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不是挖宝——黄河先人到上海来干什么

黄河先人到上海来干什么 但凡考古发现都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发现的谜面永远多于解开的谜底，解不开的谜底多了，就变成了谜团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想知道。陶片有形，考古让它再现；远古已逝，考古使它复活。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春秋时代的名言，适于泛论。而面对广富林非同小可的考古发现，却成为我们一时难以解破的谜面。那就是黄河下游的人群为什么要过淮河、渡长江，到佘山这块土地来？他们究竟是怎么来的？之后他们又去了哪里？ 现在，我们再回到前面提过的长江以北的南荡、周邶墩遗存中去。 南荡遗存分布在江苏高邮、兴化一带的里下河地区，那里地势低洼，环境潮湿，分布着众多湖荡沼泽。其实在里下河地区，南荡遗存也是一支外来文化，考古学家在当地同样也找不到它长期生存的源头，并且发现在它到来之前的一千多年里，由于自然环境恶劣，这个地区几乎无人居住。在追溯南荡遗存的来源时，有的研究者曾找寻到了王油坊类型。该类型的核心区域是以商丘地区为中心的豫鲁皖三省交界一带，主要包括山东的菏泽、河南的商丘和周口一部分，其次还分布于苏北南荡、周邶墩、龙虬庄、唐王墩以及苏南高淳朝墩头和长江三角洲一带。由此可以得出，王油坊类型的一支人群离开其原居地，长途跋涉，迁移到了苏北和长江三角洲一带。 南荡遗存和广富林遗存为什么会分别出现在里下河地区与环太湖地区？尤其是广富林遗存，突然插进了当地的文化演进过程，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考古学家认为这应该和王油坊类型的去向有关。王油坊类型的居民离开他们世代生息的家园，远走他乡，其原因不外乎社会与自然两个方面。社会原因应该是距今4000前的社会持续动荡，部族不断分化与重组，其结果是华夏国家文明的诞生。要说自然原因，那就是那场经过鲧、禹两代方得平息的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水患。因为传说中，王油坊类型所在地区是黄河与淮河的冲积平原，地形平坦，自古洪涝灾害连绵不断，不少古代遗址被埋藏在淤土和积沙之下。1994年以来中国和美国联合在豫东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龙山时代的遗址埋藏很深，有的距现今地面深达十米左右。频繁的水患迫使先人们择高地而居，当地常称这类高地为"堆"或"孤堆"。但是在特大水患袭来且持续不断时，即使在高地上也难以长期生存。因此，水患应该是王油坊类型在当地消失的主要原因。 离开家园的王油坊类型的先民们开始了漫长的迁徙过程，包括南荡在内的里下河平原是他们途中的栖息地之一。很显然，南荡遗存实际就是王油坊类型南下后的遗存。考古命名虽然不同，但它们的主体是同一支向南迁徙的人群。里下河地区属湖沼平原，环境并不好，长期以来乏人居住，迁居来的先民虽然没有与原住民发生冲突，但生存依然不易，且居住分散，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再次被迫离开，环太湖地区便成为他们的另一处歇息地，这便形成了上海松江广富林文化，以及后来又在浙江湖州钱山漾发现的钱山漾文化。根据王油坊类型遗存在苏北、宁镇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理分布，王油坊类型文化的迁移路线可能是从豫东地区南下，越过淮河，到达南荡、周邶墩遗址。而当时里下河地区盐度较低、水较浅的泻湖及沼泽环境，不适宜于人类居住，于是这一支便开始再次迁徙，越过长江，或迁往宁镇地区，或迁到广富林遗址和钱山漾遗址。 南荡遗址的遗存特征揭示了王油坊类型迁徙的轨迹，代表了一种跨地域式的文化迁徙模式。该文化的年代大致在龙山时代末期至夏代初期，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国家文明初创的时期，也是目前所知有史以来罕见的一次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动荡的时期，因而在考古学文化上动态的反应也是错综复杂的，既有文化的继承，也有文化的断层；既有文化的碰撞，也有文化的迁徙。考古学家们说，南荡遗存的文化迁徙对于探讨我国文明的起源有着积极的意义。 广富林与南荡遗存不同，这里的原住民属于良渚文化，王油坊类型迁移到广富林遗址时，正值良渚文化衰亡之际。因此，王油坊类型文化对良渚文化的影响，究竟是异常强烈还是极其微弱，外来人和原住民是和平相处还是冲突不断，广富林遗存在环太湖地区文化演进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这都是考古学家们目前和今后所面临的新问题。 广富林人4000年前到过江南，他们不仅带给我们"长途跋涉"的概念，还有更重要的寓意：远古的秘密，是由这样一个无言的陶片透露出来的；文化的延续，是由那些看起来残碎的陶片拼接起来的。广富林人被发现之日，正是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江南地区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走在全国的前列之时。这里要说的是，建设现代和谐社会的人地关系，广富林人和盛极而衰的历史事件，是远古留传给江南无比珍贵的千年史鉴。 广富林遗存之后，在太湖流域承接下来的文化是马桥文化，但在上海闵行发现的马桥遗址中，并未发现广富林遗存遗留下来的文化因素。那么，在广富林遗址留下过足迹的王油坊类型文化又去了哪里？考古学家们在太湖西面的南京附近的点将台文化等遗址中，发现了它的遗存。因此可以推断，王油坊类型文化在广富林遗址定居一段时间后，可能由于佘山一带环境的变化或受到其他文化的压力，被迫再次从广富林向西迁移到宁镇地区。