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塑记忆：潜在写作的历史意义 如果从精神资源与写作的整体风格来看，潜在写作中的作家及其写作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延续前一个时代的主流思路的写作，如彭柏山的《战争与人民》、刘绍棠的长篇小说与"文革"中李英儒在监狱中写作的《女游击队长》等。大体上，这些作家写作的精神资源依靠的主要是"十七年"的主流思想，其潜在写作是因为时代的变化而从原来的主流被置换为非主流的位置的；第二类是从生活的感受出发的写作，写作者不一定有对主流偏离的自觉，但因为在真实地表达个人感受时，捕捉到了个体生存境遇的特殊性，从而逸出了主流的范围，或者使得精神资源中有异于主流的部分彰显出来，例如胡风冤案中受难的作家们大部分的写作与"文革"中食指等人的诗歌；第三类是本身就具有超越主流意识的自成一体的精神资源与艺术感受、想象、表现方式的作家的写作，如沈从文、无名氏、陈寅恪、穆旦、丰子恺以迄"文革"中贵州以启蒙为特色的文学群落和北方的现代主义色彩浓厚的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写作等等。对于讨论时代文学的多层次性与潜在写作的文学价值来说，最值得珍视的是第二、三类写作，尤其是第三类，它们提供了与当时的公开文学完全不同的文学作品，即使置于中国文学的范围来看，也有其值得珍视的独特意义和价值。这些写作的特点在于，它们关注的已经不再是主流文化规范之内的东西，而是从当时的评判标准之外逸出，对更广泛的文化、哲学、思想进行关注，如无名氏在小说中探索东西方文化融会的理想，陈寅恪对独立的文化人格的坚持，穆旦对时代与人生的复杂感受与沉思，绿原等人在困厄之中爆发出的反抗绝望与承担虚无的勇气，乃至黄翔等人对文明的呼唤与白洋淀诗歌群落对世界的绝望，当然在在都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情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因为他们思考与关心的是更高远的范畴，所以并不死盯着现实政治不放，不在二元对立中做文章，这就更加难能可贵。如果说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一体化趋向在写作上的重要标志是对直接的社会功利性与立竿见影的政治作用的强调，那么上述二、三类作家在其潜在写作中由原有的精神资源的延续，到对生活新质的直接感应，到全新的话语方式的出现，实际上在写作上渐渐走出了一体化的文学体制。 对潜在写作的研究使得我们发现，一个一体化的文学时代在其深层同样体现出时代精神的多样性。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拉康的镜像理论对于主体的思索。拉康注意到人类幼儿生长中存在着一个"镜子阶段"--在这一阶段，还不会走路和说话的幼儿对镜子中自己的映像感到极大的兴趣并持续好长时间，而其他灵长类动物如猩猩在看到自己的映像后虽然也会关注，但一旦它们弄清楚镜子后面空虚无物之后就会失去兴趣。拉康把这一阶段看作人类心理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成了自我认知的原型："幼儿在镜中看到了自我，更确切地说，镜中的映像助成了幼儿心理中'自我'的形成。幼儿心中有了'这就是我'，'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想法，这个自我功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人觉得是在度过同一个生命的原因。然而，这个自我的形成及其内容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直接和可靠。从幼儿的镜子阶段就可以看到，幼儿认为是其自我的，只是一块了无一物的平面上的一个虚像。人的自我形成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虚妄的基础上的，在以后的发展中自我也不会有更牢靠更真实的根据。从镜子阶段开始，人始终是在追寻某种性状某个形象而将它们视为是自己的自我。这种寻找的动力是人的欲望，从欲望出发去将心目中的形象据为'自我'，这不能不导致幻象，导致异化。而这一切得以产生全由于认同的机制。人是通过认同于某个形象而产生自我的功能。人的一生就是持续不断地认同于某个特性的过程。这个持续的认同过程使人的'自我'得以形成并不断变化。……拉康的这个理论对人的精神世界持一种非常低调甚至完全悲观的看法。人的自我既然是建立在自欺欺人的虚幻基础上的，那么，由于自我功能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起着中心的作用，这种虚假认同的结构必定同时主宰了人对普遍知识的认识，也就是说人的知识--包括科学--的根源是一个幻象。因此深植于人类知识中的必定有一种疯狂。拉康称之为偏执狂。……在拉康看来，由于这种来自偏执于幻象的疯狂，人并不可能直接地把握真理；人只有希望在体系与体系的冲撞与幻象与幻象的交往中接近真理。"褚孝泉《〈拉康选集〉编者前言》，《拉康选集》7-8页，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关于拉康的"镜子阶段"理论亦参看同书《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精神分析经验所揭示的一个阶段》。20世纪50-70年代的主流文化，可以被看作一个强大的体制性的主体对镜像的认同，单一的体系与幻象压抑了其他的体系与幻象（被压抑者一部分就形成了潜在写作），而摆脱这一状态，让"体系与体系的冲撞与幻象与幻象的交往"渐渐公开化，则伴随了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文化逐渐多元化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仅仅从其产生的年代来看，潜在写作的意义已经不可低估，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彼时的时代共名企图制造的大一统局面远不可能彻底，从而揭示了人类认知体制的单一偏执倾向不可能是究极的与永久的。这些写作的存在意义不仅仅限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对立，而在于不论是老作家，还是年轻一代人，都坚守或者找到了现代作家应有的写作立场："这就是相对于当下的所谓的'红色主流文化'的个人化的边缘立场，这不仅使他们找到了可以清醒地思索和看待现实问题的角度与视点，而且也找回了作者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这是扭转当代中国作家与诗人多年来写作的'政治迷失'、重建'人文写作'的关键所在和真正的开端。"