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证据说话，什么是好的思维方式

      知道熊秉元，是因为前段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钱江晚报》上姚先国老师为熊教授的《优雅的理性：用经济学眼光看世界》写的推荐序“感受经济学的理性之美”。拜读该书后，便被书中字里行间流淌出来的经济学理性之美所折服。

    作为来自宝岛台湾但近年来在大陆地区风生水起的法律经济学领军人物，熊教授可谓一发不可收拾。继《优雅的理性》后，最近又几乎同时出版了《解释的工具：生活中的经济学原理》《正义的成本：当法律遇上经济学》两本书。三本书连着读下来，渐渐有了些味道。

    三本书在制作上可以说是纯正的高大上，这和熊教授的儒雅气质与优雅文字完全匹配。这种品质不仅体现在精美大方的装帧设计上，更重要的是，姚先国、茅于轼、贺卫方三位管理学、经济学、法学领域名家的倾情作序，可谓先声夺人，让我们在接收到“熊来了”讯号的同时，希望能尽快进入熊式法律经济学的奇妙世界。
  
   如果说《优雅的理性》以经济学散文的方式，带领读者用经济学眼光看周围世界，而《正义的成本》则以法律经济学的专业视角，用经济学思维来分析几乎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而少有人去触碰的“正义”之成本，那么，《解释的工具》无疑是两者之间的过度地带，即经济学是一种好的思维方式，以及正因此，经济学才能向各个学科扩张，从而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在书中作者用生活中的故事为引子，用启发读者思考而非灌输的方式，介绍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然后用这些原理去解读政治、社会、法律领域的问题，在“解释—解读”的过程中，启发读者形成一种好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好的思维方式，听起来或许有点抽象和不够低调，但没关系。正如熊秉元在接受和讯网采访时反复强调的“用证据说话”那样，只有例证才最有说服力。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在书中举的政治学和法学领域的两个案例，然后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后指出"民主，正义的理念当然好，但要落实为可操作的好制度往往比较困难，而培养好的思维方式可以从现在做起！

    案例1：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多数服从少数。
    假定a、b、c 3个小组，每组3人，共9个人分两轮按照民主原则投票，第一轮先在每个小组内部按照少数服从多数投票，第二轮3个小组按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如果a、b两组各有2人，即共4人选甲，c组3人都不同意选甲，那么，按照游戏规则，甲当选，但事实上9人中，5个人是不同意选甲的。
   可见，民主是个好东西，已经不证自明，但我们不能总停留在抽象空洞的概念上，从经济学角度或者技术层面，探讨可操作的民主规则似乎更为重要，否则，坏的游戏规则是可以让好的原则变味的。

    案例2 当法律遇上经济学，正义的成本便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难题
    假设有6个小孩在铁道边玩耍，其中1个看到前面警示标识而待在原地，其余5人没有看到而继续走向危险地带。火车突然开过来后，如果只能在伤害1个和伤害5个之间选择的话，是伤害遵守规则的1个，还是伤害不遵守规则的5个？如果每个人价值平等的话，保护多数的代价就是惩罚正确的，究竟如何取舍才是对的？
   
   或许，类似这些问题都没有，也不应该有标准答案，因为无论是价值层面，还是实际操作，很多问题都是见仁见智的，特定情境下需要做不同取舍。但如果我们能形成一种好的思维方式，然后用这种思维方式去观察身边的人和事，或许会别有一番洞天。而这，我认为是熊秉元这本书的最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