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小淘气 2015-11-12 0

可比对剑桥经济史

草坪上的蒸汽人 2016-01-17 0

还没看完，英法百年战争的来龙去脉很清晰有趣，汉萨同盟部分也很好，但是已经开始找不到北，到了东欧部分彻底搞不清楚地理了

Hankensai 2016-05-21 0

狼與香辛料的背景介紹

Lakshmi 2012-09-01 0

翻译的术语与这个时代有距离

renzhen 2017-02-13 0

简明的文字丰富的内容再加上查询不懂的词语所增加的知识面作为对欧洲历史入门的一本书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无敌睡觉猫 2014-08-10 1

欧洲如何从黑暗时代进入到大航海时代的，这本书可以给出答案。详尽的数据以及史实。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圣殿骑士团！

灵心雨默 2013-06-16 0

好书

sIDNEY 2016-09-21 0

趣味很多

xajh1997 2017-04-10 0

没读完

你又赢了 2014-04-11 0

非常好！

无敌睡觉猫 2014-08-10 1

欧洲如何从黑暗时代进入到大航海时代的，这本书可以给出答案。详尽的数据以及史实。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圣殿骑士团！

[已注销] 2014-07-23 1

开局奖励——贸易操纵力+10%、贸易距离+15%；汉萨造船工业——轻型船只花费-20%；流程化贡献义务——全国省份贸易力量+20%……

小淘气 2015-11-12 0

可比对剑桥经济史

草坪上的蒸汽人 2016-01-17 0

还没看完，英法百年战争的来龙去脉很清晰有趣，汉萨同盟部分也很好，但是已经开始找不到北，到了东欧部分彻底搞不清楚地理了

Hankensai 2016-05-21 0

狼與香辛料的背景介紹

Lakshmi 2012-09-01 0

翻译的术语与这个时代有距离

renzhen 2017-02-13 0

简明的文字丰富的内容再加上查询不懂的词语所增加的知识面作为对欧洲历史入门的一本书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灵心雨默 2013-06-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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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读完

我想说两句

贸易霸权的转移与汉萨同盟的兴衰

林耀国 2010-07-29 15赞

    汉萨同盟可能是中世纪晚期经济社会史上最令人着迷的一个角色，它存在了四百多年的时间，一度控制了整个波罗的海和北海，在西欧、北欧拥有霸权,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历史学家汤普逊就赞叹说：“像汉萨这样的团体，过去从来没有过；在商业史上也不曾见过像汉萨这样取得影响广阔且持续时间久远的成就。”
    也正如汤普逊所言，汉萨同盟的兴起，“深深植根于历史中，其产生背景是巨大的商业活动传统”，它的衰亡，则“归因于近代商业世界的环境及其需要；同盟不可能理解这一近代商业世界，也不可能使自己适应它。” 于是，我们可以将汉萨兴衰这个问题转化为：“巨大的商业活动传统”是什么？“近代商业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同盟为什么“不可能”适应这种变化。

