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名士，自风流！
2013-04-21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狄更斯写在《双城记》里的第一句话。那么，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如果说两宋三百年是文人的天堂，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当是经济学家的天堂。然而，偏偏有一位自诩“中国经济学第一人”的人，却要“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偏自投。”他，就是以一己之力，挑战北大，挑战学术界，挑战一切社会丑恶现象的邹恒甫。对此，我们不仅要问，是时代有病还是邹恒甫癫狂？
《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虽然是邹恒甫自己编著的一本传记，但却没有直接给出问题的答案，因为它想带给读者的，只是在你读完这本书每每掩卷回味的时候，邹恒甫这个人会随时站在你的面前；只是当你读完这本书后，突然觉得那些早已见怪不怪的社会乱象，现在我们再也不能麻木，再也不能有意识地去逃避，更不能去同流合污。这就是我读完这本书的感受，也是我对该书内容简介中“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理想”之问的回答。借用一个流行的词，这就是这本书带来的正能量。而如何评判邹恒甫，“羡慕—佩服—困惑－矛盾—喜欢”，则是我在读这本书时的心路历程。
羡慕，因为他是神童，是天才，是具有国际水平的“三流”经济学家，是精通诗词歌赋、历史哲学的全才。看看书中他的经历，还有信手拈来的文史哲和新新古典诗歌，便可以管窥豹。另外还听说，邹恒甫的精力充沛过人，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其他时间就是工作、读书，写作，当然还有，骂人。面对这样一尊大神，我们可以淡定地不妄自菲薄，但却很难做到不羡慕嫉妒甚至恨，这是人之本性。
佩服，因为他耐得住寂寞，坚决不走“学而优则仕”的世俗老路，而是钻研“形而上”的学问，以致于落了个“四海无人对夕阳”的境况；因为他敢于用自己的标准，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骂了个遍，把中国经济学教育翻了个底朝天。对一个学者而言，侃侃而谈不难，奋笔疾书也不难，难的是实干；更因为他是一位眼里容不下一丁点沙子的斗士，敢于挑战一切社会丑恶现象而不惧代价，不问结果。
困惑，因为弄不清楚他这么做的目的。以常人之情之心度之，邹恒甫犯不上，也没必要做中国的堂吉诃德，因为这个时代是经济学家最好的时代。再以“理性经济人”理论度之，作为经济学家的邹恒甫简直“傻”到家了。中国的体制和文化怪胎，简直就是“马太效应”的沃土，凭他头上的光环,或许只要他少说几句不带刺的话，要想“官商学通吃，权钱色并收”并不难。可他为何却要剑走偏锋，让自己成为一个悲情人物？
矛盾，因为“聪明”的我和全世界人民一样，都知道他的一个个挑战，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因此，从内心深处，我真心希望他，能有哪怕一点点的妥协，这样的话，对于他本人以及他一生所追求的事业，都是有益无害的。毕竟，要想改变现实，首先要学会在现实中生存，在现实中强大，但我也知道，这是世俗的生存哲学，如果邹恒甫也这样去想去做的话，他就不是邹恒甫，这本书也不会起一个“我就是邹恒甫”的名字。
喜欢，是因为他的真实，他的可爱。在书中，这个谁都敢骂的“狂人”，却因师友董辅礽、杨小凯、拉丰的相继离开而发出“三星同陨，使我感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常”的感慨，这让我感受到他真实的一面；在书外，他不顾自己的“身份地位”，不怕公众笑话或说三道四，而是很“投入”地在微博上推广自己的新书：“巴曙松，你的粉丝上千万，这本书的营销就交给你了”，“张维迎、蔡洪滨、樊刚，他们看完《最后的狂人》大呼过瘾啊！”“北大如果有人买此书，北大校方会不会把此人开除？”“中国经济学第一人的书能让你失望吗？”“如果学经济学，此书必须人人都有。此书对了解当代经济学人物是太好了。”这样的句子，幽默、好玩，却又让人感到这是一个心不设防的“顽童”邀你去河边戏水，因此，听他骂人也好，被他骂也好，我们可能不赞同他骂的方式，不赞同他骂的内容，但对他却狠不起来，这就是本真之美。
我们常说真善美，但仔细品位，只有“真”才是“善”和“美”之母。人们常用返璞归真来形容一个人的洒脱，而张培刚老先生那句“恒甫好啊，人难永葆赤子之心”，则让返璞归真邹恒甫身上显得有点臃肿。因为如果“真”能够永葆，“返璞”就是多余。这样的人，就像“射雕三部曲”中的老顽童周伯通，只要他不直接触犯别人的利益，正邪两路的人对他都会喜欢得不得了。
邹恒甫，是名士，是才华横溢，学术地位和贡献无法抹杀，但却饱受争议的名士；是斗士，是桀骜不驯，有着传统士大夫情结，但又有现代视野的斗士。这是《最后的狂人》里的邹恒甫自画像。然而，当我们去思考“邹恒甫会不会是最后的狂人”的时候，或许会发现“名士”、“斗士”只不过是他的大致轮廓，是表象，而一个从不掩饰、不伪装自己真性情的“潇洒哥”，这才是真实的邹恒甫，才是邹恒甫的灵魂。而因为他的本真，以致于当我们读懂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原来只有这个让我们一直困惑不解的“怪人”，才是唯一正常的人。
真名士，自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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