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未来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未来会是怎样一幅景象呢?保护系统是否能挺过当前的种种压力?这个国家有希望吗?     许多人包括我的多米尼加朋友们对这些问题又是众说纷纭。环境悲观主义者的论据是保护系统无法再回到巴拉格尔的铁腕保护之下，这几年资金投入不足、政策力度不够，总统们也鲜有关注，有几个还试图缩减保护区范围或将土地拍卖。大学里在这一领域成就杰出的科学家屈指可数，因此无法培育出未来的栋梁。另外，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也相当少。我的好几个朋友担忧多米尼加的自然保护系统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     然而，环境乐观主义者的主要论据是国内不断增长的、组织完善且由下至上的环境保护运动，这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他们愿意也有能力向政府挑战，我有几个在非政府组织工作的朋友因此被投入监狱，释放后愈战愈勇。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环境保护运动与我所了解的其他国家一样坚定有效。因此多米尼加与其他国家的环境保护系统命运最终如何，可用我一位朋友的话来形容：“赛马奔跑如风驰电掣，后果无法判断。”在多米尼加，无论是环境所面临的威胁还是环境保护运动的反威胁都在不断壮大，我们无法预测最终的结果。     同样地，大家对多米尼加经济和社会的前景意见不一。五位多米尼加朋友对此持极度悲观的态度，认为完全没有希望。他们对近几任政府的所作所为倍感失望，腐败无能，一味朋党勾结，近年来出现数次经济倒退的现象。这些现象包括原先占主要地位的蔗糖出口市场全面崩溃、货币贬值、自由贸易区出口商品的竞争优势不敌其他低劳工成本的国家、两家主要银行倒闭、政府一面债台高筑一面又花费无数。消费主义盛行，但远超过国家能够支持的程度。我的一位最消极的朋友认为，多米尼加共和国正朝着绝望的海地向下坡滑去，速度甚至比海地当年还要快： 海地的经济衰退持续了一个半世纪，而多米尼加共和国却在几十年里就面临崩溃的威胁。如此一来，多米尼加的首都圣多明各将会和海地的首都太子港一样穷困潦倒。在太子港，大多数人居住在生活标准低于贫困线的贫民窟，缺乏公共设施；而有钱人却在城外的别墅里饮葡萄酒。     这是多米尼加最糟糕的景象。其他朋友则认为40年来他们看着各届政府如走马灯样地变换，当前政府确实腐败无能，但到下次选举他们肯定会下台，所有下届总统的候选人看上去似乎都比本届来得强(事实上，在这次交谈的几个月后，当前政府确实落选了)。认为多米尼加拥有美好前景的最主要事实是这是一个小国，环境问题人人都看得见。同时这也是一个“面对面的社会”，政府外有知识的私人个体如果有想法可以找政府官员，这点与美国大不一样。最重要的可能是多米尼加是一个具有弹性的国家，在比当前更严峻的历史形势下都生存了下来。它承受过海地22年的占领，其后从1844年到1916年、从1924年到1930年接连不断地被腐败无能的各届总统统治，此外从1916年到1924年和1965年到1966年又被美国军事占领。随后由世界近代史上最邪恶最具破坏性的独裁者之一楚吉洛领导重建达31年。从1900年到2000年，多米尼加共和国所遭遇的社会经济变迁比新大陆任何国家都更大起大落。     由于全球化，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未来趋势不仅影响到多米尼加人，还将涉及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600英里外已成为100多万多米尼加人家园的美国。纽约目前拥有世界上第二多的多米尼加人，仅次于多米尼加的首都圣多明各。加拿大、荷兰、西班牙和委内瑞拉也有大量的多米尼加人。1962年，美国已经尝过伊斯帕尼奥拉岛以西加勒比海国家古巴所带来的威胁，因此多米尼加共和国能否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对美国而言尤为重要。     海地的未来又是如何呢?它已是新大陆最贫穷、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人口仍以每年接近3%的速度增长，整个国家在变得更贫穷，人口问题更为严重。海地不但贫穷，自然和人力资源也极端匮乏，很难看到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如果有人想通过外部世界，借助国外援助、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和私人的努力，但海地甚至缺乏有效利用外部援助的能力。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在海地投入的资金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7倍，但海地由于缺乏人才和有能力的组织，因此所获甚微。我问每个熟知海地的人关于这个国家的前景状况，答案千篇一律为“没有希望”。其中大多数人是的的确确看不到一丝曙光，小部分认为还有点希望的人也承认他们只是少数群体，这些人的理由是海地目前的森林保护区虽然很小，但还是有重新造林、扩大森林面积的可能，以及国内两大农业带所生产的粮食至少还有剩余用以供应首都太子港和北部海岸旅游区的游客。另外，海地最可观的成就是废除军队，却没有陷入分裂叛变和地方武装运动的沼泽中。     就像全球化使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未来与其他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一样，海地的一举一动也影响着世界各国。其中包括对生活在美国、古巴、墨西哥、南美、加拿大、巴哈马群岛、小安的列斯群岛和法国的海地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全球化”，两个国家休戚相关。在国界线附近，海地人们都去多米尼加打工，至少能填饱肚子，并带回几块柴火。还有一些海地的垦荒者试图滞留在多米尼加边境务农谋生，哪怕土地贫瘠到多米尼加的农民根本不屑一顾。在多米尼加的海地人有100多万，大都为非法移民，前来追求更好的经济条件和土地资源，尽管多米尼加本身也是一个穷国。因此100多万在国外的多米尼加人正好与这100多万在多米尼加的海地人相抵。如今，多米尼加境内的海地人已经占人口数的12%，从事着许多多米尼加人不愿意做的低工资高强度的工作，特别是当建筑工人，还有就是做天天弯腰砍甘蔗的农民、在旅游景点当门卫或者骑自行车送货。多米尼加的经济利用了这些廉价的海地人，但无法为他们提供教育、医疗保健和住房。