一
    我们把西欧漫长的一千年历史统称为“中世纪”，但实际上，在“中世纪”内部的不同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面貌有着巨大差异。我们已经知道，罗马帝国衰亡之后，西欧的城市仍然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繁荣，“日耳曼人入侵后以后商业得以保持，同时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以及作为商业工具的商人也得以继续存在。” 直到7世纪时，穆斯林势力兴起，迅速扩张并且封闭了地中海，导致西欧的城市衰落。
西欧的这一“黑暗时代”大约持续到了12世纪。此后逐渐地，人口增殖，大量荒地被开垦，农业产量上升，城市复兴，连接东西方的贸易通道重新打通，于是出现了一个“生机勃勃、面貌一新、迈步前进的新欧洲，总之更像古代的欧洲，而不像加洛林时的欧洲。因为新欧洲恢复了古代欧洲作为一个城市地区的那种基本特征。”
    不仅如此，“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超越了罗马欧洲的经济发展所打倒的范围，不是停止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而是广泛地蔓延到德意志，并且意志延伸到维斯杜拉河。那些在基督纪元开始之时只有很少的琥珀和毛皮商人经过的、在我们祖先看来就像非洲中心一样荒凉的地区，现在到处都是繁荣的城市。……人们如同在地中海一样在波罗的海和北海航行。……正如意大利的城市将穆斯林从地中海赶了回去一样，在12世纪时德意志的城市也将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北海和波罗的海赶了回去，条顿人的汉萨同盟的船舶满布在这两个海上。”
    了解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汉萨同盟“产生背景是巨大的商业活动传统”。
    在这里，不必赘述汉萨同盟形成的复杂过程，商人以逐利为本,共同的利益使德意志商人（无论在德意志境内还是在伦敦、布鲁日）趋向于联合，北德意志地区的城市开始结盟，至迟到13世纪末，汉萨同盟已完全形成。最开始，同盟的宗旨是保护其商人的生命财产，保证商路的畅通，《卢卑克法》中即规定，“每个城市应全力以赴地保卫海洋，反对海盗及其他为非作歹之徒，使海上商人能够自由地进行贸易” 。同时同盟定期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城市事务的立法问题，并在一些领域采用共同的民法和刑法，汉萨对近代国际法和海洋法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比如后来英帝国的航海法基本上就是汉萨同盟的海洋法）。但是很快，同盟就变得野心勃勃，开始对外扩张，以获得垄断性的商业利益。
    同盟在西、北欧取得了广泛的特权，而手段无非两种：贿赂，或者暴力。在当时的西、北欧诸国，王权衰落，诸侯割据，财源枯竭，不少统治者都乐于以商业特权来换取汉萨商人的巨额贷款或者“津贴”。比如，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为了继续进行对法战争，以出口特权作为抵押，换取汉萨同盟的经济支持，汉萨商人因此一度控制了一些英国港口的出口税管理权，以及重要矿藏的开采权。爱德华四世为争夺王位，也接受汉萨同盟的大笔资助，作为回报，双方于1474年签订《乌得勒支条约》，同盟商人在英国，除得享爱德华四世及前代英王所授予的特权之外，还不受英国法庭的司法管辖。在出口税方面，汉萨商人的特权也十分惊人，比如每出口一匹呢绒坯布，英国商人应税14便士，汉萨商人只缴12便士，其它国家的商人则为33便士，此外还要缴12便士的补助税。
    通过这种方式，汉萨同盟建立起了著名的四大“商站”，所谓的商站，实际上就是租界、殖民据点，“这种商业侨居地在其建立的国家中享有司法豁免权，因而亦为母邦领土在国外之延伸部分，在其商人中实行德意志法律。汉萨同盟并没有为此类特权付出任何代价，在同盟的观念中，不存在互惠关系。”晚到19世纪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据点、加拿大哈得逊湾公司的皮货站，也都叫“商站”
    在这些商站中，汉萨严格实行排外制度。比如诺夫哥罗德商站的章程规定，不得与俄国商人发生任何金融借贷关系，不得与其它国家的商人合伙开设商号，不得代售其它国家商人运抵诺夫哥罗德的任何商品。同时，还严禁诺夫哥罗德本地商人在波罗的海进行商业航行。为了垄断市场，汉萨同盟甚至颁布命令，禁止荷兰人学习俄语。
贿赂之外，汉萨还使用武力。要垄断贸易，就必须确立对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制海权，于是，汉萨不断侵入北欧的丹麦、瑞典和挪威,并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汉萨最终击溃北欧三国是在1367年-1370年。1367年的9月19日，同盟召开了著名的科隆会议，各城市的代表团确认：联合起来装备军舰，补充给养，而地处偏远的城市则须提供资金，任何拒绝入盟的城市均不许与汉萨同盟的任何城市进行贸易。
   同盟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到1370年，丹麦国会强迫国王沃迪马签署了《施特拉尔松协定》，通过协定，汉萨同盟在此后的15年里，收取斯堪尼亚岁入的2/3，占据各军事据点，自由航行于尚德海峡，在15年内拥有对丹麦国王推举结果的否决权，一旦继任的国王敢于反对汉萨的特权，那么就会被废黜。此外，汉萨同盟还取得了大量其它特权和优惠权。
   此时，汉萨同盟达到极盛，其势力东起诺夫哥罗德，西至伦敦、布鲁日，其南北轴线则从科隆延伸到卑尔根，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同盟更居于主宰地位。
   仅以斯堪尼亚半岛一些重要渔场的捕鱼权为例，汉萨商人获得垄断特权，以致于当地居民竟不能在自己国家的水域中捕鱼。据当时的旅行家描述，夏天从尚德海峡去普鲁士的途中，大约看到了4万只平底船在作业，估计有30万人被汉萨商人雇用，沿岸50英里的海岸上，搭满了供人居住的木棚，而为了供应这几十万人，还有大量船只往返于各地市场，运送葡萄酒、啤酒、面粉以及蔬菜。遥想这一盛况，不禁让人感叹。

二
    正如李斯特所说：“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撒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 汉萨的霸权来自于实力。一旦力量发生消长，汉萨的霸权当然就衰落下去。
    从15世纪末开始，在汉萨势力范围内，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开始兴起，纷纷挑战它的霸权。首先是俄国，1494年，莫斯科大公将汉萨商人从诺夫哥德罗逐走，并关闭了汉萨商人开设的贸易市场；半个世纪后，尼德兰国家兴起，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取代了布鲁日的地位，布鲁日商站关闭；1559年，挪威国王用武力驱逐不愿意加入挪威国籍的汉萨商人，卑尔根商站关闭；1598年，伦敦商站关闭。
    除了商业网络被破坏外，海上霸权也逐渐丧失。1500年，荷兰在波罗的海的船只已经超过汉萨。1579年，伊丽莎白女王给伦敦商人颁发特许状，组建东方大陆公司，打破了汉萨的商业垄断。
    和英国、荷兰等新兴的民族国家相比，汉萨同盟的弱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同盟组织结构松散，“不存在能够证明所有城市都曾出席的汉萨同盟全体会议，没制订过一项队所有通常被认为是汉萨成员有约束力的决议，没有为收集各方面定期捐纳所依据的成员花名册，更没有普遍公认的法规，没有共同防御方针，也没有全体成员都参加的战争。 ”
    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下，各个城市加入同盟的唯一动力是自身的利益，当同盟处于扩张阶段，大家都得到好处，也乐于参与。但是随着近代商业的发展，新的贸易和工业国际环境出现，同盟各城市的利益也发生变化，内部纠纷愈演愈烈，尤其是沿海城市和内地城市、东部城市和西部城市之间的矛盾，后期发展到比较严重的地步。
    此外，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始终存在。律贝克虽坐第一把交椅，但在同盟内部，并非如当年雅典或斯巴达一样，在各自领导的联盟内拥有霸权。
    第二、同盟的军事力量存在致命缺陷。同盟并不拥有常备军，只是靠各城市派出自己的海陆军参战，联军均临时组建，协同作战的能力值得怀疑。同盟确实拥有巨大的财力，但是为军事行动筹款，需要各个城市开会讨论，效率低下。
    近代民族国家起家，与战争关系重大。由于确立了中央集权体制，使其财政汲取能力、军队的规模和战斗力都非城市国家或联盟所能比。有了强大的武力，贸易霸权也就随之发生转移。布罗代尔曾这样描述英国崛起的过程：“意大利商人兼银行家在16世纪遭到排挤；汉萨商人在1556年被剥夺了优惠待遇，斯塔尔会馆1595年又遭没收；格雷欣为了和安特卫普对抗，才在1566至1568年间创建皇家交易所的前身；股份公司事实上正是为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一决雌雄而建立的；1651年的航海条例针对荷兰；18世纪来势凶猛的殖民政策与法国为敌。”
    有论者认为，英国、荷兰的崛起，是“自由贸易”原则战胜了汉萨的重商主义传统，重商主义必然导致保守、封闭。还有论者举出安特卫普的例子，认为当时安特卫普坚持“自由贸易”原则，宣称“为了各国和操各种语言的商人的利益”，因此万商云集、贸易量迅速超过汉萨的城市。但是，不要忘记，“自由”的安特卫普，繁荣不过昙花一现，它的竞争对手阿姆斯特丹采用截断河流的卑鄙手段，直接掐断了它的经济命脉。
    其实，近代西欧的民族国家，没有一个不是通过战争获得垄断特权的，商业上的优势，都是靠打出来的。17、18世纪，英国通过四次英荷战争、七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最终击败荷兰和法国，取得了欧洲商业霸主的地位。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它更是赤裸裸地使用武力，无论是在印度还是非洲，英国都是通过战争来逐走自己的竞争对手。
    另以18世纪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例，华人移民当时控制着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荷兰殖民者靠正常的商业竞争根本无法取胜，于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宣布垄断贸易，只允许华商生产蔗糖，其它产品一律不得涉足，亦不得自行运销蔗糖。到1740年，殖民者干脆直接对华人进行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溪屠杀事件，数以万计的华人遇难，他们的产业被荷兰商人侵夺。

