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美学与心理学——一

从杂乱的书堆中刨出了敦敦实实的两卷本的《电影美学与心理学》之后，我第一次知道了米特里：在电影世界中，还有这般学识渊博的牛人！ 那是1979年岁末。一年前恢复身份的中国电影家协会还在北京新影厂的老楼里办公。东侧的一间小屋里，堆放着老一代“洋务派”在“文化大革命”前收集的外文书刊。我钻在故纸堆里翻翻捡捡，为《世界电影》的前身《电影艺术译丛》选题备稿。我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囫囵吞枣般读完了洋洋洒洒的两大卷《电影美学与心理学》，然后，认认真真完成了书中“蒙太奇的心理学”一小节译文，郑重其事交给编辑部领导邵牧君、陈笃忱和沈善。经前辈翻译大家徐昭先生精心校订，译稿变成铅字，刊印在1980年第三期《电影艺术译丛》上。这是我的第一篇正儿八经的电影理论译文。“文化大革命”年代，我从部队复员到工厂，业余时间借“批林批孔”之名阅读了《法的精神》、《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法国革命史》、《一八七一年公社史》这类允许阅读的法文版经典原著。以这种阅读经验托底儿，尽管暌违专业十多年，我总算不怵理论思维逻辑。 《蒙太奇的心理学》中译文发表后，引起了始料未及的反响。香港浸会大学林年同先生参加中国电影研讨会后，顺访影协，与我晤面，希望日后见到《电影美学与心理学》的全译本。张骏祥老师托友人询问这本书的翻译计划，希望早日读到更多文字。郑雪来先生希望我为他主编的刊物添几页米特里的文章。我知道，那时候，传统的“蒙太奇”正与新锐的“长镜头”交锋，“文学派”与“影像派”也论战正酣，而米特里的论述毕竟是可以借用的“思想甲胄”。1982年，访问意大利归来的程季华先生告诉我，在“中国电影回顾展”上，代表团见到了米特里，米特里为“发现”中国电影兴奋不已，也为他的著述有了中译文而高兴。1983年冬，参加了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的米特里又致信程季华，表达了自己的喜悦和兴奋。他说：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看了一系列影片，对中国电影的历史概貌有了一些了解，现在集中观看了谢晋的影片之后，相信谢晋跻身世界电影导演之林而毫不逊色。这些讯息拉近了我和米特里的距离：原来米特里是这样亲近中国电影的法国友人！ 一九八〇年代是理论思维的激情汪洋恣肆的年代。我在抠持巴赞的《电影是什么？》的同时，也赶译了《电影美学与心理学》的几节文字。为了及早通盘了解米特里，我还译介了克里斯蒂安•麦茨评述《电影美学与心理学》的长文《当代电影理论问题》，发表于《世界电影》，然后，一鼓作气完成了《电影美学与心理学》第一卷的初译稿。 1985年2月，我随同中国电影代表团来到巴黎。这是我第一次踏出国门。经法中友协的白熙雍女士（Marion　Blank）的安排，我专程到米特里的家中拜访了这位电影理论先贤。如今，时光流逝了四分之一世纪，我已经淡忘我们交谈的话题，只记得坐在书案后的米特里的和蔼微笑，只记得他站在门口挥手道别的身影，只记得他的温暖话语“您是我的中国知音”，只记得我们相约北京…… 1985年8月4日，我作为中国影协书记处书记，正式发函邀请米特里偕夫人访华，为影协一年前开办的“暑期国际电影讲习班”授课。青年学者翘首以待米特里的光临。但是，世事难料。不久，我收到了米特里写于11月4日的回函：“……因需接受重症外科手术，我不得不推辞您的盛情邀请。虽盼偕夫人访问中国，拜会我的中国电影界朋友，但长途旅程会使术后康复的人犹堪疲惫，况且，我深感无力胜任讲座之劳，也无力与您和您的同行认真讨论美学和电影理论问题。我为在你们的伟大国家得到认知、赞赏和译介而不胜荣幸，衷心感谢您作为译者和知音参与我的著作。我为不能成行而深感遗憾。但如蒙同意，亦如白熙雍夫人给我的建议，若健康允许，我切盼明年九月上半月访问北京。”一年多后，身患肺癌经过手术和化疗仍未康复的米特里，于1987年5月26日再次来函，希望北京之约顺延至次年九月或十月……1988年1月15日，传来米特里病逝于巴黎的不幸消息。中法电影文化交流史的令人期待的一页与我们失之交臂，成了留在我心中的一件憾事、一缕幽思和一段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