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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人对屠杀的看法让我非常吃惊，我原以为人们很难认识到人口压力与屠杀之间的直接关系。我一贯认为，人口压力、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和干旱是终极因素，好比火药桶的火药，慢慢地将人们推入走投无路的地步。而近因则是导火索。在卢旺达的大部分地区，导火索是政客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所激起的种族仇恨。(我之所以说“大多数地区”是因为在卡那马那样的单种族地区也爆发了大规模的胡图族人自相残杀事件。)正如一位研究东非的法国学者杰勒德·普吕尼耶所说的，“屠杀的决定当然是政客们出于政治原因下达的，但为何普通农民会将其实行得如此彻底?对此至少部分因素是他们感到人口太多土地太少，所以唯有减少人数，才能使幸存者们拥有多一点的土地”。 普吕尼耶、安德烈和普雷特所看到的人口压力与卢旺达屠杀背后的关联并非没有受到质疑。部分反对意见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并将其讥讽为“生态决定论”。例如，大屠杀爆发后的第10天，美国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就将卢旺达人口密度与大屠杀联系起来，“像卢旺达这类屠杀是一种固有的地方疾病，甚至对我们生存的世界而言也是如此”。这一过于简单化的宿命式结论自然激起一些反对意见，也使相对复杂的普吕尼耶、安德烈和普雷特的观点受到冲击。这里，我将陈述三个引发卢旺达屠杀的因素。 首先，对种族屠杀起因的任何“解释”都可能被误会为“辩解”，但是不管我们对大屠杀起因是作过于简单化的单因素解释，还是找到极度复杂的73个因素，都不能改变大屠杀刽子手和其他恶魔行为行使人的个人责任。在探讨罪恶本源时，人们经常陷入一个误区： 因为混淆了解释与辩解之间的差别，所以对任何解释都采取反弹的态度。但是，了解卢旺达屠杀的根源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不是为刽子手们开脱罪行，而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知识降低在卢旺达和其他地区再次发生暴行的危险。同样，有些人选择穷其毕生精力来了解纳粹大屠杀的根源，或研究连环杀手和强奸犯的心理。他们做出这一选择并不是为了减轻希特勒、连环杀手和强奸犯的责任，而是为了了解这些恶行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又如何才能避免其再次发生。 其次，认为人口压力是造成卢旺达屠杀惟一原因这个看法太过简单是有道理的，因为还有其他因素存在。在本章中，我已经介绍过几个自认为很重要的看法，而研究卢旺达的专家们对这一主题也多有著书立文，读者们可以参看附于本书最后的补充阅读。在此我做一个简短的复述，先后次序与其重要程度无关，那些其他因素包括： 在卢旺达历史上图西族人统治过胡图族人，布隆迪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图西族杀戮胡图族事件；卢旺达也有过几起小规模的图西族人入侵事件，卢旺达经济危机；同时又因干旱和世界因素(特别是咖啡价格下跌和世界银行的紧缩措施)加剧恶化，成千上万走投无路的卢旺达青年沦为难民流离失所；因此被召入伍，卢旺达敌对政治集团之间竞争白热化，政客们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权力。除此之外，人口压力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最后，我们不应该错误地认为由于人口压力引发了卢旺达的种族屠杀，所以人口压力也会自动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种族屠杀事件。对那些认为马尔萨斯人口压力和种族屠杀之间不存在必要关联的观点，我会说：“当然!”许多人口稠密的国家并没有发生大屠杀，孟加拉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自1971年大屠杀以后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大规模杀戮），另外荷兰和多种族的比利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的人口密度都比卢旺达高。反之，种族屠杀可能由其他因素引发，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发起的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种族灭绝，或是1970年代的柬埔寨大屠杀，后者的人口密度不过是卢旺达的六分之一。 但是，我认为人口压力是卢旺达种族屠杀幕后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尔萨斯的最坏情境可能会出现，而卢旺达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案例。人口过剩、环境影响和气候变更所产生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并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 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通过我们自己的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或早或晚，这些问题会自行找到一个疏解方式。在卢旺达崩溃案例中，我们可以在糟糕的后果里看到那些脸孔和动机，我猜在本书第二部分讨论过的复活节岛、芒阿雷瓦和马雅的崩溃中，虽然我们无法看到那些脸孔，但动机应该是类似的。如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动机可能会在卢旺达那样的国家再次出现，甚至也可能在卢旺达重演。在当地，目前人口仍以3%的速度增长，女性在15岁就生头胎，每个家庭平均有5至8个孩子，所以游客们通常会觉得被孩子的海洋包围。 “马尔萨斯危机”这一术语冷淡且抽象，无法展现几百万卢旺达人曾经遭受过的恐怖、野蛮和麻木的细节。最后让一位观察家和一位幸存者的几句话来结束本章。这位观察家即普吕尼耶，他说：“所有这些将要被杀死的人都拥有土地和奶牛，而这些人死后，总会有人得到地和牛。