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希望的理由

    我承认古代和现代世界之间的确存在极大的差异，我将在文中提到下列差异： 今日世界拥有更为庞大的人口数和更具毁灭性的科学技术；当今各国之间紧密相连，一旦发生崩溃，将蔓延全球，而非只是局限在部分地区(看起来好像是一幅悲观黯淡的景象)。过去，复活节岛民没能解决地区性的小问题，那么现代世界又如何希望能够转危为安，解决这些全球性的大问题呢?     那些因上述想法而心怀沮丧的人经常问我：“贾雷德，你对世界未来是持悲观态度还是乐观态度?”我的回答是，“我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这句话的意思是，从一方面来看，我承认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如果不下定决心去解决它们，或是行动失败的话，那么整个世界的生活水平就会在几十年里下降，或许变得更为糟糕。这也就是为何我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决定把大部分的工作精力用于说服人们认真地对待我们的环境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就会成为痼疾。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我们现在开始行动，问题还是能够解决的。这也就是为何我和妻子在17年前生孩子，因为我们看得到希望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我们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虽然面临极大的危机，而最严重的危机可能不是我们能掌控的，就像每一亿年便可能有一颗小行星撞上地球。然而，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因此我们是掌控者，可以选择不让问题继续恶化下去，并着手解决问题。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不需要新科技来解决问题，虽然新科技可能会有所作为，但大部分问题“只是”需要政治力量来实施已有的解决方案。当然，这个“只是”非同小可，但很多社会在过去已经施展了这类政治魄力。我们现代社会已有坚定的意向去解决部分问题。     第二个理由是环保思想在世界各地越来越普及，虽然这种思想由来已久，1962年《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加速了环保思想的传播。环境保护运动的支持队伍日益壮大，各种高效的环保组织犹如星星之火。这不单单发生在美国和欧洲，连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然而，在环境保护运动兴起的同时，人类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大。这就像我在本书前面章节所提到的，目前的处境犹如一场激烈的赛马比赛，结果未卜；我们看中的那匹马不一定会输，但也不能确保一定会赢。     如果我们想要成功，不要失败的话，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的选择很多，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对此我将在补充阅读章节举例讨论。就社会整体而言，本书所探讨的那些过去人类社会可提供许多教训。我认为下面两种选择是关系到成败的重点： 有没有长期计划、是否愿意反省核心价值。同时它们也是关乎个人成败的关键。     其中一个选择在于是否有胆识从长计议，着眼于长期发展，当问题初露端倪又尚未酿成危机时，就率先做出大胆勇敢的决定。这种决策和短期、应急式的对策完全相反，我们选举出的政客在制定决策时通常采用的是后者。就像我那位与政客们交游广阔的朋友所形容的“90天焦点”，即只把目光放在以后90天内可能发生的危机。与这些比比皆是的短期对策坏例子相反的是有胆有识的长期决策。过去社会、当代的非政府组织、企业和政府都制定过这类决策。当过去的人类社会面临森林消失的危机时，复活节岛和芒阿雷瓦岛的酋长只看到眼前利益，然而德川幕府、印加皇帝、新几内亚高地居民，以及16世纪德国的君主却能着眼于长期发展，植树造林。同样地，中国的领导人近几十年来也在推广造林运动，并在1998年下令禁止砍伐原生林。今天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为了推动长期、健全的环保政策而努力。在商业界，美国那些长期发展稳定的企业(如宝洁公司)会很早就能预见问题并及时将其解决，而不是等到危机发生后再被迫检视公司的政策。另外，我还在上文提到过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处，用以预测未来几十年内可能发生的情况。     有些政府和领导人也有过大胆、成功的长期计划。过去30年里，在美国政府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国内6种主要空气污染物的浓度已下降25%，尽管同期能源消耗和人口数都增加了40 %，而汽车里程数也上升了150%。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毛里求斯的政府都意识到，为了长期健康的经济着想，必须大力投资公共卫生，以避免爆发热带疾病，致使经济受损。这笔投资成为近年来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口众多的巴基斯坦在1971年分裂为两部分，东边的孟加拉国独立后施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手段，降低人口增长率；而西边的巴基斯坦则放任人口增长，目前在全球人口总数排行榜上位居第六。印度尼西亚前环境部长艾米尔·萨利姆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前总统乔奎因·巴拉格尔都是长期关心环境问题的政府领导人，对本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例子体现出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对环境问题具有大胆、长期的想法，由此让我对未来抱有厚望。     在过去人类社会所做出的残酷?定中，其中一项包括忍痛取舍价值观。他们必须决定哪些价值观可以在新变化的环境下继续保留，而哪些视若珍宝的价值观必须舍弃，或是采用不同的做法。格陵兰的维京人将自己定位为欧洲人、基督徒和农业社会，拒绝放弃这些价值观，最后以死亡告终。反之，蒂科皮亚岛民深明大义，将破坏生态环境的猪赶尽杀绝，尽管猪是他们惟一的大型家畜，也是美拉尼西亚社会主要的地位象征。澳大利亚目前也在重新审视将自己定位为英国的农业社会是否合适。冰岛、印度过去的多种姓社会，以及仰赖于灌溉用水的现代蒙大拿牧场主，都能把群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因此他们成功地做到资源共享，避免常见的“公有地悲剧”发生。中国政府为了控制人口问题，限制个人生育的自由。1939年，芬兰人面对强邻苏联的威胁，选择为自由而战，这种大无畏的勇气让全世界震惊，虽然芬兰人打了败仗，但还是赢了这场命运的赌注。我在1958年到1962年旅英期间，看到英国人长期以来基于政治、经济和海军强国的价值观正慢慢发生变化。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甚至更进一步，组成欧洲联盟，尽管他们曾为保卫国家主权相互争战不已。     我提到的所有这些发生在过去和现代社会重估价值观的行为尽管艰难重重，但它们都做到了。因此我认为将来充满希望。这些例子足以振奋现代第一世界国家的居民，使我们鼓起勇气重估当前的处境： 传统的消费价值观和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能够保留多少?我在上文提到过，要第一世界居民降低他们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在政治上不可能实现。然而，依照目前情况，继续冲击环境，更是不可取。这种两难困境使我想起丘吉尔在回应别人对民主的批评时所说的：“只有当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尝试过以后，才能说民主是最坏的制度。”借用这个意思，我们可以说只有当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考虑到之后，才能断言社会不可能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实际上，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虽然并不容易，但也绝非是不可能的事。这种影响是两大因素的产物，即人口数乘以人均环境影响。对于前一个因素，所有第一世界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近年来急剧下降，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如此，如人口最多的中国、人口数排名第四的印度尼西亚和排名第九的孟加拉国。日本和意大利的生育率已低于替代率，因此目前的人口数(如果不算上移民)很快就会萎缩。至于人均环境影响，如果地球上的森林和鱼类能够合理地经营，那么我们就不必降低目前木制品和水产品的消耗率，也许还有可能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