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自己的烟酒致死计划，一小时不到就喝下了一整瓶黑皮诺，还抽完了大半包百乐门特醇。 尽管我努力忘记波西娅•凯恩，却还是情不自禁地好奇，为了让我重回课堂她会做些什么。 我们就是柏拉图式师生版的《金玉盟》 ，她是黛博拉•蔻儿，我是加里•格兰特。她会把我带到帝国大厦的楼顶，让我从钢丝网眼铁栅栏里扔出一只纸飞机，想办法象征性地抹去生活中无数的艰难困苦吗？ 那幢大楼顶上到底有没有钢丝网眼铁栅栏呢？ 为什么我人在佛蒙特州，却还要去想那幢楼呢？ 我想象着波西娅•凯恩安排了些什么，寻思着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在死之前确实想要做的。我打定主意，自己真的很想学会该怎么吐烟圈，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吐过，连试都没试过，而旧时电影里的演员们这么做的时候，看起来总是那么酷。 这就是我的临终遗愿——吐烟圈。 为什么不呢？ 这就像是去见某个当下最火的流行歌星，或者是去迪士尼乐园一样合乎逻辑。如果你真正分析一下临终遗愿的本质，你就会知道它多么的随意武断和——我们就直说了吧——愚蠢可笑。 就好像，假如你真的有机会做成最后一件事的话就能让你对自己生存的终结少些遗憾似的。这样或许会令你深爱的人好受一点儿，于你自己的结局毫无帮助。况且我已经没有深爱的人了。 我吸了一大口手上的百乐门特醇，把双唇变成一个O型，学着我见过的黑白电影里的明星们那样，开合我的下巴，后推我的舌头，几个完美的烟圈就迸出了我的嘴。 一开始，我惊讶于自己如此轻而易举地就做到了。 接着我又有点儿失望，因为只费了那么点儿力气，看上去几乎根本不像是什么临终遗愿。 这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我已经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了，那还干坐着喝酒抽烟又有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要拖着呢？ 我上楼走进客卧，抽出那几本出于某种我说不出来的原因而保留下来的旧相簿，端详着母亲成为修女之前的照片。那时候只有她和我，她还没有把耶稣变成她的“丈夫”。 我内心深处的某种本能感到非常遗憾，没有机会向那位老太太说声再见，但我并不想哭，或者其他类似如此哀伤的行为。 我所拥有的照片是相当典型的母子合影，大多是在生日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晚餐，度假以及类似的场合拍下来的。我肯定一模一样的照片你们都有，只不过你们和你们自己的母亲形象，嵌进照片上我母亲和我所在的地方而已，所以我就不拿那些具体的细节来烦你们了。 我纳闷想念自己的狗胜过想念母亲是不是错了，思忖要不要把那些信从邮政信箱里取回来，随后才记起我没有能开的车——我的卡车还在车道的尽头，撞在树上——倒有一条需要拄拐杖的残疾人，在佛蒙特州难得平整的路面上，一次至多只能走上半英里。邮局离这儿足有大概十二三英里。也就是说，我死之前没法读到母亲给我的临别赠言了。 也好，我心想，因为那多半是些引人内疚的，关于我灵魂的夸夸其谈，假如我不相信她所相信的东西，最后就会下地狱。我笑了，因为我曾经下过地狱，在一条长得像鲍勃•罗斯的玩具贵宾犬的帮助下又活了过来。又或许，地狱就是在你的狗自杀之后独自活下去。 “娘炮，”波西娅这么叫我。 波西娅•凯恩哪是什么女权主义者，居然会用带有性别歧视的词。 可说不定，我在努力解决自己问题的时候确实缺乏男子气概。我感到自己的双颊开始发烫，伴着某种激素诱发的自尊和体面感，至少自杀是一种实际行动，而我什么也没做。 我在药柜里找到了一瓶几乎装满的阿司匹林，一瓶奈奎尔，一瓶过了期的扑热息痛，那是我做物理治疗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通便剂，几片止泻药片，还有一点儿美乐士 。 在厨房里，我把所有的药片丢进一只酒杯里，把看上去有些奇怪的绿色奈奎尔，倒在五颜六色、拳头大小的药片球上，接着从卧室里拿了一张母亲的照片一张阿尔贝•加缪的照片。 照片上他笔挺地坐着，一只眼睛闪闪发亮，探头望着日落时分的池塘。池水被暮色照得灿烂辉煌。 