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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节岛、汉德森岛、阿纳萨兹、马雅和格陵兰维京社会等这些过去社会能否和当今的社会相提并论?他们的崩溃能否为我们提供借鉴?有人肯定会先提出否定意见：“现代世界怎么会重现古代社会的崩溃，特别是在今天的美国。对环境友善的新科技会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而古人就没有这些神奇的现代科技可用，他们不幸地遭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同时自己也作了一些愚蠢的事，如滥伐森林、过度捕猎以获取蛋白质、眼睁睁地看着表土流失、在缺水的干燥地区建立城市。再则，愚蠢的首领也没有书籍可供参考，无法从历史中获得过去的经验，只知道争权夺利、发动战争，无视人民疾苦。最后，社会一个接着一个，相继消亡，走投无路的饥民纷纷拥向尚未崩溃的社会，一起消耗社会资源。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现代人和古人完全不同，他们的经验对我们并不适用。特别是像美国，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富裕和强大的国家，环境资源丰富、领导英明、友邦昌盛且忠心耿耿、敌人弱小到不足为道，那些发生在过去社会的不幸事件肯定不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是的，过去和现代社会的确存在很大差异，最大的不同就是当今人口要比过去社会来得多，所使用的科学技术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更大。目前我们的总人口已超过60亿，人类社会拥有挖土机之类的重金属机械和核武器。而复活节岛民不过几万人，用的是石凿和人力，但他们还是毁坏了自己的生态环境，将社会推向崩溃。我们与过去社会的差别越大，意味着我们潜伏的危机也就越大。 第二个大的差异来自全球化。让我们把第一世界国家的环境问题置于一边，先来考虑当前的第三世界国家是否能从过去人类社会的崩溃中获得教训?首先，且让我们向象牙塔内那些对生态环境深有研究但从不看报纸也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生态学家请教一个问题： 目前有哪些国家最受环境压力或人口过多等问题的困扰?他们的回答会是：“答案明显到想都不用想，那些国家肯定是阿富汗、孟加拉、布隆迪、海地、印度尼西亚、伊拉克、马达加斯加、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卢旺达、所罗门群岛和索马里等。”(参见地图11)。 接着，再去问那些对环境和人口问题毫无兴趣的第一世界国家的政客，请他们说出当前哪些国家最岌岌可危，政府被推翻或瓦解，国内战争频频，整个国家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而且还给富裕的第一世界国家制造了许多麻烦，如向他们提供外援、军事援助，甚至可能需要派遣自己的军队平息叛乱、打击恐怖分子，此外难民们还会非法拥入第一世界国家。对此，政客们的回答会是：“答案明显到想都不用想，那些国家肯定是阿富汗、孟加拉、布隆迪、海地、印度尼西亚、伊拉克、马达加斯加、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卢旺达、所罗门群岛和索马里等。” 两份名单如此之相似，真让人大吃一惊。它们之间的关联显而易见，也就是古马雅、阿纳萨兹印第安部落和复活节岛的历史将在现代世界重新上演。现代社会和过去社会一样，环境问题严重和人口过多引起政治危机，最终导致政府分崩离析。当人民饥寒交迫、走投无路时，会责怪政府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因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移居国外，剩下的人则相互争夺土地、自相残杀、发动内战。人民反正已一无所有，因此成为恐怖分子，或是支持、纵容恐怖主义。 上述问题最终造成的结果有种族屠杀(如孟加拉、布隆迪、印度尼西亚和卢旺达所发生的那样)、内战或是革命(名单上大部分国家皆如此)、请求第一世界国家派遣军队(阿富汗、海地、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菲律宾、卢旺达、所罗门群岛和索马里)、中央政府的瓦解(索马里和所罗门群岛出现过类似情况)、陷入赤贫的局面(名单上所有国家均如此)。因此，现代的“国家失败”最明显的迹象就是革命、极端的政权更替、政府瓦解和种族屠杀。而在此之前都有环境和人口问题，如婴儿死亡率高、人口急剧增长、青少年和二十几岁年轻人的人口比率高，大量的失业青年在走投无路之下加入民兵组织。在环境和人口的重压之下，资源矛盾白热化，土地(如卢旺达)、水、森林、鱼类、石油和矿物等资源都是大家争夺的对象。不但是内在冲突长期无法解决，政治和经济难民也大大增加。还有些权威政体为了转移大众对其国内压力的关注，因而出兵攻打邻国。 总之，我们不必纠缠于过去社会是否与现代社会相似、能否为我们提供借鉴等问题。因为类似的悲剧近年来已经开始重演，还有一些国家摇摇欲坠。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有多少国家将重蹈覆辙? 至于恐怖分子，你可能认为许多政治杀手、自杀炸弹袭击者或是发动“9·11”的恐怖分子都受过良好教育，也有资金，而不是没有文化、走投无路的人。这是正确的，但他们还是需要穷途末路的社会来支持和纵容他们的行动。当然，任何一个社会都有残忍的狂热分子，美国也有自己的蒂莫西·麦克维［1］〖〗［1］1995年，蒂莫西·麦克维在俄?拉何马城炸死168人。——译者和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特奥多·卡克辛斯基［2］〖〗［2］1996年，特奥多·卡克辛斯基因制造和邮寄邮包炸弹，造成3人死亡。