三
    回顾汉萨的兴衰史，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市场并不处于“自然状态”中，国家权力（不管是城市国家还是民族国家）无时无刻不在干预市场。市场能创造出财富，但是决定财富分配的，不仅仅是市场，更是国家的实力。在处理国际贸易关系时，要竭力建立和追求排他性的贸易垄断和霸权，要通过扼制其它国家的贸易发展来保护本国的经济。这种霸权的争夺和转移，就是近代国家兴衰的原因。
    第二、“近代商业世界”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比如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新大陆的发现、经济关系的货币化等等，但最根本的，还是民族国家这种政治组织方式的兴起。
和中世纪的城市国家相比，民族国家规模更大，权力集中，能够最有效地把财政力量和军事力量结合起来，对内提供福利和安全保障，对外进行扩张。可以说，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就是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它取代了盛极一时的工商业城市及其联盟。
    进一步地讨论上述两个结论，我们看到，今天的“主流”声音，对“市场”充满了迷信，自由主义者宣称：（1）市场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可以自动校正波动、实现自我平衡。（2）市场活动所有参与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每个人追求私利，自然就能导致经济的全面增长。（3）经济增长的自然规律是渐进的、连续的、线性的。
从这三个信条出发，自由主义者认为，17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也就是“现代市场”从西欧扩展到全球的历史，国际贸易能自然而然地培育和平与合作。“民主和平论”“贸易和平论”都是这种逻辑的产物。
    与自由主义相对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市场也许有助于创造财富，却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对于市场的参与者来说，自己的得失胜负，比财富总量增长的快慢要重要得多。市场的逻辑和国家的逻辑是根本不相容的，国家追求的是实力，实力强大，就可以垄断资源，垄断市场，还可以改变经济往来的规则，使之有利于自己，从而积累起比别国更多的财富。吉尔平更指出：“实力生来就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一个国家实力的获得必然是另一个国家实力的损失。这一事实构成了实力增长不平衡规律及其重要性的基础。” 于是就有激烈的、赤裸裸的国家间竞争。
    这是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我们回顾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事实。所谓的自由贸易原则，从来没有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而只停留在“主流”经济学著作的纸面上，或者说，是借以掩盖血腥事实的借口。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真正兑现过自由贸易的承诺，自由贸易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用以挑战已有的贸易垄断或为自身经济扩展而建构的意识形态。市场是有国界的，如果一国的武力不足以保卫本国商人“自由贸易”的权利，那么，贸易就“自由”不了。马士说得很清楚，“那时是一个独立和海盗式远征的时代——已占有据点的人，竭力排斥其他人的沾润；而入侵者则争取贸易自由，但当他们得手后，又反过来使自己的利益成为独占。”而今天的时代，何尝又有本质改变？

关于中世纪以来的税收

陈毓秀 2015-01-01 14赞

就西方国家而言，税收确实曾被视作对私有财产的一种侵犯，而在当代不少无政府主义群体里，他们对此也抱有同样的看法。

中世纪其实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同样他们也没有公共事务的概念，尤其在查理曼帝国崩溃以后在欧洲形成的封建社会中，人君自食其邑是公认原则，所谓的领地事务往往只是国君/领主的私事，与普通平民没有瓜葛，他们或许要服劳役和军役，但不必为此掏钱。因此早年英国国王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王室直辖领地提供的地产收入以及某些特权转让获得的回报，比如赋予市镇的自治权或者允许农民使用山林，这些都不是现代意义的税收。

(需要注意的是，领主的特权并不被视为对财产的侵犯，而是经传统、习惯和神明赋予的，天经地义。所谓iberty与其翻译成自由，不如翻译成私性契约特权。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特权，拥有特权天经地义，重要的是不能侵犯其他人的特权，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就是源出于此。但是领主的有些特权，后来妨碍到了经济的发展，因此被赎买。)

直到出现按惯例与各阶级都没有关系，但如今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的事务时，比如全国性的战争、民生工程，所谓的公共事务才真正出现，国王召集各阶级代表，大贵族、主教、修道院长以及日后的自治城镇市民，商讨各阶级各自该出多少份额的钱，然后各自摊派，这就是日后三级会议/巴力门的起源，原为筹款而诞生，彼时人们往往并不关注国王/领主是如何使用这笔钱。