母亲正在为她美味的大黄馅饼 做自制的饼皮，她俯身靠向一根木制的擀面杖，左脸颊上有一道面粉印，金色的头发松松地向上挽成了一个髻。 回到厨房里，我把两张照片分别放在我那杯但愿能够致命的鸡尾酒两旁。“阿尔贝•加缪，约定了就要遵守。妈妈，这是为了彻底证明你错了，你的上帝是个谎言。” 我把玻璃杯举到唇边，打算尽可能快地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吞下去，暗自希望许多药片已经溶解了，我不太确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不知道能不能抬一次手腕，就让这半液体状的绿色混合物落进胃里，再忍住一段时间的呕吐反应，让它们留在那里——不过就在杯沿碰上我的嘴唇之前，厨房的大门砰的一声猛然打开，我失手打碎了杯子。 黏稠的液体和湿答答的药片泼到了桌上，仿佛一场小小的暗绿色海啸，卷满了药片形状的残骸。 波西娅看清了现场，仔细检查我那杯致命鸡尾酒里面的东西。“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我反问道。 “你真的要自杀？真的？” “这一点我说得还不清楚吗？” 她大步走向我，把手举到头的后面，然后狠狠地掴了我一个耳光，让我的脑袋都转了九十度。 “混蛋！”她大喊。 我用手掌摸了摸面颊。“哎哟！” 她更用力地打了我另一边的脸。 “你干什么要这样？”我嚷着，“很痛！请你别再打我了！” “混蛋！”她越发高声地尖叫起来，“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 随后她开始用两只手同时打我的脸。“你撒谎！你告诉我们要乐观积极！我相信你！我信任你！混蛋，你要对你的学生负责任！混蛋，你要对你自己负责任！” “为什么？”我吼道，“为什么？要是你能告诉我的话，我会感激不尽的。我只是一个高中英语老师。没人在乎！根本没人！这个世界对高中英语老师一点儿也不在意！为什么随便什么人都要对他负责任？我有什么责任？” “要做一个好人！因为你改变了许多孩子的人生。因为我们相信你！” “胡扯，”我回答，“我让你和其他人了解文学名著，帮你们进大学。给了几条关于人生的建议——多半都是陈词滥调，你们翻开贺曼的卡片 很容易就能找到的。然后你们所有人继续我行我素，完全忘了——” “我们没有忘！我就在这里！” “是我妈妈让你这么做的，不这么做你会觉得内疚，而且——” “你相信自己教给我们的东西是对的！就是这一点让你与众不同。我知道你是相信的。你是相信的！”她往我胸口捶了一拳，重得让我咳了起来。“你没法假装信念。没法在十几岁的孩子们面前假装，你没法假装！” “别再打我了！”我大叫。 她又揍了我一拳：“骗子！” “什么？” “因为生活艰难了一点儿就喝奈奎尔吞药片。你什么都不是，就是个懦夫！” “你现在满口脏话，十足的麻木不仁。” “你现在就是个娘炮！”她嚷着回嘴，接着又打了我大概十几下，直到我感觉脸上就快要流血，耳朵也嗡嗡地响了起来。 我开始回想起埃德蒙德•阿瑟顿袭击我的那一天——铝制球棒打断我的骨头，把我的手肘和膝盖骨像餐盘一样砸碎，埃德蒙德眼中的恨意——再度经历这一切，焦虑涌满了我的全身，直到控制不住，我开始落泪求饶。“求求你！别再打我了！求你了！住手！我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 我伸出手抓住她，仿佛一个冰球运动员在恳求终止一场必输无疑的比赛，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坐在地板上大哭，双臂环绕着彼此。她开口说：“你不能自杀，因为那会杀了最好的那个我，”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说出来的话，而我说着“谢谢”，一遍又一遍，只是因为她没有再打我。 哭完之后，我们终于站起身来，默不作声地一起把红酒和药片打扫干净，然后退回到我的客厅里，坐在沙发上。 “我觉得我好像应该叫个人来，”波西娅说，“因为你对你自己来说显然是个威胁。” “说不定我应该报警，告你侵犯人身安全，因为你刚刚闯进我家里，痛打了我一顿。” “如果袭击没有发生的话，你就不做人类正式成员卡片了吗？” “什么？你问这个干什么？” “就告诉我吧。” “我是九十年代末开始不做的，因为感觉像是在浪费时间。以前我常常花上好几天做那些卡片，但是其中有一半铃声一响就被学生丢到地上。我还有干劲做正式成员卡片的最后一年，看到几个学生在出教室的路上直接把他们的卡片扔进了垃圾箱。