——译者。然而，一般而言，美国、芬兰和韩国这类健康的社会提供的工作机会也多，不会对狂热分子提供太多支持。 那些地处偏远的国家所面临的环境衰败和人口过多等问题，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也成为我们美国的问题。我们总是美化全球化，想象富裕先进的第一世界居民将好东西(如互联网和可口可乐)带给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居民。实际上，全球化仅仅意味着世界交流更为频繁，任何事情的影响都可能是双向的，全球化也并不仅仅局限于第一世界将好东西带给第三世界。 关于第一世界将垃圾输送到发展中国家，我已在上文提到过每年有100万吨的电器废品从几个工业国运往中国。还有一些垃圾在无意间也进行了全球运输。如东南太平洋的迪西岛和奥埃诺岛(参见地图4)，它们位于地球最偏远的一隅，距离最近的无人岛汉德森岛尚有100英里。这两个小岛由环礁构成，不适合人居住，没有淡水资源，因此鲜有游艇光顾。然而，根据调查显示，小岛上几乎每一码的海岸线上就能发现一件垃圾。这些垃圾必然从海上的轮船，或是几千英里外的亚洲和美洲等环太平洋国家漂流而来。最常见的垃圾是塑料袋、浮标、玻璃瓶和塑料瓶(以日本三得利威士忌的瓶子为多)、绳索、鞋子和灯泡等。还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如足球、玩具士兵、飞机模型、自行车脚踏板和螺丝刀等。 从第一世界国家传输到发展中国家的坏东西中还有更可怕的。世界上血液内有毒化学物质和杀虫剂含量最高的居民是格陵兰东部和西伯利亚的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这两个地区离生产或大量使用化学制品的地区非常遥远，本地因纽特人的血汞浓度却很高，几乎达到急性汞中毒的程度；因纽特人的母乳里所含有的多氯联苯浓度之高，可归入“危险废弃物”的行列，从而造成婴儿听力受损、脑部发育异常和免疫功能障碍，耳朵及呼吸道的感染率很高。 为什么远离欧美工业国的因纽特人身上有毒化学物质的含量会比欧美城市居民还要多?这是因为因纽特人的主食是鲸鱼、海豹和海鸟，而这些动物又以鱼虾和软体动物为食。化学物质随着食物链层层集中、转移。我们第一世界国家的居民偶尔也吃海产品，所以也吸收了一些有毒化学物质，但吃的量不多。(这并不代表我们停止吃海产品就会相安无事，现今无论你吃什么，都无法避免摄入化学物质。) 这就是为何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动荡会使美国大受影响，我们的贸易路线、海外市场和供货商可能因此发生变化。因此，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依赖很深。30年前，如果你问一个政客，一些国家由于地处偏远、贫穷和羸弱等因素，所以与美国的利益风马牛不相及，这份名单定然以阿富汗和索马里开头。然而，物换星移，美国再也不能小觑阿富汗和索马里的地位，甚至在那两个国家部署兵力。今日，一个国家或地区发生崩溃，不可能再像复活节岛或马雅王国那样孤零零地消亡，而不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事实上，大家紧密相连，唇亡则齿寒。股市投资人应该很熟悉这种情况： 美国股市不稳或是“9·11”以后美国经济下滑，对海外股市和经济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反之亦然。因此，我们美国(或只是美国的有钱人)不可再一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他国的利益。 荷兰就是一个社会减少利益冲突的极好例子，其国民可能是全世界环境意识最强、对环保组织活动最为热心的人类。不久前我到荷兰参观访问，才知道个中缘由。我和三个荷兰朋友开车行驶在乡间，我问他们荷兰人为何如此重视环境，他们的回答让我难以忘怀： “你只要打量一下四周，就会发现目及之处所有的农田均低于海平面。实际上荷兰五分之一的国土都在海平面以下，最低可达22英尺。这里原本是浅水湾，我们在此地修筑海堤，围截海水，然后将区内积水排干生成新地。荷兰人有句谚语：‘上帝创造地球，荷兰人创造荷兰。’我们把这些向海洋争夺来的土地称为圩田。我们大约在1000年前就开始围海造田，现在还必须时不时将渗进来的海水排干。风车以前就是用来排干圩田里的水，直到后来才改用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动抽水机。每一块圩田都有一排排的抽水机，一直延伸到海里。它们不断把水排到河流或海洋中。我们还有一句俗话：‘你得跟你的敌人友好相处，因为他可能就是操作你圩田下一个抽水机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圩田里，并非有钱人就能住在海堤高处，而穷人只能住在圩田低地。如果海堤崩塌、抽水机损坏，那么所有人都会遭殃。1953年2月1日，强烈的暴风雨和滔天大浪袭击泽兰省，将近2000个荷兰人被淹死，其中有贫有富。我们发誓不让这种惨剧再次发生，于是斥巨资修筑可防御万年一遇洪水的保护系统。如果全球变暖，导致南极冰山融化，海平面便会上升，这对荷兰的冲击将大于其他国家。这就是我们荷兰人为何如此重视环境问题的原因。我们已经从历史中学到大家都生活在同一片圩田，彼此相依为命。” 荷兰社会相互依存的特性举世公认，这与美国有钱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只希望构建一块自己的虚拟圩田，用金钱换取私人服务，反对政府为了公共服务而增加税收。他们优雅的生活包括居住在有围墙的社区(参见图36)；聘请私人保安，而不是依靠警察；将孩子送去私立学校小班上课，而不是去拥挤的、经费不足的公立学校；花钱购买私人医疗保险；饮用瓶装水，而不是自来水；宁可行驶收费的道路，也不愿走堵塞的免费公路(如南加利福尼亚)。这种私人化使得美国精英阶级误以为他们不会受到社会问题的影响，而持有相同态度的格陵兰维京酋长最终发现特权只是让自己比别人晚饿死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