起初这些超出管理范围的公共事务并不多见，因此国会召开并不频繁，视情况而定。但随着中世纪中后期的经济腾飞，因为商贸或者领地纠葛，乃至国王本身的野心不同国家、领地间发生越来越多的争端，战争的烈度与人数也逐步提高，因此国会召开的频率越来越高，间隔也越来越短，国会的筹款也越来越变成一种惯例。再加上因为经济的发展，很多时候随同国王劳师远征并不划算，佃农也希望拥有更多的自由，而国王也乐意雇佣常备军，因此替代劳役和军役的免役钱开始出现。这些构成了日后税收的雏形。

由于中世纪中后期战争烈度不断变大，国王的领地收入越来越不足以支撑战争开销，不得不乞求于国会，向国会希求更多的拨款。国会，即国内各阶级也不是财神爷，比如英法百年战争之所以如此漫长，部分原因就在于经常出现英王打到一半就没钱了不得不回国与国会扯皮要钱。于是国会经常与国王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争端与妥协，最终获得了对财政使用的管理权，并形成了惯例：不经国会批准就不能收税。如果我们将此视之为宪政的核心的话，那么早在中世纪立宪主义就已经在欧洲各国形成并发展壮大了。

立宪主义出现的重要因素在于力量双方的势均力敌，双方彼此不能奈何，形成了微妙的平衡，一旦出现一方打破平衡，尤其是国王一方打破平衡，那么立宪主义就岌岌可危了。这导致战争中临时的摊派，变成一种惯例或者说国王的特权，而这与中央集权的加深成正相关。中央集权的加深，使得国家机器生产更多的官吏，官吏于是征收更多的税收，税收供养更多的常备军，常备军更好地为中央集权服务，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阿克顿勋爵称之为“新兴专制对古老自由的胜利”，按照欧陆史学家的说法，这叫“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

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以及他们之间的争霸就像癌细胞使正常细胞病变，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得不变法图强，这样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税收绕过国会向民众摊派，就好像东方国家一样（在中世纪，所谓的东方国家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埃及一类“哔—”政体），国君可以武断征税。由于国会是国内各阶级的代表，因此绕过国会收税相当于不经人民的同意而从人民手中抢钱。无奈的是，因为国家机器的强势，民众越来越没有反抗能力。

对绝对主义国家的反击，来自于尼德兰的独立与英格兰的革命。严格来讲，这两场斗争都并非我们现在所谓的革命，而是对传统的复辟，人们重新确认了不经人民代表同意就不能收税的原则，除此之外皆是暴政。从宪法斗争的角度来讲，整个十八世纪的欧洲，是立宪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争夺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争斗，这场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以英国在每一个战场上都予以胜出而告终，以至于绝对主义的代表国家，路易十四的法兰西以大革命的形式宣告绝对主义宪制的最终破产。

当人类迈入十九世纪，英格兰的小政府主义与辉格贵族自由主义成为全世界的普世价值，英格兰成为列国的模范国家，一如十七世纪的法兰西是列国的模范国家。由贵族与资产阶级共治的政府对高昂财政有天然的抵触，因为最终税收多半是落在他们头上，所以他们是小政府天然的盟友。

但随着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民主化进程，普选权利范围的扩张促使国家机器越来越庞大，税收也越来越高。这在一战和二战后尤为明显，平民议员取代了贵族绅士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复原的军人，以及劳工们已经习惯战时的高待遇，福利国家成为世界的模范国家。而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税收和越来越臃肿的官僚机器，于是绝对主义国家完成了对立宪国家的身后报复。

给予任何人以福利，从摇篮养到坟墓所需并不亚于时刻准备战争，虽然其表面上遵守了不经议会同意不能纳税的原则，但这实质上是对富人的抢劫，使得整个国家都没有劳动的欲望和进取心，不过是民主版本的共产主义。同时由于再也没有认真劳作的必要，人们只会越来越倾向一时的享受，不再重视积累，因为积累已经没有必要。

而文明在于积累，而不是享受，前者代表对未来有稳定的预期，后者代表现世的生活才是最大的宗教，我死后谁管它洪水滔天。用尼采的术语来讲，一个人从超人变成末人或许非常容易，只要向腐败的深渊轻轻一跃，就能与其在广场上的同类盈盈笑笑，不知今夕何夕。

学者当追求作品的不朽

木木 2007-12-27 7赞

汤普逊一生著述不多，但个个都是精品。本书的出版到现在70多年了吧，但依然是每个世界经济是学者案头所必不可少的。
我们大陆性学者，做不到这一点。有些学者的论著，说成是垃圾，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包括某些“名家”在内。
其实并不在于他们本人，而在于当前的学术圈内的制度和学术氛围。学术制度是：不出论著就不能得到奖金，甚至评不上职称。职称这个东西太害人了。但是，仅有这个还不足以说明事情。国内学界习惯于相互吹捧，不习惯于批评。这和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有极大关系——不习惯于“撕破脸皮”。一部作品出来了，绝少有批评的声音。即使有批评，也是很委婉，读起来不疼不痒，起不到“批评”的作用。就像北大一名博士批评天津师大某著名教授的那篇论文一样，所举论据个个正中要害；但是语气委婉得就像一个温驯的小丫环用极其柔和的声音对男主人说：“老爷，该吃药了。”
中国学者对同仁不习惯于撕破脸皮，但是对国外学者却敢大张旗鼓地批判——反正不认识，也就无所谓脸皮不脸皮了。其中以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彭慕兰的《大分流》所受口诛笔伐尤多。弗兰克与彭慕兰及王国斌同属加州尔湾学派，对经济史研究有独到的思路和方法，在西方经济史学界有极高地位。《白银资本》固然有其不足之处，然而同国内学界某些论著相比，《白银资本》优点点9，缺点1；国内某些论著则相反——优点1，缺点9。为何优点1缺点9的得不到批判，反而是有点9缺点1的受到了狂轰滥炸般的“优待”呢？这很值得国内学界好好反思了。
李伯重先生也被看作尔湾学派中的一员。事实上，在我看来，滨下武志先生的思想也和他们是一类的。这个学派完全不管传统史学持一种什么样的观点，而是用所有的史料来分析提出新的史学观点，而这种观点和传统的史学观点是严重冲突的，即：直到18世纪末，东亚在经济等各领域仍然是占有优势的，此时西方在经济上并没有压倒东方。
尔湾学派的一些列论著掀起了一场思想界的地震，甚至把它说成是一场史学革命一点也不为过。
为何要在评论汤普逊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的时候要讲尔湾学派呢？因为在我看来，尔湾学派和汤普逊的治学方法、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所以尔湾学派的观点和汤普逊没有冲突。但即使是研究领域一样，所持观点也不会冲突。汤普逊根据史料精心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最大程度上接近客观事实；尔湾学派同样如此。但问题是，尔湾学派之前的一些学者，对于一些史实视而不见，用主观想象来代替客观事实，用战争的结果证明经济水平的高低，用后来的结果说明之前的情况——这些都是极其错误的。
汤普逊的作品固然伟大，值得我们认真研读；而产生伟大作品的治学理念和思想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贸易霸权的转移与汉萨同盟的兴衰