他们就在我的眼前把卡片丢掉了！就算他们在我脸上吐痰，我也不会觉得那么丧气。” “你还记得查克•巴斯吗？”她百折不挠地问道，“八八年那个班上的？” “我怎么可能记得二十五年前的一个名字，我教过的学生有几千……” “他还把他的人类正式成员卡片带在钱包里。他是在我之前毕业的，可他还是会每天读那张卡片。一年当中的每一天他都会读你的话。你的努力，你的教诲——让他渡过了许多难关。他希望有朝一日亲口把这些告诉你。” 我觉得这可真是难以置信——一个人每天去读那张愚蠢的卡片——然而我必须承认，这让我有些激动，唤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 “好吧，”我回答，“当然了，我很高兴那些卡片帮助了几个人，但是维持一种信念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我为什么还要拼命跟你解释这些？我现在应该已经死了。” “可你却没有死。” “我没有死。说对了。” “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帮助你重新振作精神好吗？让你重新有信念？” 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是那么的满怀希望，我都开始同情她了。 我不愿意告诉这个女人，世上并没有圣诞老人。有谁会愿意呢？ “我对你的母亲承诺过，”她说，“我也打算履行这份承诺。” “那你之前为什么走了？” “因为那时候你是个十足的混蛋。” “你为什么回来呢？” “你对我好的次数比做混蛋的次数多。你还在好人的队伍里。” 该死，她看起来是如此充满期待，我都快受不了了。“你有什么计划呢，凯恩女士？” “和我一起离开这里几天——就几天。让我带你展开一次冒险。” “我们要去找海盗的宝藏吗？” “不，我们要去找你。那个从前的你。” “你打算做些什么呢？” “这是个惊喜。你刚刚正打算自杀。你根本不会有任何损失！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像萨尔•帕拉迪斯和迪安•莫里亚蒂一样上路呢 ？我们可以做奇妙的罗马焰火筒，在空中像蜘蛛那样爆裂！”她说着，演绎我从前挂在教室墙壁上的，那张满怀天真热情的杰克•凯鲁亚克海报 ，那时候她还是个学生，那时候我自己也无比天真。我忍住了冲动，没有告诉她凯鲁亚克是喝酒把自己给喝死的 。 “你母亲还健在吗？”我问。 “在啊。怎么了？” “我敢说她还在囤东西，对吗？为什么你不去救她呢？把救人这件欢天喜地、扭捏做作的事情代代相传下去？” “因为你能在教室里做到的事情，她做不到。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能得救的。” 我笑了。“凯恩女士，你真是擅长美化过去啊。” “假如你给我三天——就七十二个小时——等到结束的时候，你还是不想重新开始教书的话，那我就永远不来打搅你了。” “假如我就给你短短的三天，之后你就会永远不来烦我了？我就能安安静静地自杀了？再也不会被打断了？你保证？” 她点点头。 “而且你也不会开车把我送到精神病院，把我关进去，对吗？告诉他们我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有威胁然后把钥匙给扔掉？我可不想到头来穿着绑疯子用的约束衣，吃药吃得精神失常，像得了狂犬病的狗一样口吐白沫。” “你疑心也太重了吧？” “像你这样出现在这里足够让任何人起疑心的！” “我发誓我不会带你去精神病院的。我连精神病院在哪儿都不知道！我发誓，”她说着，用食指在胸前画了个叉。 奇怪的是我居然在考虑要不要去——但或许我只不过是在拥抱荒诞。都这个时候了，为什么不呢？ “如果我同意的话，你能保证不再打我，也不叫我‘娘炮’吗？”我一边说，一边用中指和食指在空中比了一个引号。 “如果非这样不可的话。” “你要带我去哪儿？” “你会知道的，”此刻她正微笑着，仿佛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某个精心安排的计划的一部分，仿佛她从一开始就完全掌控了局面。 我担心自己可能会被困在她的网中，担心波西娅•凯恩是一只饥饿的蜘蛛，正在玩弄着我的感情。 可后来我们不知怎么的就说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