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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对世界的思考的都会有所发现，也难免有所不足。一个还算公正的人，一个非别有用心的人，对于别人的研究成果应该持一种客观理智的态度，而不应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有甚者，对某一作品可能是囫囵吞枣的阅读后，便扭曲作者原意、夸大不足之处，从而对作品进行狂轰乱炸，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就像多年前，王朔的《我看金庸》一样。金庸的作品，王朔坦诚他没有完整的看过一本，就这样竟然有鼻子有眼的把金庸批了一通，但姜毕竟是老的辣，金庸对此置之不理，王朔愈战愈勇，但最终只能狂吠几声而不了了之。
近期，有幸拜读了热度急遽飙升的“民族主义”学者们的作品，感受匪浅。但拜读的第一本是让我很失望的《中国不高兴》，因为整本书可以用“很大很空很凌乱”来形容。因为“主义”是要引领社会思潮，改造社会规范和人的灵魂的，对于内政外交、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关键领域，反对什么，提倡什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是应该有一套系统化、理论化、逻辑严密、论证充分的理论体系的，而这些，在《中国不高兴》中是看不到的。所幸的是回过头来发现了王小东的《天命所归是大国》，让我较全面系统的了解了“民族主义”。
无论什么主义，如果离开了客观、科学的治学宗旨，离开了“爱国主义”的前提，只能是“伪主义”，甚至是“毒主义”。《天命所归是大国》旗帜鲜明的反对“逆向种族主义”和“新儒家主义”，提倡“尚武精神”，于是有人批判说，王小东等人是在鼓吹“文革”思想；王小东强烈反对西方霸权主义，提倡中国要迈开脚步，挺起腰来，壮大实力特别是国防实力，在国际事务中勇于承担大国责任，又有人批判说王小东是在鼓吹纳粹思想，是唯恐天下不乱。看来，有些事就像作者在书中所说的，“中国，无论自己怎么认识，无论怎么韬光养晦，西方都把你看做是大国”，“相反，无论中国怎么做，逆向种族主义都会说中国不好”，看来，“敌人反对的，就是我们提倡的，敌人提倡的，就是我们反对的”这话不假。那么，如何评判民族主义呢？当然，最客观、最稳妥的办法是留给历史，但是，天命无限而人命苦短，我们可能无法见证历史，因此，只能从“主义”本身去品评。
作者在书中曾说，“民族主义，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能成为超级大国的的一种情感和价值观”，可见，单从作者的出发点看，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爱国主义。那么“民族主义”所反对和批判的东西，是否客观？是否是出于自己所宣扬的爱国主义的出发点？作者所批判的主要有三：一是批判“逆向种族主义”的自我矮化和扬西贬中；二是批判寄希望于西方道德感化而自废武功式的的愚蠢认识；三是批判对中西文化和民族主义的错误认识。在批判的同时，作者旗帜鲜明的提出自己主张：一是崇尚“至为重要的大国魂”和尚武精神；二是发展民主，用民主凝聚人心，保卫人权；三是制度创新，发展科技，壮大国防，练好内功；四是中国要走出去，要做英雄的国家。下面逐一分析：
1、中国无法不显其大，这是客观现实，也被很多学者所预言。事实上，中国的硬件和块头是世界不可忽视也不敢忽视的，虽然，中国现阶段的问题不少，如硬件与软件极度不对称，严重的腐败问题，生存空间和资源受到限制等，但其人口、面积、经济规模，民族凝聚力等加在一起的话，其潜在力量之大，举世无双。这么说，不是有意将民族主义引入“狂妄自大”的泥潭，而是尊重历史，尊重世界。请问，20实际30年代的中国与今天相比如何？但即使那样，中国没有像同时代的西方某些国家，短短几个月就向法西斯德国投降，而硬是挺到最后，迎来胜利的曙光。今日之中国，无论哪方面已远胜于昔日，如无内忧外患，强大势在必行。早在2003年，作为中国高层智囊之一的何新曾说过：“中国改革将进入针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务实时代。自邓小平发动改革以来中国若干最危险的时期都已度过。中国近年之进步令人刮目相看，中国人民之智慧与伟大举世无双。中国之知识界新生代也日臻聪明、成熟，西方及海外设置的主要意识形态骗局已多被揭破，很难再骗倒中国人。五十年内，中国必会走向经济、文化及政治的全面复兴，成为主导未来世界的轴心国家。”先贤之言，每每泄露天机。
当然，中国历史文化也好，现实状况也好，也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有的问题如不解决，会演变成事关存亡的大问题。如鲁迅批判的“阿Q精神”，柏杨批判的“丑陋的劣根性”，吴思在《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中批判的中国历史真实的生存游戏，以及公认的腐败问题等等。以上作品我也拜读过，窃以为很多观点还算客观，因为鲁迅也好、柏杨、吴思也好，他们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出发来揭示、批判问题。但是，不能把所有批判中国缺点的人加在一起称为“逆向种族主义”，也不能以“西方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为由来拒绝自我批判。这是我对“民族主义”的建议。但是，至于那些处处矮化中国，不加选择的崇拜西方的“逆向种族主义”自然是要批判和反对的，因为我们不能自卑自弃，也不能自大自负。
2、强大是建立在综合国力的基础上的，而政治文明、经济繁荣、国防强大、科技进步正是大国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实力决定座次，这是真理，也是常识，战争年代如此，和平时代同样如此。有人批评说民族主义就是鼓动中国要在世界上“用拳头说话”，对于持这种观点的人，我只能说要么是愚蠢，要么是别有用心。举个简单的例子，某人身体健康，别人建议他虽然现在没有病，但仍需要加强锻炼，因为强健的身体可以增强免疫力。这不但没有错，而且很有必要，可偏偏有人说身体好好的大可不必，让您锻炼身体的人是教您锻炼好身体去打架。
只有国家强大了，才有能力保护国家的财富不被掠夺，才有能力保卫他的人民不受欺凌，才能用正义公平的价值观引导世界秩序，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指望西方精英的良心发现，指望用我们的和平诚意感化，恐怕遥不可及。我们即是强大也不称霸，我们和平崛起但不挑战国际秩序，这是我们对世界的承诺，但我们决不因惶惶之言而停止前进。
3、用民主制度实现民族主义的目标。作者反对“新儒家主义”，虽然，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有值得吸收的文化精髓，但时移世易，重塑秩序的只能是集传统文化与自由民主精髓于一体的荣辱观和法治秩序，而非传统的儒家思想。只有民主才能激励人去爱国，同样，只有民主才能保障绝大多数人的人权；同样，也只有民主才能保障统一，防止分裂。当然，并不是因为全球化，必须要发展民主，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全球化我们是要持审慎态度的，但对民主，确是坚定不移的。因为，民主早已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从形式上的民主到实质意义上的民主，因为形式上的民主，可能会造成不公平，甚至多数人的暴政。降低民主成本，发挥民主的积极功能，任重道远，《天命所归是大国》从民主与统一，民主与人权的角度阐述了“民族主义”者关于民主的认识而已，至于民主的实现形式则不在此讨论范围之内。
综上，王小东的“民族主义”可算拳拳之心，淳淳之导，而绝非打着“爱国”旗号来贩卖私货得别有用心者，因为，是民族主义者，必然首先是爱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