林耀国 2010-07-29 15

    汉萨同盟可能是中世纪晚期经济社会史上最令人着迷的一个角色，它存在了四百多年的时间，一度控制了整个波罗的海和北海，在西欧、北欧拥有霸权,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历史学家汤普逊就赞叹说：“像汉萨这样的团体，过去从来没有过；在商业史上也不曾见过像汉萨这样取得影响广阔且持续时间久远的成就。”
    也正如汤普逊所言，汉萨同盟的兴起，“深深植根于历史中，其产生背景是巨大的商业活动传统”，它的衰亡，则“归因于近代商业世界的环境及其需要；同盟不可能理解这一近代商业世界，也不可能使自己适应它。” 于是，我们可以将汉萨兴衰这个问题转化为：“巨大的商业活动传统”是什么？“近代商业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同盟为什么“不可能”适应这种变化。

一
    我们把西欧漫长的一千年历史统称为“中世纪”，但实际上，在“中世纪”内部的不同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面貌有着巨大差异。我们已经知道，罗马帝国衰亡之后，西欧的城市仍然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繁荣，“日耳曼人入侵后以后商业得以保持，同时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以及作为商业工具的商人也得以继续存在。” 直到7世纪时，穆斯林势力兴起，迅速扩张并且封闭了地中海，导致西欧的城市衰落。
西欧的这一“黑暗时代”大约持续到了12世纪。此后逐渐地，人口增殖，大量荒地被开垦，农业产量上升，城市复兴，连接东西方的贸易通道重新打通，于是出现了一个“生机勃勃、面貌一新、迈步前进的新欧洲，总之更像古代的欧洲，而不像加洛林时的欧洲。因为新欧洲恢复了古代欧洲作为一个城市地区的那种基本特征。”
    不仅如此，“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超越了罗马欧洲的经济发展所打倒的范围，不是停止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而是广泛地蔓延到德意志，并且意志延伸到维斯杜拉河。那些在基督纪元开始之时只有很少的琥珀和毛皮商人经过的、在我们祖先看来就像非洲中心一样荒凉的地区，现在到处都是繁荣的城市。……人们如同在地中海一样在波罗的海和北海航行。……正如意大利的城市将穆斯林从地中海赶了回去一样，在12世纪时德意志的城市也将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北海和波罗的海赶了回去，条顿人的汉萨同盟的船舶满布在这两个海上。”
    了解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汉萨同盟“产生背景是巨大的商业活动传统”。
    在这里，不必赘述汉萨同盟形成的复杂过程，商人以逐利为本,共同的利益使德意志商人（无论在德意志境内还是在伦敦、布鲁日）趋向于联合，北德意志地区的城市开始结盟，至迟到13世纪末，汉萨同盟已完全形成。最开始，同盟的宗旨是保护其商人的生命财产，保证商路的畅通，《卢卑克法》中即规定，“每个城市应全力以赴地保卫海洋，反对海盗及其他为非作歹之徒，使海上商人能够自由地进行贸易” 。同时同盟定期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城市事务的立法问题，并在一些领域采用共同的民法和刑法，汉萨对近代国际法和海洋法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比如后来英帝国的航海法基本上就是汉萨同盟的海洋法）。但是很快，同盟就变得野心勃勃，开始对外扩张，以获得垄断性的商业利益。
    同盟在西、北欧取得了广泛的特权，而手段无非两种：贿赂，或者暴力。在当时的西、北欧诸国，王权衰落，诸侯割据，财源枯竭，不少统治者都乐于以商业特权来换取汉萨商人的巨额贷款或者“津贴”。比如，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为了继续进行对法战争，以出口特权作为抵押，换取汉萨同盟的经济支持，汉萨商人因此一度控制了一些英国港口的出口税管理权，以及重要矿藏的开采权。爱德华四世为争夺王位，也接受汉萨同盟的大笔资助，作为回报，双方于1474年签订《乌得勒支条约》，同盟商人在英国，除得享爱德华四世及前代英王所授予的特权之外，还不受英国法庭的司法管辖。在出口税方面，汉萨商人的特权也十分惊人，比如每出口一匹呢绒坯布，英国商人应税14便士，汉萨商人只缴12便士，其它国家的商人则为33便士，此外还要缴12便士的补助税。
    通过这种方式，汉萨同盟建立起了著名的四大“商站”，所谓的商站，实际上就是租界、殖民据点，“这种商业侨居地在其建立的国家中享有司法豁免权，因而亦为母邦领土在国外之延伸部分，在其商人中实行德意志法律。汉萨同盟并没有为此类特权付出任何代价，在同盟的观念中，不存在互惠关系。”晚到19世纪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据点、加拿大哈得逊湾公司的皮货站，也都叫“商站”
    在这些商站中，汉萨严格实行排外制度。比如诺夫哥罗德商站的章程规定，不得与俄国商人发生任何金融借贷关系，不得与其它国家的商人合伙开设商号，不得代售其它国家商人运抵诺夫哥罗德的任何商品。同时，还严禁诺夫哥罗德本地商人在波罗的海进行商业航行。为了垄断市场，汉萨同盟甚至颁布命令，禁止荷兰人学习俄语。
贿赂之外，汉萨还使用武力。要垄断贸易，就必须确立对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制海权，于是，汉萨不断侵入北欧的丹麦、瑞典和挪威,并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汉萨最终击溃北欧三国是在1367年-1370年。1367年的9月19日，同盟召开了著名的科隆会议，各城市的代表团确认：联合起来装备军舰，补充给养，而地处偏远的城市则须提供资金，任何拒绝入盟的城市均不许与汉萨同盟的任何城市进行贸易。
   同盟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到1370年，丹麦国会强迫国王沃迪马签署了《施特拉尔松协定》，通过协定，汉萨同盟在此后的15年里，收取斯堪尼亚岁入的2/3，占据各军事据点，自由航行于尚德海峡，在15年内拥有对丹麦国王推举结果的否决权，一旦继任的国王敢于反对汉萨的特权，那么就会被废黜。此外，汉萨同盟还取得了大量其它特权和优惠权。
   此时，汉萨同盟达到极盛，其势力东起诺夫哥罗德，西至伦敦、布鲁日，其南北轴线则从科隆延伸到卑尔根，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同盟更居于主宰地位。
   仅以斯堪尼亚半岛一些重要渔场的捕鱼权为例，汉萨商人获得垄断特权，以致于当地居民竟不能在自己国家的水域中捕鱼。据当时的旅行家描述，夏天从尚德海峡去普鲁士的途中，大约看到了4万只平底船在作业，估计有30万人被汉萨商人雇用，沿岸50英里的海岸上，搭满了供人居住的木棚，而为了供应这几十万人，还有大量船只往返于各地市场，运送葡萄酒、啤酒、面粉以及蔬菜。遥想这一盛况，不禁让人感叹。

