了市民看的欲望，新闻的质量也因此发生从“读”到“看”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帕、塔罗他们就是二十世纪视觉文化的助产士。
    他们两人都以战地报道青史留名，表面上看似乎仰赖血与火成名。但实际上，较全面地观览他们的照片，我们会发现他们在采访中更多着墨于身处战争这个非常态中的人的人性显现，关注的是人性中的不移心性与生活中更为持久的常态性事物。他们的照片之所以更多地驻留于人们心中，其实亦多与此有关。
    塔罗去世后，卡帕的内心从此形同荒漠。塔罗是“卡帕”这个名字与后来摇身一变为真实之人的罗伯特•卡帕的发明者。如今，自己的发明者不存在了，被发明者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又何在呢？他走向了虚无，把冒险犯难换来的高额稿费迅即投入赌博，也与众多美丽女性厮混。他出生入死，也醉生梦死，内心但求及早与“卡帕”的生产者同归一起。从本书书名看，似乎以卡帕为一个被等待者，但也许，在塔罗死后，卡帕就从一个被等待者成为了一个等待者。他在可以麻痹自身的酷烈的战地报道中，默默地等待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去与塔罗相遇。
    西班牙内战进行时，在欧洲人眼中的远东，中国大地上抗日战争的烽烟已经燃起。与伊文斯、奥登和伊修伍德同船来华的卡帕，在他内心可以说是孤身来到中国。因为当初卡帕是与塔罗说好了要一起去中国采访的。人们把他在中国的“炫耀”未婚妻的举动视为谈资，但此一举动于他本人，实乃事出有因。他带上了塔罗的照片，是为了履行一起来中国采访的诺言。在中国，他去了台儿庄战场，去了武汉，去了南昌，拍摄了大量反映中国抗战的历史性照片。他的中国之行计划中，也包括了报道延安的设想，但因为国民政府的严格监管而失败。
    卡帕拍摄的这些中国抗战时期照片，现存超过五百张，除了一小部分面世之外，大部分仍然沉睡于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 ）的收藏库里。去年十一月，本人有幸在ICP 目睹这些照片的小样与印放好的大张照片。来自照片的直接的感动，毕竟不同于那些被复制在书本与报刊上的影像。什么时候，这批有关我们民族的抵抗外敌的图像能够与国人见面？
    再后来，卡帕来到欧洲战场，见证了诺曼底登陆的宏伟场面。那张游动于奥马哈海边滩涂上的美军士兵的影像，模糊抖动，既传达出战争的动感，也再次见证一个战争摄影老手的惊慌与勇气。即使后来传出卡帕与英格丽•褒曼的绯闻，这段恋情，最后仍告无疾而终。我想原因也许在于，已经是塔罗附体的卡帕再也无法接受沉稳的生活所带来的安逸的痛苦，也不愿因为自己的职业而令生活伴侣为他担惊受怕。这也许正是对于所爱之人的真正的负责态度。卡帕从一个也许是不懂责任的人，到成为刻意回避家庭与责任的人，从根子上溯源，也许就是因为塔罗之死。
    本书作者苏珊娜•富尔特斯认为，从佛朗哥专制转型为民主国家的西班牙亏欠了这两位为她的祖国贡献了才华与生命的年轻人，因此起意以小说为他们立传。
    虽然《等待卡帕》是部虚构小说，但几位主要人物都具真名，像部小成本制作的电影，笔墨多聚焦于这两个情侣及周边人物（如“奇姆”），故事线索也较精简。他们之外的其他少数人物形象相对模糊，因此更易于虚构。而作者所把控的人物活动年代，也就围绕西班牙内战发生前后的几年时间，因此视角相对收拢，焦点清晰。当然，对于作者来说，如何把握文学与纪实（非虚构）之间的尺度，确实是一个挑战。但由于大量收集到所需素材，因此细节上的真实使得小说仍然饱满。她在接受本书译者的访谈中说：“我梳理了所能找到的全部材料：信件、回忆录、传记、与姬达相识的人撰写的回忆材料，亲历那场冲突的作家、友人和记者等等。但我非常清楚自己不想写一部散文，而想写小说。我不希望两人的故事淹没在史料中。这其实是文学料理。要调配出风味绝佳的蛋黄酱必须把握搅拌油与蛋液的力道，使之交融互不分离。我怀着诚敬之心对待传记材料，而且以文学的张力，幽默感，愤怒，对立的情感，也就是说用文学去充实材料。”我们相信她的诚意与职业标准。这个职业标准对她而言，其实包括了作为历史学家与作家的双重要求。我觉得，此书是一个当代女性作家所写的、试图进入另外一个女性的内心的有关一个时代女性的心理传记小说。
    此书也已经引起一些电影导演的兴趣。《国家公敌》导演迈克尔•曼购买了《等待卡帕》一书的改编权，据称，影片将于二〇一二年面世。
    战地记者这个行当，即使在卡帕自身看来，也不能算是一个光荣的职业。他愿意自己是一个“失业的”战地记者。因为他失业，也许说意味着人类暂时相安无事。但是，只要以战争为职业的某些政治寡头与某些组织仍然存在，战地记者这个行当仍然不会消失。在仍然战事不停的叙利亚，刚传来玛丽•柯尔文与摄影记者安东尼•沙迪德阵亡的消息。更早前，在利比亚，更有获得过“罗伯特•卡帕奖”的摄影记者葬身炮火。卡帕、塔罗的故事仍然在继续。如果说，冲突与争夺是人类无法改变的本性，那么战争就无法避免地被一些人看成是解决冲突的最终手段。于是，记者们不绝于途地走向战场。人类尽管无法避免战争，但人类在战争中的困苦，却是记者们所经历与要告诉大家的。看了此书，我们可以再次确认的是，他们的事业，仍然在继续。因为某些人的战争冲动、喜欢以暴力解决争端的习惯从来没有结束过。