在多米尼加的海地人和多米尼加人不仅经济条件不同，文化也不一样： 讲不同的语言、穿不同的衣服、吃不同的食物，从外表看上去也不一样(海地人的肤色更黑，更像非洲人)。     听完多米尼加朋友对海地人在多米尼加处境的形容后，我不禁惊讶他们与在美国的墨西哥等南美国家非法移民处境上的相似性。我听到许多这样的话：“多米尼加人不愿做的工作”、“工资少，但怎样都强过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些海地人把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都带来了”、“他们讲的话和我们不一样，看起来也比较黑”，以及“我们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为非法移民提供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在这些话语中，我只要把“海地”和“多米尼加”换成“拉美移民”与“美国人”，就变成典型的美国人对拉美移民的态度。     照目前来看，多米尼加人离开本国前往美国和波多黎各发展，而海地人则到多米尼加来。在多米尼加的海地人正在成为不断壮大的少数群体，就像美国许多地方“讲西班牙语的人”(例如拉美人)在不断增多。这对多米尼加来说，海地能否解决自身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就像拉美能否解决自身问题对美国息息相关一样。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而言，最会影响自己利益的国家就是海地。     对于海地的未来，多米尼加共和国能否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呢?乍一看，多米尼加无助于海地解决问题，因为多米尼加自己也是个问题成堆的穷国。这两个国家文化差异很大，不仅语言不同，自我形象也不一样。两国相互间的敌意根深蒂固，许多多米尼加人认为海地是非洲的一部分，因而轻视海地人；而许多海地人则怀疑外国干预。两国人民都无法忘记由对方带来的惨痛历史。多米尼加人记得19世纪海地曾入侵自己的国家，其中包括22年的占领(且不提占领带来的好处，比如废除奴隶制)。海地人也记得楚吉洛的恶行，1937年10月2日至8日，他下令用弯刀大肆屠杀住在多米尼加西北部和西保谷的20000名海地人。今日，两国政府间不是小心警惕就是心存恶意，鲜有合作。     但是这些都无法改变两大根本性事实： 多米尼加的环境与海地的环境合为一体，海地是对多米尼加影响最大的国家，两国间一些合作的迹象也开始浮出水面。例如我在多米尼加的时候，发现多米尼加的科学家们首次前往海地与该国的科学家们进行交流，而海地的科学家们也定下了回访行程。如果海地的情况最终能得到改善，我认为这肯定离不开多米尼加的参与，尽管这是当前的多米尼加人不愿意也几乎无法想象的事。然而，若多米尼加没有参与海地建设，这将是更无法想象的事。虽然多米尼加自身资源不足，但至少可以起到桥梁这一巨大作用，帮助海地探索外部世界。     过去，中国领导人有“人定胜天”的信念，认为环境破坏的问题只会影响资本主义社会，而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现在中国的环境问题迫在眉睫，领导人也对此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们的思想转变始自1972年，那年中国派遣代表团参加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然后于1973年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1998年(中国发生了前所未遇的特大洪灾)该小组升级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1983年，中国政府在理论上将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政府虽然在尽力控制环境恶化，但实际上仍以经济发展为重，并以此作为考评官员的标准。政府虽然出台了许多环境保护法规和政策，但是贯彻执行仍不够彻底。     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在问这一问题： 虽然环境问题在不断加剧，解决方案也在推陈出新，孰败孰赢尚未有定论。中国的环境问题迫在眉睫，不仅由于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更是因为中国历史的特色之一就是“摇摆不定”。对此，我曾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讨论过，中国的海岸线相对平直，没有像意大利和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大型半岛，也没有不列颠和爱尔兰那样大的岛屿，主要的河流大多平行排列，由西向东。因此在公元前221年，中国核心疆域已经实现了大统一，此后大部分时间维持统一局面。而地理上支离破碎的欧洲从未达到政治的统一。中国的政治统一使得统治者能够在广大的疆域内自主地改弦更张；对此，欧洲只能望洋兴叹。当然，改革可能马上带来转机，也可能让事情一下子变得更为糟糕(因此，我用“摇摆不定”这个词来表示)。中国的统一局面和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中国能够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派遣世界上最先进、最庞大的远洋船队访问印度和非洲；也会因为皇帝一声令下而解散船队，并将海外殖民地拱手让给微不足道的欧洲国家；对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当时的工业革命的萌芽会遭到扼杀。     统一局面给中国带来的优势和风险持续至今，在环境和人口问题的重大决策上，中国仍采取摇摆不定的态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解决问题的魄力是欧美等国的领导人们无法比拟的，例如减少人口增长的独生子女政策和1998年发出禁止砍伐森林的命令。而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也可能比欧美领导人会造成更大规模的混乱，诸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关于中国目前环境问题的后果，有一点确凿无疑，即所有事情在好转之间将变得更为糟糕，这是因为时间差和环境破坏不断加剧的缘故。