二
    正如李斯特所说：“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撒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 汉萨的霸权来自于实力。一旦力量发生消长，汉萨的霸权当然就衰落下去。
    从15世纪末开始，在汉萨势力范围内，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开始兴起，纷纷挑战它的霸权。首先是俄国，1494年，莫斯科大公将汉萨商人从诺夫哥德罗逐走，并关闭了汉萨商人开设的贸易市场；半个世纪后，尼德兰国家兴起，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取代了布鲁日的地位，布鲁日商站关闭；1559年，挪威国王用武力驱逐不愿意加入挪威国籍的汉萨商人，卑尔根商站关闭；1598年，伦敦商站关闭。
    除了商业网络被破坏外，海上霸权也逐渐丧失。1500年，荷兰在波罗的海的船只已经超过汉萨。1579年，伊丽莎白女王给伦敦商人颁发特许状，组建东方大陆公司，打破了汉萨的商业垄断。
    和英国、荷兰等新兴的民族国家相比，汉萨同盟的弱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同盟组织结构松散，“不存在能够证明所有城市都曾出席的汉萨同盟全体会议，没制订过一项队所有通常被认为是汉萨成员有约束力的决议，没有为收集各方面定期捐纳所依据的成员花名册，更没有普遍公认的法规，没有共同防御方针，也没有全体成员都参加的战争。 ”
    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下，各个城市加入同盟的唯一动力是自身的利益，当同盟处于扩张阶段，大家都得到好处，也乐于参与。但是随着近代商业的发展，新的贸易和工业国际环境出现，同盟各城市的利益也发生变化，内部纠纷愈演愈烈，尤其是沿海城市和内地城市、东部城市和西部城市之间的矛盾，后期发展到比较严重的地步。
    此外，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始终存在。律贝克虽坐第一把交椅，但在同盟内部，并非如当年雅典或斯巴达一样，在各自领导的联盟内拥有霸权。
    第二、同盟的军事力量存在致命缺陷。同盟并不拥有常备军，只是靠各城市派出自己的海陆军参战，联军均临时组建，协同作战的能力值得怀疑。同盟确实拥有巨大的财力，但是为军事行动筹款，需要各个城市开会讨论，效率低下。
    近代民族国家起家，与战争关系重大。由于确立了中央集权体制，使其财政汲取能力、军队的规模和战斗力都非城市国家或联盟所能比。有了强大的武力，贸易霸权也就随之发生转移。布罗代尔曾这样描述英国崛起的过程：“意大利商人兼银行家在16世纪遭到排挤；汉萨商人在1556年被剥夺了优惠待遇，斯塔尔会馆1595年又遭没收；格雷欣为了和安特卫普对抗，才在1566至1568年间创建皇家交易所的前身；股份公司事实上正是为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一决雌雄而建立的；1651年的航海条例针对荷兰；18世纪来势凶猛的殖民政策与法国为敌。”
    有论者认为，英国、荷兰的崛起，是“自由贸易”原则战胜了汉萨的重商主义传统，重商主义必然导致保守、封闭。还有论者举出安特卫普的例子，认为当时安特卫普坚持“自由贸易”原则，宣称“为了各国和操各种语言的商人的利益”，因此万商云集、贸易量迅速超过汉萨的城市。但是，不要忘记，“自由”的安特卫普，繁荣不过昙花一现，它的竞争对手阿姆斯特丹采用截断河流的卑鄙手段，直接掐断了它的经济命脉。
    其实，近代西欧的民族国家，没有一个不是通过战争获得垄断特权的，商业上的优势，都是靠打出来的。17、18世纪，英国通过四次英荷战争、七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最终击败荷兰和法国，取得了欧洲商业霸主的地位。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它更是赤裸裸地使用武力，无论是在印度还是非洲，英国都是通过战争来逐走自己的竞争对手。
    另以18世纪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例，华人移民当时控制着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荷兰殖民者靠正常的商业竞争根本无法取胜，于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宣布垄断贸易，只允许华商生产蔗糖，其它产品一律不得涉足，亦不得自行运销蔗糖。到1740年，殖民者干脆直接对华人进行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溪屠杀事件，数以万计的华人遇难，他们的产业被荷兰商人侵夺。