人性的取景器

[Aow.] 2012-09-12 10

“要是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罗伯特•卡帕的这一句话，激励了一代的战地记者，用勇气去诠释责任。

学新闻的那几年，每天都有一种荷尔蒙充血的激情，同学当中无不带有一种光辉的使命感，为一声“无冕之王”而迸发出所有的激情，也始终认为，若是不愿上战场的记者不会是好记者。这份工作，本就是靠良心过活，而记者，应当保存有一颗赤子之心，永远冲在苦难的最前端。

作者苏珊娜是西班牙人，从小对卡帕有着特殊的喜好，而这本书，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我们国家亏欠他，至少，欠一本小说，欠他们两个人。2008年塔罗的墨西哥黑色手提箱浮现，作为死于战场的第一位女战地记者，姬达•塔罗，也成为记者史上不应当忘却的一个人名。
作为一部虚构作品的这本书倒是完完全全撇开了这些教科书式的教条主义，并无意于表现卡帕和塔罗道德英雄主义，而更多泼墨于人性，包括卡帕身为雄性本能的占有欲，塔罗的女性魅力，以及他们之间做爱时的狂暴与热烈。他们也有矛盾，也有争吵，也有不可调和的欲望。正如文中所说：「内心中全部的暴力和复杂都是要抵御柔情本身」（P159）

两位主人公在巴黎相遇，在战后中成长，成熟，而后如同被命运索引，开始了一场未知的旅途，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决择，每一次告别都可能是诀别。

塔罗死的那年，只有27岁，坦克压在了她的身上，骨头碎成了粉末，送入医院后不治身亡。而那时候的她，在西班牙内战之中，已经目睹了太多太多的死亡，充斥着太深太深的悲伤。
塔罗死后的卡帕，陷入深深的自责和痛苦当中，「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以他诺曼底人的洞察力写道，“是迥然不同的一个人，愈来愈虚无、尖锐。一个绝望的人。”」（P182）这很容易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卡帕，是安德烈和葛尔德共同创造的，彼此间无论少了谁，都无法完整，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在未来的安稳生活当中，卡帕始终没有踏踏实实地生活一天，而是继续着奔波的生活，也来到二战中的中国，拍摄了不少照片，也帮忙拍摄了《四万万人民》，在硝烟中的是紧握着取景器，稳稳的按下快门，这也许是他与塔罗之间的神秘的永恒的唯一的纽带。

而巧合的是，1954年的他，在越南战火初熄的时候，误踩地雷，同样死在了战场上。

等待卡帕，塔罗知道有一天，他们会与这样的方式相遇，她一直在等待。

苏珊娜以她极富感性的书写，用真实的人物填补架空的人类历史，当时一样作为战地记者，而后来写出了《太阳照常升起》的海明威，当时在《今晚报》的路易•阿拉贡，这些人情味赋予了战争中奔跑迁徙的人一种温暖的韵味。