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关税减免，汽车、纺织品和农产品等商品的进出口量增加，使得国际贸易更加频繁，这必然对中国造成或好或坏的巨大影响。中国的出口工业将制造成品运往国外，污染物则留给自己，这种现象正在变本加厉。一些进入中国的商品，如废品和汽车，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而这种现象也在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几个严格遵守环保标准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强制要求中国采用他们的国际环保标准，并以此作为商品出口到他们国家的条件。中国大量进口农产品可使其降低肥料、杀虫剂的用量，并减少对生产率低下的农田的利用。此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也可减少燃煤带来的污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利有弊，一方面，增加进口，减少国内生产，但这仅仅只是把环境破坏的问题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而且这已经发生在木材进口上。中国由国内砍伐木材转变成从国外进口，从而让那些木材出口国承担森林消失的危害。     悲观主义者会注意到中国存在大量危险，其一是对经济增长的重视程度高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其二，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低下，这一部分是因为教育投入不够多，中国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及第一世界国家的一半。中国的人口总数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0%，但教育经费只是全世界教育经费的1%。子女的高等教育费用对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都非同小可，一年的学费大约是一个城市工人或是三个农民一年的收入。中国目前的环保法规不成系统，缺乏有效的贯彻执行和长期结果评估。比如正在急剧消失的湿地，虽然政府已出台相关法规，但缺乏一个总体框架对其进行保护。此外，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地方官员由地方政府任命，而非总局任命，因此地方政府经常阻碍环保法规的施行。重要环境资源价格过低变相产生鼓励浪费的结果。例如用于灌溉的一吨黄河水只值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瓶矿泉水，因此农民没有节约用水的意识。再则，土地归政府所有，然后租赁给农民。一块土地在短期内可能由不同的农民耕种，因此农民不会在土地上进行长期投资或爱惜土地。     中国的生态环境还面临着更多特定危险。其中车辆数上升、三项超大工程、湿地的急剧消失等问题已初露端倪，其恶果会一直累积下去。即使中国的总人口得以控制不变，预计到2015年时平均每户家庭的人口将减少至27人，但在家庭户数上却增加了126亿户(超过美国的总家庭户数)。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鱼肉产品的消费也越?越多，肉类生产和水产养殖造成的环境问题将更为严峻，如动物和鱼类的粪便污染和鱼饲料投放过多引发的水体富营养化。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养殖国，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食用人工养殖水产品多过野生鱼类的国家。如果中国人的肉类消费量达到第一世界居民的消费水平，那么对全世界而言，影响举足轻重。就像我刚才以钢铁为例一样，当前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人均生产和消费率存在较大的差距；如果告诉中国，不要向往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中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态度。但是如果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以及当前第一世界国家都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地球必定无法承受。     尽管中国的环境问题危机四伏，不容乐观，但还是有重大转机。加入世贸组织和即将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刺激中国政府更加关注环境问题。例如为了防御沙尘暴，政府投入60亿美元开始在北京周围建立“绿色长城”或防护林带。为了减少北京的空气污染，北京市政府下令车辆改用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中国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逐步淘汰含铅汽油，而欧洲和美国经过许多年才达到这一目标。近年来，中国建立并实施最低燃油经济性标准，连SUV汽车也必须遵循此标准，而且新车废气排放也向欧洲标准看齐。     中国已经竭尽全力维护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建立了1757个自然保护区，占国土总面积的13%，此外还有动物园、植物园、野生动物繁殖中心、博物馆、基因库和细胞库等。中国还大规模使用一些环保的传统技术，例如在中国南方常见的在水稻田里养鱼。此法可将鱼的排泄物用作天然肥料，增加水稻产量，而且控制虫害和杂草，减少除草剂、杀虫剂和化肥的用量。因此在没有破坏环境的基础上，增加了饮食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中国目前的森林复育行动也欣欣向荣，自1978年开始大规模植树造林。为了防洪，1998年更是下令禁止砍伐森林，并着手实施天然森林保护工程。中国从1990年以来，经过与荒漠化的不断抗争，将近1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恢复绿化和固定沙丘。自2000年起，中国还展开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特别是针对陡坡上的耕地，并对相关农民给予谷物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