在一个贫穷和人口增长?剩的国家，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诱因。” 普吕尼耶采访的幸存者是一个图西族的教师，他死里逃生的原因仅仅由于刽子手屠杀他妻子和5个孩子中的4个时，他正好不在家： “那些不得不让孩子赤脚上学的人杀死了那些买得起鞋子的人。”第十一章一座岛屿，两个民族，两种历史：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第十一章一座岛屿，两个民族，两种历史：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差异 对于任何想了解现代世界问题的人而言，研究位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之间长达120英里的国界线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挑战。这两个国家盘踞于佛罗里达东南部加勒比海巨大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并将该岛一分为二(参见地图8)。从飞机往下俯瞰，好似用刀切出一条锯齿锋利的分界线。线的东边风景浓郁(多米尼加共和国)，西边则呈浅褐色(海地)。如果站在国界线上，向东眺望是松树林，转身往西，看到的则是寸草不生。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体现出这两个国家的明显差异。起初，岛屿两边都被大面积的森林所覆盖。最早到访的欧洲人对伊斯帕尼奥拉岛最深刻的印象便是郁郁苍苍的森林中良材济济。如今，两个国家都对森林进行了砍伐，而海地砍掉得多些(参见图23、图24)，只剩下七片森林，其中只有两片作为国家公园进行保护，但仍难逃非法砍伐的厄运。今日，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森林覆盖率为28%；而海地却只有1%。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最大两个城市圣多明各和圣地亚哥之间竟然有一大片林地。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滥伐森林的后果是木材等建筑材料减少，土壤侵蚀，养分流失，河流淤积加重，水力发电的潜能和降雨量减少。所有这些问题在海地都比多米尼加共和国更为严重。然而在海地，比上述情况更紧迫的问题是毁林造成了主要生活燃料——木炭的短缺。 多米尼加共和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与海地有着相同的问题，但发展较好，问题也相对较少。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人均收入是海地的5倍，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也比海地低。在过去38年中，多米尼加共和国至少在名义上是个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的民主国家，虽然1978年以来举行过几次总统选举，致使现任下台，其竞争对手执掌政权，其间还伴有其他人的欺诈和恐吓行为。随着经济的兴盛繁荣，赚取外汇的产业主要有铁矿和镍矿，以及近期开发的铜矿和以前的铝土矿；工业自由贸易区里有200000名工人在生产制作运往海外的商品；农业出口主要包括咖啡、可可、烟草、雪茄、鲜花和酪梨(多米尼加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三大酪梨出口国)。另外，该国的电信和旅游业的发展势头良好，应用水力发电的水坝有几十座。美国的体育迷都知道，多米尼加共和国还是培养和输出棒球运动员的地方。(我怀着狂喜的心情写下本章的第一稿，因为刚看到伟大的多米尼加投手佩德罗·马丁内斯为我最喜欢的波士顿红袜队效力，在2003年美国联盟冠军赛最后一场比赛中大快人心地击败了纽约扬基队。)其他那些名扬美国的多米尼加棒球手还有阿娄兄弟、乔奎因· 安度哈尔、乔治·贝尔、亚德里恩·贝尔却、黎科·卡提、马里阿诺·邓肯、托尼·费尔南德斯、佩德罗·葛雷诺、胡安·马里查尔、何塞·欧夫曼，托尼·佩纳、阿莱克斯·罗德里格斯、胡安·塞缪尔、奥西·维吉尔，当然还有“全垒打王” 萨米·索莎。如果你行驶在多米尼加的公路上，时不时就会看到有路牌指示最近的棒球场，因为这已是一项本土化的运动。 海地与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的差异还体现在国家公园上。海地的国家公园面积小，只有4座，还面临农民潜进来盗树制炭的威胁。相比之下，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自然保护系统是美洲最完整也是最大的，74个公园和保护区占据了国土面积的32%，涵盖所有重要的栖息地类型。尽管这一系统也有经费短缺等不少问题，但对一个还有很多重要方面亟待解决的穷国而言，实属可贵。这个保护系统的背后是当地积极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和许多非政府组织，而非来自外国顾问的敦促。 尽管这两个国家在森林覆盖率、经济发展和自然保护系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它们共处于同一座岛屿，都有沦为欧洲殖民地的历史，也被美国人占领过。天主教在这两个国家均占主导地位，也有巫教神庙的信奉者(在海地尤其多)。他们都有非洲人和欧洲人的混合血统(海地的非洲后裔相对多些)。在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它们曾合为一个单一的殖民地或国家。 除了上述这些相似点，它们之间的差异正变得更加显著。海地曾经比它的邻居富足强大，在19世纪数次发动攻击多米尼加共和国，并将其吞并统治达22年。为何当今这两个国家的差异如此之巨?为何日渐衰败的是海地而非多米尼加共和国?尽管岛屿两边的确有一些环境差别，从而造成结果的不同，但这只是很小一部分原因。大部分是由于两国的历史、态度、自我认同、制度以及近代的政府领导人。对于那些将环境历史嘲讽为“环境决定论”的人，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海地差异可以矫正他们的看法。是的，环境问题确实会影响人类社会，但社会的回应也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领导人的行动与否将影响社会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