《等待卡帕》与其说是一部文学作品，毋宁说是一部致敬之作。对塔罗，对卡帕，对成千上万的在战线前端却手无寸铁的记者，他们握着手中的取景器，框住人性的瞬间。

本书的电影改编版权已经被导演迈克尔•曼购买，预计影片将与今年面世，里面，有一代战地记者集体的青春与爱情印记。

作者手记——苏珊娜·富尔特斯

sweetkitteny 2012-07-26 5

    装有拍摄于西班牙内战时期的一百二十七个胶卷和照片的三只手提箱，二〇〇八年一月惊现于墨西哥，那是罗伯特•卡帕，姬达•塔罗和大卫•塞伊莫尔（奇姆）的作品。三千多张从未公之于世的照片。电影工作者特里莎•翟法通过墨西哥元帅弗朗西斯科•阿基拉尔•冈萨雷斯的后人找到了这些手提箱，元帅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法国马赛担任外交官期间曾帮助反法西斯者逃亡。目前这些资料存放在纽约国际图片中心有待研究。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对这批无疑是新闻摄影史上最重要的发现进行了报道。
    这部作品的源起是刊发在《纽约时报》上的一张在墨西哥发现的照片。我指的是姬达•塔罗在旅馆房间的窄床上的样子，非常年轻，穿着罗伯特•卡帕的睡衣。如果不是眉毛修剃过，显得极细致的话，她看上去就像个小男孩。她侧身躺着，手压在胸脯下面，短发乱乱的，左腿蜷着，睡裤短到了膝盖，仿佛入睡前辗转反侧了无数次。
    之前罗伯特•卡帕的形象就已攫取了我的注意力。在我的书房里，卡帕的摄影图片册总是占有一块荣誉地盘，和柯尔多•马堤斯，尤利西斯，斯科特船长，本特号船上的反叛者，希刺克利夫和凯瑟琳•克利夫顿，艾马殊公爵和凯瑟琳•嘉芙莲，约翰•里德和露易丝•布莱恩特……以及所有奋战不休的英雄摆在一起。写些有关卡帕的人生的念头不止一次在我脑中打转。我觉得我们国家亏欠他，至少，欠一本小说。是欠他们两个人。并且仿佛是确切感受到这是一份未偿的债。不过还债的时候当时还没到。一个人从来没法选择这种事。该发生就发生。
    除了那些存档的摄影图片，在写作的资料预备阶段有些书也对我极有帮助。第一本是理查德•威南关于罗伯特•卡帕的传记，还有阿莱克斯•克沙瓦激情洋溢的传记《鲜血和香槟》。为了重新构建他们在马德里、瓦伦西亚和巴塞罗那的政治氛围与爱情情节，保罗•普瑞斯通的《子弹下的理想主义者》成为我的参考书，在他的书里极为精准翔实地勾勒出所有前往观察事态发展并最终无可避免地被最后一场浪漫战争的魔力所席卷的人们的嬗变过程。或者至少是最后一场依旧可能选择一个派系的战争。由德瓦特出版社出版，记者费尔南多•奥尔梅达关于姬达•塔罗的精彩研究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我在德语方面的欠缺，他的书帮我省了些力气，使我避免了直接用德语阅读这位女摄影师资料的困难。费尔南多•奥尔梅达的著作大量采用了德国女作家伊尔梅•斯切伯尔的资料和证词，迄今为止，她是唯一一位全方位写作姬达•塔罗的传记作家，遗憾的是这本书没有被译成其他语言。毫无疑问把这位二十世纪最非凡最勇敢的女性之一从遗忘中拯救出来非常值得。
这部小说也多亏了一些记者朋友和战地记者的帮助，借助他们的生活、报道和书籍，让我认识到存在没有回程票的旅行，认识到无人能从一场战争里原原本本地返回。这些记者知道自己是谁，以及他们深入这段历史到什么程度。我也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向所有牺牲的通讯记者致敬，他们有男有女，每天都有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失去生命，为了让我们其他人知道当我们安静地享用每顿早餐时，世界怎样开始新的一天。
    至于我，我试图把一些人生的所有轶事如实地反映到极致，而不跳过最黑暗的或者如著名的照片《一名士兵之死》那样最富争议的篇章。所有与内战相关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并且引用出现的所有作家、摄影家、国际纵队成员和军人的姓名都有资料证明。剩余部分：地址、家人回忆、读物等等，则是自由创作出来的，此乃小说家的特权。
    我很希望能够以罗伯特•卡帕、姬达•塔罗和大卫•塞伊莫尔那种通过他们的照片传递出的熟练技巧与热情，反映出那些激荡年代的张力与复杂性。然而我没有操控相机的天赋。所以我别无他法，唯有尽力以我的方式和自己的武器拉近影像与文字的距离。各自尽力而为之。
最后要说的是，从动笔写作一部小说到完成之时，作者也不再是当初的自己。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本书一如任何战争体验，在我作为小说家的生涯当中代表了一个无法回归之处。我的一部分将永远驻留在那些血腥的岁月，姬达•塔罗穿着睡衣甜蜜地从炮火轰击的梦中醒来。