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46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如果进一步不孤立地看待1949-1976年的潜在写作现象，而将之与此前此后的文学进程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这些表面上自发的、破碎的、不成系统的写作，上承一些濒临灭绝的文化传统，下启"文革"后中国文学中的许多重要现象：如以伤痕文学、知青小说为代表的人性、人道主义复归潮流，以"崛起的诗群"、"后崛起的诗群"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实验等等，作为一种存亡绝续的存在，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潜在写作中的许多优秀作品作为文学艺术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其中包含的许多精神上与审美上的质素，"文革"后的文学潮流只是使之充分表露出来而已，但由于新的时代共名与权力关系的限制，当年潜在状态的写作所具有的某些重要的质素与发展的可能性，在公开化的过程中也会流散或者迷失--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跳出来而从对文学艺术本身的价值标准来看，就更让人珍惜那些特殊年代自成一体的潜在写作的价值。 在笔者看来，"潜在写作"的概念虽然是在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提出的，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史研究。表面上，这似乎仅仅涉及史料的发掘与重新理解，但实际上，它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文学史和集体记忆问题。历史叙述，不可避免地涉及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哪些事情是不重要的。历史叙述和其他形式的记忆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不断地回忆与遗忘的过程，"'回忆'不是与主体无关的'客观事物'，而是'我'和'过去'的关系。没有'我'的回忆，过去只是一片空白。'过去'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同样获得的一种'东西'，而是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记住的就是我们承认的，也就是存在的，遗忘的就是失去的，从我这个角度来说，也就不再存在，直到有一天我再记起了它。"乐黛云、〔美〕舒衡哲《历史和记忆--对二十世纪我们应记住什么？》（对话），载《跨文化对话》（一），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引文为舒衡哲转述斯蒂芬·欧文《追忆--中国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一书主要观念。而"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1页，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公开写作，其发展是与文学界的"权威者"不断选择、规范的文学权力等级分不开的，而几乎与当代文学的发展同步建构的"当代文学"学科，也在在体现了这个权力等级参看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收入其论著《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20世纪80年代后写作的各种当代文学史著作，它们的叙述以写作年代公开发表的文学材料为依据，给当时的文学"经典"以最主要的篇幅，从根本上说，依然无法摆脱当时的文学权力等级，这样，它们仍旧无法摆脱彼时的权威以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依据有意识地塑造的"记忆"与"遗忘"的惯性。这种"记忆"与"遗忘"带有强制性，它强迫接受者记忆的"重大事件"和"经典作品"，强迫读者遗忘的作家和创作潮流，是当时的权威者"以'不断革命'方式建立'新文化'的主张"的体现，从今天的文学标准来看，常常是充满疑问的。而"潜在写作"的提出，其意义也正在于引起人们对历史观念的重新思考和改变，在摆脱对体现当时的权力等级的公开文学对历史材料的垄断之后，也会导致摆脱以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模式对历史叙述的垄断。从根本上说，这不仅是一个研究思路的问题，更是一个开放历史、重塑记忆的问题，它不但将进一步展现历史的复杂与多元，而且使得在20世纪50-70年代被有意识遗忘的作家们被重新记起，使得他们隐没在黑暗之中的写作重新被置于历史研究的探照灯下。"潜在写作"现象的彰显，必然让人们在丰富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面前，重新检查与塑造自己的记忆，而"作为记忆本身……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物有因果关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未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概念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应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因为在我们的记忆开放之后，这个概念至少会催逼我们思考以下问题：文学写作、发表方式与现实权力的关系，历史叙述与权力的关系，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与传统的延续，文学史发展的断裂与延续，一种为内心的写作在20世纪中国是否存在、如何存在，乃至什么样的文学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而在根本上，这将导致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的传统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的认识的改变，而"相应于我们能够加以追溯的不同的过去，我们对现在有不同的体验"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2页，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回溯到一开始提到的温斯顿·史密斯的问题，若干页后，书中做了这样的回答："他是个孤独的鬼魂，说了一句没有人会听到的真话。但是只要他说出来了，不知怎么的，连续性就没有打断。不是由于你的话有人听到了，而是由于你保持清醒的理智，你就继承了人类的传统。"〔英〕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28页，董乐山译，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