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巴拉格尔

    为什么巴拉格尔会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动环境保护?对许多人而言，很难将他在环境方面表现出的强硬与目光如炬和讨厌的个性联系在一起。他在楚吉洛的手下干了31年，并为楚吉洛1937年的海地大屠杀做过辩护，最后他成了楚吉洛的傀儡总统。但是他在楚吉洛手下做事的时候——比如担任国务卿——还是发挥了他的作用。任何一个与楚吉洛这位恶魔一同共事的人都会很快受到株连，蒙受猜疑和唾弃。巴拉格尔自楚吉洛死后也积攒了累累罪行，每一笔都是他自己犯下的。虽然在1986年，他依靠公平公正被选举为总统，但他在1966年、1970年、1974年、1990年和1994年一而再地使用舞弊、暴力和恐吓等手段参与竞选，指使自己的一班刺客暗杀了上百甚至上千名反对者。他多次下达命令将穷人从国家公园武力驱逐出去，又命令或容许枪击非法伐木者，并纵容大面积的腐败。他属于拉丁美洲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强人或独裁者，其标志性名言为：“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     本书的第十四和十五章将会探讨人们为何会追随或拒绝追随环境主义者的政策，其背后的原因通常相当地错综复杂。我在参观考察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时候，很想从那些与巴拉格尔有过接触或经历过他统治时代的人中了解巴拉格尔的行为动机。我问每一个接受采访的多米尼加人对巴拉格尔的看法。在20个采访者的口中我听到了20种答案。其中好些对巴拉格尔有强烈的个人憎恶： 曾被他投入牢狱、或曾被楚吉洛政府监禁或拷打过、或有近亲或朋友曾被他杀害。     在这些纷杂不一的看法中，还是有些观点被许多人提及。巴拉格尔被形容成一个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复杂的谜一样的人。他追求政治权力，出台的政策也是出于如果不做就会削弱权力的考虑(但由于政策不得民心，他还是经常被推到丧失权力的边缘)。他是一个高明、愤世嫉俗且务实的政治家，他的能力在多米尼加过去42年的政治史中无人能企及，是一个“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长久以来他维护了军队、群众与竞争集团精英分子之间微妙的平衡，并成功遏制了军队的造反，甚至让毁坏森林和国家公园的军队长官感到恐惧。1994年，一位反对巴拉格尔森林保护措施的陆军上校在电视上做了一段著名的未经准备的对质，惹得巴拉格尔勃然大怒，将这位上校吓得尿裤子。我采访过的一位历史学家逼真地形容道：“巴拉格尔是一条只要需要就能蜕换表皮的蛇。” 巴拉格尔对泛滥成灾的贪污放任自由，但不像楚吉洛，他对个人财富毫不关心。用他的话来说：“贪污到我办公室门口就止住了。”     最后，让一位曾被监禁酷打的多米尼加人的话来做总结：“巴拉格尔是一个恶魔，但对多米尼加历史的那个阶段而言，是一个必要的恶魔。”对这段话，我的理解是1961年楚吉洛遭到暗杀后，多米尼加国内外有许多具有远大抱负的人，但没有一个人的政治实务经验比得上巴拉格尔。他用行动巩固了多米尼加中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使这个国家得以存在至今，并且完成了多米尼加经济的重大飞跃，这些成就又使许多多米尼加人得以忍受他的恶魔特质。     至于巴拉格尔为什么施行环境保护主义者政策，我遇到更多众说纷纭的看法。一些多米尼加人告诉我这不过是一个幌子，不是为拉选票就是为了装点自己的国际形象。有人认为巴拉格尔从国家公园驱逐垦荒者其实不过是将农民从偏远的森林赶出来以杜绝卡斯特罗那样的起义，稳固自己与军队之间的关系。     尽管这些猜测的动机可能属实，但巴拉格尔在环境保护上的大动作和大手笔并没有赢得全部的民心，这使我很难认同他的环境政策是一个幌子。他的一些环境保护举措，尤其是动用军事力量迁置垦荒者，使他的形象大大受损，并影响到选票(虽然用舞弊行为加以弥补)，更是失去了权贵精英与军队的支持。(虽然他的其他一些政策又赢回了那些支持。)在我所列举的巴拉格尔的许多环境保护举措中，我看不出它与打击富有的度假区开发商、反叛变措施或是讨好军队之间有什么可能的联系。恰恰相反，巴拉格尔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政客，只要不会失去太多选票、有影响的支持者，以及激起军队叛变，他都会大刀阔斧地推行环境保护政策。     还有一些我采访过的多米尼加人认为巴拉格尔的环境保护政策是带选择性的，有时并不见成效，甚至还有些盲点。他容许自己的支持者们做一些有损于环境的事情，比如采掘石头、沙砾、沙子等建筑材料造成河床破坏；他推行的一些法律，例如反对狩猎、空气污染和木材做篱并不奏效；有时遇到政策受阻，他也会抽身退步。作为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他的一个特别严重的缺点是忽略了农民需求与环境问题之间的调和，在培养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上他还应该做得更多。但是，比起多米尼加的其他政客或是我所知道的近代的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政客，巴拉格尔在推动环境保护行动上还是更为多样性和激进些。     经过考虑，我认为对巴拉格尔的政策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如他所声称的真正地在乎环境保护。几乎在每一次演讲中，他都会提及这一点。他说保护森林、河流和山脉是他自小以来的梦想，并在1966年、1986年和最后一次连任(1994年)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反复重申这一点。当费南德兹总统表示全国32%的国土都被划为保护区实属过火时，巴拉格尔反击道，整个国家都应该成为保护区。然而，就他保护环境的观点如何形成这一问题，没有人给我相同的看法。有人说巴拉格尔早年在欧洲生活时可能受到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影响；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坚决的反海地者，所以企图通过改进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绿化景观来凸显海地的荒芜。有人说巴拉格尔的姊妹们对楚吉洛时代造成的滥伐森林和河流淤积倍感惊恐，使巴拉格尔深受与他关系密切的姊妹们的影响。还有人认为巴拉格尔在后楚吉洛时代登上总统宝座时年已60岁，一直到90岁才退位，因此可能受到漫长的一生中发生在他身边种种变化的推动。     我不知道这些关于巴拉格尔问题的答案在哪。难以摸透他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在于我们不切实际的期待。我们也许在潜意识里将人归为“好”或者“坏”，就像如果有人具有某种美德，这一美德似乎就会在他的任何行为处闪光。若我们看到一个人高尚美好的一面，那么将会很难发现他不光彩的一面。对我们而言，很难意识到人性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常常由各种毫不相关的经验拼组起来的马赛克。     如果我们真的认同巴拉格尔是一位环境保护主义者，那么他的恶魔特性会不公平地损害到环境保护主义。但是，就像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的：“阿道夫·希特勒爱狗也爱刷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恨狗且停止刷牙。”我又想起1979年至1996年我在军事独裁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工作时的那段经历。我厌恶且恐惧军事独裁，既因为它的政策，也有个人因素： 特别是对我许多新几内亚朋友们的所作所为，我自己也差点被那里的士兵杀死，因此我对独裁政权在印度尼西亚属新几内亚设立复杂且有效的国家公园系统感到非常吃惊。当时我在民主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待了几年后去的印度尼西亚属新几内亚，我以为民主政权下的环境保护政策会比独裁政权的更先进，而事实却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