轻微失焦

山大王 2012-10-06 4

评《等待卡帕》
　　
好像有这样一个巧合，战地摄影师卡帕最著名的照片，都有一点轻微失焦。而他自己所写的二战回忆录，也叫slightly out of focus（中译名“焦点不太准”、“失焦”）。
　　
不得不说到《一名士兵之死》，西班牙女作家苏珊娜·富尔特斯在小说《等待卡帕》中，尝试着再现了照片拍摄的完整过程。到达西班牙内战前线的卡帕，兴致勃勃，急于拍到一些有价值的照片。但除了短暂的激烈残酷、甚至让人热血沸腾的正面交锋，战争更多的时候是压力重重、充满绝望的漫长对峙和等待，虚无和黑色笼罩一切。卡帕抱怨一切过于无声无息了，没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值得拍。于是共和国一方，几个小伙子沿着山坡跑下来，卡帕也跟着他们跑，上上下下好几次，他们朝天上射击，哈哈大笑。他们忽略了对面山坡上有一架佛朗哥军队的机关枪，而声音引起了对方的注意。“给人们拍照是以某种方式迫使其面对他们所不具备的事物。把他们从路上，他们的计划里，正常的路线中拉扯出来。有时候也强迫他们去死。”一个小伙子掩护其他人撤退，机关枪开火了，卡帕将照相机举过头顶按动快门。
　　
“一个民兵跑下覆盖着庄稼茬的山坡。白衬衣的袖子挽到了胳膊肘上，士兵帽的帽檐顺在脑后，手里握着一把步枪，斜挎着三个阿尔科伊皮制子弹带。下午五点的太阳把他的影子拉长映照在后方。一只脚轻轻地从地面抬起。挺起胸部。双臂伸直成十字状。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咔嚓”。一切就这样出其不意，小说里的卡帕说：“我机械地那么做了，不假思索……是我害死了他。”这张照片让卡帕声名鹊起，同时也成为最有名的战争题材的照片。但卡帕以后却再不肯轻易谈起那个朝后倒去的形象。苏珊娜这样写道，“人们总愿意相信关于战争本质的某些事物。自特洛伊战争起就如此。英雄主义与悲剧，残酷与惧怕，勇猛与失败。所有的摄影师都憎恨那些一生中鬼魂般与其如影随形的包含着神秘和于场景相逆的影像”。
　　
卡帕在1942年自美国重返欧洲，以战地记者的身份的走上二战前线，而他之后的两份重要摄影作品，失焦似乎更为明显。
　　
1943年春，卡帕踏上了北非的战场，并在之后成为第一个拍摄美军登陆西西里岛的战地摄影师。他搭乘美军第82空降师的飞机，既拍飞行过程，也拍跳伞的情景。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地中海上空低飞，飞机摇晃得很厉害。飞机里一片漆黑、一片沉寂。大多数士兵睡着了，或者说只是闭上了眼睛”，而在士兵跳伞完成后，“我独自一人了，只有十八根断开来的强制开伞拉绳在敞开的舱门口被风吹动着，陪伴我。我觉得比地狱还要孤独。我本该慷慨以赴，和那些弟兄一起，穿过下方的黑暗空间，飘下去的”。当卡帕在营地浏览他拍摄的照片时，发现“它们的焦点没太对准，曝光有点不足，构图当然谈不上艺术作品……”。
　　
1944年夏天，卡帕又是第一批随盟军登陆诺曼底并拍摄照片的战地摄影师。他和战士们一起，面对德军重重防御工事的阻挠，迎着猛烈的子弹炮火，在浅海和海滩上艰难前进。他写道，“空空的照相机在我手中颤抖着。一种新的恐惧使我从头到脚浑身哆嗦，扭歪了我的脸”。因此，在这批照片中，有一些相当模糊，或是被拉伸变形，只能隐约辨别出坦克和士兵的轮廓。但这些灰白海水上模糊黑影，却给了我们关于战争本质最具象的表达，并同时成为了记录二战里程碑时刻的重要作品。
　　
或许，在卡帕最后一次拍摄时，我们仍然可以牵强地找寻出某些所谓失焦的美学。1954年，卡帕在越南，在从南定去往太平的路上，卡帕在一块田野中触雷牺牲。他生前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就是在这块田野中前进的士兵。没有明确的焦点，田野郁郁葱葱，士兵零散前进。苏珊娜的书写更动人，“他慢慢地登上新草覆盖的一片缓坡，没有踩踏嫩草，好逆光拍下那群行走在堤岸另一侧的人们，当他按动快门，咔嚓，世界突然成碎片”。
　　
说了这么多关于卡帕的事，我们在最后还是有必要回到小说《等待卡帕》上来。顾名思义，等待的主体应该是一个卡帕之外的人，姬达·塔罗。她是卡帕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恋人，也是他一生挚爱的人。卡帕赫赫有名，而和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相伴的，同为优秀摄影师的塔罗却一直默默无闻。作者试图书写塔罗勇敢而富有情调的短暂生命，将她从人们的遗忘中拯救出来，“在光阴流逝后让人和事物归至所属之地”。
　　
卡帕和塔罗的爱情浪漫而又艰辛。卡帕是流落在巴黎的匈牙利人，而塔罗是流浪至巴黎的犹太难民。她在巴黎艰难立足，随后给卡帕担任经纪人，摄影的天赋却迅速得以伸展。他们一同到达西班牙，在卡帕成名后，她也更渴望赢得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她在前线勇敢而果决，之后在战场上不幸牺牲。
　　
《等待卡帕》资料详实、细节准确，但却不仅仅是一部优秀的非虚构作品。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描绘，对其生活经历的充实与丰富，包括描绘他们的梦想和恐惧，依然给了苏珊娜想象驰骋的空间。小说微妙地写出了，虽然卡帕和塔罗一起怀揣着战地摄影的光辉梦想，却又彼此之间存在着隐隐的竞争关系。尽管颉颃抵牾，但两人却又是亲密无间。小说有不只一次他们肌肤相亲的描写，而卡帕那吉普赛人的眼睛，则深深烙印在了塔罗心里。这种眼眸深处的凝视，会不会也有一点失焦呢，即使在塔罗离去之后很久，或者在卡帕每一次举起相机，“咔嚓”声响起而灵魂出窍的一瞬。
　　
小说常采用断点式的叙述，不构成完整句子的语汇排列在一起，就像一张张截取的照片。小说的叙述常常脱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背景，而与前后的大时代相勾连。这些颇有失焦意味写作方式，或许同样是想告诉我们，在很多时候，没有必要看得那么分明。

他叫卡帕，她叫塔罗

严杰夫 2012-08-26 3

文/严杰夫

在这两天的新闻界，人们的谈论绕不开一个名字——山本美香。8月20日，这位日本独立通讯社“日本新闻社”的自由撰稿记者，在叙利亚的阿勒颇进行采访时遭遇枪战，不幸中弹身亡。消息传来，全球新闻业陷入一片哀痛，而对于她同样是记者的父亲来说，这更不知会是怎样一种无法承受的悲痛。