三
    回顾汉萨的兴衰史，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市场并不处于“自然状态”中，国家权力（不管是城市国家还是民族国家）无时无刻不在干预市场。市场能创造出财富，但是决定财富分配的，不仅仅是市场，更是国家的实力。在处理国际贸易关系时，要竭力建立和追求排他性的贸易垄断和霸权，要通过扼制其它国家的贸易发展来保护本国的经济。这种霸权的争夺和转移，就是近代国家兴衰的原因。
    第二、“近代商业世界”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比如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新大陆的发现、经济关系的货币化等等，但最根本的，还是民族国家这种政治组织方式的兴起。
和中世纪的城市国家相比，民族国家规模更大，权力集中，能够最有效地把财政力量和军事力量结合起来，对内提供福利和安全保障，对外进行扩张。可以说，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就是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它取代了盛极一时的工商业城市及其联盟。
    进一步地讨论上述两个结论，我们看到，今天的“主流”声音，对“市场”充满了迷信，自由主义者宣称：（1）市场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可以自动校正波动、实现自我平衡。（2）市场活动所有参与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每个人追求私利，自然就能导致经济的全面增长。（3）经济增长的自然规律是渐进的、连续的、线性的。
从这三个信条出发，自由主义者认为，17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也就是“现代市场”从西欧扩展到全球的历史，国际贸易能自然而然地培育和平与合作。“民主和平论”“贸易和平论”都是这种逻辑的产物。
    与自由主义相对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市场也许有助于创造财富，却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对于市场的参与者来说，自己的得失胜负，比财富总量增长的快慢要重要得多。市场的逻辑和国家的逻辑是根本不相容的，国家追求的是实力，实力强大，就可以垄断资源，垄断市场，还可以改变经济往来的规则，使之有利于自己，从而积累起比别国更多的财富。吉尔平更指出：“实力生来就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一个国家实力的获得必然是另一个国家实力的损失。这一事实构成了实力增长不平衡规律及其重要性的基础。” 于是就有激烈的、赤裸裸的国家间竞争。
    这是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我们回顾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事实。所谓的自由贸易原则，从来没有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而只停留在“主流”经济学著作的纸面上，或者说，是借以掩盖血腥事实的借口。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真正兑现过自由贸易的承诺，自由贸易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用以挑战已有的贸易垄断或为自身经济扩展而建构的意识形态。市场是有国界的，如果一国的武力不足以保卫本国商人“自由贸易”的权利，那么，贸易就“自由”不了。马士说得很清楚，“那时是一个独立和海盗式远征的时代——已占有据点的人，竭力排斥其他人的沾润；而入侵者则争取贸易自由，但当他们得手后，又反过来使自己的利益成为独占。”而今天的时代，何尝又有本质改变？

关于中世纪以来的税收

陈毓秀 2015-01-01 14

就西方国家而言，税收确实曾被视作对私有财产的一种侵犯，而在当代不少无政府主义群体里，他们对此也抱有同样的看法。

中世纪其实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同样他们也没有公共事务的概念，尤其在查理曼帝国崩溃以后在欧洲形成的封建社会中，人君自食其邑是公认原则，所谓的领地事务往往只是国君/领主的私事，与普通平民没有瓜葛，他们或许要服劳役和军役，但不必为此掏钱。因此早年英国国王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王室直辖领地提供的地产收入以及某些特权转让获得的回报，比如赋予市镇的自治权或者允许农民使用山林，这些都不是现代意义的税收。

(需要注意的是，领主的特权并不被视为对财产的侵犯，而是经传统、习惯和神明赋予的，天经地义。所谓iberty与其翻译成自由，不如翻译成私性契约特权。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特权，拥有特权天经地义，重要的是不能侵犯其他人的特权，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就是源出于此。但是领主的有些特权，后来妨碍到了经济的发展，因此被赎买。)

直到出现按惯例与各阶级都没有关系，但如今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的事务时，比如全国性的战争、民生工程，所谓的公共事务才真正出现，国王召集各阶级代表，大贵族、主教、修道院长以及日后的自治城镇市民，商讨各阶级各自该出多少份额的钱，然后各自摊派，这就是日后三级会议/巴力门的起源，原为筹款而诞生，彼时人们往往并不关注国王/领主是如何使用这笔钱。

起初这些超出管理范围的公共事务并不多见，因此国会召开并不频繁，视情况而定。但随着中世纪中后期的经济腾飞，因为商贸或者领地纠葛，乃至国王本身的野心不同国家、领地间发生越来越多的争端，战争的烈度与人数也逐步提高，因此国会召开的频率越来越高，间隔也越来越短，国会的筹款也越来越变成一种惯例。再加上因为经济的发展，很多时候随同国王劳师远征并不划算，佃农也希望拥有更多的自由，而国王也乐意雇佣常备军，因此替代劳役和军役的免役钱开始出现。这些构成了日后税收的雏形。

由于中世纪中后期战争烈度不断变大，国王的领地收入越来越不足以支撑战争开销，不得不乞求于国会，向国会希求更多的拨款。国会，即国内各阶级也不是财神爷，比如英法百年战争之所以如此漫长，部分原因就在于经常出现英王打到一半就没钱了不得不回国与国会扯皮要钱。于是国会经常与国王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争端与妥协，最终获得了对财政使用的管理权，并形成了惯例：不经国会批准就不能收税。如果我们将此视之为宪政的核心的话，那么早在中世纪立宪主义就已经在欧洲各国形成并发展壮大了。