最终，王油坊类型人群与宁镇地区土著居民相融合，共同创造了宁镇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点将台文化，该文化即是后来春秋时期的吴文化的前身。 马桥文化中的多源文化因素掺杂的现象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一文化的内涵中，来自中原二里头文化、山东岳石文化、宁镇地区湖熟早期文化、本地良渚文化和浙闽地区肩头弄文化的因素，组成了一个众多谱系脉络的文化结构。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多认为，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是环太湖流域有先后承递关系的两种考古学文化，到了距今四千年前后，良渚文化被马桥文化所取代。通过对二者文化面貌的分析表明，良渚文化自身特点比较突出，具有单一性特征，主要来源于其前身的崧泽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以环太湖流域本地发展起来的土著人群为主体；而马桥文化的文化因素比较复杂，体现出复合性特点，谱系关系呈现多支脉现象，其文化主体来源是浙江南部和福建地区的肩头弄文化。 由于马桥文化所覆盖的基本地区正是良渚文化长期赖以生存的环太湖流域，所以，马桥文化特征中仍不乏一些良渚文化因素的孑遗，如钺、V形石刀、造型相似的鼎、云雷纹等。这种文化特征的雷同性或者说承袭性，表明取代良渚文化的马桥文化因袭了一部分当地原有的文化因素。换言之，良渚文化本土的一部分人群有融入外来文化人群中的可能性，并共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马桥文化。用近年兴起的遗传基因研究检测结果也显示，在良渚时期和马桥时期，马桥地区的居民有一半是M119C突变的，甚至到了战国和明代样品中，仍有M119C和M95T的发现。也就是说，古DNA测试数据支持这一观点，即良渚和马桥时期这一地区人群的遗传结构中具有某些传承性，这与器物特征所体现的两种文化因素的一些相似性相暗合，而且这种传承性即使到了战国和明代仍遗传在当地后人的基因结构中，成为现代上海人来源的一部分。 一堆陶片，一段古史，几个文化，几组人群，百般记忆，千里江南。广富林的"什么样"和"为什么"，在上面略显专业的笔墨里，已经有些逻辑，有些鲜活了。 但是，对复原江南历史有着重要意义的广富林遗存的考古发现，还是难以入选全国年度十大考古发现。因为广富林的发掘在全国每年众多考古发现中实在是一个普通发现，比这个发现重要得多、比这段考古影响更大的考古成果，数不胜数。比如全国100项考古大发现，比如每个年度的十大考古发现，再如世纪初前后全面开展的三峡考古--这一工程用宏大来形容绝不过分。在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计划淹没的1084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中，涉及湖北省、重庆市20个区、县、市，269个乡镇，1680个村，6301个村民小组，116座集镇，1500多个工矿企业；淹没的大城市中有千年古城万州和涪陵，大县城依次为秭归、兴山、巴东、巫山、奉节、云阳、忠县、开县、丰都、长寿；亟待拯救的地面和地下的珍贵文物古迹总量达到1087处，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国内有超过70家考古单位、1000多名考古学家投入行动，他们必须在跨世纪前后的15年里，完成正常考古50年以上的工作量。即使如此，也只能拯救出三峡全部文物储藏量的10％左右，这就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考古实况。考古发现就是这样，有些是一看场面和规模就叫人激动不已，有些却是要经历深入研究之后才能看到它的重要价值，广富林的考古发现显然属于后者。 广富林考古六年之后的2006年夏，上海松江召开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学家的专题讨论会，会上正式提出广富林文化的命名。一个面积还不到一万平方公里的上海，却有三个考古学文化被命名，这不是随便哪个城市所能比拟的。2008年春夏，广富林遗址又进行了规模近五千平方米的更大规模的发掘，据说这是上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田野考古工作。"上海无古可考"这个人们曾经的误解，就这样被一堆又一堆陶片和一个又一个考古文化的新发现彻底改变了。 站在佘山峰下的广富林，我们已经无需分辨上海是否只是近代才兴起的问题，犹如我们没必要证明江南有没有未来。在看似富庶的江南大地上，竟然蕴藏着一段盛极而衰的历史，这是江南的文化宝藏。物质上的极大丰富与宗教上的虔诚信仰，在江南竟然如此神奇而和谐地融为一体。于是，我们不能不说这是我们的传统起源之地，是我们的文化源远流长之地，是我们子孙万代的敬畏之地，是我们现代上海人的守望之地。我们只平静地说上一句："足矣！"全国有哪座山能如佘山这般有古、有今、有未来？接下来我们能做的，不只是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连在一起，而是能把它们当成同一件事情。 佘山真是个有趣的地方，远古的人群，中古的神学，现代的天文，就这样看似逻辑却不显章法地杂处一道，这天地人神之间，方圆不过十几公里，却是江河中外，纳古藏今。科学与宗教，现代与远古，顶点与起点，科学观与宇宙观，天外与世间，未来与过去……这是上海的缩影？还是江南的精神？如果胸怀这样敞开，广富林没有入选国家级的考古发现便不会使我们扼腕遗憾，因为我们的发现已经远远超越了考古发现的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