对于新闻史来说，战地记者是一类无法绕开的群体。可以说，人类近代200年的战争历史中，从未缺少过战地记者的身影。正是通过他们的文字、声音或图像，我们才得以了解到战争的残酷，以及人类最为野蛮也最为悲哀的一面。

在当代战地记者中，罗伯特•卡帕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名字。他的名字、他的作品连同他的整个人生，可以说是对战地报道和战地摄影最经典的诠释。2005年，广西师大曾出版了卡帕的战地摄影日记《失焦》，让我们第一次体验了他的创作经历；2012年，这本《等待卡帕》则让我们第一次洞悉了这位摄影大师的一段隐秘感情。

可以说，卡帕的战地摄影贯穿了整个现代战争史，然而爆发于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对于卡帕来说，才是一生最为难忘的经历。这场战争不仅是卡帕投身战地摄影的开端，也让卡帕的事业第一次到达了顶峰：那幅虚焦严重、品质极差的《士兵之死》震撼了整个欧洲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姬达•塔罗在这场战争中不幸遇难，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难忘却的痛。

事实上，西班牙作家苏珊娜•富尔特斯在《等待卡帕》中，选择了那位史上第一位殉职的女记者，而非卡帕作为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我小心地猜测，在这段爱情中，富尔特斯是稍稍偏向于塔罗的。因为，在她的笔下，卡帕和世上任何一个不懂得表达爱却只会让女孩伤心的男生一样，任性而又孩子气。“最终卡帕，如同所有的偶像一样，只爱他自己”，富尔特斯这样怨道。所以，她也一定认为，塔罗在帮助卡帕敷衍客户时，用的那句“卡帕那混蛋又跟一个女演员跑到蓝色海岸去了，他真该死”里，多少含有自己的怨怼。

塔罗的命运似乎早已由她的性格和才华注定。如果塔罗只是一个稍稍带有嫉妒心，“小富即安”的女子，那么要么是从卡帕的生命中消逝，要么就是将一代摄影大师扼杀在婚姻的坟墓里。要命的是，这位德籍波兰姑娘如同那个狂飙年代里的一切知识分子一样不甘天命，她不愿只成为卡帕的经纪人，而想要得到属于自己的成就。在西班牙内战中，亲眼见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创痛，也亲身感受到卡帕的作品给欧洲社会带来的震撼之后，她说， “当我想到那么多杰出之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继续活下去不公平”。

犹如一切战地记者的死亡一样，塔罗的死也来得突然而令人不知所措。要感谢富尔特斯在书中没有对我们女主角的死给予过度煽情，她选择一种迂回的方式来表达塔罗的离去：“她从那个地方见到他站着，衣衫敞开，双手抱头用劲按压太阳穴，同时在读《人道报》。‘第一位在冲突中丧生的女摄影师。记者姬达•塔罗在布鲁内特的一场战役中阵亡，’他念着标题”。富尔特斯对于这个结局的处理，在语言叙述上，像新闻报道一样平白朴实，在表现结构上，却又不失文学的想象。正如这整个爱情故事一样，我们早就知道结局，西班牙女作家却告诉了我们不知道的细节。

17年后，在另一场局部战争——越南战争中，卡帕不幸踩中地雷身亡。从西班牙内战到越南战争，卡帕一直都以战地记者为业，对于这一切，我们为什么不能说，他的奋斗和冒险其实是代表了两个人的事业。罗伯特•卡帕和姬达•塔罗，尽管他们各自创作出了不同的伟大作品，却早已成为一对永远无法分开的名字。所以，富尔特斯说，“我觉得我们国家亏欠他，至少，欠一本小说。是欠他们两个人”。

在阖上《等待卡帕》的那一刹那，我恍惚回到了1936年的那间旅馆，房内的窄床上，一个酷似男孩的女人侧身熟睡着，站在一旁的年轻男子嘴角上挂着一丝狡黠的坏笑，轻轻抬起手中的相机。咔嚓。一刹那的定格，将战乱和恐惧全部挡在镜框之外，只留下这份静霭中的甜蜜。这个场景、这个刹那，能否算是这对情人17年生死隔离的最好补偿呢？

伟人背后的女人，更伟大

Shirleysays 2012-10-02 3

文Shirleysays

卡帕，往往与一张模糊的照片联系在一起。照片是盟军在诺曼底战役中登陆法国时，卡帕为海中游泳的士兵所拍。“失焦”作为拍摄技巧中的败笔，却成为他蜚声于战地记者中的通行证。然而，在照片失焦的背后，他的私人生活在摄影迷眼里，也处于失焦的状态。在视线模糊的远方，有位佳人独立。她就是卡帕来中国时，逢人便出示照片的“费昂赛”，姬达.塔罗。

“我们总是爱上一段故事，而非一个名字，亦非一个身躯，而是铭刻其内的事。”这是西班牙女作家苏珊娜.富尔特斯在《等待卡帕》里对于卡帕与塔罗的爱情故事的定义。这是一本小说，而非传记。苏珊娜认为塔罗作为站在卡帕背后的女人，他们之间的故事更富魅力。同为战地记者的塔罗，是二十世纪最勇敢、最独立的女性之一，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死于战场的女摄影记者，是非常值得书写的一个传奇。