立宪主义出现的重要因素在于力量双方的势均力敌，双方彼此不能奈何，形成了微妙的平衡，一旦出现一方打破平衡，尤其是国王一方打破平衡，那么立宪主义就岌岌可危了。这导致战争中临时的摊派，变成一种惯例或者说国王的特权，而这与中央集权的加深成正相关。中央集权的加深，使得国家机器生产更多的官吏，官吏于是征收更多的税收，税收供养更多的常备军，常备军更好地为中央集权服务，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阿克顿勋爵称之为“新兴专制对古老自由的胜利”，按照欧陆史学家的说法，这叫“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

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以及他们之间的争霸就像癌细胞使正常细胞病变，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得不变法图强，这样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税收绕过国会向民众摊派，就好像东方国家一样（在中世纪，所谓的东方国家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埃及一类“哔—”政体），国君可以武断征税。由于国会是国内各阶级的代表，因此绕过国会收税相当于不经人民的同意而从人民手中抢钱。无奈的是，因为国家机器的强势，民众越来越没有反抗能力。

对绝对主义国家的反击，来自于尼德兰的独立与英格兰的革命。严格来讲，这两场斗争都并非我们现在所谓的革命，而是对传统的复辟，人们重新确认了不经人民代表同意就不能收税的原则，除此之外皆是暴政。从宪法斗争的角度来讲，整个十八世纪的欧洲，是立宪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争夺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争斗，这场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以英国在每一个战场上都予以胜出而告终，以至于绝对主义的代表国家，路易十四的法兰西以大革命的形式宣告绝对主义宪制的最终破产。

当人类迈入十九世纪，英格兰的小政府主义与辉格贵族自由主义成为全世界的普世价值，英格兰成为列国的模范国家，一如十七世纪的法兰西是列国的模范国家。由贵族与资产阶级共治的政府对高昂财政有天然的抵触，因为最终税收多半是落在他们头上，所以他们是小政府天然的盟友。

但随着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民主化进程，普选权利范围的扩张促使国家机器越来越庞大，税收也越来越高。这在一战和二战后尤为明显，平民议员取代了贵族绅士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复原的军人，以及劳工们已经习惯战时的高待遇，福利国家成为世界的模范国家。而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税收和越来越臃肿的官僚机器，于是绝对主义国家完成了对立宪国家的身后报复。

给予任何人以福利，从摇篮养到坟墓所需并不亚于时刻准备战争，虽然其表面上遵守了不经议会同意不能纳税的原则，但这实质上是对富人的抢劫，使得整个国家都没有劳动的欲望和进取心，不过是民主版本的共产主义。同时由于再也没有认真劳作的必要，人们只会越来越倾向一时的享受，不再重视积累，因为积累已经没有必要。

而文明在于积累，而不是享受，前者代表对未来有稳定的预期，后者代表现世的生活才是最大的宗教，我死后谁管它洪水滔天。用尼采的术语来讲，一个人从超人变成末人或许非常容易，只要向腐败的深渊轻轻一跃，就能与其在广场上的同类盈盈笑笑，不知今夕何夕。

学者当追求作品的不朽

木木 2007-12-27 7

汤普逊一生著述不多，但个个都是精品。本书的出版到现在70多年了吧，但依然是每个世界经济是学者案头所必不可少的。
我们大陆性学者，做不到这一点。有些学者的论著，说成是垃圾，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包括某些“名家”在内。
其实并不在于他们本人，而在于当前的学术圈内的制度和学术氛围。学术制度是：不出论著就不能得到奖金，甚至评不上职称。职称这个东西太害人了。但是，仅有这个还不足以说明事情。国内学界习惯于相互吹捧，不习惯于批评。这和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有极大关系——不习惯于“撕破脸皮”。一部作品出来了，绝少有批评的声音。即使有批评，也是很委婉，读起来不疼不痒，起不到“批评”的作用。就像北大一名博士批评天津师大某著名教授的那篇论文一样，所举论据个个正中要害；但是语气委婉得就像一个温驯的小丫环用极其柔和的声音对男主人说：“老爷，该吃药了。”
中国学者对同仁不习惯于撕破脸皮，但是对国外学者却敢大张旗鼓地批判——反正不认识，也就无所谓脸皮不脸皮了。其中以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彭慕兰的《大分流》所受口诛笔伐尤多。弗兰克与彭慕兰及王国斌同属加州尔湾学派，对经济史研究有独到的思路和方法，在西方经济史学界有极高地位。《白银资本》固然有其不足之处，然而同国内学界某些论著相比，《白银资本》优点点9，缺点1；国内某些论著则相反——优点1，缺点9。为何优点1缺点9的得不到批判，反而是有点9缺点1的受到了狂轰滥炸般的“优待”呢？这很值得国内学界好好反思了。
李伯重先生也被看作尔湾学派中的一员。事实上，在我看来，滨下武志先生的思想也和他们是一类的。这个学派完全不管传统史学持一种什么样的观点，而是用所有的史料来分析提出新的史学观点，而这种观点和传统的史学观点是严重冲突的，即：直到18世纪末，东亚在经济等各领域仍然是占有优势的，此时西方在经济上并没有压倒东方。
尔湾学派的一些列论著掀起了一场思想界的地震，甚至把它说成是一场史学革命一点也不为过。
为何要在评论汤普逊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的时候要讲尔湾学派呢？因为在我看来，尔湾学派和汤普逊的治学方法、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所以尔湾学派的观点和汤普逊没有冲突。但即使是研究领域一样，所持观点也不会冲突。汤普逊根据史料精心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最大程度上接近客观事实；尔湾学派同样如此。但问题是，尔湾学派之前的一些学者，对于一些史实视而不见，用主观想象来代替客观事实，用战争的结果证明经济水平的高低，用后来的结果说明之前的情况——这些都是极其错误的。
汤普逊的作品固然伟大，值得我们认真研读；而产生伟大作品的治学理念和思想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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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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