战争里的爱情本身就是一场关乎生死的等待。对于同为战地摄影记者的卡帕和塔罗，他们的相遇绝非一生一世。1930年，来自匈牙利的卡帕还叫安德烈，德国人塔罗原名是葛尔德。为了躲避纳粹迫害的两个年轻人在巴黎相遇，谈不上爱情，互相吸引而已。比安德烈大三岁的葛尔德甚至出于犹太人的同情互助去帮助安德烈，做他的经纪人，而安德烈则教她摄影。安德烈是位才华横溢，放荡不羁的摄影天才，他冲动、鲁莽、充满孩子气，却也不失幽默感。“两个人都知道一次偶遇可能是他们生命里最不偶然的”。这让我想起了波伏娃与萨特的“偶然爱情论”，偶然的指向永远是必然，在这点上，卡帕和塔罗显得要聪明得多。

必须承认，塔罗是位非凡的女性，在创造了“卡帕”的同时，她自己也习练成了优秀的摄影师，甚至在某些拍摄的视觉角度上胜于卡帕。此时，卡帕一边在妒忌塔罗的俄罗斯籍前男友，一边为了理想奔赴西班牙战场。我们说，女人是男人的一所学校，塔罗在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过程中，就像创造卡帕的名字一样，为卡帕提供了一所洗炼心灵的学校和一处宁静心灵的港湾。卡帕在对塔罗的爱与日俱增之时，也觉察到了她的日渐独立。塔罗为了寻求独立，不湮灭在卡帕的光环之下，断然拒绝了卡帕的求爱。他们的爱情就这样失之交臂，直到塔罗1937年死于西班牙战场，卡帕于1954年死于越南战场。

塔罗终于等到了卡帕与她在天堂相遇他们，背着各自的相机。在她逝世的十几年里，卡帕的爱情世界是残缺的，她失焦于卡帕的视线里，却在他心里日趋清楚。卡帕的伟大在于，“要是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他用影像去记录战争的残酷，表达对战争的憎恨。然而，塔罗的伟大在于，不仅引领了卡帕，而且自己也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用生命表达了女性的勇敢与独立。

我们要记住这个名字：姬达.塔罗，原名葛尔德.弗里德曼。她，身材矮小的犹太难民爆发了身体里聚积的能量；她，爱着卡帕，卡帕亦爱她；她，是伟人背后的女人，更伟大！

希伯来的木棉与橡树

蓝色珊瑚礁 2012-09-17 2

希伯来的木棉与橡树
——《等待卡帕》，在底片里，守卫尊严和爱情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致橡树》
　　记在黑白凝结的二十世纪的烽火里的许多传奇照片，在二战风烟中，化成我们今天铭刻在历史上的瞬间。让时光定格的伟大摄影记者，永远都会记得有一个传奇的名字叫做“罗伯特·卡帕”。这个从奥匈帝国出走的流亡犹太人，除了用自己的镜头记录战争的残酷和真实，更用他冒险和勇敢的信条，留给每一个后继者心灵的力量。“要是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于是，我们心中的英雄的形象变成了他的样子，却遗忘，属于他的故事里面，除却民族历史的背负，还应有开花的刹那，来定格爱的语言。
　　姬达·塔罗就是那朵开放在罗伯特·卡帕心尖的花，她们因为爱而相遇，因为共同的理想而偕行，最终，她们分开，同归寂于对于价值和信念的追寻。《等待卡帕》里，卡帕带着倔强的男性的孤胆形象被颠覆，他是那个被岁月遗忘的孩子，战争带走了爱人，遗憾在一帧帧胶片的背后。而塔罗在浪漫的西班牙作家的笔下，还原出原本的能量，让我们在读完本书后，能够找到她与他相互成就的那种缘由：因为相像，于是吸引；因为骄傲，而后分离；不用说出口，也永恒铭记，那一句，心头的“我爱你”。
　　故事的开始，一如所有美丽爱情的开端，巧合，然后，变成一生有你。
　　“‘我要做你的经纪人。’”他们一同经历被纳粹和极端情绪控制的灵魂所伤害的日子，然后，灵光一闪，他们去掉了血统带给他们的枷锁，二十世纪摄影史上最有名的名字就在她的智慧和他的才华下诞生。他们是漂泊在异乡的迁客，孤独而劳苦，他们历经欺辱，却在时代的路口，找到了属于他们的路——用他们的镜头和笔触，记录下属于战争的忧伤，在凝固了的黑白色彩里，记录下真实的残酷。
　　他们赶上了西班牙内战，于是，在风暴中，他们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在战场的火线，不畏生死举出的镜头，恰巧记录下那张让他成就一生的巅峰之作——《士兵之死》；而她却开始发现自我。“她开始需要某种距离，希望他能够依照自己的判断给她留出来相应的空间。职业的独立是她守护爱情的方法。”“她以同样的方式热爱家庭传统，定会憎恨无名无姓的死去。”
　　他们离别。各自去寻找自我，寻找可以容下更多的爱。
　　可是那天，坦克带走了一切。在追逐梦想和闪光的名字的路上，她，不见了。于是他带着遗憾和她的信念，走在永远都拥有战争的世界。他从炮火中穿行，寻找他们的理念和信仰。
　　最后一个字从眼前离开的时候，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舒婷的《致橡树》。假若要定义塔罗和卡帕，也许木棉和橡树会是最好的诠释。如同诗句的坚定，他们扎根在自己理想的土壤，各自繁枝，“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独立而丰满，带着远方新潮的气息，她成为他眼中，无与伦比的美丽；他是她内心的依靠，却各自行进在通往自证的路上。“根，紧握在地下；叶，相拥在云里。”
　　我想，他们是永远的战士，他们带着无冕之王的称号，用自己的名字，写下世界上的每一天。他们在烽烟中，记录人类的愚蠢和战争的罪恶。他们带着爱，去刻画悲伤。他们，冲在最前面，却永远在镜头的背后。他们，用生命，去铭刻现在。
　　他们在底片里面，守卫尊严和爱情。
　　我们，不会记得相纸冲洗前的血泪，而带着弗拉明戈难以拒绝的诱惑和愁怨，西班牙人富尔特斯给我们这个机会，去看看悬崖边上，希伯来的木棉和橡树。在油墨的香味后，流传起美丽的故事。属于卡帕和塔罗的故事。属于所有战地记者的故事。属于所有渴望尊严和爱的灵魂的故事。属于，人类的故事。
　　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
　　——《致橡树》
　　By 林怿
　　2012年9月17日21:35:11
　　写于履坦巷19#
　　
　　
　　

镜头下的生死

小偷爱女警 2012-09-10 2

镜头下的生死

偷爱警/文

闾丘露薇曾经深入到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战场，获取第一手材料。虽然现代战争，防御体系比较健全，防护设备一应俱全，可以很好的保护的人身安全。但在枪炮满天飞的战乱国家，一个异国他乡的记者，还是会因为恐惧的疑云，笼罩内心的情感。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成为无辜的牺牲品。平静的生活，因为战乱而变得困顿不已。但作为记者，闾丘露薇依然奉行着责任的使命，不是为了标榜自我的勇敢，而是面对平民的哀求、泪水、渴望。因为人性对生命的基本思考。她想要更加近距离的接触真实，还原真实的本来面目。话题有点远，从闾丘露薇的身上，我看到卡帕的影子。

战地记者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去接触战地资料，去用记者的文笔、双眼、口述、记录下战争中，硝烟弥漫的真实。卡帕总是拿着一部很简陋的相机，捕捉他眼中的真实，直到有一天，一幅以死相搏的照片，引发热议，一个士兵之死，突如其来的影像定格。让卡帕，事后有点自责和后悔，但这幅照片，还是为他赢得了一点声誉。更加坚信对摄影的选择，更加痴迷的深入到战地前线，更加热爱他握着的相机。卡帕发觉，没有比记录真实，更为有力的前线证据，他的生命就是为摄影而存在的。

谈过战地实录，再来看看卡帕的爱情。塔罗是犹太人，尤其在法西斯盛行的年代，犹太人处处受到排挤施压，时刻遭受威胁的挑战。而塔罗蛮幸运的，遇到了卡帕，遇到一个能够给予她真爱的男人，这个男人教他使用照相机，给予她温暖的安全感，最可贵的是在卡帕的面前，塔罗个性中的刺毛和孤傲，全然不会遭到讽刺与攻击。他们共同深入到前线阵地，抓拍士兵们的每一个动作和表情。用真实的取材，从镜头中，收录人性最敏感的讯号。爱情因为镜头的不断闪烁，而更加浓烈。就算是外面炮火连天，他们的爱依然要继续，依然要缠绵下去。卡帕特别珍惜与塔罗相处的日子，但恶劣的环境，没有更多赐予两个人，更多的安逸和享受。他们如同被麻醉的病人，凭借一腔热忱，安抚内心的惴惴不安。塔罗还是走了，走的时候，充满了女性，对自由主义的渴望，充满对未来的无限遐想。累了，她该休息了。冒险者的代价，是无惧生死考验。因为最初的选择，已经指引一个答案的出现。

苏珊娜的这部作品，属于非虚构小说。即能够看到西班牙内战的政治色彩，也能看到法西斯的残忍狰狞，更能看到战争，对于个人主义的深刻影响。卡帕与塔罗是虚构的人名，却在真实的战场上，用相机镜头，抒写血色浪漫的战地日记。用爱情协奏曲，演绎了生死相依。

【十问作家】爱情、战争、摄影和卡帕背后的女人（都市快报/报道）

99读书人 2012-08-27 1

  刊于 2012-8-22 都市快报（文/戴维摄/朱丹阳）K：都市快报 S：苏珊娜·富尔特斯

  【作家名片】

  苏珊娜·富尔特斯，1959年出生，西班牙女作家。2009年出版小说《等待卡帕》，获费尔南多·劳拉小说奖、瓦伦西亚评论文学奖等多项大奖。今年8月，该书的中译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同名电影将由拍过《最后的莫希干人》、《盗火线》的好莱坞大导演迈克尔·曼执导，预计年内上映。

  【作品导读】

  《等待卡帕》是一部关于爱情、战争和摄影的小说，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书里的人物都真实存在。

  “我的任务就是把虚构的部分和真实的部分完美地调和在一起。”53岁的西班牙女作家苏珊娜·富尔特斯说：写作这本书，“一如任何战争体验”。

  罗伯特·卡帕，20世纪摄影史上最闪耀的名字；《一名士兵之死》的作者；最著名的战地摄影师。而成就他的，是一名叫姬达·塔罗的女性，也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在战地殉职的女记者。1935年，同为流亡青年的他俩在巴黎相遇，开始携手创建摄影事业。她是卡帕的创造者，也是令他一生刻骨铭心的恋人。

  K：罗伯特·卡帕非常有名，但你是怎么知道姬达·塔罗的呢？

  S：我从小对卡帕感兴趣，收集了很多他的相片。而对塔罗，我一无所知。直到2008年，一只失踪多年的手提箱被发现，里面有卡帕和塔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底片。后来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卡帕的一张照片，一个年轻女人留着男孩式的短发，睡在一张窄床上，穿的是卡帕的睡衣。这张照片非常细腻，很生活化，只能是一个男人为他爱的女人所拍。我就想知道卡帕拍的这个女人是谁，于是做了很多调查。

  K：在你看来，卡帕和塔罗是一对怎样的情侣？他们在爱情中平等吗？

  S：他们认识时很年轻，才二十一二岁。塔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她非常矮，只有1.5米，还比卡帕大3岁。但她非常自信，也很强悍，对于怎样让男人爱上自己这件事，塔罗可以说是一个大师。

  她第一次遇到卡帕时，觉得这个人虽然很帅，但是过于野心勃勃，并没有多大好感。之后感情才慢慢产生，她教他生活的技巧，担当他的经纪人；他教她摄影。他们互补。

  K：小说里有很多他们之间的性爱描写。这种炽烈的爱，是否和战争的氛围有关？

  S：在战争中，随时随刻都会产生危险，对爱的感觉也更深更真，爱到骨头里去，肾上腺激素分泌旺盛，感觉永远是最后一天，对性对爱的需求都是很强烈的。

  K：后来这两人为什么闹翻了？

  S：起先两人的照片都是用卡帕的名字签名。但慢慢地，塔罗想要独立，她抱怨：“我不存在，我谁都不是”。这是矛盾的开始。

  另一方面，卡帕很爱吃醋，一直猜疑塔罗是更爱他，还是前男友。而塔罗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男人为了她争风吃醋，排了队邀请她吃晚饭，这些卡帕都没有办法接受。

  塔罗的爱情观非常前卫。她的这种困境，现代女性应该会有共鸣。

  K：塔罗最后的死亡有点像宿命，她死得太离奇了！

  S：是的，她已经从最危险的战场上下来，搭了一辆车准备回去。结果汽车猛打方向盘，塔罗被一辆坦克车刮擦，十吨重的铁履带从她腹部压过去。当她奄奄一息被送到医院时，她问护士：“我的相机找到了吗？”护士摇头。随后，塔罗说完最后一句话“太遗憾了，那是架新相机”就去世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情节，那个护士对塔罗的印象很深刻。

  K：塔罗死后，卡帕痛不欲生，但他后来还是不断地有许多艳闻，究竟是怎么回事？

  S：塔罗的葬礼刚好是她27岁生日那天。葬礼结束后，塔罗的兄弟粗暴地打了卡帕，卡帕连根指头都没有还手。事实上，歉疚每时每刻折磨着他，因为是他教会了塔罗摄影。

  卡帕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连续15天，拒不吃饭，也不和任何人说话。当他15天后走出来，亨利·卡蒂埃-布勒松说，那已经是“迥然不同的一个人，愈来愈虚无、尖锐。一个绝望的人”。之后，卡帕有过很多漂亮的女朋友，包括英格丽·褒曼，但是他再也不相信任何承诺，再也不愿意过有家庭有孩子、平稳平淡的生活。

  K：1938年，卡帕跟随伊文思来中国拍摄抗日战争，随身带着塔罗的照片。此后一直到死，他都是在不停地冒险？

  S：他当时来中国的时候可能抱有一种自毁的倾向，希望在战场上有一颗子弹结束他的生命和痛苦。随后他发现，只有继续战地摄影事业，才能够摆脱塔罗之死的阴影。

  K：所以说，卡帕其实一直爱着塔罗？

  S：是的，卡帕非常爱她。我认为在这场爱情中，卡帕才是弱者，因为有一句话：爱得越深，失去越多。卡帕的爱比塔罗的爱更深，所以他是脆弱的，也值得同情。

  K：如果塔罗没有死去，你觉得这个故事的结局会怎样？

  S：（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聪明的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但他们不会有厌倦。不过也不能说是幸福，只能说会很精彩。

  K：如果让你选择，你会做卡帕，还是塔罗呢？

  S：西班牙女权主义者会希望我成为卡帕（笑），但我还是愿意站在塔罗这一边。因为很多人知道卡帕，但不知道塔罗，这不公平，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女性。

等待卡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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